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圣宗期迁址黄龙府原因探析

辽代的黄龙府是中原通往东北地区的要道，由最初的罪犯流放之地发展成为东北重镇，对于维护东北多民族地区的稳定起到重要作用。辽圣宗期黄龙府迁址，与其春捺钵地点迁移联系紧密，并对在春捺钵时遣使赴辽的高丽起到笼络和震慑的作用。

据《辽史》记载，辽天显元年（926），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率军分别攻破渤海扶余府和上京龙泉府，渤海政权灭亡。耶律阿保机率军返回扶余府后，在此期间称有黄龙显现，不久病逝。此后，扶余府改名为黄龙府，经考证黄龙府位于今吉林省农安县。

黄龙府在辽初为流放犯人的地方，政治地位未受到重视。辽保宁七年(975)，黄龙府军将燕颇叛辽，后经耶律何鲁不平定叛乱，并于同年废除黄龙府建制。辽开泰九年（1020），辽朝将宗州、檀州等地汉人迁至黄龙府，充实了黄龙府汉人数量。黄龙府迁址后统辖五州三县，设官员负责军政事务。自辽圣宗开始，黄龙府成为东北四大重镇之一，地位仅次于东京（今辽宁辽阳）。

捺钵是辽朝特有的政治制度。高福顺、梁维经统计得出结论，春捺钵在四季捺钵中地位特殊，占比高达67%。通过梳理辽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时期的春捺钵地的地理位置，发现春捺钵多在四楼之间进行。而辽圣宗除在四楼之间春捺钵，还新开辟了辽南京之东的新区域。自辽圣宗开始，春捺钵地向东北迁移，改在长春州境内的鸭子河等水泊附近。辽圣宗太平二年（1022）开始“驻跸鱼儿泺”“如纳水钩鱼”。根据辽圣宗二年正月至三月的春捺钵路线可以推测，纳水与鱼儿泺、长春州地理位置相近。据李建才考证，纳水、那水（那河），就是今日的嫩江；那水包括今嫩江和第一松花江。《辽史》中多见于辽圣宗及后世的春捺钵地名，如鱼儿泺、鸭子河、混同江等均位于东北，并且出现频次高，证明了自辽圣宗开始，春捺钵地向东北迁移的走势。

黄龙府是重要的政治中心。捺钵作为重要的政治制度，捺钵地也成为辽帝处理军政大事的场所。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政权中心随皇室而动。每年一月至三月春捺钵之时，辽帝除在春捺钵地进行契丹族传统的渔猎之事，还要处理汉族居住地的人事调动、律法制定等国家政事，同时还要接见周边外藩使者，处理外事事宜。

为了保障辽帝在捺钵地的安全，黄龙府兵马都部署司设各级指挥史等长官，如“黄龙府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黄龙府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等保障皇室安全。辽帝在东北进行春捺钵时，皇室的安全不仅在随行中有保障，而且在春捺钵地附近的军事重镇——黄龙府也设置了外围保护和应急机制。辽开泰九年，黄龙府迁址，这为两年后辽圣宗首次到东北进行春捺钵做了前期探查与准备工作。

春捺钵的众多活动中，最具有仪式感的钩鱼和捕鹅是契丹族渔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春捺钵地也有较高环境要求。春捺钵前的勘察活动，一方面可以寻找适合开展钩鱼和捕鹅的场所，另一方面也为政治中心的到来做扎营的准备工作，以及为保障安全进行实地考察。距离春捺钵地最近的军事政治重镇——黄龙府便担负了以上重任。黄龙府先迁址于东北，春捺钵地再移至东北，这是辽朝政治中心移动精心策划、有序安排的体现。

辽朝统治时期，高丽奉辽为正朔，是辽的藩属国，但其间或战或和。辽与高丽建国年份相近，《辽史》中记载，“自太祖皇帝神册间，高丽遣使进宝剑”开启了辽丽交往。942年，高丽以辽灭渤海国是“无道之甚”为由，单方面封闭了与辽的往来。“澶渊之盟”后，宋不再与高丽夹击辽，高丽再次向辽示好。统和十年（992）十二月，辽圣宗“以东京留守萧恒德等伐高丽”，从此掀开了辽国祚存续期间多次对高丽的征伐。随后，辽分别于统和十八年、开泰二年、开泰五年发兵征讨高丽。辽圣宗太平元年，辽与高丽和解，高丽开始称臣纳贡。太平二年，“三月甲戌，如长春州”。辽圣宗期，高丽多在二三月，即春捺钵期遣使赴辽。可见辽圣宗期，辽与高丽交往稳定而持续。

鉴于辽之前与高丽的几次战争，“生还者仅数千人，契丹之败未有如此之甚”的前车之鉴，以及高丽与宋早期交好排辽的过往，辽认为需要对高丽采取防御兼震慑的措施。黄龙府地处东北各民族混居之地，东部的高丽、东北部的女真及室韦各部对辽呈环绕之势。因此，黄龙府对维护东北地区的稳定和安定、团结各民族起到了重要的战略作用，其中对高丽尤甚。黄龙府作为政治军事重镇，在和平时期可对周边起到震慑作用，在战争时期可作为强劲的有生力量呈辐射状对周边进行战略支援。对于高丽这样有交战史又曾叛辽的朝贡国，辽圣宗期迁址黄龙府是其居安思危的一种战略布局。

黄龙府是连接中原地区与东北地区的枢纽，其政治地位和军事意义不可小觑。辽圣宗期迁址黄龙府为春捺钵政治中心进入东北做了准备工作，同时也对高丽形成震慑和防御之势，起到了守护辽边疆安全的作用。

（作者单位：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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