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三强：明代西安下马陵方位变迁考———兼论董仲舒墓所在地之争
拙文详考了明代西安下马陵从城南胭脂坡处演变为地处城内今和平门内西侧的过程，并且指出，正德初年陕西提学王云凤曾组织民力修筑城南下马陵和董子祠。嘉靖三年 （1524）陕西巡抚王珝与巡按御史喻茂坚首设城内董子祠，因其处原有墓，遂被时人认作董仲舒墓。笔者认为今之董墓所在之争在无可信证据前提下展开，并无意义。
凡对中国古代文学略有知识的人，几乎无不知道 “下马陵”。这缘于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名作 《琵琶行》中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因此虾蟆陵引起历代人们的兴趣。一般解释 “虾蟆陵”是 “下马陵”的音讹，因为这是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墓地，所以人们路过时要下马以示敬仰。
据蒋纪新先生言，董仲舒墓在今陕西兴平，西安的下马陵有两处，都是明人的伪造：一处是陕西巡抚王珝于正德元年 （1506）于原址筑墓并建董祠，另 一处是 嘉靖时 陕西巡抚赵廷锡（“锡”应为 “瑞”，因沿雍正 《陕西通志》而致误）于嘉靖二 十一年 （1542） 所 筑，即今西安市和平门内西侧马道巷的下马陵。其说多为舛误，现详加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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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正德以前下马陵在今西安城外东南
下马陵方位何在，自唐代以来至明代正德年间，并无疑义。其址在今西安城外东南沙坡，具体地点是西安交通大学东门内。宋代宋敏求 《长安志》卷11谓：“虾蟆陵在县南六里。韦述 《西京记》：‘本董仲舒墓。’”韦述是盛唐时人，上距西汉董仲舒八百余年，所说又是其亲眼所见，因此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其后中唐时李肇 《唐国史补》又云： “旧说董仲舒墓，门人过皆下马，故谓之下马陵。后人语讹为虾蟆陵。”《长安志》卷９云：“（常乐）坊内街之东有大冢，亦呼为虾蟆陵。”县南六里之说受到元代骆天骧的支持，其《类编长安志》卷8《虾蟆陵》载： “本下马陵。新说曰，兴庆池南胭脂坡大道东有虾蟆陵。 《琵琶行》云：‘家在虾蟆陵下住’，下马陵也。”
由于年深日远，这里的下马陵在明代中期已经圮坏。近日笔者赴和平门内下马陵考察，发现明正德嘉靖年间人张治道撰、许宗鲁书 《碑记》一通，文字基本完好，对城外东南的下马陵言之颇为详细：
今府台东南胭脂坡，去汉长安故城二十里，武帝幸芙蓉苑过此下马，而一时文士罔不下马 焉。故则当时冢墓必高大，地必宽敞，祠宇必宏丽。而今皆毁圮亡矣，独其墓在卑污 窊洼之处，牛羊刍牧荒草中。题曰“仲舒之墓”，而“仲”字没其半。后居民利其地，毁而藏矣。
弘治正德年间，官民联合对这里的董墓作了修护。《碑记》：
