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国寺石窟

护国寺石窟位于赤城县云州乡云州村东北的山崖下，始凿于明代。石窟分外窟与内窟二层

中文名：护国寺石窟

外文名：无

位于：赤城县

始凿于：明代

干货 | 构成中国石窟史的一百座石窟寺

本文部分内容引用宿白老先生在《中国石窟寺研究》一书的原文，在此深表对老先生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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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窟寺的发现

中国开凿石窟约始于3世纪，盛于5~8世纪，最晚的可到16世纪。分布于中国各地的石窟寺遗迹，大都见录于明清地方志和游记中。在近代，由于石窟的非日常地位，已经脱离普通百姓的视野。

20世纪初，中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根本无暇顾及。反而是一些外国人，根据上述著录调查了一部分重要石窟。比如日本人伊东忠太，在1902年就调查了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法国人E.沙畹在1907年调查河南洛阳龙门石窟。这是时代的悲哀，我们自己忽视了自己家的珍宝，被眼尖的外人发现，然后趁我们糊涂，偷摸来搞。

我们自己家的东西，自己不管，就引起了外国人的调查。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避免掠夺和破坏了。外人怎么会珍惜咱们的东西？？？

德国人勒科克，在1904和1913，时隔9年，两次在新疆的拜城、库车、吐鲁番等石窟大肆盗掘遗物、剥离壁画，不但没人阻止，还有当地人为了极为可怜的一点点工钱出卖自己的国家；

(中间排左二为德国人A.von勒柯克)

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1907和年1914年两次、法国伯希和在1908年、日本大谷探险队在1911到1914三年内，美国哈佛大学华尔纳在1924年，连续不断的对甘肃敦煌莫高窟发现的重要经卷、文书和工艺品和石窟壁画进行骗取、切割揭取和劫夺。

斯坦因，请记住这个大骗子！

然后日本人在1933年对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美国人在1934年对龙门石窟的肢解石雕、凿毁造像进行丧尽天良的破坏！

以上是其中最突出的几起。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组织的云冈调查班，对云冈石窟强行调查、摄影、测绘长达6年之久(1941~1946)。

中国有组织的调查工作始于30年代，1930~1933年西北科学考察团调查新疆石窟，1935~1936年北平研究院和中国营造学社都对响堂山石窟作了记录。40年代不少学者和学术机构注意到甘肃、四川、云南和新疆境内的石窟，特别是对敦煌石窟的调查、实测和临摹，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石窟遗迹得到应有的重视，各地对现存石窟都开展了调查和记录工作，并发现了许多湮没已久的重要窟龛。50年代以来，石窟寺的考古研究工作逐渐展开：对一些石窟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进行排年分期；发掘了重要石窟的窟前遗址，为恢复某些石窟的历史面貌增加了新资料；对石窟组合关系的探索也开始提到日程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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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分布

中国的石窟可分为七类：一、窟内立中心塔柱的塔庙窟；二、无中心塔柱的佛殿窟；三、主要为僧人生活起居和禅行的僧房窟；四、塔庙窟和佛殿窟中雕塑大型佛像的大像窟；五、佛殿窟内设坛置像的佛殿窟；六、僧房窟中专为禅行的小型禅窟（罗汉窟）；七、小型禅窟成组的禅窟群。

根据洞窟形制和主要造像的差异可分为新疆地区、中原北方地区、南方地区和西藏地区四大地区。如下图：

【 一、新疆地区 】

分布在自喀什向东的塔里木盆地北沿路线上，集中的地点有三个区域：

1、古龟兹区，即现在的库车、拜城一带，共计9处石窟，均属“龟兹研究院”管辖。主要石窟有：

分布在拜城境内的

【01】克孜尔石窟（国一II-8）

参观提示：克孜尔石窟现在划分为四个区域，正式编号的石窟有236个，大部分塑像都已被毁，还有81窟存有残存壁画。其中谷西区开放，非特窟可以使用手机拍照（禁止闪光灯和相机），而谷东区需要提前预约可以开放。其他两个区域不对外开放。

