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千年德州仓

悠悠

千年德州仓

德州仓已有近900年的历史

说起德州仓的历史，应上溯到金代的天会七年（1129）。女真统治者在德州城北运河岸边即今天的北厂村，设立“将陵仓”，专为朝廷储存河南、山东两省的漕粮，然后通过御河将粮食等物品运入北京，以满足宫廷和军队的消费需要。

元代至元三年（1266），蒙古统治者把“将陵仓”改名为“陵州仓”，主要还是着眼元大都的运营，以便将河南、山东的物产运回元大都和内蒙大草原。元代中期以后尝试将山东段运河取直，实现江南稻米和瓷器、木材等特产北输，因此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开挖了会通河和济州河两大工程，德州仓的地位再次得到提升。

明初运河不能全线贯通，北方军需大都由海路运送，经德州转运的军粮不多，德州漕仓的规模有限。洪武二十四年（1391）,黄河在河南的原武决口，会通河淤塞，淮、徐两州的部分漕粮只能陆运至德州，而后沿南运河北运到达通州，此时德州仍为重要的漕粮存储地。当时，天下漕粮，“淮、徐、临、德分贮之”。海运“咸输天津仓”，陆运则转德州仓，“天津、德州二仓所受总输之通州”（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37）。将德州仓储存的河南、山东漕粮运至北平，成为海运、淮运之外的第三条运输线路。

永乐五年 （1427），“令山东布政司量起车夫，将济南府并济宁州仓粮运送德州仓，候卫河船接运”（《明史·漕运通志》卷8《漕例略》）。济南府在德州仓附近设济南府兑粮公馆，所属69个州县，其中24个县，直接将粮食交到仓口。宣德五年（1413），命河南、山东粮，皆运于德州仓。

永乐九年（1411），宋礼和白英重开会通河，使京杭大运河全线真正贯通。永乐十三年 （1415），“陵州仓”改名为“广积仓”，又称 “德州水次仓”，除负责征收、储运河南、山东两省的漕粮外，还接纳来自淮、徐、临等水次仓转运的漕粮。由于实行支运法，德州仓接纳转运的漕粮后，由山东、河南两地的卫所士兵再将其运至通州。

北厂漕仓遗址石碑

仓址由城外迁到城内

德州漕仓遗址有两处，即北厂漕仓遗址和南门内漕仓遗址。

北厂遗址位于德城区天衢工业园的北厂村一带。该遗址占地约15000平方米，现为北厂村村舍和农田，仅保留原北厂街格局，主要功能已转换为农村居住区。村内曾发现大量明清时期的建筑残存如石柱、石构件等。现在的北厂村西立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京杭大运河南运河德州段”和“北厂漕仓遗址”两块石碑。德州仓从初设开始，一直到迁入城内为止，在北厂村一共呆了320年。

明正统十四年（1449），基于仓廒的安全考虑，朝廷将德州水次仓连同预备仓一并移入德州城内。德州仓因库容大且附带有级别较高的管仓衙门户部分司，设在南门内东侧的显要位置。预备仓移于城内后分为两仓，移西门者，曰常丰仓；移城隍庙者，曰预备仓。崇祯元年（1628）常丰仓遭遇火灾，仓项归并德州水次仓。原水次仓改名“常德仓”，并开始担负支发驻防兵及运军月粮的任务。

清代德州仓位置未变，只是仓储规模和面积有所增大。清朝的满洲兵米因由此处发放，故名曰“常德兵米”。城内德州仓的范围大致包括今市检察院和德城区委两个大院连起来，南起东方红路，北至三八路的这一区域。其中德城区委处原有一个大海子，海子北涯即是仓廒所在地。

仓储容量达400万左右

明永乐十三年（1415），德州水次仓有仓库80座，共800间，主要接纳来自淮、徐、临等水次仓转运的漕粮。宣德五年（1430），德州水次仓增建为德州、常丰二仓，储粮规模进一步扩大，山东、河南两省的全部漕粮皆运德州仓。这一时期每年通过德州水次仓转运的漕粮达300—400万石。宣德六年（1431）实行兑运法后，南方漕粮由民众运往淮安、瓜洲水次仓，然后由卫所官兵运往京城。兑运法的实行虽使德州水次仓地位有所下降，但支运法并没有废除，德州水次仓仍然存储大量漕粮。