前弘治时，提学副使王公云凤□□民并学官诸生，亲诣其地，相其处，将欲封其墓，建祠树碑以表。虽板畚未兴，而规划已定。未几，各追谊淑士，以仁礼化俗，以节爱齐政，以敬事鬼神，三载之间，人和神悦，俗美化行，虽古之循良无以此。 仰而叹，俯而思曰：先生汉大儒也！当诗书焚弃之后，黄老纵横驰骋之际，乃能下帷，发愤续孔孟，先生之力也。今幸得其墓，可忍而不为之表邪？矧当时天子下马，学士奔趋，其敬畏尊礼如此，则士马能政有暇日，遂属焉。而马君仰承休美，殚厥心力，先封其冢墓，次缭其垣墙，又次移其祠宇，又次□足瞻足仰。闻者悦，过者叹，观者惊眺跽拜，突然知有先生墓也。马君以余曾纪先生墓于杜碑，乃□有余年也。自有我旦振耀彰显如此，是不亦有待也邪？
张治道有《春日谒董祠漫赋：一记虎谷兴作之诚，一记晏老景仰之敬》诗，其一曰：“正德龙兴第一春，曾闻 虎谷 荐青萍。”虎 谷为建祠者之一提学王云凤之号。青萍是用宝剑代指权威者，这里指董仲舒。可见正德元年 （1506）王云凤曾为修建董墓董祠而尽力，而后来得到马能政等人的资助，才完成这一工程。正德元年张二十岁，又是当地人，所言王云凤在此年倡言修祠事，应该不存在疑问。
张治道另有 《表董墓》诗，言及这处董墓后来的凄凉：
猗嗟董子，道其精矣。不知其墓，乃在城矣。维荒维凉，谁其营矣。兹行有获，我其成矣。
这首诗写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上距筑墓修祠不足40年，墓祠已颓败如此，这是因为 “不知其墓，乃在城矣”。正是因为董墓被误认在西安城里，才造成城外胭脂坡处下马陵的门前冷落车马稀，无人经管，这是后话。他为此处是真实的董仲舒墓做了辩护：
彼谓董墓在兴庆池，盖指城东兴庆池而言也。不知城东非兴庆池，本名景隆池，又名隆庆池，又名九龙池，去西安十五里，武则天后始兴。此处无有所谓董子墓，亦无有所谓胭脂坡者。《一统志》与《长安伍福志》，正指城南五里兴庆池，在狗脊岭下，此处有胭脂坡、翡翠坡，即今董墓也。
近年来，有关此处下马陵的调查发掘取得进展。西安交通大学孙民柱先生在这方面研究较多。他认为，《长安志》所谓 “（虾蟆陵）在县南六里。”这里的县，是指古时的万年县，后称咸宁县。在1955年交通大学校址地形图上，校南区有一东西长约600米，南北宽约240米的小原地带。在其东端曾有一个海拔高度为437.69米的大土包。这一坡地古称 “胭脂坡”，宋以后叫“沙坡”。此处距万年县故址的直线距离正好是3000米，即六里路。《长安志》卷９记述：“（常乐）坊内街之东有大冢，亦呼为虾蟆陵。”这与《类编长安志》记载：“兴庆池南胭脂坡大道东有虾蟆陵”是一致的。西安交通大学校园正坐落在唐兴庆宫之南、常乐与道政二坊的旧址上。据当地老农回忆：从前，沙坡村西有一高坡，坡上曾有一大冢，其位置就在交大校医院南侧，为唐长安城常乐坊内十字大街的东边。此正与史籍中所说 “坊内街之东”、 “胭脂坡大道东”完全一致。
1998年10月25日，西安交通大学在校医院南侧修建浴池时，发现一座砖砌古墓，其墓坐北朝南，深9.24米，墓室南北进6.3米，东西2.32米，高约2.7米。按形制为一中型汉墓。墓已多次被盗，未发现有价值的文物。其方位与老农回忆的大冢、校地形图上的大土包完全重合。这应是旧说中的下马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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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嘉靖年间下马陵改于城内始末
明代嘉靖年间以后，人们普遍认为今之西安市和平门内西侧董子祠之后的大墓为下马陵。雍正《陕西通志》卷28《祠祀１·寺观》附《西安府·咸宁县》所言很明确：“董子祠，在学宫后，嘉靖二十一年（1521）侍郎赵廷锡（按，“锡”当为“瑞”）改建，有尚书唐龙、侍郎吕柟碑。（《马志》）今在城东，祀汉儒董仲舒。祠后有墓。”所叙与今之和平门内董子祠布局完全一致。人多以为此处最早是嘉靖二十一年所建，蒋纪新即如此。实则，正德至嘉靖时此地已有当时巡抚等人所立的董祠。明代唐龙《董子祠记》云：
