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义学遍城乡

私塾义学是封建时代书院的补充,在石屏历史上仅仅存在了500多年,但却在文献名邦的长河中,打造出一颗颗金光闪闪的文化明星。

穿过时空隧道,走在明清时期石屏古老的街道上, 城乡闾巷间到处书声琅琅,文风浩荡。石屏兴文明,倡礼教,教育场所如春雨洒过的田野,百花灿烂,乐教好学的风气,弥漫了石屏城乡。石屏除书院外,地方教育尚有多种形式,私塾和义学就是其中两种较常见的办学形式。

石屏城区坝区多为明初中原来此屯军的军人后裔,他们受先辈“唯有读书高”的意识影响,家里再穷,即使砸锅卖铁,也要供子读书。他们认为“养儿不读书,犹如养个猪”,“与其盖新房,不如养个读书郎。”

于是,男人们靠走西头,肩挑马驮运来茶叶、盐巴、棉花土特产品,女人则在家纺线织布,卖物换钱,供子读书。袁嘉谷先生在《异龙湖歌一百韵》中的“民俗安耕凿,土风敦义礼。家家机杼声,人人诗书契”就是这种土风义礼的真实写照。士民读书风气的浓郁,促进了教育场所私塾义学的诞生。据袁嘉谷先生主修的《石屏县志》载:“官聘之师,上者为书院山长,下者为义学师,然不如私塾之盛。”其教材多为《蒙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四书》等,并重书法,多为私人设馆教学。

石屏文教盛衍,私塾甚多,最早始设于明代中叶,这些私塾遍布城乡。城区有丁斗南家塾、王家圣家塾等较为有名。乡下以古柏山房较出名。古柏山房在宝秀赤瑞湖东南边,张本寨东南土地庙侧,明崇祯初年张一甲读书处,其后子孙等皆在此攻读,曾有“张汉夜读”与“龙孔书声”的神奇传说。城南郊冒盒村的聚星馆,也为私塾之名称。清康熙初年孙申之、孙颖父子授徒于此。经30年,生徒200余人,康熙乙丑科(1685)翰林许贺来,癸巳科(1713)翰林张汉等俱出其门。朱家花园私塾,为清代石屏朱氏私塾教馆,以至朱家人才如雨后春笋。明清两代,朱氏共出进士六人,其中翰林二人,众口皆传的“一家同榜三进士”就是讲清道光己丑(1829)科,朱淳与朱家学、朱丹木两叔同会试,共殿试,三叔侄同时金榜题名。且朱淳高取二甲第一名进士,获“传胪”之称,创下了云南一家同科三人考取文进士的唯一纪录,震惊全省。据有关资料载,明清两代石屏先后有15个私塾。石屏教育在明清两代主要以私塾为主,这些私塾为私人行为,学生需缴纳一定的学费,以保教师生活之需。清代,还有一种被称为“义学”的教育形式。这是一种免费的私塾,其经费主要来源于地租。石屏义学,兴于清初。据续《康熙石屏州志》载:“石屏州旧无义学,康熙三十六年(1697)知州张毓瑞新建于文庙明伦堂左,延师训诲,捐俸供给。于是,州人子弟贫而无资者,得专志向学,弦诵之声加于往昔矣。”清代石屏所设义学,经费皆由官庄内列支。据《石屏县志》记载:城内有尊经阁义学,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设;乡下有宝秀秀山书院义学,清雍正十三年(1735)设;五郎沟义学,清雍正十三年(1735)设;海东义学,清雍正十三年(1735)设于海东三官庙内;龙朋城义学,清康熙二十年(1681)设于龙朋里关圣庙内;旷野义学,清雍正九年(1731)设于旷野(今羊街已划归建水县玉皇阁内。以上六处义学,每年共束修银66两,于官庄内开销。官庄租谷66石(每石折银一两),茶米俱官纳。

这些义学,为石屏清代官办的学校,布于石屏城乡的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使石屏各地方的百姓子女,都有上学接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私塾、义学这种办学形式,遍及石屏城乡,是书院教育的补充,为科举时代培养人才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是石屏明清两代1个状元,15个翰林,77个进士,640名举人之根。他们青少年时的受教条件十分简陋,但他们靠刻苦的毅力登书山、跨学海,走出私塾义学,去与文化较为发达的中原一带的学子拼搏,在科举的道路上蟾宫折桂。从明永乐年间涌现第一个进士到清末废除科举约500年的历史长河中,石屏的私塾、义学在教书育人的道路上,竖起了一个个闪光的里程碑。

本文内容采摘于《话说红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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