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健、郭睿君:晚清江南望族的修谱动员——以《申报》为中心

摘 要:咸同兵燹对近代中国江南社会经济和宗族秩序造成重大冲击的同时,也为江南望族重建宗族秩序提供了新的契机。战乱之后,江南望族纷纷在《申报》上刊登修谱广告,掀起修谱动员热潮,试图通过续修族谱来重建宗族秩序。修谱广告内容丰富,尤以修谱类型、谱资来源、修谱要求、通讯地址、谱局和落款等内容为主。虽然在近代化早期,由于战争影响和报纸阅读群体的限制,致使短期内修谱动员效果不佳,但从长时段来看,仍有不少宗族通过这种方式完成修谱任务。

关键词:咸同兵燹;《申报》;修谱动员;江南望族

一、问题的提出

一般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南方宗族势力较为强固,宗族在基层社会秩序维系、民众日常生活管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到了近代,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西方经济、思想、文化的不断渗透,中国古老的宗族秩序面临严峻挑战;而咸同兵燹对南方广大地区,尤其是江南地区,破坏至深,经济凋敝,房屋损毁,宗族人员或死或逃,家族文献(主要是家谱)散佚,宗族秩序赖以正常运行的社会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战乱平定之后,这些逃亡在外的望族成员重新回到阔别已久的桑梓故里,如何尽快恢复社会生产生活,重新构建因战争而受到严重冲击的宗族秩序,是这些世家大族认真思考与亟待解决的问题。

太平天国战乱平定之后,南方望族掀起一股重建宗族秩序的运动热潮,续编族谱成为重要突破口。如众所知,族谱是关乎宗族血缘关系纯洁与否的关键所在,更是族众日常生活中家族伦理关系得以维持的理论来源。甚至可以说,在宗族社会中,族谱是一个宗族日常生活的精神寄托,亦是族众宗族意识的重要源泉。以往学界在研究太平天国战后社会经济秩序重建的过程中,多关注社会生产领域中经济秩序的重建,而对宗族社会秩序如何重建较少涉及。这些望族是如何进行修谱动员的,通过哪些措施建立与广大族众的联系,族谱的修纂又采取哪种方式进行,谱资如何筹集,动员成效如何等等,都值得关注。有鉴于此,笔者以《申报》中的修谱广告为视角,对太平天国战后江南望族的修谱动员实践,作一初步探讨。不当之处,尚祈专家指正。

二、修谱动员背景:咸同兵燹

咸同时期的太平天国战争波及大半个中国,而南方地区是太平军重要占领区,清军、太平军、地方武装在这里展开了长达十几年的拉锯战,长期的战乱使得地方社会经济秩序遭受严重破坏。江浙地区是中国的经济重心,商业贸易繁盛,素为富庶之区。太平天国战争期间,这里是太平军与清军双方争夺的中心区域,其中,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无锡镇江绍兴宁波等地战事尤为惨烈,损失更为严重。

绍兴府的上虞县,在咸同兵燹之前,“商贾所聚,百货充牣”,尤以北乡为富,“北乡山平而远,川瀚而深,民趋商贾,多致饶裕。”而咸丰十年(1860年)十月县城被攻陷,太平军纵火焚烧房屋建筑,顿时“县廨、民居光焰烛天,一昼夜不绝”。上虞县北乡正是横山陈氏的世居之地,嘉庆年间陈氏曾编修过支谱,但在此后因战乱影响,八十余年未能续修,直到光绪十八年(1892年),才在《申报》上刊登修谱广告,续修族谱。上虞罗氏也聚居北乡,“南宋时由慈溪罗江,迁居虞邑北乡,支庶繁衍,紧族称盛,散处尤广”,在遭遇太平天国战乱之后,于同治九年(1870年)始刊宗谱,到宣统元年(1909年),已逾40余年,因“族大支繁,不加采辑,恐世远而难稽,爰创议捐赀重修”。余姚县是太平天国战乱时期的重灾区之一。湖地为戚氏宗族的聚居地,其族谱曾于嘉庆九年(1804年)编修,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已近百年未曾修谱,于是当年登报续修。余姚熊氏虽然在咸丰七年(1857年)续修族谱,但 “况兵燹之余,旧谱遗失殆半,理合及时修举,以承先绪”,于是到宣统三年(1911年)重修族谱。在萧山县,长巷沈氏虽曾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续修族谱,但经兵燹后,“散徙更众,采□宜详,故续修不容再缓”,于是光绪十六年(1890年)登报,续修族谱。新田施氏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修谱,因战乱影响,长期未能续修,直到光绪二十五(1899年)才刊登续修族谱的广告,以图续修。

