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运河与天然河流交汇处极多，部分地方已有变迁

历史上运河的开凿既然主要是为了弥补天然河流之不足，其选择河道的路线，就是要沟通两条不同的天然河流。

例如，通惠河是为了沟通永定河和潞河（北运河

）

，元明清会通河是为了沟通黄河和卫河，江淮运河是为了沟通长江和淮河，江南运河是为了沟通长江和钱塘江等。

但天然河流水量的丰枯、河道的深浅、泥沙的淤积、主泓的摆动都有各自的特点，与人工开凿的运河不能完全适应。因此，人工运河和天然河流的交汇口则成为历史上运河通运上的一大难题。

山东运河的南北运口问题

今山东临清市是会通河北口所在，会通河在此与卫河交汇。卫河虽然经过人工改造，但基本上是天然河流，尚未形成地上河，所以“闸河地亢，卫河地洼”。每年3到4月时，闸、卫两河水都很浅，“高下陡峻，势如建瓴”。

当时会通河人卫河口有两闸：砖闸和板闸。板闸在北，砖闸在南。卫河低，会通河高，所以漕船从会通河进入卫河要十分小心。

明人万恭指出：在闸河口必须留一浅

（

浅，指河道中淤积的浅滩

）

，“长数丈，戒勿浚。以蓄上流，以一浅省多浅”。目的是由河口的浅滩先挡住河水，不让一泄而下，同时“闸漕与河接，若河下而易倾，则萃漕船塞闸河之口数重，闸水为船所扼，不得急奔，则停迴即深。留一口牵而上，递相为塞障而壅水也，命曰船堤。以船治船也”。

就是由河口的浅、漕船，先挡住闸河的水流，不致一下而尽，留出一口，让漕船以次渐渐而出，不使其他漕船搁浅。

清人张伯行说：

“山东四十余闸放船皆易，惟板闸放船独难。盖板闸之下即系外河，更无闸以蓄水也。而独外河水小时放船尤难。盖板闸一启板，则塘内之水一泄无余，粮船每致浅搁，须于砖闸灌塘之时，板闸放船之时，砖闸多下板块，无使水势下泄，直至塘内浅阻不能出口，然后亮砖闸板一块或二块，以接济之。然又不可待其既浅而后亮板，则粮船一时恐难行动，顺于将浅之时即行亮板，如放二十只后始浅，则放至十五只时即行亮板，则水足接济到底不浅矣。”

从前每次只放二三十只船，后每出口一百二三十只。由此可见，闸、卫两水在交汇处，由于河流状况不一，转运是十分困难的。

会通河的南口，在明万历以前，是在徐州南茶城与黄河交汇。黄河含沙量高，河床高于运河。每年涨水季节，河水就倒灌入运。

“茶、黄交汇之间，黄水逆灌，每患淤浅。”“茶城口之浅，十年患之。盖闸河之口，逆接河流，河涨，直灌入召淤耳。”于是茶城运口年年开浚，年年淤塞。

当时规定北上漕船一过，即行关闭运口闸门禁行，待秋深黄河水退，方可启闸，放回空船南下。这一段时间内，会通河就不能使用。

京杭大运河示意图

从徐州以下至淮阴河段是京杭大运河中“咽喉命脉所关，最为紧要”的一段。但就是这段河道中巨石林立，有徐州洪、吕梁洪两处险段。

徐州洪又名百步洪，在徐州城东南3里处、分中洪、外洪、里洪三道，形成“川”字形河道，“汴泗流经其上，冲南怒号，惊涛奔浪，迅疾而下，舟行艰险，少不戒，即破坏覆溺”。

吕梁洪在徐州城东南50里，分为上下两洪，绵亘7里余，水中怪石林立，过船必得纤夫牵挽。明袁桶《徐州吕梁神庙碑》称，吕梁洪“涸则岩崿毕露，流沫悬水，转为回渊，束为飞泉，顷刻不谨，败露立见，故凡舟至是必祷于神”。

徐价《疏凿吕梁洪记》亦云“舟不戒则败而莫甚于吕梁”。

明代漕运过此而覆舟者屡见，所以万历三十一年开加河，就是为了避开这段运道。

黄淮运交汇口运口的变迁

金元以后，黄河夺淮入海，今江苏徐州以下原泗水河道和淮安市以下淮河河道都成为黄河河道，淮河变成黄河支流。于是淮南运河的北口为黄、运、水的交汇点。黄河夺淮后，河床淤高，而淮南运河水浅，漕船北上，难以入河。