还有温巴什石窟（第六批增补进国一克孜尔石窟）

编号洞窟26个，可申请参观

以及台台尔石窟（第六批增补进国一克孜尔石窟）

编号洞窟22个，不开放

分布在库车境内的

【02】库木吐喇石窟（国一II-9）

编号洞窟112个。开放

新一窟穹顶，此窟不对外开放

【03】库车克孜尔尕哈石窟（国五IV-30）

编号洞窟65个，可申请参观

【04】库车森木塞姆石窟（国四IV-1）

编号洞窟57个，可申请参观

玛扎伯哈石窟（第六批增补进国三森木赛姆）不开放

【05】阿艾石窟（第六批增补进国四I-45苏巴什佛寺遗址）

阿艾石窟在库车大峡谷地质公园内，只有一个单体洞窟。不开放。

另有在新和县的托乎拉克艾肯石窟（第六批增补进国一库木吐喇）

编号洞窟20个。不开放

以上石窟中克孜尔石窟规模最大，开凿最早，大约开凿于3世纪，4~5世纪是其盛期，最晚的洞窟大约属于8世纪。其他三处，开凿的时间都比克孜尔晚，衰落的时间可能迟到11世纪。

以上石窟参观需要提前到位于拜城的龟兹研究院（克孜尔石窟所在地）进行申请缴费，由研究院工作人员带领前往。（政策有可能会调整，以研究院官方为准）

二、古焉耆区。在今焉耆回族自治县七格星一带。开凿时间约在5世纪以后。

【06】七个星佛寺遗址（国五-I-139）开放

被德国人盗走的泥塑部件

被德国人盗走的壁画

三、古高昌区。在今吐鲁番附近。主要石窟有吐峪沟石窟和柏孜克里克石窟。吐峪沟早期石窟约开凿在5世纪。柏孜克里克主要石窟是9世纪以后回鹘高昌时期的遗迹，最晚的洞窟有可能迟到13世纪。

【07】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国二II-4）开放

现存57个。其中有壁画的40多个，总面积1200平方米。上世纪初还遗存大量精品，被外国人盗走。一部分在二战中损毁，一部分被俄国抢到圣彼得堡。

胜金口石窟（第六批增补进柏孜克里克）不开放

考古人员共清理发掘了13座洞窟、26间居址，面积约1000平方米。出土大批精美壁画残片、泥塑像残块、汉文、回鹘文等纸质文书，壁画上还发现有汉、回鹘文题记等

【07】吐峪沟石窟（国六-IV-63）不开放

（吐鲁番博物馆中的吐峪沟石窟壁画复制图）

【08】雅尔湖石窟（国五增补进国一V-20交河故城）需要提前预约

【09】伯西哈石窟（国七-4-110）

新疆石窟多塔庙窟、大像窟、僧房窟、禅窟以及不同形制洞窟组成的洞窟组合，也有少量的禅窟群。5世纪以后，方形佛殿窟数量增多，出现了佛坛窟。焉耆、吐鲁番一带还有洞窟前面接砌土坯前堂和径用土坯砌建的洞窟。

这些不同形制的洞窟，除一般僧房窟外，窟内都绘壁画，绝大部份原来还置有塑像。绘塑内容，6世纪以前，主要有释迦、交脚弥勒和表现释迦的本生、佛传、因缘等图像。6世纪出现了千佛。8世纪以来，中原北方地区盛行的阿弥陀和阿弥陀净土以及其他净土，还有一些密教形像，都逐渐传播到这里，壁画布局和绘画技法也较显著地受到中原北方石窟的影响。

【 二、中原北方地区】

（1）河西区

甘肃黄河以西各县沿南山的地段，大都分布有数量不等的石窟。其中敦煌莫高窟延续时间长、洞窟数量多。莫高窟现存最早的洞窟，开凿于5世纪，陆续兴建到14世纪。莫高窟以东的重要石窟有安西榆林窟和东千佛洞、玉门昌马石窟、酒泉文殊山石窟、肃南金塔寺石窟和武威天梯山石窟等。这几处石窟除榆林窟、东千佛洞外，都还保存5~6世纪的遗迹。武威天梯山石窟有可能是历史上有名的凉州石窟的遗迹。

