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芬芳育千年(下)——第五辑(2月4日)

书院芬芳育千年(下)

海宁古代书院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沉浮,兴衰成败间,起起落落时,我们不难发现总会有热心人士为之奔走,为之呐喊。他们为了书院建设捐赠财物,倾囊相助;他们为了书院教育广邀名师大儒,竭尽所能。最后,他们的名字被刻在坚硬的石碑上流芳百世。

手摸着冰凉的石碑,目光在那些不朽的名字上停留,仿佛感受到了一种热度。正是这些名字,共同搭建了文明传递的阶梯;正是这些书院,丰富了海宁的名人文化宝库。

如果把古代官学教育与民间书院教育的区别加以归结,那么这种区别即是教育理念上的区别,民间书院所坚持的是儒家以德育人的教育理念,而官学所实施的仍然是等级化教育的办学思想。

古代海宁书院所奉行的是一种“有教无类”的平民化教育,换言之,学校教育并不是为生徒寻找和提供做官的捷径和跳板。书院教育为的是民众普遍地受到如何做人以及如何使人在家和国、社会关系中定位的教育。

审视当今教育现状,可作一番今古对照。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理念,我们在回顾书院教育的历程中,是否可以受到些许的启发?

安澜书院

据《重修安澜书院碑记略》记载:清嘉庆壬戌年间,海宁州牧黄秉哲重修安澜书院。州中望族若查、陈、朱、胡、马诸家大力捐赠田产,捐赠银两,捐赠课桌椅,几年后初具规模。黄刺史离任之后,一时经费发生困难,一度停办。十几年后,易凤庭、鹿嗣宗相继担任海宁州牧,他们开始召集有学问的人来县衙讲课,并发放俸禄。从此,教学之风开始复兴了。黄君议在嘉庆七年八月重建安澜书院。在他离任之后,孙凤鸣继任。孙凤鸣开始大修书院的房屋,制定书院的规条,请当地大儒周令春担任山长。从嘉庆八年至十三年,书院兴旺,人才辈出。道光壬午秋,长安镇米商每年捐赠白银数百两给安澜书院。当时,海宁其他有识之士纷纷响应,纷纷捐赠。

据靳芝亭《重建安澜书院碑》记载,安澜书院经历了太平天国的战火,房屋大量烧毁倾颓。靳芝亭就任海宁知州后,开始大量集资建房。其中有开明乡绅董成其捐赠了大批银两,用以购买市集房屋,存典生息。积累下来的钱财,用作生童学习生活的费用。书院还重金聘任大儒萧山傅梅卿来讲课,从此文风蒸蒸日上。清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十日朱宝缙改书院为海宁州小学堂。

而今,在“金庸书院”奠基仪式上,金庸先生亲自剪彩并铲土奠基。未来的“金庸书院”就坐落在盐官古镇东南隅,其建筑布局参照清朝安澜书院建造。具备讲学、展示和藏书等功能,将全面地展示金庸学术成就,精心收藏其著作和相关研究资料,从而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场所。

仰山书院

仰山书院坐落于长安镇海宁中学内,是目前海宁仅存的清代书院建筑。

宋代时,这里是“曲沼栽莲,茂林植柳,真幽栖远俗之地”。明洪武八年(1375年)建义塾于觉皇寺

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知县许三礼创设长安书院于觉皇寺,聘黄宗羲等名士讲学,成为一时佳话。但由于缺少办学基金,许三礼升迁后,书院亦即停办。

清嘉庆五年(1800年),沈毓荪、陆鸣盛、陈光庭、倪善治等发起重建书院之议,并筹集资金,建书院于古三女堆东坡,嘉庆七年建成。浙江巡抚阮元闻讯,欣然以“高山仰止”之义,命额曰“仰山书院”。

公推沈毓荪为山长兼主讲。其后规模至占地4000余平方米,成为房屋幽深宽敞,高低相应,教学、膳宿完备的教育基地。整个建筑布置,从大门至主建筑崇雅堂,步步升高,其门室树木,均隐含义。周以修廊,中辟小园,环境上佳,吟诵之声往往不绝于耳。沈毓荪本系中产之家,建书院时集资不足三千两,由其填补费用之不足部分。开学后独自担负“延师课士”生员膏火之资,不到四年,以致家道中落,中年时节只得外出为人“幕客”,终老于上饶灵山书院。仰山之人怀念他,立牌于“崇雅堂”之侧位祀之。