杭州府的海宁半海张氏在战乱中受到重创,数十年间未曾续修族谱,直到宣统三年(1911年),才登报续修族谱。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湖州府亦受到严重破坏。在归安县,同治元年夏五月,“粤匪陷吴兴,上自缙绅先生,下至齐民,黔首誓死抗贼,而童稚妇女,其相率捐躯赴义者,尤足为简策”。由于受到战乱影响,致使原本十分繁华的菱湖镇被“掳掠一空,湖防之筹饷益艰”。归安菱湖孙氏,曾在道光九年(1829年)续修宗谱,但在兵燹中元气大伤,近七十年未曾续修。直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因“生齿益繁,世系益紊,不亟考正而修明之,后来者将有数典而忘之患,故修谱一举,为我族切要之务,至今日而不能再迟”,于是在《申报》上刊登修谱广告,动员续修族谱。

在嘉兴府秀水县,盛氏自南宋以来世居北乡墅泾港,东西两派一直奉行“三十年一谱”的旧例。“自遭庚申兵燹,住闻湖者生齿繁衍,住香严者子姓无多,有读书于家,有出仕于外,居乡专务耕种,入市各习贸迁,又复不少”,于是在同治八年(1869年)重修族谱,但规模未具,故而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合族公议,续为修葺”,再次续修族谱。

苏州洞庭东山王氏,“遭此红羊劫后,子姓中有殉难、卒殁、迁徙、散失,亦有滋生蕃衍,不知凡几,若不续修,何以合族而敬宗焉”,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刊登修谱广告,以图续修族谱。唯亭顾氏“家谱自道光三年后,久未修葺”,于是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刊登修谱广告,要求重修族谱。苏州陶氏族谱“修辑于乾隆四十六年,续辑于五十六年,历嘉庆、道光”,但“至咸丰年间遭兵燹,旧谱散佚”。虽在“同治末、光绪初,曾议修辑,近处派单,远处缮函”,但未能如愿,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在《申报》上刊登修谱广告,告知族众,重修族谱。洞庭王氏族谱“自道光戊子后,久未修辑”,加上“经兵燹之后,或寄居他省,或慕宦远方,虽广为采访,仍恐难周用”,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特登报广告”,重修族谱。

镇江府丹阳县,地处南北要冲,“发逆之蹂躏,又视他邑为特甚”。到同治三年春,太平军已占据丹阳四年,“城乡胥遭蹂躏,残黎仅存,城中民居毁去大半”。丹阳东北乡留题港陆氏“所叹兵燹销磨,沧桑更变,旧典残缺,遗迹就湮,天南地北三千丁,散处难稽,日引月长”,数十载未能修谱,该族认为“而不加修纂,仍听废弛,将见年深代远,蹈数典忘祖之讥,兼恐世易情移,开滥附妄攀之渐,每寻坠绪之茫茫,愈抱寸心兮耿耿为是”,于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邀集同宗“公修世谱”,并在《申报》上刊登广告,加以宣传。镇江开沙谏璧龙嘴孙氏嘉会堂族人,曾于道光年间编修家谱,但“兵燹之后,族内人丁四散流离,难以聚首,睹面难逢,目不帽识,且城乡镇巿,修造之家甚多,此慎终追远之事也。而我族人丁稀少,难以盛举”,于是“族长宗诚等,不忍坐视,邀约执事数人,公议定章”,在《申报》上刊登修谱广告,以此种方式通告族众,以期重修谱牒。镇江韦氏在道光十年(1830年)修谱后,因战乱影响,数十年未曾续修,后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刊登修谱广告,续修谱牒。镇江伊氏认为“我族由兵燹后,于光绪二年续修家谱,今已三十余载,万难再缓。今春合族公议,重修家乘”,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再次续修家谱。京口盛氏“兵燹后,于光绪五年续修一次,未及广告”,于是宣统元年(1909年)“拟再续修,并创建祠宇,俾可垂之悠久,恐徙居远处者,不能周知,特此登报广告”。