从洪武至永乐初年，在淮安城北先后筑仁、义、礼、智、信五坝，南来漕船至此需将粮食卸下，车盘过坝，然后进入黄河。五坝虽为软坝，漕船过坝均需牵挽，重载还需用卸货，转输十分劳苦。

于是在永乐十三年

（

1415年

）

曾循着宋代沙河的旧迹，开了一条清江浦河，长60里，从淮安城西通往运口，因运口置新庄闸，故称新庄运口。沿河置五闸，据水势涨落，迭为启闭，节水通流，水流满槽放行，放后即闭。

但是黄河自北来高于淮河，淮河自西来又高于清江浦河，如逢河淮并涨，必然倒灌入新庄运口，淤塞清江浦河。

以后运口不断地调整、变化，几乎数年一变。即便新形成的运口，由于黄水的倒灌，垫高运河，年年疏浚，然漕船过闸仍十分困难，“粮运一艘，非七八百不能牵挽过闸者”。

这里最典型反映的是天然河流与人工运河交汇形成的运输困难。

清江浦开凿之初，为了防止黄河浊水内灌，造成闸口淤塞，除经常疏浚河淮交汇的清口外，对船闸的启闭也控制甚严。

船闸只在漕运季节开放，并且只许过往粮船，船过即行闭闸。其他官民船只一律仍由仁、义、礼、智、信五坝车盘过淮。但后来闸禁松弛，浊水倒灌入运河，水退沙存，闸口日益淤塞。嘉靖十五年

（

1536年

）

，督漕都御史周金“请于新庄更置一渠，立闸以资蓄泄”，目的为使运河纳清流拒浊流，以期不淤。

这条新开的河渠名三里沟，在清江浦南“淮水下流黄河未合之上”。此渠开后，清口闭塞，船只由通济桥

（

闸

）

溯沟出淮，以达黄河。

京杭大运河

但是，夏季黄水涨溢，时常倒灌入淮数十里，仍灌入新河口。

至隆庆末，三里沟也遭淤塞，每年需发丁夫加以挑浚。又原来运舟由新庄闸出淮，穿清入黄，费资较少。改从三里沟出淮后，运路纡远，船只胶浅，更为不便。

为此，万历元年

（

1573年

）

总河侍郎万恭主张不必疏浚新河口，理由是“防一淤，生二淤，又生淮黄交汇之浅……又使运艘迂八里浅滞而始达于清河”，不如出天妃口

（

新庄闸

）

便利。他请“建天妃闸，俾漕船直达清河，运尽而黄水盛发，则闭闸绝黄，水落则启天妃闸以利商船”。

于是恢复天妃闸，运舟仍由此出淮。不久，又依御史刘国光之建议，增筑通济闸，在夏秋时节用于通放回空漕船，以减少天妃闸的压力。

但也因闸禁不严、启闭无时而淤塞日甚。

万历六年

（

1678年

）

，潘季驯拆毁新庄闸，在甘罗城南

（

今淮阴市码头镇北

）

另建通济闸作为运口，也称天妃闸。

然而此口距河淮交汇处也只有二百丈，黄水仍不免内灌，运河河床由此日高，年年挑浚无已。其次，因运口离河淮交汇处较近，水流冲激，重运出口危险异常。当时从南岸清江浦过闸北上，漕船一艘非七八百人牵挽不可。

至清康熙十七年

（

1678年

）

，靳辅察看清口形势后，再次将运口南移到武家墩烂泥浅上（今淮阴市码头镇南

）

。此处距河淮交汇处约十里，黄水难抵运口。同时，还在烂泥浅以上引河内开两条河渠互为月河，以舒急溜。史言“由是重运过淮，扬帆直上，如履坦途”，实际上情况远非如此。据靳辅《治河方略》记载，重运过闸，每艘常七八百人，甚至千人，“鸣金合噪，穷日之力，出口不过二三十艘”。

