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昭”地名源考

太昭，位于林芝市工布江达县境内，历史悠久。据传1300多年前，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曾路经此地，藏王壁雨石至今尤存，其洞内文物最早可追溯到公元9世纪。历史上，太昭也是青藏中道、青藏东道和川藏道的重要驿站。在清代，太昭盛极一时，店铺林立，是西藏经济、文化和交通的重镇，有“小八廓街”之称，拥有万善同归碑、关帝庙、清军墓等古迹。

关于“太昭”之名的来源，当地有3种说法：一说“太后召唤”；二说来源于当地石刻“太山石敢当”；三说源于川边经略使尹昌衡。笔者曾多次对太昭进行考察，同时翻阅相关资料，认为“太后召唤”为附会之说，“太山石敢当”与太昭之名关联不大，唯源于尹昌衡最为可信，特略述如下。

当地传说，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率军至此，正值发生辛亥革命，慈禧太后昭谕返回。赵尔丰是清末名臣，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名噪一时。另外，他力主强力靖边，面对英帝国主义染指西藏，下令川军进藏，其手下钟颖于1910年率部入拉萨。太昭又是当时重要的官道驿站，自然见证这一史实，故当地百姓有此附会之说。然此说经不起推敲，其一，现有资料表明，赵尔丰本人并未至过太昭，最远也就到过昌都，即当时的察木多。其二，慈禧太后逝世于1909年，辛亥革命发生于1911年，即使是川军进藏也是1910年之事。其三，随川军进藏的陈渠珍，根据自己在辛亥革命前后的经历写就的《艽野尘梦》反映了当时工布一带的情况，当时未有太昭之名，而为“江达”。“午后三时抵江达。有汛官吴保林率塘兵及番官、喇嘛等百余人出迎。江达为西藏巨镇，人户及寺庙，约四五百户，百物咸备，素极繁盛。自藏番出兵，往来蹂躏，市街如洗，极目荒凉”。其四，根据《西藏交通史》记载，自清至民初，一直沿用“江达”之名，直至于民国时期中央要员进藏线路图中才有“太昭”地名出现，那已是1933年以后的事了。故太昭之名源于“太后召唤”不可信。

至于与“太山石敢当”的联系，本人也认为不足信。据《工布江达县志》记载，“太山石敢当”是从江达村一户人家的院子里发掘出来的。“太山石敢当”应为“泰山石敢当”，石敢当是旧时民间在街衢要道的路口或民宅宅基的墙根，特地设置的一半埋在地下、一半露在地上的小石碑，以此禁压不祥的一种习俗，是压煞禳灾的风水镇物。

为何“太昭”之得名与尹昌衡有关最可信呢？其原因有三：

第一，尹昌衡（1884-1953），原名昌仪，字硕权，号太昭，别号止园，四川彭县（今彭州市）升平镇人。1912年康藏叛乱，作为四川都督的尹昌衡率军平叛，一路势如破竹，只用了3个月就稳定局势，本欲直取拉萨。但在帝国主义干扰及北京袁世凯政府软弱之下，被迫停止。至1914年1月原有边军11营分为三统，以路督战官刘瑞麟为全军统领驻巴塘，刘赞廷为分统驻宁静，彭日升为帮统驻昌都，这就是尹昌衡西征取成的成果。但尹昌衡及其军队并未抵达太昭，但他与太昭的渊源何在呢？

第二，尹昌衡在任川边经略使和领川边都督事时，改定了清末赵尔丰和傅嵩炑所置各县、设治局为府州县。其中，“昌都府、太昌府……并划有太昭一府，嘉黎、硕督两县”。据考证，尹昌衡对川边地名产生了重要影响，“现在西康之‘昌都’（原名察木多），‘硕督’（原名率般多），‘太昭’（原名江达）各县，均因尹氏名昌衡，字硕权，号太昭，而定名”。所以，太昭之名源自尹昌衡也就顺理成章了。但，毕竟当时边军或后来的西康省势力范围都未能抵太昭，太昭一府仅为虚设。为何一虚设机构的名称能为当时西藏地方政府沿用，并为当地百姓认同呢？

第三，尹昌衡自1912年7月经营川边始，至1913年11月1日告病假，到1914年1月3日，北京政府下令裁撤川边经略使兼都督事，“尹昌衡留京另候任用”。他在川边的实际活动不到两年，但他的影响远远超过事件的本身。首先，尹昌衡平叛康藏是维护国家统一之举，符民心、顺民意，自然得到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各族人民拥护。再次，大军所至，声势浩荡，影响空前。既有北洋政府在舆论和外交上的支持，同时，“尹氏在前就驰檄告谕边藏人民……共安反侧，图襄盛举，否则雄师所至，玉石俱焚云云……。”平定川边之乱后，尹昌衡还进一步完善行政建制，添设了一些府县，太昭府就是其中之一。其三，尹昌衡征抚并用。北京政府“饬尹都严饬川边各军队，抚辑番民，保护僧俗人等。川边区域，严守前清末年界限，军队勿过江达以西，有扰害番民者，准其呈诉，当于审办”。于是尹昌衡以镇抚使名义西巡，安抚百姓，奖励川边各投诚土司，整顿军容吏治，镇压反侧。出现了难得的和睦相处，全边政治面貌焕然一新。另外，在远征的同时，也“派遣喇嘛劝谕，以安达赖之心，布民国之惠，宣崇教之旨，侦藏番之情，必使之畏威怀德，倾心内化”。尹昌衡设立太昭府是代表中央行事，加之他本人的影响，太昭之名落地生根也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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