“（董子）没，葬于兴庆池之南，而今墓土隆而不陷，宿草萋萋……正德中，中侍守兹土者铢求民货，华其私室。既中待叱去，室固在也。府学生请于执事君子曰： ‘仲舒承秦绝学之后，讲论六经，统一学者，即伊吕圣人之耦，无以加焉。其自胶西而还，家于斯，葬于斯，长子孙于斯，神濯濯焉而灵也。祠宇不设，则何依焉？中侍私室，实浚民而为之也，乞改为祠。’巡抚中丞大夫王珝、巡按御史喻茂坚曰 ‘其如议’，乃命有司洒扫涂艧，立像于 中， 命之曰 ‘董子祠’。”
此处所说仅是立祠，并无一字说到封墓，并且仍明言墓在 “兴庆池之南”。王珝、喻茂坚二人俱可考知。《大清一统志》卷14《永平府２·名宦·明》云： “王珝，字汝温，永平卫人。弘治进士……终兵部右侍郎。” 《陕西通志》卷22《职官３·明·巡抚陕西都御史》云： “王珝，北直永平人。”明李贤等《明一统志》卷 69《重庆府·人物·本朝》载：“喻茂坚，荣昌人，正德辛未进士，授铜陵知县，擢御史，巡历有声。出守真定河间，政成，升贵州参政、福建按察使、浙陕左右布政使，陟右副都御史。”
张治道说到有位号滦江的陕西巡抚曾经修建过这里的董子祠，但是同样没有提这位巡抚封董墓的事。其 《碑记》说：
嘉靖甲申 （三年，1524），巡抚、当时亦未有以墓告滦江公者，人至于今议之，以为祠可建而墓不可封邪。矧其碑赘具先生之事，矧启圣祠建于其前，而先生祠幽于其后，而当时苟且将就，权应时命。不思一祠而两具神位揆之前，不惟先生之神安，而启圣之灵亦安矣。是举也，可谓举前代之所未举，补滦江之所未是，夫岂寻在，人心未尝一日无也。
由此段文字可知，巡抚滦江公本意是借中侍之室改建董祠，然实际形成的格局是，庭院前部是启圣祠，院中原有一墓，而墓后是董子祠。因“未有以墓告滦江公”，所以他的建祠之举被误解为同时封了这座墓。从此此墓便被认作董仲舒墓。张治道对此大为不满，认为应该将 “启圣之灵”与 “先生之神”一同供置在前边祠中，如此可 “补滦江之所未是”。原因很简单，多建董祠宣扬其学是好事，然而董墓却只能有一处，况且此处之墓确实不是董墓，故 “祠可建而墓不可封”。其 《下马陵辨》道：
又曰今省城即奉元之旧，说者以城中儒学东者为董墓，误而又误矣。不知当时奉元城规模甚小，止于干河，今其岸犹在也。此时儒学，今咸宁县西养济院是也。此时 ‘董墓’正在城外，至我朝大其城，始圈入城内矣。彼徒知今日学东不宜有墓，而不知当时亦且无学，又何误焉！
今之和平门内下马陵西二里的碑林，明代是西安府学，其东依次相邻者是文庙和咸宁县学。依张治道的说法，学府东侧原有墓，或指为董陵。当时已有人怀疑这种说法不当：“今日学东不宜有墓。”其实，造成事实上封墓的正是巡抚滦江公。他在墓周建了董祠，人们自然会以为院中之墓是董墓。滦江公其人可以考知。明代康海《赠滦江公十首》，诗前有小序：
滦江公巡抚关陕三年矣。政通而人和，道真而履固，不隐谤，不易行，有仲尼在鲁，子产相郑之风焉。予自壬午（嘉靖元年）春遇公于长安时，予卧疾……今年秋，公擢南京卿，戒行有日。
可知其人任陕西巡抚时是嘉靖元年至三年。明代王世贞 《弇山堂别集》卷60《卿贰表·南京大理寺卿》云： “王珝，直隶滦州人，由进士（嘉靖）三年任。”与上引康海所云滦江公嘉靖三年秋擢南京卿者若合符节。其号既为“滦江”，必与直隶滦河有关。滦州，即今河北滦县，正在滦河岸边。旧时自号，亦常以故乡名胜为之。康海《春雨亭记》曰：“嘉靖癸未 （二年，1523）夏四月，滦江公巡抚过鄠，访渼陂于衍庆之堂……滦江名珝，字汝温，永平人；渼陂名九思，字敬夫，鄠人：皆姓王氏。”因此滦江公正是前边提及的王珝。
