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谷:长城与黄河两大人文地理标志交汇,中华文明底蕴扑面而来

府谷

作者:王六(书房记专栏作家)

府谷称得上是中国的一个结点,要问为什么这里能集地理标点、军事要点、文化结点于一处,说来还真有几分沧桑,有几分豪迈,也有几分沉重。

打开陕西地图,府谷的位置十分醒目,人们形象地称其为陕西兵马俑头上的皇冠,这一点也不为过,只是这样的表述太过形象,抛开“鸡鸣三省”陕西最北的县第一印象不说,如果不被视觉错觉所迷惑,府谷事实上还是陕西东极。

陕西北极北纬39°35',在府谷县古城镇王家梁村,该村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海红果王国,满山遍野的果林中有一株海红果树王,占地半亩多。海红果为果品“钙王”,属滇池系西府海棠品种,近年名声渐起,只产于晋陕蒙三交界地极小范围内,何能落脚于塞上,难以说清,但一个“国家地理标志”,本身就是故事。

陕西东级东经111°15',为府谷黄甫镇段寨,这段寨是向东突入黄河的一个半岛,依山傍水,风光宜人,只是半岛太小,在省级地图上显现不出,进而造成世人知府谷北,而不知府谷东的误会。

如果以为府谷只有这两个地理标点,那也就太小瞧府谷了。府谷墙头尧峁村还有黄河入陕第一湾,其乾坤勾连的太极图,为自然奇观,当地人叫蛟龙湾,不论蛟龙还是尧峁,中华文明底蕴扑面而来。这蛟龙摆尾出水处,有一像天然坝体的山崖,以横截黄河之势,让黄河倒旋回圆,可能就因这一阻力让黄河流速变缓,所以这里就成为千里黄河的凌界点,此点以上冬季千里冰封,以下除极端气候,冬季流凌而不封冻。正是这一地理,让老祖宗确定了长城入陕起点,因为黄河封冰即为桥,在凌界点以上筑长城实无意义。

既然是地理奇观,人们总要想办法,弄出一点响动来,不知哪年哪月,也不知何人何意,在面北的黄河南岸石崖绝壁间,只有黄河发大水才能探得到的高位处,凿出两个纵向相连的窨子(石窑洞),当然,人们也给了个说法,说这是赵匡胤习武藏械洞,因为墙头乡赵家山,本身就有赵匡胤出生地的传说,只是考证已无意义,传说还在传说。

不过,中国人十分熟悉,对中国十分重要的几条线,黑龙江瑷珲至云南腾冲的中国人口密度对比线,也叫胡焕庸线;中国中原文明与草原文明38°缓冲线;万里长城线;都经过府谷。然从水文水系来衡量,府谷在榆林市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总体地貌以黄土高原丘陵沟壑为特点。榆林市“四河四川”水文地要,“四河”由北向南依次为:窟野河、秃尾河、佳芦河、无定河,而“四川”黄甫川、清水川、孤山川、石马川,就都在紧傍黄河的府谷,且均为黄河一级支流,又因其地接毛乌素沙漠,这“四川”是黄河淤积粗沙的主要来源。

地理标点,天然决定府谷成为军事要点。事实上,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府谷也一直以边境要塞存在,就是今日榆林市之大名的缘源,也来自蒙恬驻上郡、收河套、建榆中,“以河为竟,垒石为城,树榆为塞”筑长城,开疆拓土时所设榆溪塞,隋大业三年(607年),置史上第一个榆林县,县治十二连城,就在府谷北邻内蒙古准格尔旗黄河边上。中国长城与黄河两大人文地理标志,交汇点就在府谷墙头村石窑坝上。

2017年8月竣工,全长800多公里,被称为“中国1号公路”的沿黄公路,起点也在墙头村,沿河南下至华山脚下,直通关中,府谷这个离省城最远的县,反倒成了新旅游热线上的热点。这沿黄公路北端,是一极致丹霞地质奇观——莲花辿,五彩斑斓,疑为仙境。府谷县城向北十多公里路,今天桥电站站址,历史上可是黄河上的一自然造化,与壶口“天下黄河一壶收”对应,这里是晋陕峡谷最狭处,聚万倾于一峡,形成“天下黄河一杯收”之平湖状,有诗形容:“两岸逼侧无十步,万倾逡巡纳一杯”。冬季结冰成桥,天堑变通途,故称为天桥

