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施粥不准用盆装，于是灾民想了一个办法，一碗粥比一盆粥都多

时至今日，在孟津老城区，仍流传着一句顺口溜：“这又不是在吃王铎家施的饭，为什么要用大碗？”初听到这句顺口溜，想必每个人都不知所云，据孟津当地的史学爱好者韩仲民先生说：“王铎舍饭”这段典故始于明末：

崇祯时期，灾祸四起，战乱、瘟疫、洪水、蝗虫遍布中原，孟津当地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天灾。先是黄河决堤，后又气候反常冰雪连天，次年旱涝交替，庄稼颗粒无收。在天灾人祸的连番侵袭下，孟津人民惨不忍睹，死在灾难中的老百姓不计其数，甚至，有易子而食的伦常惨剧发生。

王铎在这时回到家乡（王铎返乡的原因一说是王铎家中发生变故；一说是王铎仕途不顺被贬），正赶上孟津灾害频发，王铎亲自前往官府请求地方官开仓赈济灾民，又疏通各个关节从各地发起募捐。筹到粮食后，王铎自费将粮食从黄河运到家乡，将粥铺设在自家门口，保证每个灾民每天都能吃粥，不至于饿死。

起初施粥还算顺利，可是，随着时间一长，孟津附近的灾民听说王铎这里有饭吃，纷纷慕名而来。日渐增长的灾民每天吃掉的粮食成了天文数字，很多人每天排队只能吃到一顿粥，为此，王铎不得不立下一个规矩：“王家依然会施粥，但是，前来领粥的灾民必须用碗盛粥，一次一碗，禁止用盆盛粥。”

规矩一出，灾民们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在土窑制作一种瓦碗，容量堪比大盆，但是，从外形来看的确是碗而并非盆。这样就能钻王铎规矩的空子，用碗喝到盆一样多的粥。前文我们说到的顺口溜，也就是因此而来。

这种瓦制大碗，直到民国年间还有制造，解放后才算看不见了。

王铎自幼受到儒学思想的教育，有一颗兼济天下的心，社会责任感极强。虽然，王铎早年在京城当官，但是，出身草根的王铎深知百姓不易，对明朝末期繁重的赋税感同身受。王铎在当官前结交了一批东林党人，如乔允升、孙承宗等（东林党人向来以较高的道德标准自诩），受到这些朋友的影响，王铎举手投足间都流露出一股东林君子风范。

在朝廷中王铎直言不讳、敢于直谏，直来直去的脾气使王铎几次险些掉了脑袋，在朝中得罪了许多官员，仕途十分坎坷。中年的王铎家中经历了许多变故，自己的两个女儿一前一后早夭，父母也在动乱中离世。家庭与国家使王铎痛苦不已，这些强烈的感悟使王铎的人生发生了转折。人在痛苦中成长，王铎亦如是，经历了眼前种种后，王铎经历了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必经的精神洗礼。

与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一个道理，王铎与他的书法在极短的时间内“人书俱老”。一个书法家若想写出流传千年的笔迹，单有出色的笔法是不够的，还需要将自己的人生感悟与这些精湛笔法相结合，这样写出的书法已超脱了墨迹，而是人生。

经历的苦难就像是王铎人生的一条分界线，在此之前，王铎入朝为官二十载，虽说，得罪了不少官员，但是，名声却始终响亮，这与王铎投降满清后声名扫地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走上仕途后，王铎不惧强权，勇于与各方权贵做斗争，对君王直言不讳，在受到“廷杖”处罚时仍临危不惧，一副君子风范。

直来直去的王铎经常被同僚下绊子，仕途屡屡不顺，反复遭到贬谪与升迁。前文我们提到，这些都与王铎结交东林党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幅对联是东林党“创始人”顾宪成挥笔写就的，也是东林党人立足社会的准则。

顾宪成被贬回老家无锡，百无聊赖的顾宪成走进学堂成了一名教书先生，将自己的治世理念传播给东林学子。从东林学院毕业的官员们始终信奉君子之道，有着共同出身的东林学子聚在一起，谈论着“家事国事天下事”，朝中不少官员都是东林出身，逐渐演变成一股政治势力。因为，这群人都与东林学院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因此，他们又被人称为“东林党人”。

王铎进京后，魏忠贤发迹，追随在魏忠贤身边的孝子贤孙演化为“阉党”集团，与东林党两股势力势同水火。双方一边代表着绝对的崇高正义，另一边则代表着绝对的奸佞世俗。起初，他们只是在政治上针尖对麦芒，发展到后期，逐渐生死相争，闹得不可开交。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王铎很明显是站在东林党这一边的，这都是受到同为孟津人的乔允升的影响。