另一建祠人物是喻茂坚，他在陕西任职是正德末至嘉靖初年。《明一统志》卷33《西安府下·名宦·本朝》载：“喻茂坚，正德中巡按陕西，劾总兵之不法者，竟枭示三镇。”明代杨一清《关中奏议》卷11《一为急缺边方兵备官员事》云：“嘉靖元年三月，内蒙巡按陕西监察御史喻茂坚、许翔凤案验为边军聚众杀害抚臣，劫库放囚，抢夺军器，烧毁衙门等事节奏。”雍正《江西通志》卷68《人物３·南昌府三· 明》 云：“喻茂坚，字汝砺，丰城人，四川荣昌县籍。正德进士……嘉靖初巡按陕西，发总兵李隆嗾戍卒杀巡抚许铭状……”其任陕西巡按御史在正德末至嘉靖初年。所以他与王珝共建董祠事，只能在嘉靖初年。
张治道《碑记》中所说：“嘉靖甲申 （三年，1524）巡抚、当时亦未有以墓告滦江公者，人至于今议之，以为祠可建而墓不可封邪”，是董祠建成于嘉靖三年的铁证。其地则在今西安城内的下马陵。从此，此地被称作董子祠、下马陵。城南六里处已存在一千六百余年之下马陵渐次被人遗忘。
赵廷瑞曾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改扩建学宫之东城内下马陵，后人不知此前曾有王珝和喻茂坚建祠事，于是误认为今之董祠董墓是赵廷瑞首建，这与事实明显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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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墓所在地之争评议
主董仲舒墓在兴平之说，古已有之。据嘉庆《咸宁县志》卷14《陵墓志·江都相董仲舒墓》下所加按语：
按下马陵，宋敏求《志》明言在县南六里，李好古《长安图》下马陵与胭脂、翡翠二坡俱在城外，是元以前无以下马陵在城中者。其说创于明人，后人因之，而城南之迹转晦。宋《志》又言长乐坊有大冢，俗误以为董仲舒墓，亦曰虾蟆陵。长乐坊当今东郭门南地，是唐宋时已有两下马陵，而今所传下马陵尚不在此数。名贤冢墓谈故实者往往强为附合。观《寰宇记》，董仲舒墓在兴平，及《通许志》《渭南志》皆有仲舒墓可见。今城南之墓即不可考，明以来即令后裔于此守墓，且为立祠，相承已久，未可凿空旁求。故仍录旧文而附辨于此。犹文王陵实在长安，而宋以来皆祀于咸阳。圣贤祠祀非可臆改也。
此段有误。宋《志》所言长乐坊大冢亦曰下马陵者，就是胭脂坡处之董墓，如前所说之地处常乐坊内街之东，并非 “唐宋时已有两下马陵”。
而力挺董墓在长安者也在在多有。张治道《下马陵辨》道：
又云董仲舒者终于家，墓不在长安。不知终于家者，终于茂陵之家，非广川之家也。《汉书》云仲舒家居，朝廷有大议，时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问之，则仲舒家在茂陵明矣。若在广川之家，安有时使廷尉至广川问之之理耶？又曰家徙茂陵，亦不在长安，谓长安有墓者，非也。不知茂陵在兴平县，而葬在长安，亦何所疑！兴平去长安才一百五十里尔。如司马迁亦居茂陵而葬韩城，相去四百里，亦非耶？且汉时京宦罢官，朝廷敬重者，多徙居五陵，不令回籍。如周仁，徙阳陵；田千秋，齐人，徙长陵；魏相，定陶人，徙平陵；萧望之，东海人，尹翁卿，河东人，徙居杜陵：则其墓皆在长安。徙居京师，皆非死后徙也。则董仲舒徙在生前明矣，则其卒在长安又明矣。又曰人臣之墓而云天子下马，且称曰陵，皆说之不通者也。不思武帝好名好文之主，其素又重仲舒之为人，过其墓下马，又何所疑！下马事史志内明载，而非后人捏造之言。其称为陵，非朝廷称之，又非词臣文士称之，盖民间见朝廷敬重如此，又见当时冢墓高大壮丽，私相称呼，亦有此理。如今丙吉墓在城南，亦有称丙吉墓，亦有称丙吉陵，例亦如此，未为不通也。