【10】敦煌莫高窟（国一II-2）开放，45000平米壁画世间稀有。

敦煌西千佛洞（第五批增补进国一莫高窟）开放

【11】肃北五个庙石窟（国七-4-106）

【12】瓜州榆林窟（国一II-3）开放

东千佛洞（国五增补进国一榆林窟）

开放时断时续，需提前咨询。

【12】玉门昌马石窟，未进国保，不开放

上世纪地震后仅存4窟。

【13】肃南文殊山石窟（国五-IV-29）

正式对外开放。

【14】张掖马蹄寺石窟群（国四-IV-2）

特窟金塔寺，不开放

【15】民乐童子寺石窟（甘肃省级文保单位）

【16】天梯山石窟（国五-IV-28）开放

开凿该石窟的工匠首领是昙无谶（昙矅的师傅），为北方石窟之鼻祖

早期壁画由于50年代建水库搬迁至甘肃省博物馆

（2）陇东区

主要石窟有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固原须弥山石窟、庆阳平定川石窟群、南、北石窟寺等。固原、庆阳石窟始凿于6世纪；永靖、天水石窟始凿于5世纪，其中炳灵寺石窟第169窟无量寿佛龛有420年题记，是中国现存窟龛有明确纪年的最早的一处。

【17】永靖炳灵寺石窟（国一II-6）开放

国内现存最早的石窟年代题记西秦建弘元年(420)

【18】武山木梯寺（国六-IV-59）开放

【19】武山水帘洞石窟 - 拉梢寺摩崖造像（国五-IV-27）开放

【20】甘谷大象山（国五-IV-27，并入水帘洞）开放

【21】天水麦积山石窟（国一II-5）东方雕塑艺术馆，开放

天水仙人崖石窟（第六批增补进国一麦积山）开放

【21】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国二II-2）开放

【22】泾川南石窟寺（国三II-3）开放

【23】泾川罗汉洞（省保）开放

【24】泾川王母宫石窟（国六-IV-60）开放

【25】庆阳北石窟寺（国三II-2）开放

【26】镇原石空寺石窟（国七-4-107）开放

【27】庄浪云崖寺和陈家洞石窟（国六-IV-58）开放

【28】庆阳平定川保全寺-张家沟门石窟（省保）开放

（3）陕西区

少数窟龛开凿于6世纪，主要石窟都开凿于6世纪以后，如7世纪开凿的彬县大佛寺石窟、耀县药王山石窟；8世纪开凿的富县石鸿寺石窟；11~12世纪开凿的黄陵万佛寺石窟、延安万佛洞石窟和志丹城台石窟等。陕西区石窟是中原北方地区晚期石窟较集中的一处。

【29】铜川药王山石刻（国一IV-4）开放

【30】子长钟山石窟（国三II-10）开放

【31】彬县大佛寺（国三II-8）开放

【32】麟游慈善寺石窟（国五-IV-25）开放

【33】富县石鸿寺石窟（国六-IV-55）开放

【34】黄陵万安禅院石窟（国六-IV-57）开放

【35】铜川宜君石窟群（国七-4-101）开放

【36】延安清凉山万佛洞石窟（国七-4-101）开放

这里是“新华书店”的诞生地

【37】志丹成台石窟，开放

陕西还有数量众多小型石窟，由于风化等原因遗存不好，没有进入国保，大部分是省保。

（4）其他区

以5~6世纪北魏皇室显要开凿的大同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巩县石窟为主流，沿续此主流的重要石窟有6世纪中期开凿的邯郸响堂山石窟和6~7世纪开凿的太原天龙山石窟。此外，5~6世纪开凿的义县万佛堂石窟、义马鸿庆寺石窟、济南黄花岩石窟和7世纪初开凿的安阳宝山石窟，也都与上述这批主流石窟有密切关系。

