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革命先烈之林青 • 龙大道

林青

（1911—1935）

林青，原名李远方，又名李旭如，字肃如，号矛戈，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战士，中共贵州省工委第一任书记。1911年4月生于贵州省毕节县（今七星关区），因家境贫寒，少年时期到重庆谋生，机缘巧合地加入了一个进步话剧团，在剧团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逐步走上革命道路。

1927年，四川军阀极力镇压支援北伐战争的重庆民众，制造了三三一惨案，林青不幸被捕。林青经营救出狱后，考入重庆美术专科学校，并于1929年在学校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继续从事党组织安排的革命工作。

1930年，林青辗转到上海，1931年夏，林青到提篮桥一家锁厂当学徒，按组织的安排，在沪东区团委工作。这一时期，他积极参加了上海党组织领导的“文学研究社”和“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为他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奠定了思想基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林青满腔热忱地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他与在上海的贵州同乡金啸远、缪正元等人和部分上海的工人、学生共同组建了“朝阳音乐社”，通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关系，在上海沪东和沪西的工人区演唱抗日歌曲，宣传抗日救亡，以文艺为武器，推动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发展。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期间，林青转正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2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件，林青积极参加了党领导的上海工人总罢工，被英租界巡捕房逮捕，以共产党嫌疑之罪关进了英帝国主义的监狱。在狱中，他结识了同被关在狱中的共产党员吴亮平。1933年秋，英王举行登基25周年大典，林青在服刑一年半后被大赦出狱。由于党组织被破坏，出狱后的林青便与同样是刚出狱的同乡，共产党员缪正元筹备回贵州毕节开展革命活动。

1933年初冬，林青和缪正元由上海回到贵州毕节家乡，与在这里领导抗日救亡活动的秦天真取得联系，他们团结广大的爱国青年和群众，创办群众性的革命文化艺术组织——“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以下简称“草原社”），以歌咏、戏剧、绘画、文学等文艺形式，开展抗日救亡。“草原社”开展的一系列声势浩大的活动，让闭塞的山城进步青年和爱国群众接触到了马列主义，许多进步青年深受影响，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开展的革命活动，给党组织的建立，党员的培养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据此，林青等提出建立党的组织，进一步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发展。1934年1月，林青、缪正元介绍秦天真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组建了毕节党支部，林青任书记。

1934年5月端阳节前，“草原社”的话剧遭到国民党毕节县当局禁演。为避免损失，保存党的力量，党支部决定，支部成员和“草原社”骨干全部撤离毕节。辗转贵阳安顺等地后，林青等人又积极与当地进步人士取得联系，发展了一批党员，相继建立了一些党支部或党小组。他们继续团结和引导进步人士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随着革命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在没有找到上级党组织之前，林青、邓止戈、秦天真等商议组建贵州省革命工作委员会，由林青、邓止戈、秦天真、缪正元、高言志、李余生和在上海入党失掉关系的肖仕铣、王石安、赵促成组成，亦称“九人工委”。这是一个以中共党员为核心，以信仰马列主义、共产主义为宗旨的革命群众组织。它的任务是：寻找党的上级组织；分别在军队和地方宣传党的政治主张；继续发展革命力量。

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遵义，林青万分激动，立即赶到遵义，在遵义找到了昔日“狱友”——红一军团地方工作部长、中央纵队秘书长吴亮平。吴亮平引见林青见到了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李维汉（罗迈），林青向李维汉汇报了贵州地下党的组织和工作情况。李维汉代表党中央充分肯定了贵州地下党的工作，并批准建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林青任省工委书记，同时兼任遵义县委书记。贵州省工委是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批准建立的唯一的省级党组织。从此，贵州地下党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开展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省工委成立后，积极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欺骗宣传。林青还将从遵义带回的红军战报进行秘密传阅，并利用刊物进行抗日宣传。

1935年4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所属调查科指派曾在中共担任较高职务、尔后叛变投敌的陈惕庐为贵州省党部设计委员、肃反专员。他带来一批特务骨干分子，大肆破坏中共党组织在贵州的革命活动。5月，特务分子在贵阳检查邮电中，截获了林青以“矛戈”为化名从遵义寄到贵阳的信件，通过周密调查和策划，贵州特务室于1935年7月19日上午11时许，冲入地下党活动据点，当场逮捕了刘雪苇、李中量、肖文锟、郑成诗等共产党员。此时林青外出，但当天晚上回城途中遭到特务埋伏，未能幸免于难。

林青、刘雪苇被捕后，敌人如获至宝，妄图从此打开缺口，破坏整个贵州的地下党组织。特务头子陈惕庐亲自审讯他们。他软硬兼施，但在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面前，都以失败告终。国民党当局无计可施，判处林青、刘雪苇死刑。