不过历代帝王、兵家看上这里的不是山川风光,而是山形水势,也就是说,中国自有国家概念起,府谷就被推上历史前台,成为拱佑中华的前卫,成为抵御外辱的桥头堡。长城因战争设,战火因长城而来,可以说从上郡始,府谷这片土地就历经铁血洗礼,在刀刃上游走。整个魏晋时期为匈奴所据,南北朝又为鲜卑占领,北周、隋回归为边地,唐有了府谷镇,由于军事位置重要,五代后唐升镇为县,庄宗天佑八年(911年),设府州。

这府州生不逢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可是“鸡鸣三国”,在那个拿拳头说话的时代,强邻压境,这样的地理可不是值得炫耀的好事。在整个“积富极弱”的北宋,府谷先与辽、夏,后与金、夏对峙。回看自豪又悲壮的县史,每一次潮起潮落,都是血水洗地、生灵涂炭。每当国力强盛,也是皇恩浩荡,像隋炀帝、康熙帝就都曾临幸府谷,并吟诗作赋,显摆威风。而一旦重兵压境,形势危急,海潮就会迅速退却,这里就会因庙堂之远,而成为忍痛割爱之“爱”,正应了《潼关怀古》“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那句老话。

靖康元年(1126年),北宋王朝割让麟、府、丰三州与西夏求和,因知府州的靖康军折可求在意国恨家仇,未予响应。“靖康之难”,折家后裔一支勤王南迁,朝廷亡而府谷在,次年在弹尽粮绝、孤立无援的绝境中,折可求率麟、府、丰三州降金,为除心头之患 金将折氏家族迁往青州。折家军悲情谢幕,从此南望王师成了一句梦呓。1139年,西夏攻陷府州,怀着对府州折家军的深仇大恨,屠城、掘坟、鞭尸,近一个多世纪府谷元气大伤,无以为继。1234年金亡,府谷处于自治状态,1269年元攻陷当地人称为永宁府的府州城,再遭屠城,以至留下“永宁府,死得苦”的满腔悲愤与不甘。

府、麟之州,之所以能从唐至北宋,始终为中原中央政权的北方屏藩,皆因府州有折家军世代经营,独当一面,撑起一片蓝天。

今府谷县孤山堡山梁上,有一座相传建于唐代的七星庙,因北宋名将杨业,与抗辽女英雄折赛花在此成婚,原本寂寂无闻的塞上道教场所,一炮走红,成为国人心中的圣地。七星庙主体建筑昊天宫,大殿屋顶为九脊歇山式,单檐斗拱,磨砖对缝,顶部八面收缩,到顶尖部分,又成圆形收缩,一砖盖顶,无梁无柱,又被称为无梁殿,为全国重点保护的蒙汉融合风格的建筑实物。

折赛花作为中华妇女的杰出代表,让人钦佩,折家军跃马弯弓、拱卫边陲的事迹让人感动。折家军本属云中鲜卑折掘族裔,由于受北魏孝文帝汉化的影响,从先祖折华于唐时由代北迁入府谷,历经十代近三个世纪,世袭十四将知府州206年,从振武军到永安军、靖康军、保成军,从都马使,到刺史、节度使,始终以中华一体为本,率众御边,历唐、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宋,以府麟二州为根据地,在与辽、西夏、金的攻略中,金戈铁马驰骋于长城内外、大河上下,保一方平安,为中华第一将门之家当仁不让。

折家军在大唐风雨飘摇之际,和五代十国乱世中,纵横捭阖,夺得麟府统治权。折从阮为后世立下“以武立家,忠勇立世,忠孝朝廷,浴血塞外”的家训,更抵御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的卖国行为,保住了十六州属地府州之地,也保住了折家军威震一方的地位,更明证“世代将门、忠勇爱国”的折家军,事国而不奴于王的高风亮节。折家军苦心经营的负山阻河之府州城,也成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

在宋军北伐连战连败,士气低落之际,折御卿以少胜多大败辽军于紫河镇(今内蒙浑河),让“契丹知所畏”。在折家军世代接力中,既有折继闵在榆阳川(今神木黄羊河)、柏子砦、兔毛川(秃尾河)与李元昊正面对决,三战三胜,重挫李元昊锐气,为大宋挽回仅存一点颜面的经典战例,更有救火队长折可存,以计擒夏人酋长女崖、平方腊起义、捕声名显赫的梁山伯首领宋江三功,升武功大夫之高光时刻。只是将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还文学为真实,却让人大跌眼镜。

从麟州杨业、府州折赛花,到绥州韩世忠、梁红玉,到米脂李自成、高桂英,陕北夫妻双雄、弄潮时代,成为中华文明的一抹亮色。杨家将、折家军,一座府州老城,一支折氏家族,就是一部家庭版中国战史。