宁波府的慈溪县,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北官路自县治至王桥、二六市、三七市、渔溪、九里山抵余姚,南官路自鄞至高桥石塘、东澄、大隐、车廄、黄墓、陆家埠抵余姚,无日无贼往来,其来皆敝禈败絮,捉衿露肘,去则重裘硕腹,厚锦缠腰,所过数十里,人烟尽断,鸡犬无声。”祝家渡袁氏宗族在同治元年(1862年)“祝家渡之役”中元气大伤,直到光绪十七年(1891年)才在《申报》上刊登修谱广告,重修族谱。鄞南三里李氏,虽于咸丰九年(1859年)纂修宗谱,但家谱毁于兵燹,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决定续修族谱。慈溪横山裘氏族谱,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续修后,已近百年未有修纂,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刊登修谱广告,决定重新编修族谱。鄞邑槎潭张氏在有清一代共四次修谱,“惟后次同治初元时,因兵氛末靖,道路梗塞,致远处采访未能遍及”,于是在宣统二年(1910年)决定重修族谱。

江宁溧水县吴氏家族,“谱牒修明,向有定额”,但“后于咸丰年毛贼蜂起,遗失无存,惟东头吴村仅剩全谱一部,尚可参考”,于是在光绪二十年刊登修谱广告,决定“择于光绪二十年开稿,二十一年开刷,冬月告成”,重修谱牒。上元县周氏曾于康熙、乾隆、嘉庆年间四修族谱,但太平天国战乱中,“全卷俱失,即间有存者,断简残篇,十难得一”。战后该族认识到“若不急于修纂,年湮代远,稽考尤难”,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刊登修谱广告,决定重修族谱。江宁乡元山镇李氏宗族曾于咸丰四年(1854年)续修族谱,但兵燹后散佚甚多,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刊登修谱广告,要求“同族兵燹后逃外寄居他乡,务请尽本年八月间,速来本祠报明”。江宁陶吴镇甘村店吴氏族谱“自兵燹后,至今(宣统元年)未曾修纂”,于是在宣统元年(1909年)决定“合祠公议复修”,重新修谱。

三、修谱动员:刊登广告

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之后,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在这种背景之下,江南望族成员重返故里,面对家园被毁、族人四散、族谱散佚、祠堂焚毁的现实,自觉掀起一股修谱动员热潮,试图通过重新编纂家谱来重建宗族秩序。与以往纂修家谱主要依靠书信、粘贴修谱知单等组织方式不同,晚清时期,江南望族主要通过在《申报》上刊登广告,利用报纸这一新媒体进行修谱动员和宣传,以此来告知因战乱而逃散各地的族众,希望短期内达到“广而告之”目的。

(一)修谱广告内容介绍

《申报》创刊于近代中国繁华之都上海,发行量大,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故江南望族主要是在《申报》上刊登修谱广告。从广告字数看,少的数十字,多的数百字乃至上千字。但无论字数多少,修谱广告内容则基本一致,主要包括修谱缘由、家族简史、历次族谱修纂情况、族众迁徙状况、修谱类型、谱资来源、修谱要求、登广告缘由、谱局、通讯地址、时限要求和落款等。下面以洞庭东山王氏修谱广告为例加以说明:

洞庭东山王氏肇于百八公及千七将军,宋南渡就家于东洞庭山焉。至前明成宏(弘)年间,有讳鏊者,解会睽元、探花及第,官至大学士,殁谥文恪,始兴。其父光化公作家谱焉,自后直至乾隆三十六年、嘉庆七年、道光五年,凡三次续修。今遭此红羊(洪杨)劫后,子姓中有殉难、卒殁、迁徙、散失,亦有滋生蕃衍,不知凡几,若不续修,何以合族而敬宗焉。然自我东洞庭山外,大半在苏城,并前谱已有注明,迁徙于江宁府、徐州府、松江府及安徽泗州、盱眙浙江杭州城乡等处,近有侨寓山东省城、河南省、直隶庐台场,及有出仕广西福建以官为家者。以上各处势难往查致信,犹恐不到,是以奉恳列入《申报》中。冀得见闻者,或自开支系,寄至苏州申衙前王文恪公祠中;或寄至东洞庭后山石桥村王氏修谱局中,核对纂入焉。东洞庭王氏族裔送录。

