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是如何提炼海盐的？山东发现的古老遗址，为我们揭开神秘面纱

盐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除了烹饪和腌制食物，盐对人体各机能的维持也有一定意义。古人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尚书·说命》中说“若作和羹，惟尔盐梅。”可见当时就以对盐有所利用。正因为人对盐的依赖，盐业资源在历史时期一直是国家控制的重要战略资源，也就是所谓的盐铁专营。历史上许多绿林好汉也是在混乱的时候铤而走险，通过贩卖私盐来维持生存。

古人对盐的获取，又可分为海盐、井盐、池盐等方式。井盐是通过开凿竖井来抽取地下卤水，池盐则针对的是咸水湖，二者主要分布在内陆地区。相比之下，我国对海盐的获取可能时间更早、规模更大。尤其是山东一带，考古工作者在靠近渤海南岸的内陆发现了大量的商周时期的制盐遗存。也就是说，在几千年前的商周时期，这里就是重要的海盐产地。

那么海盐是怎么提取出来的？当时的制盐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今天，我们就跟随着考古学家的足迹，来了解下古老的制盐遗址和海盐提炼。

奇特器物牵出的大发现

说到山东地区的盐业考古，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当时山东北部的文物工作者，经常发现一种造型奇特的器物。这类器物下面是尖圆底，身体又布满了很粗的绳子状的纹饰，形状就像头盔。1956、1957年惠民专区就发现了许多这种器物，当地群众称之为“盔头”。

寿光双王城遗址出土的盔形器（制盐工具）

学者尝试还原的古代制盐场景

我们知道，一般的日用陶器即便粗糙，起码说得过去，而且要么有腿，要么底是平的，能立得住。这种造型的是用来干嘛的，不太好说。但因为发现的范围与文献记载的煮盐之地大致吻合，器物内壁又有白色垢状物，已经有观点认为是煮盐之物。为了保守起见，还是根据造型把他命名为“盔形器”。可以说，这些看起来粗糙而丑陋的罐子，着实让专家们伤透了脑筋。直至上世纪末，经过几次文物普查之后，随着盔形器的发现在山东越来越多，范围也越来越大，大家猜逐渐意识到：这其实是一次十分重要的考古发现！

进入新世纪以后，考古工作者对发现的盔形器抽丝剥茧，对相关的发现地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由此发现了大量的制盐遗址。而广饶南河崖、寿光双王城等遗址的发掘，则使商周时期的盐业生产重见天日，可谓是盐业考古史上的大发现。

莱州湾与黄河三角洲的盐业遗址

由于古海岸线的变迁，渤海南岸地区有着丰富的浅层地下卤水。加上地势平坦，光照充足，蒸发量大，可谓理想的制盐之地。至今，在这些千年前的制盐之地，地表仍然能见到许多贝壳（当地人俗称蛤蜊皮），甚至有白白的盐分渗出。根据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当时还叫考古所）以及各地市文物部门的先前工作，目前已探明的盐业遗存主要集中在莱州湾沿岸地区和黄河三角洲地区

鲁北沿海地区殷墟时期至西周早期盐业遗址群及相关遗址分布示意图

位于渤海南部的莱州湾，有机质丰富，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渔盐产地。包括潍坊、东营、烟台等地，又以广饶和寿光为代表，是山东盐业考古工作最为系统，收获最多的地方。所见遗址群年代主要集中在商代晚期和东周时期。

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古遗址多被厚达数米的淤土覆盖，虽保存好，但不易被发现。只在东营市刘集，利津县南望参、洋江，沾化县杨家，无棣县邢家山子，庆云齐周务，海兴县杨埕以及黄骅市等地发现了东周时期的盐业遗址（群）。

此外，作为注入莱州湾的山东地区北部最大河流之一，小清河下游也分布有密集的古代盐业遗址。通过山东大学盐业考古队的全覆盖式的调查，共新发现和复查单个遗址点340余个，采集各类遗物标本1600余件，可分为龙山、晚商至西周、东周、汉代以后共四个大的阶段。

