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谷：长城与黄河两大人文地理标志交汇，中华文明底蕴扑面而来

说府谷

作者：王六（书房记专栏作家）

府谷称得上是中国的一个结点，要问为什么这里能集地理标点、军事要点、文化结点于一处，说来还真有几分沧桑，有几分豪迈，也有几分沉重。

打开陕西地图，府谷的位置十分醒目，人们形象地称其为陕西兵马俑头上的皇冠，这一点也不为过，只是这样的表述太过形象，抛开“鸡鸣三省”陕西最北的县第一印象不说，如果不被视觉错觉所迷惑，府谷事实上还是陕西东极。

陕西北极北纬39°35'，在府谷县古城镇王家梁村，该村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海红果王国，满山遍野的果林中有一株海红果树王，占地半亩多。海红果为果品“钙王”，属滇池系西府海棠品种，近年名声渐起，只产于晋陕蒙三交界地极小范围内，何能落脚于塞上，难以说清，但一个“国家地理标志”，本身就是故事。

陕西东级东经111°15'，为府谷黄甫镇段寨，这段寨是向东突入黄河的一个半岛，依山傍水，风光宜人，只是半岛太小，在省级地图上显现不出，进而造成世人知府谷北，而不知府谷东的误会。

如果以为府谷只有这两个地理标点，那也就太小瞧府谷了。府谷墙头尧峁村还有黄河入陕第一湾，其乾坤勾连的太极图，为自然奇观，当地人叫蛟龙湾，不论蛟龙还是尧峁，中华文明底蕴扑面而来。这蛟龙摆尾出水处，有一像天然坝体的山崖，以横截黄河之势，让黄河倒旋回圆，可能就因这一阻力让黄河流速变缓，所以这里就成为千里黄河的凌界点，此点以上冬季千里冰封，以下除极端气候，冬季流凌而不封冻。正是这一地理，让老祖宗确定了长城入陕起点，因为黄河封冰即为桥，在凌界点以上筑长城实无意义。

既然是地理奇观，人们总要想办法，弄出一点响动来，不知哪年哪月，也不知何人何意，在面北的黄河南岸石崖绝壁间，只有黄河发大水才能探得到的高位处，凿出两个纵向相连的窨子（石窑洞），当然，人们也给了个说法，说这是赵匡胤习武藏械洞，因为墙头乡赵家山，本身就有赵匡胤出生地的传说，只是考证已无意义，传说还在传说。

不过，中国人十分熟悉，对中国十分重要的几条线，黑龙江瑷珲至云南腾冲的中国人口密度对比线，也叫胡焕庸线；中国中原文明与草原文明38°缓冲线；万里长城线；都经过府谷。然从水文水系来衡量，府谷在榆林市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总体地貌以黄土高原丘陵沟壑为特点。榆林市“四河四川”水文地要，“四河”由北向南依次为：窟野河、秃尾河、佳芦河、无定河，而“四川”黄甫川、清水川、孤山川、石马川，就都在紧傍黄河的府谷，且均为黄河一级支流，又因其地接毛乌素沙漠，这“四川”是黄河淤积粗沙的主要来源。

地理标点，天然决定府谷成为军事要点。事实上，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府谷也一直以边境要塞存在，就是今日榆林市之大名的缘源，也来自蒙恬驻上郡、收河套、建榆中，“以河为竟，垒石为城，树榆为塞”筑长城，开疆拓土时所设榆溪塞，隋大业三年（607年），置史上第一个榆林县，县治十二连城，就在府谷北邻内蒙古准格尔旗黄河边上。中国长城与黄河两大人文地理标志，交汇点就在府谷墙头村石窑坝上。

2017年8月竣工，全长800多公里，被称为“中国1号公路”的沿黄公路，起点也在墙头村，沿河南下至华山脚下，直通关中，府谷这个离省城最远的县，反倒成了新旅游热线上的热点。这沿黄公路北端，是一极致丹霞地质奇观——莲花辿，五彩斑斓，疑为仙境。府谷县城向北十多公里路，今天桥电站站址，历史上可是黄河上的一自然造化，与壶口“天下黄河一壶收”对应，这里是晋陕峡谷最狭处，聚万倾于一峡，形成“天下黄河一杯收”之平湖状，有诗形容：“两岸逼侧无十步，万倾逡巡纳一杯”。冬季结冰成桥，天堑变通途，故称为天桥。