上引修谱广告中的前两句话,简略交代了家族源流与发展简史。“其父光化公作家谱焉,自后直至乾隆三十六年、嘉庆七年、道光五年,凡三次续修”,则是简述该家族历次族谱修纂情况。“然自我东洞庭山外,大半在苏城,并前谱已有注明,迁徙于江宁府、徐州府、松江府及安徽泗州、盱眙,浙江杭州城乡等处,近有侨寓山东省城、河南省、直隶庐台场,及有出仕广西、福建以官为家者”,则是对族众迁徙状况的简要描述。“以上各处势难往查致信,犹恐不到,是以奉恳列入《申报》中”,则是对刊登广告缘由的说明。“冀得见闻者,或自开支系,寄至苏州申衙前王文恪公祠中;或寄至东洞庭后山石桥村王氏修谱局中,核对纂入焉”,则是对族人参与修谱的具体要求、谱局和通讯地址的说明。“东洞庭王氏族裔送录”,则是注明修谱广告的落款情况。

为对修谱广告内容做进一步说明,现再举一例。如刊登于光绪十年十一月初三日《申报》上的《浙湖前坵吴氏修谱访单》:

浙湖归安县前坵吴氏族谱,自嘉庆二年修后,今已八十余年,亟应清查续刊。现由在川族人筹有经费,并不派取分文,用告迁居别处宗人,祈将高曾祖父及身并子孙行辈、名号、生卒年月日、葬处、功名、妻妾子姓、子女,详细开单,或寄前坵乐绪堂吴小庵处,或由票号寄川省梓潼桥街翰林院编修吴祖椿处。俾得汇齐修刊,以延由元至今数百年之宗绪,定限乙酉年告成分送,见单即办,万弗迟误。是叩。族人公启。

第一句话则是对旧谱修纂情况的说明;“现由在川族人筹有经费,并不派取分文”,则是对谱资(修谱经费)来源的说明;“祈将高曾祖父及身并子孙行辈、名号、生卒年月日、葬处、功名、妻妾子姓、子女,详细开单”,则是对族众参与修谱的具体要求,即须将自身本支三代(或五代)以内人物行辈、字号、生卒年月日、婚娶、子女等信息详细写明,以便修谱参考;“或寄前坵乐绪堂吴小庵处,或由票号寄川省梓潼桥街翰林院编修吴祖椿处”,则是对通讯地址的说明,即将写好的本支人物基本信息寄送上述地址;“定限乙酉年告成分送,见单即办,万弗迟误”,则是对寄出人物基本信息的时限做出明确规定;“族人公启”则是修谱广告的落款。

(二)修谱广告内容分析

透过《申报》中修谱广告的具体内容,可以观察到咸同兵燹之后,近代中国大变迁背景下,江南望族宗族秩序重建的具体情况。

1.修谱类型

从《申报》中修谱广告的内容看,江南望族所修族谱主要有统宗谱(总谱)和支谱两种类型,且以后者居多。

统宗谱。如徽州歙县南乡柳亭山方氏修谱广告规定,“徽歙南乡柳亭山去郡二舍,为江右入浙孔道。自黄帝时,方雷氏著姓,至汉黟侯储公而极盛。宋时敕建庙,祀号真应,因以为祠,东南诸方皆宗焉。庚申大劫,全祠荡焉,垂三十载。今宗人力图规复,不惮多方劝捐,兼欲续修统谱。”由此可见,歙县方氏所修的是以东汉方储为始祖的统宗谱。又如,萧山长巷沈氏修谱广告规定,“长巷村大宗祠十支世系谱,成于道光十八年补堂公豫手,序次详明,颇鲜遗漏,迄今越五十余年矣。……此番续修,须由此排列世系,以期详确备载”,则是编修长巷村大宗祠十支世系的统宗谱。又如,锡山邹氏修谱广告称,“凡我族散处他省者,均为采访所不及。为此,登报声明。无论何支何派,赶紧汇集缮稿”,则是编纂锡山邹氏统宗谱。镇海宋氏修谱广告,“敝族自始迁祖武三府君于明万历间,由福建莆田县徙居本邑东管乡宋家汇头,迄今已三百余年矣。向来有支谱,而无宗谱,非所以敬宗而合族也。兹特聘人采访,设局编纂”,可见该族之前向修有支谱,而无宗谱,故而本次始修统宗谱。再如,余姚北乡诸氏修谱广告,“兹缘族房议修总谱,除已贴招采访外,合再登报,以广闻见”,则是编修统宗谱。

