后英子胡同有一座与众不同的大宅

后英子胡同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地区东北部，为东南至西北曲折走向，东南起自前英子胡同，西北至小英子胡同。全长200米，均宽6米。明代称缨子胡同；清代析为两条胡同，此胡同在北，称后缨子胡同；1965年定名后英子胡同。

后英子胡同是一条较短的胡同，自东南向西北蜿蜒的狭窄通道有两处弯折，形成富于变化的空间形态，当视线不能以直线穿透胡同时，在行进的过程中总会期待一些意料之外的发现。

胡同基本维持原有空间尺度及界面，在四合院外围不同时期贴建的低矮房屋并未对胡同整体风貌造成较大影响与破坏，反而表现出胡同的生长性，这种逐年累月的缓慢渐变，不悉心观察甚至不会有所察觉。

胡同两侧界面成为不同外墙材质的集中展示面，既有清水灰砖墙、红砖墙，也有水泥抹灰墙、以灰色或白色涂料粉刷的墙、以线条勾勒砌块拼缝的墙，也有带叠涩线脚的墙、设清水脊的墙，所有这些墙都统一在灰色的胡同主色调之中。

尽管附近和远处有些多层建筑介入到胡同界面中来，但在时值冬季的高大树木枯枝过滤下，虽凌驾于胡同平缓的天际线之上却不显得很突兀。

后英子胡同两侧界面以具有封闭感的连续实墙为主，其间散布着几座红色木门扇或被改作金属防盗门的随墙门。

在胡同西部的较平直路段北侧，有一座金柱大门，是整条胡同中唯一型制级别较高的门楼。其屋顶过垅脊、檐枋下两侧雀替、一对门簪及一对抱鼓石均保存较好。只是原先两扇木板门已更换为金属防盗门，顿觉门楼失色不少。

此金柱大门对面路南侧的围墙高大厚重且高低错落，从胡同西段南侧一直延伸到向东南方向倾斜路段的西侧。尽管原先的清水灰砖墙被粉刷上白色涂料，也难掩饰院墙久远的年代痕迹。墙头或以灰砖叠涩压顶、或覆以砖雕筒瓦、瓦当、滴水等组成的清水脊。从墙的轮廓范围推测墙内院落占地较广，显然并非寻常百姓之家。

此院北侧有一座双开红色木门扇的随墙门，当为现代改造所建，门牌号为后英子胡同8号。

后英子胡同8号院门（2012 年）

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推开半敞开的门扉，蹑手蹑脚地潜入院中，一幅杂乱萧索的画面呈现在眼前。定睛仔细观察，在低矮简易房及堆放杂物遮掩下的院落正中，矗立着一座与传统四合院建筑风格迥异的建筑，这是一座具有历史沧桑感、兼具东西方建筑元素的老房子。

后英子胡同8号院内西式老宅（2012年）

正前方视线所及是建筑的北侧主入口，大门及两侧呈八字形斜面的外墙向内凹入，形成出檐深远的建筑入口。门前有七级台阶，大门及两侧小窗、右侧斜面墙上的大窗均有宽厚的石质窗套，窗台出挑西式线脚，左侧斜面墙设带窗套的假窗。外墙主体为清水灰砖，从檐口至台基设置五条横向红砖色带。屋顶为双坡悬山铺瓦屋面。建筑为带半地下室的单层砖木结构。

左转走向院落东侧，可见贴建于主体的平顶附属房屋，檐口设灰砖叠涩线脚及砖雕装饰，外窗亦有与主体相同的石质窗套，红色木质窗框做大小窗格划分，东侧山墙贴建有一座砖雕影壁墙，影壁墙所对门楼坐西朝东，当为最初此院的正门，已经过改造，难于辨识其原先型制。门楼下杂乱堆放着家具，一座低矮门房贴建于影壁墙东南侧。

回身向院落西侧看，可见一道墙顶为砖雕清水脊的高大灰砖墙与主体建筑北墙及坡檐垂直相接，墙顶高于主体建筑的木制檐板。墙与建筑交接处有一砖砌券洞，弧形券洞顶部当中置砖砌券心石，券心石上方墙面置一匾额，上面隐约可见“为人民服务”字样。券洞以外墙面被不同时期的贴建房屋挡住。