嘉庆年间有人自北京南下已至淮河南面的马头镇，因风紧流急，“舟人畏三坝五闸之险”，停船七日，待水散落，方过闸至清江浦镇。可见当时漕船通过运淮交汇口有多么困难。

康熙二十五年

（

1686年），靳辅以运道行经黄河，风涛险恶，遂从骆马湖南端凿渠，历宿迁、桃源

（

今泗阳

）

、清河

（

今淮阴

）

三县后，由仲家庄出口，称为中运河。

中运河开通后，漕舟出淮河“迳度北岸，度仲家庄闸，免黄河一百八十里之险”。康熙四十二年

（

1703年

）

，因仲庄闸“清水出口，逼溜南趋，致碍运道”。两江总督张鹏翮将中运河口移到杨家庄。

咸丰五年

（

1855年

）

，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改道山东利津入海后，对淮、运两河的威胁不复存在，为便利起见，其后淮南运河的运口又移到与杨庄相对的今淮阴船闸。

江淮运河南端与长江交汇

汉魏六朝时期，江淮运河南端与长江交汇处发生过变化。

《水经·淮水注》：“自永和中，江都水断，其水上承欧阳埭，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广陵城。”至于“江都水断”的原因，据《太平寰宇记》卷一二三云：“江都古城在县西南四十六里，城临江水，今为水所侵，无复余址。”又乾隆《江都县志》：“江都在城西南四十里，别自为城……三国时，江都城圮于江，县废。”近年来考古界有人根据扬州出土的文物，认为不存在江都古城，但其说尚嫌证据不足。

《水经注》既称“江都水断”，应指运口淤塞，水流不通。而运口淤塞则与江岸变化有关。

根据目前材料，汉末以前邗沟的引江口可能在今扬州市东北蜀岗南缘的湾头镇以南，证据是考古发现扬州地区的古代墓葬和遗址随着时间由北向南逐渐推移。

檀道济

汉代及其以前的墓葬和遗址都在城北蜀岗上，蜀岗下的今扬州城内始有六朝青瓷被压在唐代文化层底部的江岸淤土上。

这说明汉唐时期，长江扬州河段的岸线一直在南移。六朝时，人类的活动已移到了蜀岗以南的平原上，这与刘宋永初三年

（

422年

）

檀道济出任南充州刺史时，见广陵“土甚平旷”相吻合。

蜀岗下这片平旷的冲积平原当然非一朝一夕所淤成，有理由认为在东汉后期江滩开始淤涨，致使顺帝永和年间，江都运口已不甚畅通，所以《水经注》说“江都水断”，需要将运口移到离广陵60里的欧阳埭。

欧阳埭在今仪征市东北10里，东晋、南朝时，它是进入广陵的门户，因其地位冲要，当时于此置欧阳戍。运口移于此处，大概考虑到六合一仪征河段行经丘陵地带，岸线比较稳定的缘故。

自欧阳埭至广陵的这段运河即今仪扬运河的前身。

终六朝之世，邗沟的南运口一直在欧阳埭。

由于江边沙淤，自汉魏起，今扬州以南的长江江道逐渐南迁。

隋代，岸线已伸展到今扬州市南20里的三汉河——施家桥——小江一线。当时，镇扬河段中有包括瓜州在内的不少沙洲将长江分为两支，南为大江，北为曲江。

位于曲江北岸的扬子津

（

今邗江县南扬子桥

）

临近广陵，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它成为隋至唐代前期邗沟的另一运口，地位较欧阳埭更为重要。