不过历代帝王、兵家看上这里的不是山川风光，而是山形水势，也就是说，中国自有国家概念起，府谷就被推上历史前台，成为拱佑中华的前卫，成为抵御外辱的桥头堡。长城因战争设，战火因长城而来，可以说从上郡始，府谷这片土地就历经铁血洗礼，在刀刃上游走。整个魏晋时期为匈奴所据，南北朝又为鲜卑占领，北周、隋回归为边地，唐有了府谷镇，由于军事位置重要，五代后唐升镇为县，庄宗天佑八年（911年），设府州。

这府州生不逢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可是“鸡鸣三国”，在那个拿拳头说话的时代，强邻压境，这样的地理可不是值得炫耀的好事。在整个“积富极弱”的北宋，府谷先与辽、夏，后与金、夏对峙。回看自豪又悲壮的县史，每一次潮起潮落，都是血水洗地、生灵涂炭。每当国力强盛，也是皇恩浩荡，像隋炀帝、康熙帝就都曾临幸府谷，并吟诗作赋，显摆威风。而一旦重兵压境，形势危急，海潮就会迅速退却，这里就会因庙堂之远，而成为忍痛割爱之“爱”，正应了《潼关怀古》“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那句老话。

靖康元年（1126年），北宋王朝割让麟、府、丰三州与西夏求和，因知府州的靖康军折可求在意国恨家仇，未予响应。“靖康之难”，折家后裔一支勤王南迁，朝廷亡而府谷在，次年在弹尽粮绝、孤立无援的绝境中，折可求率麟、府、丰三州降金，为除心头之患� ��金将折氏家族迁往青州。折家军悲情谢幕，从此南望王师成了一句梦呓。1139年，西夏攻陷府州，怀着对府州折家军的深仇大恨，屠城、掘坟、鞭尸，近一个多世纪府谷元气大伤，无以为继。1234年金亡，府谷处于自治状态，1269年元攻陷当地人称为永宁府的府州城，再遭屠城，以至留下“永宁府，死得苦”的满腔悲愤与不甘。

府、麟之州，之所以能从唐至北宋，始终为中原中央政权的北方屏藩，皆因府州有折家军世代经营，独当一面，撑起一片蓝天。

今府谷县孤山堡山梁上，有一座相传建于唐代的七星庙，因北宋名将杨业，与抗辽女英雄折赛花在此成婚，原本寂寂无闻的塞上道教场所，一炮走红，成为国人心中的圣地。七星庙主体建筑昊天宫，大殿屋顶为九脊歇山式，单檐斗拱，磨砖对缝，顶部八面收缩，到顶尖部分，又成圆形收缩，一砖盖顶，无梁无柱，又被称为无梁殿，为全国重点保护的蒙汉融合风格的建筑实物。

折赛花作为中华妇女的杰出代表，让人钦佩，折家军跃马弯弓、拱卫边陲的事迹让人感动。折家军本属云中鲜卑折掘族裔，由于受北魏孝文帝汉化的影响，从先祖折华于唐时由代北迁入府谷，历经十代近三个世纪，世袭十四将知府州206年，从振武军到永安军、靖康军、保成军，从都马使，到刺史、节度使，始终以中华一体为本，率众御边，历唐、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宋，以府麟二州为根据地，在与辽、西夏、金的攻略中，金戈铁马驰骋于长城内外、大河上下，保一方平安，为中华第一将门之家当仁不让。

折家军在大唐风雨飘摇之际，和五代十国乱世中，纵横捭阖，夺得麟府统治权。折从阮为后世立下“以武立家，忠勇立世，忠孝朝廷，浴血塞外”的家训，更抵御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的卖国行为，保住了十六州属地府州之地，也保住了折家军威震一方的地位，更明证“世代将门、忠勇爱国”的折家军，事国而不奴于王的高风亮节。折家军苦心经营的负山阻河之府州城，也成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

在宋军北伐连战连败，士气低落之际，折御卿以少胜多大败辽军于紫河镇（今内蒙浑河），让“契丹知所畏”。在折家军世代接力中，既有折继闵在榆阳川（今神木黄羊河）、柏子砦、兔毛川（秃尾河）与李元昊正面对决，三战三胜，重挫李元昊锐气，为大宋挽回仅存一点颜面的经典战例，更有救火队长折可存，以计擒夏人酋长女崖、平方腊起义、捕声名显赫的梁山伯首领宋江三功，升武功大夫之高光时刻。只是将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还文学为真实，却让人大跌眼镜。