支谱。从《申报》修谱广告内容看,以编修支谱的情况居多。因为随着世系繁衍,族众迁徙频繁,支派众多;加之战乱影响,编修统宗谱的难度较大。而支谱则以本派始祖为线索,且世系未远,编修起来较为便利,亦颇为可信。如常熟俞氏修谱广告,“常熟俞氏续修家谱,我宗扬州支,务将弟(第)十世名鋐,字振卿;名曹,字未详,以下儿媳子孙名字、年岁,书成系图,寄常熟南门内报本街俞金门收”,则是编修居住在扬州这一派的支谱。徽州府绩溪县周氏修谱广告称,“去年经本祠司事启告各支,重修龙孙公本支族谱”,则是编修龙孙公支谱。再如,浙江绍兴府嵊县峙衕存著堂袁氏修谱广告,“本堂此次修谱,业由今正开办。凡我族人,寓住他乡,务将所住地址、男女婚嫁、姓名、职衔及生卒年月日时,并葬址、坐向,逐细开明,确交本房家长转交谱房,以便刊载”,则是编修袁氏存著堂这一派的支谱。

2.谱资来源

众所周知,修纂族谱是一项浩大工程,既费时费力,也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一般来说,除富商巨贾和大官僚外,非一己之力所能胜任,往往需要举族之力,方可成事。从《申报》修谱广告来看,谱资来源主要有人丁摊派、族人捐资和合族公费三种。

人丁摊派。编纂族谱需要大量资金,而族谱又关乎宗族每个成员利益,故而多采取人丁摊派的形式。如歙县方氏修谱广告规定,“公议每主一名,捐洋蚨五十元,每丁捐制钱二百文,乐输多多益善,过此即行修谱。”萧山长巷沈氏修谱广告规定,“募□就近分送,各支各房酌填捐银。”锡山邹氏规定,“无论何支何派,赶紧汇集缮稿,并丁捐每丁五百文。”湖州史家桥朱氏规定,“今岁春祭,邀集各房会议,认捐续修,无不乐从。”

族人捐资。历经咸同兵燹的重创,很多宗族的经济实力大为削弱,族众较为贫困,靠人丁摊派很难筹到足够的经费;加之族内贫富分化不断加大,故而一些宗族也采取族人(主要是富户)捐资的方式。绍兴府萧山县长巷沈氏修谱广告中称,“至捐资无论多寡,新谱必当给发,如捐资乏便,亦望将世系寄回刊谱”。宁波府镇海压赛堰陈氏修谱启称,“至此次修谱,时代遥远,编辑殊难,稿成之后,拟用活字板排印,多备数册,以埀久远,故费用较大。如遇同志者,慷慨乐助,则幸甚矣”,则希望族人捐资,以筹谱资。湖州丁氏修谱广告称,“凡同族各当量力捐资”。上虞罗氏修谱广告云,“爰创议捐赀重修”。余姚兰风魏氏修谱广告规定,“集捐续修”。苏州洞庭东山叶氏修谱广告称,“惟年久失修,工繁费巨,承诸同宗热心慨助,固多多而益善”。苏州洞庭东山叶氏修谱广告称,“公举义务代表凤台、渊如两君,遍赴各处,晋谒亲友同宗,敦托分访,以资臂助,蒙皆允诺”。

合族公费。除采取人丁摊派的形式外,江南望族也多利用宗族族产之经费,作为修谱经费来源。苏州葑门陆氏修谱广告规定,“其一切费用,均由本开庄销后,概不派取分文”。常熟俞氏修谱广告规定,“不取分文”。镇江开沙谏璧龙嘴村孙氏重修谱广告规定,“所用项丁费川支等,一概分文不取”。绍兴府山阴方桥陈氏修谱广告规定,“今设局重修,经费祠给,不捐分文”。洞庭东山西泾村吴氏修谱广告规定,“修谱经费,分文不计”。

需要说明的是,修谱需要相当的资金,采取哪种形式筹集经费,往往因时因地根据每个宗族的具体情况而异。有些宗族也采取族人捐资和人丁摊派两者相结合的方式。如镇江韦氏修谱广告规定,“我等已捐集若干,修资不足,吾族欲入谱者,每丁捐钱一千文,贫者不取。”