嘉庆十一年,聘钱塘沈飏侯为山长。嘉庆十四年,于头门两侧设“蒙泉义学”以培养书院的初级学生。嘉庆十七年,清乾隆庚子恩科进士张骏为山长。清道光二年聘萧山高凤台为山长。时知州王寿榕,请得杭州府允准,将长安米商的厘金之半,拨给仰山书院,保障了书院一切开支费用。清咸丰初,本镇举人陈方坦为山长,太平军起,投笔从戎。嗣后由本院学子,嘉庆丁丑进士、署江巡抚陆元琅归家任书院院长。同治四年,本镇盛炳奎(举人)修理了劫后尚存的书院,重新开课。光绪十四年原发起人陈惟德的孙子陈方坦,回乡省亲,出资三千两又五百千钱币再修仰山书院,并筹集“岁需经费”的基金。光绪二十八年,清政府令,改书院为高等级学堂,称“海宁州立第四小学”。

光绪三十一年朱宝缙创立“海宁州中学堂”。海宁州学堂系嘉兴地区仅有的两所学堂之一,如此这般,仰山书院又因教学革新而载入海宁教育史册。海宁州中学堂仿西方学制和教学内容,学制五年,另设预科。学堂有从上海、杭州等地请来的教师,开设修身、国文、法制、历史、英语、算学、博物、财政、体操等课,还一度请日本人教日语,教师中有留学生,更有如钱玄同、王国华(王国维之弟,英语教授)等名家。

“戊戌变法”时,仰山书院从主讲到学子,“意气风发地攻读时政知识”,《新民丛刊》成为必读课本。“戊戌变法”失败,仰山人首先追随孙中山先生,倾向革命,沈山寿等成为当时海宁州里国民党的领导人之一,时张步青任学校校长。民国时期,汪培三由镇长兼任校长。由于仰山书院一贯对教师资质要求很高,所以人才辈出,清代有陆元琅、许梿、许楣、何国樑、陈方铨等名人、官员。后有朱定一、沈鼎三、韩维邦、陈慰堂、谢培康、冯朱棣等科学家、工程师。朱定一于1987年在美国对沈鼎三的夫人应芬林说:他们这一辈“仰山学子”在美国的有十多人,他们总以是“仰山学子”自豪。正因仰山教学质量闻名于当时,香港著名实业家查济民先生的父亲,当年特意让查济民住于曹振麟家,就读于仰山书院三年。

崇正讲舍

崇正讲舍,在元东乡诸桥(今丁桥镇诸桥),清光绪十八年(1892),邑人张宝华等人创建。光绪二十八年有张宝荣、祝鼎、邹师谦、张渠清、虞秉璋等,改设高等小学堂,光绪三十二年冬以费用短缺停办。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呈准改设初等小学堂,教员有张渠清(堂长)、马承铭、林新民等,资金为地方公款,学生五十余人。

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撰写《崇正讲舍碑记略》:且夫学校之美善,非一人一校之力所能为也。必教育之系统完全无缺而后可,先有小学中学美善之豫教,不能有美善之大学,小学中学既美善矣,非有美善之大学,则好学之徒亦无由以进修高等之学问也。以力之不赡,人之不得,教学系统之未成,师资书籍之未备,故言兴学数十年,而完全无缺之学校,予盖未见也。往者,邑人张宝华有志于学校之事,岁癸巳辟崇正讲舍于城东,制艺之外兼课士下经史大义及时事等,既而将大有兴作,会戊戌党锢事发未果……今崇正讲舍之建九年矣,邑人将树碑记其事,而以辞属国维,国维窃惟讲舍之成,张君之功为多,顾张君之志,宁遂如斯而已乎,以兴学之艰如彼,又以时兴势之不至,而姑为此,亦张君之所不得已乎。今天子下兴学之诏,时兴势殆将至矣。兴学之艰虽不可避,然心诚求之当必有完全之一日者。后之君子有能继张君之志者乎?予将乐观其成焉……记在光绪二十七年邑人王国维譔,德清俞樾篆额,邑人陈典常书。

此碑原立于讲舍内,其中提到的俞樾,乃晚清著名文学家、教育家、书法家,俞平伯曾祖。陈典常,乃晚清书画家,现代作家陈学昭之父。可见,崇正讲舍当时名头也不小。

书声琅琅

除上述书院外,在袁花镇东市,曾有一所建于清同治九年的龙山讲舍,后废于战乱。嗣后由里人张葆恩等集资购民房重加修葺,先后聘请儒士徐元勋、海盐张鼎为山长,琅琅之声又闻。至清光绪二十八年遵章龙山改为学堂,并新建平屋两楹,楼屋五楹,辟体操场于后(此仍我市最早见载于籍的体育场)。

千百年来,作为民办的书院秉承着“以德育人”、“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学生无任何身份性限制,平民子弟均可入学。无论什么生员都必须进行道德人格和品性的塑造,不存在任何例外权。

历史已经证明,书院历千年而不衰,在古代社会具有生机与活力,对现在的教育体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究其根由在于它体现了以人为本和以德育人的教育理念和人文精神。

图片均摄于仰山书院

文/俗 子

摄/王超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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