正统初年， “运粮之数450万石，而兑运者 280余石，淮、徐、临、德四仓支运者十之三四耳”（《明史·漕运通志》卷8《漕例略》）。成化二年（1466）“以各处折粮银四万两，命官平氽米粟，以实临清、德州水次仓”。成化七年（1471）实行长运法后，支运法逐渐废除。德州及淮、徐、临仓原支运的漕粮也全部改在水次仓交兑。虽江北一带交兑不同的漕粮，仍由以上四仓收储转运，但德、临仓转运作用削弱，只存预备米19.11万石作为填补漕粮缺额所用。遇有灾荒，受灾地区应缴纳之粮可暂时停免，而于邻近地区凑补，待丰年归还。

由于德州仓存储预备粮过多，年久不用，以至于谷多腐烂。于是正德二年（1507）令运军于德、临二仓，年支运35万石至京。此后，德、临二仓储粮渐少，而京、通二仓粮多不能容。因此在扩建京、通二仓的同时，令德、临、河西务三仓各废三分之一。

到万历时，德州、临清仓均有储粮，而淮、徐仓无米，于是规定德州、临清仓储足50万石，其余存入淮、徐二仓。万历三十年（1602），漕粮多折银交纳，漕运京师的粮食仅为138万余石，京城官军以及边军给饷改为银米兼支，京城以及北边所需粮食多由商人贩运，导致德州仓的规模随之缩小。明中期以后，德州水次仓有东仓廒29座，263间；西仓廒12座，117间 （杨宏《漕运通志》卷6《漕仓表》）。

清雍正九年（1731），朝廷又建德州新仓120间。直到嘉庆年间，收缴上来的皇粮多得无处存放，嘉庆皇帝曾一度设想用德州行宫暂作仓廒。据文献记载，同治年间，德州仓仍储存着大批皇粮。由德州仓转运到北京的粮食仍达100多万石。

设专门官员管理运作

为维持仓储管理秩序，元代至元三年（1266），统治者在改“将陵仓”为“陵州仓”的同时，在德州设置捕盗司、达鲁花赤、监支大使等，负责德州仓的安全和运行。

明永乐十三年 （1415）在德州设户部监督分司；天顺五年（1461），改为户部管仓分司，“督理仓务”，在各水次仓或派户部主事出任 “监仓”，或由户部员外郎出任“督某某仓储”。自天顺到崇祯年间，德州共有“监仓”158人。为防止官员久任专权，自宣德至正统年间，监仓官员3年一换；景泰后每年1人，并成为定制。

起初，监仓只是监督粮仓的管理，不直接管理具体仓务，仓务由德州地方管辖。后来由于“官军横者难治”，方由户部官员直接管理。其具体管理人员有仓大使1至2人、副使2至4人，弘治年间裁减为每仓大使和副使各1人。另外还有勤杂人员如攒典、斗级、修仓夫等。攒典，掌管漕粮的接纳和输出；斗级，负责粮食的日常晾晒和存储；修仓夫，负责粮仓的维护和修理。

清初沿袭明代的管理体制，亦设仓大使管理水次仓，并有户部分司加以监督。据《山东通志》记载，仓大使署在德州仓的南面，清初至康熙中期，共有仓大使59人。清初仿明在德州所设的户部分司，“康熙四年（1665）停，仓务委托莱州府通判管理，十八年（1679）改并督粮道”。乾隆二十八年 （1763），裁德州仓大使，归粮道库大使。

明初为更好地保护粮仓，统治者曾用仁、义、礼、智、信等封建纲常用语将粮仓分类，“各仓门以致仕武官二，率老幼军丁十人守之，半年一更”（张廷玉《明史》卷79《漕运·仓库条》）。天启、崇祯年间由于后金势力的屡屡入侵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加之统治者疏于对水次仓的管理，到清初时原明代的德州水次仓出现严重倾毁倒塌。经清统治者的扩建和维护，德州仓在清代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清王朝的腐朽和没落，德州仓也不可避免地重蹈明末的残败覆辙。

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政府裁撤督粮道和仓大使，德州仓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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