3.修谱的具体要求

族谱修纂需要收集大量的家族文献。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收集的家族文献可信度如何,直接影响族谱内容的真实与否。咸同兵燹之后,江南望族成员流散各地,如何将修谱信息告知族众,及采取何种方式收集家族文献,就成为突出的问题。

从《申报》修谱广告来看,各宗族的主要做法是,在明确宗族源流和支派繁衍的基础上,让族众将本支祖上、本身及后代相关人物的生平简况、著述、官阶等情况撰写清楚,然后寄往指定的通讯地址,以此来收集家族文献,并确保修谱资料的真实性。如苏州娄门蒋氏修谱广告规定,“宦慕子姓,务将三代出身、生卒、配葬及本身详开,寄苏局在娄门内胡相思巷”。湖州府城姚承庵理学公派修谱广告规定,“将本支先世讳字、生卒、配葬及本生兄弟、子女,详细抄稿,寄上海震泰丝栈姚守梅”。江苏省唯亭顾氏修谱广告规定,“将本支挂录,即生卒、配偶、子女,并官阶、著述、传文,一并详开,函寄苏州阊门内皮市街史家巷本宅”。浙绍山阴阮社村章氏修谱广告规定,“凡我同宗,有仕商或寄居在外者,务即将三代存没,并自己、儿媳、子孙,名字年岁开明,寄柯桥德茂当收,以便纂入”。绍兴府会稽孙氏修谱广告规定,“凡我同宗,有迁徙外出者,开具某派某公生年月日、讳辰、葬地、科第、封衔、婚配、子媳女适某姓、现住某地,信寄绍兴昌安门外孙端孙氏修谱局”。

众所周知,宗族血缘关系的纯洁与否,直系关系全宗族的利益,因此各宗族对于世系关系尤为重视。如宁波府镇海压赛堰陈氏修谱广告规定,“倘有来历未明,众论不符,概不收入,以杜假冐,而昭慎重”。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余姚兰风魏氏宗族中的“树春父子二人,集捐续修。父为总纂,子为校正,意图名誉,事出装璜,耗费千余元,草草塞责”,所修族谱讹误甚多,“其间编纂无次,校对多误之,抺先人之功而不录,显自己之长以为荣”,遭到族众反对。后来该族中的“嗣学、纯号、燮堂邀集同志,另行修正”,才得到认可。

血缘关系的纯洁性固然重要,但是实际操作中,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不同宗族之间认识往往不一。对于十分看重血缘关系的宗族,则明确规定异姓不得入谱。如镇海西乡庄氏修谱广告规定,“螟蛉与女,例不入谱。”无锡荣氏规定,“继子照上,赘婿不收”,明确禁止异姓入谱,以维护血缘关系的纯洁性。而有些宗族认为异姓亦可入谱,如绍兴府余姚县水阁周氏修谱广告规定,“其子女长幼存亡,系妻或妾所出。如有祖父封典,本身职衔,抑有出继兼祧,或子随母转适他姓,或为他姓螟蛉,并妇女所归,所字之姓,或有节孝旌奖。凡此大略,谱中应各详载,即当年已列谱而未全者,亦当补增,务须逐一开明,以便核查纂入”,则明确认可异姓可以入谱。但无论出于哪种规定,都是从宗族实际利益出发,而并非是出于个人意志的率性行为。

4.通讯地址的设置

从《申报》修谱广告来看,江南望族为修谱设置的通讯地址主要在商号店铺、祠堂、宅第、谱局等处所,尤以商号店铺居多。

笔者在《申报》中收集到晚清修谱广告共138条,据不完全统计,通讯地址设在商号店铺的有91例,占总数的65.94%,如洞庭西山包山郑氏修谱广告规定,“由信局寄长沙湘潭县郑恒丰缎号收,或交苏州郑义大布号收”。歙县昌溪周氏修谱广告规定,“或由宁波府灵桥门内周成泰茶漆号,及上海法租界紫来街南熏里泰生恒漆栈”。其余的多集中在宗族聚居地的祠堂、宅第、谱局等场所。与分布于乡村的祠堂、宅第、谱局等场所相比,将通讯地址设在城市中的商号店铺,具有明显的优势。因为这些商号店铺一般集中在上海、苏州、杭州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信息传递较为便捷,能够节约时间,提高修谱效率。