千年前的制盐工艺

时至今日，盔形器的功用已经比较清晰了，就是用来煮盐的。而且专家学者也在大量的出土实物上进行了充分的类型分析。类型分析是考古学常用的手段。就拿手机来说，不同时期的手机外貌是有差别的。经历了从大哥大到翻盖机，再到智能机的一系列发展。同样的道理，盔形器也是有自己的演变过程。依据外貌差异把这些盔形器排成排，如果能确定某几个器物的年代，那么整个器物的演变序列就清楚了。就是这样，考古专家排出了盔形器从商代到周代的发展面貌。但这远远不够，毕竟对考古来讲，弄清楚千年前的盐是怎么出来的，意义要大得多。

制盐工艺的研究是盐业考古的重点问题，国家文物局、国家科技部等部门对此也比较重视。目前综合发掘资料、文献资料以及实验室的检测分析，主要有两种观点：

山东大学的王青教授在参与大荒北央、南河崖等遗址的发掘后，根据所发现的盐灶、卤水池、淋卤坑、储卤坑、摊场等遗迹，结合科技分析及《熬波图》、《天工开物》等相关文献记载认为应是原始的淋煎法（又称淋灰法）技术流程：先挖取浓度较高的地下卤水，再经草木灰刮卤提纯，最后以盔形器盛卤水置于盐灶上煎煮成盐。

《四库全书》里的《熬波图》与淋灰法

山东师范大学的燕生东教授则对此有不同见解。他不主张与文献记载贸然结合，而是依据双王城遗址揭示的盐灶、坑井、蒸发池、过滤池等发掘资料，提出了另一套流程：通过坑井获取地下卤水，然后经蒸发、过滤获取浓度达到生产要求的卤水，然后上盐灶煎煮而成。并对该遗址中制盐作坊的单元结构进行了复原。

双王城014A遗址制盐作坊单元结构复原图

双王城014A遗址制盐作坊

这两种观点均认同盐的来源是地下卤水，并且经过了提纯等工艺之后达到相应的浓度要求。分歧则在于提纯的手段：王教授结合科技分析，认为是含有大量可溶性盐的草木灰功不可没；而燕教授则根据发现的蒸发池、过滤池等遗迹认为是蒸发、过滤等流程的作用，草木灰只是生产垃圾。

在制盐过程中需要起火煮盐，作为生产垃圾也会大量产生草木灰，也就是植物燃烧后的残余物。草木灰以前在农村也会作为肥料使用，因为其含有可溶性的碳酸钾。这些碳酸钾又会提高盐浓度，所以会不会是它们在制盐中用来提纯呢？目前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或者反对这些草木灰是有意识的倾倒在制盐过程中。这两位教授可能还需要再争论一下。

觊觎海盐，竟是商王朝东进的主要动力？

我们知道，势力东扩是商代历史的一个明显特征。鼎盛时期的商王朝势力以中原为中心，西至周原、商洛，北到晋中、保定，南可达安庆、岳阳甚至江西一带，东方则辐射到了渤海南岸。到了晚商，考古发现的商文化在西、北、南三方急剧收缩，唯独在东方保持强烈的扩张态势。

商代晚期形势图

这一时期，山东地区发现的商文化因素的青铜器非常多，高等级的聚落、大墓也是其他地区比不上的。这些被认为是商王朝派来的重臣、军官所留下的。加上甲骨文里记载的商王朝与东方的多次战争，不禁让人觉得好奇：是什么吸引了商王朝，使他们对东方一直念念不忘？

同时期的盐业发现似乎给出了一个答案。

通过对制盐作坊的复原和分析，专家推测，面积为四千到六千平米的制盐作坊包含盐灶、蒸发池、灶棚、工作间等结构，一次举火煮盐的产量能到一千斤。整个渤海南岸的海盐年产量能到五十万斤，参与制盐的工人能到五六千人。

博物馆展览中的海盐生产

如此可观的产量，如此大规模的产业，在当时可不是闹着玩的。因此有学者推测，这一时期的产盐已经是国家行为。商王朝之所以加紧对东方的控制，觊觎盐业资源就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值得一提是，莱州湾一带已经发现了龙山文化时期的制盐遗存，小清河下游也有所发现。看来东方的海盐历史是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了。但当时的制盐工艺、流程、规模是什么样的，还有更多的未解之谜等着我们去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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