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甸：这个古镇，差一点成了桐乡县城！

屠甸，屠甸，一上来就是个谜！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屠甸之名，其来甚古，传说是因春秋时期晋国人屠岸贾 得名，屠岸贾是《赵氏孤儿》里的大奸臣，名声不太好，又跟浙江毫无关系，可见传说只能姑妄听之。

严辰不愧是一个姓严的人，治学严谨，他写的光绪《桐乡县志》，就否定了这种民间说法，但说屠甸镇有屠庵、屠家板桥，“则地名固以姓传”，认为屠甸这个名字与当地的屠姓有关，实在也不过是他的一种猜测，屠甸，究竟为什么叫“屠甸”，这是屠甸的第一个谜。

说屠甸，真如一部十七史，无从说起。

先说寂照寺。

寂照寺藏着许多谜，第一个谜，就是《至元嘉禾志》里说的“经始不知何代”，就是说寂照寺的始建年代不详。旧《县志》里说寂照寺建于后晋天福八年（943），那是指重建的时间。

寂照寺里原有两尊石佛，传说是很久很久以前从海上漂浮至此的，于是寂照寺前面的河也被称作“石人泾”，简称“石泾”。

关于这漂来的两尊石佛，清朝屠甸诗人沈协《石泾竹枝词》就提出过两个疑问，他说“浮来石佛何人见？还是生成是凿成？”这可算是寂照寺的第二个谜。

寂照寺里原供有宋代名臣陈尧叟、陈尧咨两兄弟的像，这个陈尧咨，就是欧阳修《卖油翁》开头的“陈康肃公”。寂照寺为什么会供这两兄弟？非常奇怪。

有一个传说，说寂照寺是陈氏兄弟的祖先陈三秀所建，后来寺毁于南宋初年的兵火，两兄弟发达以后，归老于此，应寺僧惠能和尚之请，重建了寂照寺。然而这两陈兄弟是阆中人，今属四川省，而且他们去世的时候，还在北宋时期，与南宋毫无关联。可见这个传说的不可靠。然而无风不起浪，一看就不靠谱的说法，怎么会成为一个坚韧的传说？这可算是寂照寺的第三个谜了。

相传寂照寺起初的时候，家大业大，和尚分为113房，后来衰弱至只剩10房。寂照寺出过几位名僧，一是元朝的日观和尚，他名子温，因此习称“温日观”。日观和尚道行高深，又是一位艺术家，善长画葡萄。温日观以后，清朝时期，寂照寺还有一位虚谷和尚，在东南一代颇有影响，与当时学者文人多有交往。

屠甸镇早期最有影响的人物当属“正节先生”卫富益。

卫富益是朱熹的第四传弟子，宋朝灭亡以后，隐居不仕，是一个铁骨铮铮的人物，堪称屠甸精神的奠基人！

卫富益在屠甸镇东的分水墩上创立白社书院，一名白莲书社，这是桐乡县最早的书院，光绪《桐乡县志》说：“桐境书院之名，固无古于此者。”

当然，这里说的“桐乡县”，不包括崇德县。倘若将崇德县也算进去，那么白社书院并不是桐乡的第一个书院，传贻书院就比它早。

卫富益是屠甸的精神象征，因此，屠甸镇从宋朝至清道光十五年，没有出过一个举人，光绪《桐乡县志》就说是“乡人颇得其遗风”，又说“里人化其高风，自元、明两朝无一得科第、入仕途者”，以此说明屠甸精神就是淡泊名利，读书就是读书，不看重考试，不看重分数，重视的是家国情怀！

屠甸镇的第一个举人是毕槐，号面山，他中举时为道光十五年（1835），他写有一本《公车日记》，近年张振刚先生整理出来，对桐乡文史乃至科举文化，都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屠甸第二个举人叫陈鸿畴，字客舟，这一年为光绪五年。同年，陈鸿畴与毕槐的儿子毕士颖在石泾塘南的东斜港边重建白社书院，前后三进，桐乡知县束允泰、地方绅士严辰分别撰写对联，重建的白社书院，成为桐乡八景之一。这是屠甸后人对乡贤卫富益的一个呼应！

屠甸风水好，风水好的标志之一，就是桐乡刚设县的时候，屠甸差一点成为县城。明朝宣德五年（1430），崇德县划出东面六个乡成立桐乡县，开始打算把县治设在屠甸，后来不知何故，改设到了梧桐乡。假设当时的计划实现，那么，现在很多桐乡人应该都住在屠甸，甚至县的名字也可能叫“屠甸县”或“屠甸市”。以此类推，屠甸中学就是桐乡最好的中学了！

屠甸尽管与县治擦肩而过，然而由此也足以说明此地的风水之好了。

所谓风水，本质上是指环境、环保。

屠甸风水好，还有一个标志，那就是官宦人家的墓地特别多，比如明朝湖广布政使冯孜、山西盐运使姚继舜、武冈州判于恭、清朝翰林院编修沈珩等人的墓地都在屠甸。于恭的墓，现在变成了“于谦墓”，这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无论有意无意，反正，当不得真！

当然，其中最为当地熟知的当属“吕大坟”。

吕大坟，顾名思义，墓主当然姓吕。吕大坟，也称“王家山”、“王山”、“黄山”，最流行的说法，说是明代通政使吕希周的墓地。清朝人程宗坤《王家山》诗自注谓：“吕希周墓在山下”。

然而，清代屠甸诗人陆思忠经过实地调查采访，写了一个报告，他说：“所谓王山者，特指明代吕氏墓，吕系国戚，后裔式微，不复祭扫。”