此时，在看守监狱的狱警中，有一名在上海与党失掉联系的地下党员董亮清（当时改名李义清）从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的训话中得知林青、刘雪苇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就决定设法营救他们。但按监规，看守每次只能押一人上厕所，这样，他们之中只能有一人逃生。在这生与死的关键时刻，这两个共产党员为了党的事业，都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把生的希望让给对方。林青以“脑部伤重，医治不能恢复，即使越狱成功对革命的贡献不大”为由，将越狱的机会让给了刘雪苇。8月20日夜，刘雪苇在董亮清的掩护下越狱成功。

刘雪苇越狱后，敌人给林青铐上了脚镣手铐，看押更加严密了。由于在林青身上得不到共产党开展革命活动的线索，且害怕越狱事件再度发生，敌人便决定对他下毒手。

1935年9月11日，从国民党贵阳警备司令部经市中心区大十字至六广门一带，军警荷枪实弹，戒备森严，如临大敌。一辆人力车载着林青在军警的押送下游街示众，送往六广门刑场。国民党贵州省当局想用杀一儆百的办法来根除共产党。不料，人力车刚出警备司令部的大门，林青即唱起《国际歌》。接着，他又高呼“打倒出卖民族国家的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敌人惊慌失措，惨无人道地用刺刀戳穿他的双腮，并卡住他的嘴。他忍受着剧烈的疼痛，艰难地继续高唱《国际歌》，喊着革命口号。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就这样献出了自己宝贵而年轻的生命，时年24岁。

实现国家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是林青同志的伟大理想。他在死亡面前的从容使人震撼，他的英勇牺牲有力地诠释了一位优秀共产党员所具备的革命气节和崇高精神，实现了他“愿洒满腔热血，换来幸福人间”的豪迈誓言。他为自己的生命画上了一个令人感慨和敬仰的句号。

龙大道

（1901—1931）

龙大道，生于1901年，字坦之，又名龙康庄，贵州锦屏人，是我党早期优秀共产党员、杰出的中国工人运动领导人、上海“龙华二十四烈士”之一，他无限忠诚于党的事业，把满腔热忱投入到中国革命和无产阶级工人运动的伟大实践中。

1901年10月6日，龙大道诞生在贵州省锦屏县茅坪上寨一个木商家庭，父亲是苗族人，母亲是侗族人。龙大道三岁时母亲去世，后由继母带大。或许是为了纪念早逝的母亲，龙大道一直称自己是侗族人。龙大道幼年时中国内忧外患，灾难深重，在家乡，龙大道亲眼目睹了反动政府对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残酷剥削和镇压，深切感受了军阀混战给当地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这些都让他对恶势力深恶痛绝。

龙大道自幼秉性正直，聪慧好学。他7岁入私塾接受启蒙教育，9岁进入同盟会会员吴志宾、黄竺笙创办的学堂读书，在两位先生“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的办学宗旨影响下，初步接触到了民主革命的思想，这为他其后选择追求真理，投身革命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1919年，一只从清水江顺流而下的木筏，载着少年龙大道，载着他的希望与追求来到了武汉鹦鹉洲。

在武汉，龙大道考入由恽代英时任教务主任的“私立武昌中华大学附中部”，他在这里感受到了浓郁的新文化、新思潮。龙大道多次聆听恽代英的训话和讲课，受其进步思想影响甚深。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至武汉后，武汉各校学生纷纷声援集会，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在这场波澜壮阔的学生爱国运动中龙大道热血沸腾，豪情奔涌，以极大的热忱投入了这场运动。通过斗争实践，龙大道感悟出一个道理：只要全国广大民众团结起来，革命的力量就会所向无敌。这使他更加坚定了追求革命真理的愿望和决心。

1922年秋，龙大道考入上海大学，就读社会学系。龙大道较为系统地学习、研究了马列主义，多次聆听过李大钊、邓中夏、瞿秋白等革命家的讲课，更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此时的龙大道坚定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信念，他郑重地向学校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1923年11月23日，龙大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3个月后由候补党员转为正式党员。这在龙大道的思想历程和人生道路上，是一个重要转折，为纪念自己政治生命的新生，龙大道将自己原来的名字由龙康庄改为龙大道，以示他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懈奋斗的坚定决心。