两种说法，都是语气决绝，不容置辩。董仲舒墓在兴平之说，今日似成主流。恰如孙民柱《董仲舒墓址辨惑》所云：“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学术界支持 ‘兴平董墓’ 说者日益增多。”但其根据一是董仲舒家于茂陵，因此死后应当葬于居家附近。但这并不能驳倒张治道所持的论点。二是汉武帝于董仲舒墓前下马事，出自《长安志》引《国史补》。然而今本《国史补》明言是董仲舒门人过其墓而下马，才称作下马陵，与汉武帝无关。不知《长安志》为何引成 “李肇《国史补》曰：‘昔汉武帝幸芙蓉园，即秦之宜春苑也，每至此墓下马，时人谓之下马陵。’”若纯属宋敏求据己意所加，则没有讨论的必要。若宋敏求另据他本，今人仅根据部分史实认为汉武帝对董仲舒之说不感兴趣，因此不会为他下马，论据也显得单薄。董仲舒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正是在汉武帝时成为主流文化。对这样一位精神导师性的人物，在其死后，路过其墓下马，并不会令君主蒙羞，反而体现出他对文人的尊重。三是这种墓在兴平之说大大晚于长安下马陵说，首次提出这个观点的是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而据南宋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卷６７《墓地门》引《西京杂记》：“胶西相董仲舒坟，在长安。人为致敬，过者必下马，名下马陵，后人语讹为虾蟆，非是。”《西京杂记》作者，一说为西汉刘歆（约前50－23），一说为东晋葛洪（284－364或343），一说为南朝梁吴均（469－520），一说作者不详。然《隋书·经籍志》已著录，则南北朝以前成书无疑。四是董墓不能称 “陵”，张治道的反驳颇为有力，无须赘言。
至于张治道所言，固然雄辩有力，但都属于类比推理而不是因果推论，在逻辑学上不属充足理由，诚所谓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因此也不能坐实城南六里的下马陵确为董仲舒墓。
何况中国古代向来有所谓衣冠冢习俗，因此除非兴平墓里出土有古人遗骸，并经ＤＮＡ与董氏后人比对相符，否则此事永无定论。
综上所述，南北朝以前人已认为今西安城外东南沙坡的汉墓是董仲舒墓，称为下马陵，相沿不改。明代中期其墓埋没，正德初年提学王云凤等募民重修，居功甚伟者是士人马能政。然而嘉靖三年 （1524），陕西高官王珝、喻茂坚在今之和平门内下马陵处设董祠，有人将祠内之墓附会为董墓。从此城南六里处下马陵渐次销声匿迹，湮没无闻。
今和平门内下马陵处有文管人员所立石碑：“昔汉武帝每幸芙蓉苑，至董仲舒墓下马，故世人称之谓 ‘下马陵’。明正德时陕西巡抚王珝修建陵园，称为 ‘董子祠’。”据本文考证，显有不当。建议改为：“据传昔汉武帝幸芙蓉苑，至董仲舒墓下马，故世人称为 ‘下马陵’。其地在今城外东南沙坡。明嘉靖三年（1524），陕西巡抚王珝等人在此地设立董子祠，有人将此处原有之墓附会为下马陵。东南城外下马陵之名逐渐被人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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