乔允升出身东林，是王铎的知交好友，王铎起初仕途得志乔允升功不可没。

为了讨好魏忠贤，“阉党”们将东林党人的花名册做成一部《东林点将录》，效仿《水浒》将东林“一百零八将”依天罡地煞排位一一列举。可能讲到这里很多朋友都会觉得搞笑，为什么会将政敌赋予梁山好汉的形象呢？原来，魏忠贤大字不识一个，若将东林党人以官职姓名列举出来，魏忠贤根本看不懂，所以，懂事的“阉党”们把政敌按《水浒》好汉的排位做成黑名单，让听过评书的魏忠贤能听懂。

乔允升就在这份黑名单中，且排名不低，赫然写着：“天牢星病关索”（众所周知天罡星均是好汉中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王铎参加科举后榜上有名，此时的乔允升在京城担任刑部左侍郎，后来，又喜得升迁成为刑部尚书。乔允升对既是同乡又是好友的王铎格外关照，可以说，也是此时王铎的价值观受到乔允升的强烈影响。在乔允升的朋友圈中，也有很多东林党人，乔允升将这群人介绍给王铎认识。如：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就是经乔允升介绍结识王铎的，两人相见恨晚，互相尊敬，并结为亲家。大学士孙承宗同样对王铎格外照顾，还替王铎的作品《拟山园》撰写初集。

1626年初，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势力在政治斗争中大获全胜，魏忠贤命人撰写《三朝要典》，借此为“阉党”歌功颂德，当然，也有替自己开碑立传的意思。此时，王铎身为翰林院检讨，按照职能，翰林院检讨应该参加这部书的编撰工作，但是，王铎却拒绝替魏忠贤工作，而是联合同事黄锦等人罢工，使魏忠贤颜面扫地大为难堪。

王铎不知道，这时的他已经上了“阉党”们的花名册。

此后几年，隐藏在大明朝深处的隐患逐一爆发，先是后金崛起国家面临外患，后又有白莲教造反朝廷面临内忧，李自成、张献忠等人揭竿而起，国家危如累卵。在那个注定发生悲剧的年代，像王铎这样的官员自然不会选择明哲保身。王铎先是与首辅大臣意见相左，申请调动到南京翰林院，几年后又走马回京担任礼部侍郎。

正赶上皇太极重兵来袭，明军被打得节节败退，李自成、张献忠等叛军也逐渐坐大。此时朝中百官主要有两种声音，一种是血战到底，另一种则是求和。崇祯本人是很支持求和的，却遭到大部分官员反对。王铎与好友黄道周冒死直谏，批判了主和派，请求与敌军奋战到底，最终，激怒了崇祯，被当庭打了八十大板，随后，贬官六秩。

廷杖并未阻止王铎，十九天后王铎再次站出来请求崇祯：“言边不可抚，事关宗社，为祸甚大，懔懔数千言。”崇祯再次大怒，又处罚王铎廷杖之刑。王铎在朝中挨板子的消息传到家中，王家一家老小都替王铎担心落泪，王铎却不以为意，大义凛然。崇祯这时想了又想，觉得求和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最终，并未向后金求和。

王铎受刑身上的伤口还未愈合，此时，又站出来给崇祯讲《中庸》中的道理，还将国家面临的威胁坦言：“力言加派，赋外加赋。白骨满野，敲骨吸髓，民不堪命。有司驱民为贼，室家离散，天下大乱，致太平无日。”这番话说的十分直白，又惹得崇祯心中不快。这次，崇祯并未处罚王铎，而是对其心灰意冷，放任自流。

官场失意的王铎失去了话语权，索性请求回家探亲，最终，黯然离开京城回到孟津。

官场上的挫折，王铎尚能以死明志，可是，家庭的变故却使这个耿直的男人无可奈何。随着战火逐渐蔓延，洛阳地区多次遭到叛军袭击，王铎只能带着家人四处逃难。在六年的时间里，王铎信一次又一次的体会到失去亲人的痛苦，先是父母，随后是妻子，再后来是妹妹，就连自己的四个儿女也未能幸免于难。

1642年，王铎流落怀州时，受到地方官张抱一的照顾。最终，当王铎饱经沧桑，落笔已是传世名作，在送给地方官张抱一感谢他收留之恩的作品《赠张抱一行书卷》、《赠张抱一草书卷》中，王铎的字迹中写满了流落、战乱、失意、困苦... ...可以说，这两卷惊世之作已达到艺术上的巅峰。其书骨格刚健奇伟，体魄险绝，笔力沉实，是一种雄强之力的充分展示。

清顺治九年三月四日，授王铎礼部尚书，时病重，居于乡里，同月十八日，去世。去世之前说：“有仙迎我”。此事传到朝廷，皇帝立马赠太保，谥文安，敕封其孙凤为中书舍人。王铎墓，位于河南偃师市山化乡石家庄村南，北有凤凰山上的大宋会圣宫碑做伴，南有芝田附近的宋陵七帝八陵相陪，地望可谓极好。可惜的是，因修建陇海铁路，王铎墓冢从此被废。

参考资料：

『《清史列传》、《明季南略》、《清史稿》卷七十九、 《贰臣传》（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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