从折家军看中华大地分分合合历史节点,让人悲喜交集,而率先打响武装反抗明王朝反动统治第一 的王嘉胤,则扭转乾坤,让陕北群英赴会,激荡时代。

崇祯元年(1628年)陕西大饥,礼部侍郎中安塞人马懋才,奉命回陕察灾,遂成《备陈大饥疏》:“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城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灾情之重惨不忍睹,然比天灾更可怕的是人祸:“且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官要民反,民不得不反。

天启八年(1628年),府谷王嘉胤与吴廷贵聚众揭竿而起,扛起明末大起义大旗,到崇祯八年(1636年),从陕北群起响应走来,各自为战的农民军退聚到河南,“闯王”高迎祥、“黄虎”张献忠、“老回回”马守应、“曹操”罗汝才、“革里眼”贺一龙、“过天星”惠登相、“左金王”贺锦、“改世王”许可变、“混天王”张应金、“顺天王”贺国观、“九条龙”张飞、“射塌天”李万庆、“混十万”马进忠之十三家七十二营,在荥阳举行大会,商讨战略,李自成“一夫犹奋,况十万众乎!官兵无能为也。宜分兵定所向,利钝听之天”四面攻战方略,为众将采纳,一举扭转战局。李自成马踏幽燕,定鼎北京,王嘉胤当属首功。

满清入关,皇上在紫禁城的屁股尚未坐热,即下达封禁令,首先是东北龙兴之地封禁,这来自文化不自信,设想坐不稳江山就跑,回老家从长计议。但封禁蒙汉边界,沿长城线北向五十里内汉不得耕、蒙不能牧,好像有点不通人理。其实理由也简单,虽然是满蒙联合执政,但公主可以给,地盘可绝不含糊,这点与陕北“土地不让人、老婆不让人、吃药不让人”三不让的道理一样直白,也符合“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之丛林法则或安全守则。封禁是为了防止蒙汉勾搭,影响大清统治,况且米脂出了个李自成,余波未平,不过满清还是过虑了,“崖山之后无中华”,大清皇帝在紫禁城一呆就是268年。

实施封禁,府谷历史地又成了民族分治的边地。事实上,哈拉寨、古城、皇甫这样的西口,石窟寺这样的藏传佛教寺院,是很难一封而禁的。不过这封与放,又引发了中国近代史上与“下南洋”“闯关东”并称“三大人口自发迁徙”的“走西口”,也引发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文化大交融,府谷走西口出发地、目的地的双重身份,以二人台为代表, 重塑了自己的文化形象。

一曲悲凉的《走西口》,常人想到的歌者都想到了,常人没想到的,歌者也想到了,不厌其烦,切切情深,“老羊皮袄顶铺盖,谁人逼得我走口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能走西口竟是一种恩赐。

康熙36年(1697年),康熙御驾亲征噶尔丹,途经府谷、神木、榆林,一路禁留地因荒弃而被百姓称为“黑界地”的萧条,与内地的民不聊生,形成巨大反差,让康熙帝不明就里。恰此时鄂尔多斯王贝勒阿松勒布奏请开放封禁地“愿与民人伙同种地,两有裨益”,康熙“俱如所请”,于是有了供垦的“伙盘”,从而引发中国历史上一次西部大开发,带动了一次人口大迁徙。府谷沙峁关帝古庙,至今尚存记载走西口约法三章的石碑。陕北长城近南北走向 方位,人们西出长城关口谋生,就有了“走西口”一说;来此耕作的汉人,必须春来冬返,就有了“雁行人”称谓;“雁行人”叫天不应,叫地不灵,背井离乡只能搭伙居住,就有了“伙场”。“年年走口外,月月不回来”,不知淘尽了多少陕北婆姨的辛酸泪珠,唱出了多少陕北情侣的爱情悲歌。《走西口》撕心裂肺的吟唱,拿生命赌生活,这就叫生活所逼。

从1697年起,到1955年我国建立户口登记制度,限制人口流动,长达258年,畸形庞大的盲目人口流动,信天游式的《走西口》《绣荷包》《赶牲灵》,已不足以承载走西口这一社会现象的音乐、艺术诠释,与民歌分流的升级版曲艺形式的走西口类表演体裁二人台诞生了。初始为增强吸引力扮相为一丑一旦,坐唱表演,也有了专用名称叫打坐腔。