但是由于今镇江市北近南岸的瓜州逐渐向北扩展，至唐中叶，从京口渡江需绕道瓜州沙尾，纡行60里，船只多遭漂损，开元二十六年

（

738年

）

，润州刺史齐瀚在瓜州开伊娄河25里，直达扬子津。

这是邗沟由瓜州入江的开始。伊娄河又名新河，唐中叶后出入广陵多经此河。伊娄河开凿后，扬子津仍为重要港口。

明清时期，仪真运河与瓜州运河汇于扬子湾，来自上江湖广、江西的漕船走仪河，来自下江两浙的漕船走瓜河。

清代，长江北岸仪征、瓜州一带遭受强烈冲刷，江流北徙。道光二十三年

（

1843年

）

，瓜洲城南门塌陷，民居、河道悉沦于江，瓜州运道因此而中废达二十多年。至同治四年

（

1865年

）

，才开瓜州后河通运。光绪十年

（

1884年

）

，瓜洲城完全坍没，运道改由瓜镇出江。1958

年

到1960年间，再次改建瓜州运河，运口移至六圩。

由此可见，江淮运河与长江交汇口，因江岸的摆动和江中沙洲的变迁，南北渡江并非十分顺利的。

江南运河北端与长江的交汇

此段长江经镇江、扬州间，江面辽阔，北抵蜀冈脚下，南抵北固山，呈现喇叭形向外开展入海。六朝时“广陵潮”是为名胜。

江南运河北口引江潮为源，出现很多问题，宋代江南运河运输任务繁重，为了解决京口河口常淤的问题，故在丹阳以北运河河口段开凿了许多支渠，作为漕渠的辅渠。

见于记载的就有：

宋仁宗天圣七年

（

1029年

）

修凿的润州新河；

宋仁宗时修凿蒜山漕河，在镇江府西三里蒜山下；

嘉定七年

（

1214年

）

郡守史弥坚在修筑京口闸的同时，在城东北北固山下修筑甘露港，约在今甘露寺东，并置上下两闸，以时启闭；

嘉定八年

（

1215年

）

郡守史弥坚又修海鲜河，在城西北京口闸，东南接薄渠，既通漕运，又可泊防江之舟；

庆元二年

（

1196年

）

总钦朱晞颜以漕渠乾涸，创建丹徒、谏壁二石，引江潮入渠。

京杭大运河

两宋时期不惜劳费，在江南运河北口京口附近开凿诸多辅渠，其目的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运河河口主渠京口港常易淤塞，故在其附近分凿支渠以引江水，目的是丰富漕渠的水源，在主渠淤塞时，替代主渠的作用。

京口港狭窄，往来舟楫壅挤，故于咸淳六年（

1270年

）时规定，江南漕船由京口港出口，回船由甘露港入漕渠。

运河口江浪阻险诸渠可作为避风港。

此外，历史时期不仅在河口段修筑支渠通江，即在丹阳以南常州境内也修筑了许多支渠与大江相通，并引江潮济运，如孟渎、九曲河、烈塘、申港、利港、黄田港、夏港、五斗港、灶子港、泰伯渎、赵港、白沙港、石头港、陈港、蔡港、私港、令节港等。

这些支渠今天大多间接或直接沟通运河与大江，都曾起过调节运河水源和沟通江北的作用。

其中孟渎是京口运河最早的一条支渠，即今丹阳境内的孟河，唐时已开，宋时孟渎已漕淤塞，屡有疏浚，明代初年镇江运河“至常州以西地势渐高仰，水浅易泄，盈涸不恒，时浚时壅”，故永乐年间，“漕舟自奔牛溯京口水涸，则改从孟渎右趋瓜洲抵白塔以为常”。

宣德六年

（

1431年

）

，又“从武进民请疏德胜新河四十里，八年竣工，漕舟自德胜北入江，直泰兴之北新河，由泰州坝抵扬子湾入漕河，视白塔尤便。

於是漕河及孟渎、德胜三河并通皆可济运矣”。

德胜新河即烈塘，宋时已有记载，宋元明三代都曾疏浚过，在漕渠、孟渎、得胜新河三河中，明时还以孟渎最为方便。

原因为：一是不易淤浅，漕渠在京口入江，与对岸扬州运河接口，理应最为方便，然漕渠最易淤塞。故多走孟渎。二是孟渎出口虽然要经过一段宽阔的江面，但“江流甚平，由此抵泰兴之湾头、高邮仅二百余里，可免瓜仪不测之患”。

嘉靖以后，为了防御倭寇，在孟渎口建立孟河堡，孟河贯其中，自后孟渎渐易淤塞。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屡有修浚，入江处亦有改道。

道光年间一度改道超瓢口入江即今出江的江港。但河口淤沙日积，水流缓慢。道光时一度淤为平陆。“民田失灌溉者数万顷”，其价值已远非明时可比。

其他如九曲河“在丹阳县北，首起漕渠尾距江口委折七十里”，也是为了“利灌溉，资漕运”而开，元时已废。

江南运河自唐宋以降，是全国水运网中最为繁忙的一段，直至今日，除了长江水运外，如以运河而言，仍然是全国水运最发达的河段。可是在历史上，北端与和长江交汇，南端与钱塘江交汇，从自然条件而言，都存在很大的困难。历代王朝为此也费尽心机、耗尽财力，以维持其畅通、反映了我国历史上人工运河的自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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