5.谱局设置

编修族谱是一项浩繁的系统工程,为使修谱活动有条不紊地进行,各宗族一般都设立谱局,对修谱经费、家族文献收集、编修体例等进行有效管理。从这个意义上说,谱局设置的完备与否,直接关系到所修族谱质量的高低。正因为谱局具有总领全局的作用,各宗族都十分重视谱局的设置。

《申报》修谱广告显示,晚清时期江南望族一般将谱局设置在宗族聚居地的祠堂,或其他标志性建筑中,以便于修谱活动的有序进行。苏州府洞庭东山王氏修谱广告规定,将谱局设在“东洞庭后山石桥村”。萧山长巷沈氏修谱广告规定,将谱局设在“萧山县东门外长巷村沈云英将军讲学处”。上虞西横山陈氏将谱局设在“西横山大宗祠仁趾堂”。宁波西袁氏将谱局设于“浙江宁波府鄞县西门外圣旨亭”。有些宗族支派繁多,为便于修谱,甚至设立总局和分局,分别管理。如宁波府鄞县东南乡萧皋碶李氏,“总局设于汇纤桥宗祠内,分局设于鄞城三藩节制本宅内”。总的说来,谱局的设置地一般都位于交通便利之处,以便于修谱活动顺利进行。

6.落款

从《申报》修谱广告内容看,许多宗族都会在广告末尾填上落款信息,一般以宗族集体名义形式出现。除了“族人公启”、“族裔”等统称外,有时也会以族长、宗长、房长个人,或谱局、总事务所、某个堂号的名义出现。如苏州洞庭东山叶氏修谱广告的落款为“上海城内中唐家弄叶氏修谱总事务所启”。余姚兰塘冯氏修谱广告的落款则有“遗安堂公具”字样。江宁溧水县吴氏修谱广告的落款则以“各房首事公具”的形式出现。镇海压赛堰程氏修谱广告的落款为“陈氏宗房长柱首谨启”。以宗族集体名义落款的主要原因在于,族谱的编纂是关于宗族整体利益的大事,是尊祖、敬宗、收族的重要举措,而非个体的“私事”。需要说明的是,有些宗族修谱广告的落款为个人,但其名字前多带有“宗长”、“房长”等字样,表面上看是似乎是个人署名,但“宗长”、“房长”等字样,则仍是代表宗族整体利益的表现。

四、修谱动员成效

咸同兵燹之后,江南望族纷纷在《申报》上刊登修谱广告,以此动员族众积极参与到修谱活动中来。但刊登广告只能起到宣传作用,至于实际效果如何,则要具体分析。有些宗族虽多次刊登修谱广告,以此来告知族众,但效果并不理想。如萧山长巷沈氏,光绪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首次在《申报》上刊登修谱广告,但响应者寥寥,该族于同年十月初六日再次登报,强调“沈氏谱局设云英将军讲学处,本年九月二十八九、十月一日,已将原委叙明报知,恐未遍传,特再布告,见者可取前报,检阅便悉”。即便如此,效果仍不理想。该族后于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再次登报强调,“启者沈氏修谱,原委五、六两月连上《申报》,本局待望,至今寄归不多”,要求速将世系寄送谱局。绍兴府山阴县白洋朱氏,在修谱广告中明确称,“今于三月间开局修谱,早刊《申报》,遍告远方,限对年告成”,说明三月登修谱的广告效果不佳。浙江绍兴府戚氏曾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在《申报》上刊登修谱广告,要求族众将本支人物世系及其相关材料邮寄至谱局。到了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各省邮寄,均属寥寥”,显然效果非常不理想,于是当年再次刊登修谱广告,催促族众将本支“世系、职衔、名号、住址,速寄上海汇丰银行戚勤斋转交,限于本年十一月截止”。