从券洞下被私搭乱建挤出的狭窄通道行至西侧跨院，可见贴建于主体建筑西北侧的锯齿形轮廓的回廊，南立面为以大小木格分隔的玻璃窗，平顶檐口水平线脚下为垂帘状木制挂檐板，拼接而成的木板隔开一定距离做镂空钱纹图案装饰。转身仰视，主体建筑高耸的山墙顶部已改为水泥抹灰，山墙顶部开两孔百叶方窗，出挑屋檐底部破损处露出内部拼接木板。院内主体建筑东北侧也有檐口带西式线脚的附属建筑。

从建筑外观推测，这座大宅约建于民国时期。经查阅相关资料，得知此院建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为同仁堂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所建，是送给女儿的陪嫁，仿照日式建筑建造，设舞厅和后花园。

乐松生（1908—1968）是同仁堂发展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1949年成为同仁堂主要负责人，1954年同仁堂率先实行公私合营，乐松生任经理，与上海的荣毅仁齐名，是当时全国工商界的典型代表。后曾任北京市副市长等职。此乐家宅院后来一度曾为商业部宿舍，现已沦为大杂院。

同仁堂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

清末民初，随着早先教堂建筑、圆明园西洋楼及东交民巷使馆界陆续西风东渐带来的外来建筑文化影响，北京四合院中的西式建筑或中西合璧建筑也在一些权贵及富商的宅邸内有所出现。

这些西式建筑或自成一院，或与中式传统建筑组合成院，成为均质胡同肌理中的跳跃性元素，似乎激活了沉寂数百年之久的胡同景观。这些跻身于四合院中的洋房也成为彰显财富与地位的象征，此现象与当代大量欧陆风情楼盘的出现具有相似性。

寻常百姓之家即使没有财力在四合院中建洋房，也以西式随墙门纷纷效尤，为纯粹的中式传统四合院建筑添加上折中主义色彩。西式随墙门又称圆明园式小墙门，足见圆明园西洋楼所代表的西方建筑文化已渗透到大量四合院民居当中，表现出四合院对多元文化的包容性。

四合院中的西式建筑

我们今天所见的北京四合院多为清代或民国时期所建，清代四合院大体沿袭明制，而元大都时期的四合院则与明清时期有所不同。

蒙古族入主中原后，改变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方式，放弃在草原生活所栖身的蒙古包，而采取汉民的定居生活方式。可以说，元代创建之初实现“帐殿制”向“两京制”（开平、燕京）的转变、社会制度与居住方式的汉化，是北京四合院形成的历史契机。

元代四合院则是两宋传统民居的延续，其显著特征是位于宅院中轴线上的前堂、穿廊及后寝连接成工字型布局。宋元时期这种工字型平面不仅在民居中采用，宫殿、寺庙、官署亦多采用，元大都宫殿即为工字型平面。在始建于元至治二年（1322年）的北京朝阳门外东岳庙中，今天依然能见到岱岳殿、穿堂与育德殿组成的工字型布局。

元大都呈工字型布局的宫殿模型

北京东岳庙的岱岳殿、穿堂和育德殿形成的工字型布局

从北京后英房元代四合院遗址复原图可见，中轴线上工字型的前堂、穿廊及后寝与东西厢房围合成两个小尺度院落，以围墙界定的前院则尺度巨大、异常空旷。

北京后英房元代四合院遗址复原图

明清四合院取消了工字型布局，形成正房与东西厢房、倒座房围合成院的基本平面单元，形成房屋四面围合中心庭院的空间关系，在明清两代五百多年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四合院都维持着比较稳定的形态架构和建筑形式。

如果说西式建筑作为空间介质介入到传统四合院中来，是四合院发展史中的一个转折点，各种私搭乱建介入到四合院中来则是又一个转折点。当前，马岩松的“胡同泡泡”、张轲的“微杂院”等先锋建筑师用前卫、现代的设计元素激活四合院传统空间的尝试与实践可视作四合院发展史中一个新的转折点。

古老的四合院如何承载当今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如何在贵族化的奢豪独院与平民化的简陋杂院两种极端使用状态之外寻求新的可能性？北京四合院的发展再次走到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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