作为新生艺术体裁,要打开一片天地,也得借势发力,用时兴话讲叫借台唱戏,于是艺人们靠与道情班、耍玩艺穿插表演,占台分羹。为赶场入户,催生了相对固定的表演节目,这是发展提炼阶段,名字也随之称为风搅雪。

为谋求生存发展,适应竞争,艺人们有了团队意识,搭建表演班子,有了服装道具,表演也非简单的一丑一旦,而是发展到有场次表演歌舞、戏曲情节的剧目,有纯器乐表演的曲目,有即兴表演的牌曲。伴奏乐器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三大件:枚(笛子)、四胡、扬琴,表演日臻成熟,但简陋的行头,打几个包袱即可再出发,所以也被称为打软包。

二人台有明显的民族文化融合色彩,曲、歌、戏体裁灵活应用,深受当地百姓喜爱,直到1953年全国首届民间音乐舞蹈汇演大会上,由丁喜才自弹(扬琴)自唱《五哥放羊》、《尼姑思凡》而一鸣惊人,二人台才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丁喜才也因此成为第一位民间艺人音乐教授,走上上海音乐学院讲台。二人台却因师出无名,仅仅以来自榆林,而被误称为“榆林小曲”。

也可能是军人懂得地利,1937年8月,抗战全面爆发后,打响武装反抗日军侵略第一枪的马占山,以“东北挺进军司令”身份,率部进驻府谷哈拉寨。更有意思的是,这时边远的哈拉寨竟成为省政府所在地,不过这个省政府不是所属的陕西省,而是远在千里之外的黑龙江省,与东北挺进军司令部同时在此挂牌,直至1945年8月撤离。

“中日战至黄河”命理,也因府谷保卫战,成为日本侵略军,唯一战过黄河的军事行动。1938年3月6日早上,侵华日军600多人强渡黄河,攻击府谷城,遭遇同仇敌忾防守军民的强力阻击,激战至下午5时,日军只得收敛嚣张气焰,撤回保德

明清时代,南北黄河航运的繁荣,走西口东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府谷径自形成自个野性、神秘又独特的地域文化。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自不必说,酸粥、熟米、米凉粉等独特粟黍饮食,吃出了豪迈。客人远道而来,主人会以府谷特有的尾调上扬亮腔,大声吆呼:“寻将酒来!先吃酒”,这口气,清醒者知道来到了府谷,稍有走神,会以为进了梁山水泊;言女孩漂亮谓“国香”,好像又到了开封府。那“李二六十三”“王三狼啃不 ”脏、贱、动物类人名,现在已不多见,但这样的姓名习惯留给人的那份简约洒脱,那泥土风尚,反倒有几分亲近。即使民间面花,也让人目瞪口呆,中元节“面人人”,大可至真人大小,要分部蒸制,再组装并彩色点缀,最常见的用场是给未过门儿的媳妇家送,其神秘色彩,与当地偶尔露峥嵘的跳神一样,总给人以无限遐想。

边境战事的惨烈,边地走西口的悲楚,总会使人伤感,其实,上天总是慈悲的,只是地下有宝人不知而已。黄河岸边常王寨村,就有一世代留存、当地人见怪不怪的“火峡”,这火峡是一地壳裂缝,一年四季冒着烟火,这实际是煤田自燃的信号,但一直未引起人们重视。谁能知道,时间进入公元1980年代,陕北能源的大发现、大开发,府谷异军突起,从世界第七大煤田“神(木)府(谷)煤田”的开发,到世界镁都地位的确立,特别是在陕北率先突破的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府谷在陕西第一拨进入全国百强县行列,一鸣惊人。“府谷保德州,十年九不收,女人掏苦菜,男人走口外”,已成过去,王向荣一曲“走西口的人儿回来了”,与时俱进,东向发展更成为进行时,那西煤东运源头地、西气东输首发地、西电东送枢纽地的后劲,正把府谷、陕北的热情,传遍全国。

王六,大名王建领,1958年生,陕西米脂县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陕北民谚”传承人。走上社会,分别从业工、农、商、学、兵,先后供职村、乡、县、市、省,长期从事陕北文化田野调查研究。出版《把根留住——陕北方言成语3000条》《留住祖先的声音——陕北方言成语3000条》(增订版)、《陕北民歌300首》(五线谱版)等专著;总撰稿并出品的全国第一部六集方言纪录片《陕北话》获2018年国家广电总局优秀奖并全国推荐。散文《又见核桃压枝低》被2014年陕西中考语文试卷列为阅读答问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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