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开端，京师同文馆的设立有什么波折？

作者：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岳忠豪

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被迫打开，中外交流越趋频繁，但直到19世纪60年代初，中国外交及外语教育一直没有什么进展。直至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帝“车驾北狩”，经过此次近乎亡国或改朝换代的危机，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觉醒。而恭亲王奕䜣与英法使臣交涉，备尝艰辛，这使他和曾国藩、李鸿章等疆吏一道，开展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而随着洋务学堂的创办，中国近代意义的教育事业也由此起步，首推京师同文馆。

（京师同文馆）

1861年初，奕䜣在《通筹善后章程折》中主张“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请求创办外国语言学堂，随即得到咸丰帝的批准，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862年7月11日，京师同文馆正式开学。

京师同文馆并非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培养外语人才的机构，早在唐代便有了官办的翻译机构，明代有“译远方朝贡文字”的“四夷馆”，清代改称“四译馆”，京师同文馆的前身俄罗斯文馆在乾隆年间就已设立。但京师同文馆与上述机构有着本质的不同，奕䜣在《遵议设立同文馆折》中说“臣等伏思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各国均以重资聘请中国人讲解文义，而中国迄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底蕴。”可见京师同文馆并非仅仅是为了翻译，而是为“悉各国情形”“悉其底蕴”，这就比之前为翻译而存在的“四夷馆”等前进了一大步。并先后聘请英国教士包尔滕、傅兰雅、美国教士丁韪良等外国人来同文馆任职，这也是与以往不同的重要一处。以外国人为教习，相比本国人则更能开阔学生的思维、促进西学传播。

（傅兰雅）

京师同文馆创办之初是为教习外国语言文字而存在，这与祖宗之法、前朝先例相因循，并无不当之处，因此也没有引起社会及朝中的非议。但在1866年底，奕䜣奏请拟在京师同文馆讲求天文算学，要招取举人贡生及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入馆学习。但这一举措马上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先后有山东监察御史张盛藻上《请同文馆无庸召集正途疏》、大学士倭仁上《请罢同文馆用正途人员习天算折》、直隶知州杨廷熙上《请撤消同文馆以弥天变折》等表示反对开设天文算学馆，并对西学大肆攻击，倭仁谓“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而奕䜣等人则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辩驳，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场关于教育改革问题的大辩论由此引发。“事实是，从1866年底开始，延续时间达半年之久的一场大争论，改变了京师同文馆的语言学堂性质，确立了它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的开创性地位。

（恭亲王奕䜣）

这次的辩论，在朝廷的干预下告一段落，虽然表面上倭仁辞职，恭亲王等人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实际上对京师同文馆天文算学馆的开设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由于倭仁等保守派的阻挠和社会上士大夫阶层巨大的阻力，天文算学馆的招生情况并不理想，最终因生源太少及学生素质过差，被并入英、法、俄文馆，所谓天文算学馆已名存实亡，这时的京师同文馆也显出衰颓之势。

1869年末，美国人丁韪良（W.A.P.Martin）被任命为京师同文馆总教习，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因此1870年后京师同文馆有一定的发展。“1876年，馆中正式规定除外语外，学生还要学习数学、物理、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各国历史、地理等课程，使同文馆由单纯的外语学校发展成为一所以外语教学为主，兼习各门西学的综合性学校。”1902年，京师同文馆并入戊戌变法时成立的京师大学堂。

京师同文馆在四十年的发展历史中，尽管学生素质不高，也并没有做出比其它洋务学堂更突出的成就与特色。但它标志着中国开始施行西方教育，学习西学由想法变为了现实，中国近代教育在这所位于北京东堂子胡同的小学堂中缓慢起步。同时，它也被誉为“晚清三大译书重镇”，对中国近代的译书事业与西学传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它带动着其它洋务学堂一道，为洋务运动提供新人才、新技术，借助于学堂这一具体的形式，新观念开始改变人们原有的成见与信念。无论成效如何，京师同文馆也已经踏出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第一步。

参考文献：

1、夏东元：《洋务运动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2、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3、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上海：格致出版社，2012年。

4、孙培青：《中国教育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编辑：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施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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