1924年9月，受上海党组织派遣，龙大道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龙大道等按照党组织的要求，提前回国，被安排在上海总工会曹家渡办事处从事工人运动，他从此踏上了以工人运动为主的职业革命道路。1926年5月，龙大道被任命为曹家渡部委书记兼部委职工运动委员会负责人。他不顾安危，组织领导了曹家渡群众开展多次反帝爱国游行、罢工活动。5月下旬，因发动工人罢工，龙大道在上海河南路附近被警察抓捕，并以煽动罢工罪被起诉。后由党组织营救出狱，龙大道继续投入到工人运动的工作中。1927年3月27日，上海总工会召开上海工人代表大会，龙大道被选为经济斗争部部长和上海总工会常委。

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为反对军阀反动统治，中共上海党组织先后发动了两次总同盟罢工和三次武装暴动，龙大道领导指挥了工人纠察队和先施公司、闸北地区的罢工、起义。最后，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领导下，第三次工人起义取得胜利。在罢工、起义斗争中，龙大道深入基层，出生入死，身先士卒，极大地调动了工人的士气，从而为起义的胜利提供了坚强的保障。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工人和共产党员，封查了上海总工会，惨案发生后，为抗议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上海20万工人群众响应总工会的号召，于4月13日举行了第三次总同盟罢工。龙大道领导和指挥了闸北工人的罢工游行示威，并在集会上愤怒声讨蒋介石的罪恶行径。

4月27日至5月9日，龙大道等13人作为上海代表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6月19日至23日他又率上海工人代表团出席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并代表上海工人代表团在会上介绍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经过，揭露了蒋介石反动势力屠杀工人的滔天罪行。会后，龙大道留在武汉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总工会工作。

7月，蒋介石与汪精卫同流合污，公开反共，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武汉弥漫着屠杀共产党人的血腥气息，革命斗争被迫转入地下。为适应地下斗争的需要，龙大道化名赵庄，继续在工人中积极活动，领导斗争。当湖北省总工会被破坏后，党组织安排龙大道任汉口第三区区委书记，与向警予、林育南等同志一道，主要在店员工人中秘密开展活动。一次为组织汉阳兵工厂工人的罢工活动，龙大道与地下交通员接头时再次被捕。入狱后，龙大道受尽酷刑，然而他始终没有向敌人低下头颅，毫不屈服的他更未停止党的工作。他继续向狱友宣传革命道理，鼓舞着难友从肌肤的痛楚中振作和团结起来与敌人坚决斗争。经过龙大道精心策划，他带领狱友越狱成功。重获自由的龙大道无暇顾及自己伤痕累累的身体，向党组织提出申请，要求尽快安排自己的工作，继续投入到革命中。

1928年5月，龙大道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代理省委书记，先后组织领导了“亭旁暴动”、“永嘉、瑞安、平阳三县联合暴动”，还在遂昌开展了武装斗争，沉重打击了反动统治。这一时期，浙江的农民运动和党组织建设得到较快发展，到9月底，全省有20多个县有了党的组织，10多个县成立了县委。

1930年1月，按照党组织指示龙大道任上海总工会秘书长兼上海各界人民自由大同盟主席、党团书记，先后领导了浦东日华纱厂和闸北、虹口丝厂的罢工。这一时期，他还与何孟雄、林育南等同志，与党的“左”、倾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受到排斥和打击。

1月17日，由于叛徒出卖，龙大道等32位同志被敌人逮捕，关押在被称为“人间魔窑”的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敌人谋算着从龙大道等人口中获悉共产党的机密，好趁势将上海的共产党一网打尽。敌人先对龙大道施以重刑，后封官许愿，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龙大道正气凛然，毫不畏惧，他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他早将自己的生命交付给了无尚荣光的革命事业。在狱中，龙大道考虑的不是自己的生与死，而是时刻关心着党的事业，他抓紧时间给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写了一份详实的报告，陈述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严重危害，汇报了他们被捕的经过和狱中的斗争情况。他激励着身边的同志要和敌人进行不屈的斗争，保持共产党人的气节，在这生死攸关的重要时刻，龙大道表现出的是一名共产党人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崇高气节。

1931年2月7日，龙大道和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23位同志被敌人残酷地枪杀于龙华塔下，英勇就义。龙大道为了自己至高无上的革命理想和为之不懈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奉献了一切，他曾三次遭敌人逮捕入狱，任凭敌人百般折磨，始终坚贞不屈，任凭敌人威逼利诱，始终大义凛然，正如他在《狱中》一诗中的豪迈陈辞：“身在牢房志更强，抛头碎骨气昂扬。乌云总有一日散，共庆东方出太阳。”龙大道同志用自己的革命实践和宝贵生命，实现了对党的诺言，他的一生是矢志不渝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一生，他不愧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工人运动的一座不朽丰碑，他是贵州人民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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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贵州改革

编辑：齐凤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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