陆思忠虽然说这是吕家的墓地，但没有点明是谁，只说这个吕家是皇亲国戚，按照这个说法，吕大坟的墓主就不可能是吕希周了，因为吕希周家族跟“国戚”沾不上边。然则吕大坟的墓主可能就是吕留良的的上代了，吕留良的祖母是南城郡主，的确好算是“国戚”的。

吕希周是骑塘相庄村人，与吕留良同姓不同宗。吕留良家族雍正时期遭受文字狱，子孙都被发配到东北去了，这与陆思忠所说的“后裔式微，不复祭扫”也相符合。而且陆思忠从头到尾都没有指名道姓，大约就是有所忌讳吧，毕竟他是清朝人。 倘若墓主真是吕希周，他完全可以直接写出来，没必要如此讳莫如深了。

吕大坟命运多舛，乾隆年间被盗挖一次。到了1948年，又被南日乡康某雇人盗挖，当时尸体还没腐烂，穿的是明朝衣服，墓砖上写着“嘉靖十一年夏造”字样。

按，吕希周去世在嘉靖三十五年以后，而他的父亲吕纶去世在嘉靖十三年（1534）， 按时间计算，假设吕大坟与吕留良家族无关，则这个大坟最大的可能应该是吕纶墓。吕纶生前以儿子吕希周贵，被朝廷封为奉政大夫、吏部郎中，他的墓是可以有这样的规格的。

这是我多年以前的一个考证，证据还不太充分。有幸的是，近年承沈亭先生、吕志江先生补充材料，可以断定，吕大坟的墓主不会是吕希周，更不可能是吕留良的祖上。

屠甸风水好，地灵就能出好东西，屠甸旧时出产潘园李、槜李，都是李子中的上品，除此之外，著名特产还有烟叶，乾隆年间已有种植，到了清朝末年，屠甸“每夏秋间，远商来集，烟市极盛”，可见屠甸烟叶贸易的盛况。

槜李，据光绪《桐乡县志》说，它的原产地在嘉兴的净相寺，“实非桐乡”，太平天国平定以后，桐乡“某县令”用槜李进献给上司，夸说是桐乡特产，因此，槜李后来便成为桐乡每年进献上司的“例馈”。槜李也便开始在桐乡种植起来，主要种植地就在屠甸一带，后来写《槜李谱》的朱梦仙便是屠甸人。

光绪《桐乡县志》里所说的“某县令”，在当时，是作为反面人物的，不过因为他的拍马屁，无意中倒造就了桐乡槜李之乡的地位，历史上的事情，就是这么难说。这个“某令”，当时人尊重地方父母官，不好直接说。时过境迁，现在点名道姓不要紧，他叫富拉浑，满洲人，同治四年至八年任桐乡知县。

地灵则人杰，屠甸历史上虽然科第不发达，但书香门第、大户人家却非常之多，比如卜、戴、张、沈、陆、陈、马、吴、于、管、曹、徐、何、李、周、姚、钟、毕、范等等，都是地方上著名的家族，比较出名的人物有诗人徐春郊、书画家范敦、范仁寿等。

清代时候，屠甸镇上著名的园林有位于旱桥的沈受恒晚佳轩、石泾塘南的陆思忠半壑园。半壑园的牡丹非常著名，连远在常州的诗人赵怀玉也有诗写到：“不知寂照庵前路，半壑风光得似无？”赵怀玉自注：“闻陆氏半壑园牡丹甚盛。”

赵怀玉可不是一般人，他是清初名臣赵申乔的玄孙、赵熊诏的曾孙，他本人也是与黄仲则、洪亮吉等大家齐名的人物。他交往的人物，《清史稿》里多有传。

屠甸，清代初年就已成市镇，太平天国时期破坏严重。咸丰十年（1860）农历八月初二，太平军进犯屠甸，烧杀抢掠至初八日才撤出。此前，屠甸人毕槐、徐文济、曹金坡等乡绅已出资组织了民团，八月初二人，曹金坡、陆三元等率民团在万年桥与太平军激战，陆三元、徐顺、何成林、徐鼎等当日被杀，曹金坡身受重伤，于初八日去世。

从咸丰十年八月初二到八月初八，短短七天时间，屠甸一镇死亡人数达两百人左右，其中半壑园陆家一门死难七人，可谓人间惨剧。

屠甸人的修复能力特别强，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起来。太平天国被平定以后，屠甸很快又发展为桐乡县的一个大镇。

到了清朝末年，屠甸已经有“陈源泰”、“沈顺昌”、“大成号”等著名商号，还有“公和当”、“嘉泰当”、“德泰当”等典当，当铺是评断市镇规模的一大标准。

除此之外，屠甸在清朝末年又有天主教堂，这像肯德基、麦当劳一样，是大镇的身份！

光绪《桐乡县志》说屠甸“历代皆不设官”，一直到了同治三年（1864），屠甸才开始设了厘局，相当于现在的税务局，屠甸厘局有东西两个，都在石泾塘北，东面的在东车之西、聚源桥北，西面的在西车之西。担任屠甸厘局委员的前后有18位。光绪六年（1880）屠甸厘局合并于王店。

桐乡市区有条屠甸路，我的家就在这条路边，往东南十里，便是屠甸镇，我曾经骑了电瓶车去过几次，在石泾公园里读碑，读到夕阳西下，至今难忘。屠甸镇，又是我的朋友李春毛老爷的岳父家，李春毛老爷常说：听郁兄这么一讲，才晓得屠甸沈家是大家族，可怜我三代贫农，一不小心竟然娶了屠甸沈家的大小姐，总算是光宗耀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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