苏州洞庭东山叶氏,曾于宣统二年五月初九日,在《申报》上刊登修谱广告,但效果不佳。于是在同年七月二十三日再次登报,以当年八月底为限,逾期不候。十二月初七日,该族第三次登报,“今春由翰甫、明斋等同人捐募续修,早经二次登报布告,宗族无如地跨辽远,采访事宜未能周及。”宣统三年八月初五日,该族第五次登报,语气较为严厉,“是去夏经同人捐资续修,早经四次登申、新两报,布告同宗。凡各裔众,幸速将本支系表查明,就近投递,或寄上海事务所,以便编入。现定九月底截止,收受限期将届,决不能再展,以节经费,幸弗观望自误。”安徽旌德县西关外汪氏则规定,“我族宗谱,议自干公以下,统加修辑,已于光绪乙巳年(三十一年)二月登报数次,迁延至今,不知际此时势,事在急为,现谱费已定,谱局已设。凡未经投稿者,即宜缮清,务祈于明年清明前,就近函寄,万勿再为迟滞,致失本根云”,说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所登修谱广告效果十分不理想,这次登报措辞激烈。以上这些宗族三番五次地刊登修谱广告,一再要求族众在规定时限内完成与修谱相关事情的规定,明显表现出修谱广告动员效果不佳。

修谱动员效果不佳的原因,与咸同兵燹对江南地区社会秩序造成极大破坏,族众流亡各地、宗族秩序松懈等实际情形密切相关,也与报纸的阅读群体有限相关。众所周知,晚清时期虽然报纸媒体获得较快发展,但主要在上海、苏州、广州等地流行,其阅读群体较为狭窄,主要是城市居民,以士绅、商人、买办等上层人物为主。关于《申报》影响力的局限性,台湾学者李仁渊指出:“《申报》尽管在1895年前的销售已达到万份以上,但销售范围仍局限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一带,在江南以外也只有沿海的通商口岸得见《申报》踪迹。由此可知,在整体经济结构难以撼动的情形下,《申报》的影响力尚不能及于内陆,且被限制在沿海商埠中。”《申报》的辐射面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而交通不便的广大内陆乡村很难受到影响,因而大多数民众难以获知修谱信息。此外,与沿海城市人群相比,内地农村社会中的普通民众,无论从经济基础,还是思想意识来说,都难以接触到市面上发行的报纸,即便能获得一鳞半爪的信息,也需要很长时间,且需那些上层人士相助。这样的现实情况,使得即便在报纸上刊登修谱广告,因其阅读面较为狭窄,广大基层民众难以及时获得修谱信息,故而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修谱动员效果。

尽管这种修谱动员方式存在一定问题,效果也不够理想,但相比于传统的依靠人力传递的修谱知单来说,报纸作为新式传播媒体仍然具有明显的优势,故而还是有不少家族利用这种较为先进的媒介,达到成功修纂族谱的目的。洞庭西山郑氏宗族,光绪十年十一月初三日在《申报》上刊登修谱广告,决定光绪十一年冬月开局修谱。历经十年,到光绪十九年,“兹各处草册,陆续缴归,一俟校对淸楚,即行纂辑付刊。”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归安县荻港镇章氏族谱编纂完成,在《申报》上刊登广告,“凡远出在外、久不通信者,未便分寄,望即写明住址,寄湖州南门外荻港镇芸业堂章寅伯收。此布。三瑞堂乃吉谨启”,以此要求族众领取新修族谱。

结语

咸同兵燹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江南宗族秩序遭受严重打击,祠堂建筑焚毁殆尽,宗族成员损失惨重,族谱文献散佚严重。在战后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过程中,江南望族掀起一股修谱动员热潮,纷纷在《申报》等新媒体中刊登修谱广告,进行动员和宣传,试图通过重新修纂族谱来重建被战乱破坏的宗族秩序。系统检阅晚清时期《申报》中的修谱广告,我们发现,尽管这些修谱广告长短不一,但内容丰富,举凡修谱缘由、家族简史、历代族谱修纂情况、族众迁徙状况、修谱类型、谱资来源、修谱要求、登广告缘由、谱局、通讯地址、时限要求和落款等,尽在其中。

以江南士绅为主导的宗族势力,原希望通过在《申报》等新媒体上刊登修谱广告这一途径,“最大限度”地动员族众积极参与到族谱编纂的集体活动中来,但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短期内的成效并不理想。值得注意的是,查阅王鹤鸣主编的《中国家谱总目》等工具书便可知,江南很多望族普遍在民国时期成功编纂族谱。这种情况说明,晚晴时期江南望族通过报刊进行修谱动员未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从长时段来看还是收到了显著的成效。

基金项目:安徽大学徽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2014年度招标项目“咸同兵燹与徽州社会”阶段性成果。

因篇幅限制,参考文献与注释皆省。

作者:康健、郭睿君

文章来源:安徽史学(Historical Research in Anhui)2017年04期

编排:钱莹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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