从麟州杨业、府州折赛花，到绥州韩世忠、梁红玉，到米脂李自成、高桂英，陕北夫妻双雄、弄潮时代，成为中华文明的一抹亮色。杨家将、折家军，一座府州老城，一支折氏家族，就是一部家庭版中国战史。

从折家军看中华大地分分合合历史节点，让人悲喜交集，而率先打响武装反抗明王朝反动统治第一� �的王嘉胤，则扭转乾坤，让陕北群英赴会，激荡时代。

崇祯元年（1628年）陕西大饥，礼部侍郎中安塞人马懋才，奉命回陕察灾，遂成《备陈大饥疏》：“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城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灾情之重惨不忍睹，然比天灾更可怕的是人祸：“且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官要民反，民不得不反。

天启八年（1628年），府谷王嘉胤与吴廷贵聚众揭竿而起，扛起明末大起义大旗，到崇祯八年（1636年），从陕北群起响应走来，各自为战的农民军退聚到河南，“闯王”高迎祥、“黄虎”张献忠、“老回回”马守应、“曹操”罗汝才、“革里眼”贺一龙、“过天星”惠登相、“左金王”贺锦、“改世王”许可变、“混天王”张应金、“顺天王”贺国观、“九条龙”张飞、“射塌天”李万庆、“混十万”马进忠之十三家七十二营，在荥阳举行大会，商讨战略，李自成“一夫犹奋，况十万众乎！官兵无能为也。宜分兵定所向，利钝听之天”四面攻战方略，为众将采纳，一举扭转战局。李自成马踏幽燕，定鼎北京，王嘉胤当属首功。

满清入关，皇上在紫禁城的屁股尚未坐热，即下达封禁令，首先是东北龙兴之地封禁，这来自文化不自信，设想坐不稳江山就跑，回老家从长计议。但封禁蒙汉边界，沿长城线北向五十里内汉不得耕、蒙不能牧，好像有点不通人理。其实理由也简单，虽然是满蒙联合执政，但公主可以给，地盘可绝不含糊，这点与陕北“土地不让人、老婆不让人、吃药不让人”三不让的道理一样直白，也符合“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之丛林法则或安全守则。封禁是为了防止蒙汉勾搭，影响大清统治，况且米脂出了个李自成，余波未平，不过满清还是过虑了，“崖山之后无中华”，大清皇帝在紫禁城一呆就是268年。

实施封禁，府谷历史地又成了民族分治的边地。事实上，哈拉寨、古城、皇甫这样的西口，石窟寺这样的藏传佛教寺院，是很难一封而禁的。不过这封与放，又引发了中国近代史上与“下南洋”“闯关东”并称“三大人口自发迁徙”的“走西口”，也引发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文化大交融，府谷走西口出发地、目的地的双重身份，以二人台为代表， 重塑了自己的文化形象。

一曲悲凉的《走西口》，常人想到的歌者都想到了，常人没想到的，歌者也想到了，不厌其烦，切切情深，“老羊皮袄顶铺盖，谁人逼得我走口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能走西口竟是一种恩赐。

康熙36年（1697年），康熙御驾亲征噶尔丹，途经府谷、神木、榆林，一路禁留地因荒弃而被百姓称为“黑界地”的萧条，与内地的民不聊生，形成巨大反差，让康熙帝不明就里。恰此时鄂尔多斯王贝勒阿松勒布奏请开放封禁地“愿与民人伙同种地，两有裨益”，康熙“俱如所请”，于是有了供垦的“伙盘”，从而引发中国历史上一次西部大开发，带动了一次人口大迁徙。府谷沙峁关帝古庙，至今尚存记载走西口约法三章的石碑。陕北长城近南北走向� ��方位，人们西出长城关口谋生，就有了“走西口”一说；来此耕作的汉人，必须春来冬返，就有了“雁行人”称谓；“雁行人”叫天不应，叫地不灵，背井离乡只能搭伙居住，就有了“伙场”。“年年走口外，月月不回来”，不知淘尽了多少陕北婆姨的辛酸泪珠，唱出了多少陕北情侣的爱情悲歌。《走西口》撕心裂肺的吟唱，拿生命赌生活，这就叫生活所逼。

从1697年起，到1955年我国建立户口登记制度，限制人口流动，长达258年，畸形庞大的盲目人口流动，信天游式的《走西口》《绣荷包》《赶牲灵》，已不足以承载走西口这一社会现象的音乐、艺术诠释，与民歌分流的升级版曲艺形式的走西口类表演体裁二人台诞生了。初始为增强吸引力扮相为一丑一旦，坐唱表演，也有了专用名称叫打坐腔。

作为新生艺术体裁，要打开一片天地，也得借势发力，用时兴话讲叫借台唱戏，于是艺人们靠与道情班、耍玩艺穿插表演，占台分羹。为赶场入户，催生了相对固定的表演节目，这是发展提炼阶段，名字也随之称为风搅雪。

为谋求生存发展，适应竞争，艺人们有了团队意识，搭建表演班子，有了服装道具，表演也非简单的一丑一旦，而是发展到有场次表演歌舞、戏曲情节的剧目，有纯器乐表演的曲目，有即兴表演的牌曲。伴奏乐器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三大件：枚（笛子）、四胡、扬琴，表演日臻成熟，但简陋的行头，打几个包袱即可再出发，所以也被称为打软包。

二人台有明显的民族文化融合色彩，曲、歌、戏体裁灵活应用，深受当地百姓喜爱，直到1953年全国首届民间音乐舞蹈汇演大会上，由丁喜才自弹（扬琴）自唱《五哥放羊》、《尼姑思凡》而一鸣惊人，二人台才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丁喜才也因此成为第一位民间艺人音乐教授，走上上海音乐学院讲台。二人台却因师出无名，仅仅以来自榆林，而被误称为“榆林小曲”。

也可能是军人懂得地利，1937年8月，抗战全面爆发后，打响武装反抗日军侵略第一枪的马占山，以“东北挺进军司令”身份，率部进驻府谷哈拉寨。更有意思的是，这时边远的哈拉寨竟成为省政府所在地，不过这个省政府不是所属的陕西省，而是远在千里之外的黑龙江省，与东北挺进军司令部同时在此挂牌，直至1945年8月撤离。

“中日战至黄河”命理，也因府谷保卫战，成为日本侵略军，唯一战过黄河的军事行动。1938年3月6日早上，侵华日军600多人强渡黄河，攻击府谷城，遭遇同仇敌忾防守军民的强力阻击，激战至下午5时，日军只得收敛嚣张气焰，撤回保德。

明清时代，南北黄河航运的繁荣，走西口东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府谷径自形成自个野性、神秘又独特的地域文化。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自不必说，酸粥、熟米、米凉粉等独特粟黍饮食，吃出了豪迈。客人远道而来，主人会以府谷特有的尾调上扬亮腔，大声吆呼：“寻将酒来！先吃酒”，这口气，清醒者知道来到了府谷，稍有走神，会以为进了梁山水泊；言女孩漂亮谓“国香”，好像又到了开封府。那“李二六十三”“王三狼啃不� ��”脏、贱、动物类人名，现在已不多见，但这样的姓名习惯留给人的那份简约洒脱，那泥土风尚，反倒有几分亲近。即使民间面花，也让人目瞪口呆，中元节“面人人”，大可至真人大小，要分部蒸制，再组装并彩色点缀，最常见的用场是给未过门儿的媳妇家送，其神秘色彩，与当地偶尔露峥嵘的跳神一样，总给人以无限遐想。

边境战事的惨烈，边地走西口的悲楚，总会使人伤感，其实，上天总是慈悲的，只是地下有宝人不知而已。黄河岸边常王寨村，就有一世代留存、当地人见怪不怪的“火峡”，这火峡是一地壳裂缝，一年四季冒着烟火，这实际是煤田自燃的信号，但一直未引起人们重视。谁能知道，时间进入公元1980年代，陕北能源的大发现、大开发，府谷异军突起，从世界第七大煤田“神（木）府（谷）煤田”的开发，到世界镁都地位的确立，特别是在陕北率先突破的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府谷在陕西第一拨进入全国百强县行列，一鸣惊人。“府谷保德州，十年九不收，女人掏苦菜，男人走口外”，已成过去，王向荣一曲“走西口的人儿回来了”，与时俱进，东向发展更成为进行时，那西煤东运源头地、西气东输首发地、西电东送枢纽地的后劲，正把府谷、陕北的热情，传遍全国。

王六，大名王建领，1958年生，陕西米脂县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陕北民谚”传承人。走上社会，分别从业工、农、商、学、兵，先后供职村、乡、县、市、省，长期从事陕北文化田野调查研究。出版《把根留住——陕北方言成语3000条》《留住祖先的声音——陕北方言成语3000条》（增订版）、《陕北民歌300首》（五线谱版）等专著；总撰稿并出品的全国第一部六集方言纪录片《陕北话》获2018年国家广电总局优秀奖并全国推荐。散文《又见核桃压枝低》被2014年陕西中考语文试卷列为阅读答问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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