山西省主要石窟的有：

【38】大同云冈石窟（国一II-1）开放

【39】太原龙山石窟（国四-IV-4）开放

【40】太原天龙山石窟（国五-IV-3）开放

【41】高平羊头山石窟（国六-IV-5）开放

【42】泽州碧落寺石窟（国六-IV-6）开放

【43】平顺金灯寺石窟（国六-IV-7）又名“宝岩寺”开放

【44】平定开河寺石窟（国七-4-10）开放

【45】昔阳石马寺石窟（国七-4-11）开放

【46】隰县七里脚千佛洞石窟（国七-4-12）开放

河南省的主要石窟有：

【47】洛阳龙门石窟（国一II-4）开放

【48】巩县石窟（国二-II-1）开放

【49】安阳宝山灵泉寺石窟（国四-IV-3）不开放

【50】义马鸿庆寺石窟（国五-IV-14）开放

【51】安阳小南海石窟（国五-IV-15）开放

【52】偃师水泉寺石窟（国七-4-50）开放

【53】洛阳万佛山石窟（国七-4-51）开放

【54】林州千佛洞石窟（国七-4-54）开放

【55】卫辉香泉寺石窟（国七-4-55）开放

【56】沁阳窄涧谷太平寺石窟（国七-4-56）开放

河北省的主要石窟有：

【57】邯郸南北响堂山石窟（国一-II-7）开放

【58】元氏封龙山石窟（国七-4-2）开放

【59】邯郸水峪寺石窟（国七-4-3）开放

【60】武安法华洞石窟（国七-4-7）开放

辽宁省的石窟：

【61】义县万佛堂石窟（国三-II-4）开放

晋豫及其以东地区石窟的承袭关系比较清楚，充分表现了佛教石窟逐步东方化的具体过程，因此，这个地区石窟在全国石窟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区开凿较晚的石窟，还有6~8世纪开凿的益都云门山石窟、驼山石窟；

山东省的主要石窟有：

【62】青州驼山石窟（国三-II-5）开放

【63】济南千佛崖（国三-II-7）开放

【64】东平白佛山石窟（国五-IV-13）开放

【65】青州云门山石窟（省保）开放

11世纪开凿的内蒙古巴林左旗洞山石窟、前后昭庙石窟；13~14世纪开凿的内蒙古鄂托克旗百眼窑石窟和15~16世纪开凿的平顺宝岩寺石窟等。

内蒙古自治区主要石窟有：

【66】鄂托克旗阿尔寨石窟（国五-VII-2）俗称百眼窑，开放

【67】巴林左旗真寂之寺石窟（国六-IV-9）开放

这里又称前后昭庙石窟。

以上四个地区统称为中原北方石窟。

中原北方石窟中，河西和陇东两区多塑像壁画，陕西华北两地区多雕刻。四个地区除个别石窟外，多杂有摩崖龛像。

中原北方石窟的发展演变，大体可区分为四大期：

第一期——即5~6世纪，是这个地区开凿石窟的盛期。多大像窟、佛殿窟、塔庙窟，也有少数禅窟和禅窟群。主要造像有三世佛、释迦、交脚弥勒、释迦多宝对坐像、千佛和思惟像，其次有本生、佛传和维摩文殊对坐像。七佛、无量寿（阿弥陀）、倚坐弥勒和观世音、骑象的普贤等出现较晚。

第二期——即7~8世纪，主要盛行佛殿窟、大像窟，较晚出现佛坛窟。除释迦造像外，阿弥陀、弥勒、药师等净土图像和观世音像逐渐复杂起来，出现了地藏像，密教形像也开始盛行。

第三期——即9~10世纪，石窟开凿逐渐衰落，石窟形制摹拟地上佛殿的情况日益显著，佛坛后面凿出了背屏，窟前接建木构堂阁的作法开始流行。窟内壁画盛行排列多种经变的新形式。佛龛两侧流行文殊、普贤相对的布局。

文殊似乎受到更多的重视，敦煌莫高窟和富县石泓寺石窟都出现了“文殊窟”。对观世音的崇奉更为普遍，许多地点出现了观世音的各种变相。天王的形象也在这个阶段逐渐盛行。

第四期——即自11世纪以后，开凿石窟的地点愈来愈少。造像题材除前期习见者外，罗汉群像逐渐盛行，还出现了罗汉群像与佛传结合的场面。出现了布袋和尚。儒释道合流的形象也在石窟中出现，庆阳平定川石窟中1095年雕造的“三教诸佛”，是现知中原北方地区这类题材的最早实例。

13世纪太原天龙山开凿了全真道教石窟。13~14世纪莫高窟、榆林窟开凿了藏传佛教的“秘密堂”。

16世纪初开凿的平顺宝岩寺石窟出现了水陆道场的连续浮雕，这里有的洞窟内外全部雕出了仿木结构，石窟摹拟地上佛殿的作法，年代愈晚愈突出。

【 三、南方地区 】

指淮河以南地区。这个地区石窟数量不多，布局分散，除个别地点外，摩崖龛像多于洞窟。凿于5~6世纪之际的南京栖霞山龛像和新昌剡溪大佛，原都前接木构殿阁。广元一带6世纪的石窟，形制多属佛殿窟，有少量的塔庙窟。这时期的主要造像除释迦外，多无量寿（阿弥陀）和弥勒倚坐像，还有释迦多宝对坐像。

自8世纪以后，四川岷江、嘉陵江流域诸窟龛盛行倚坐弥勒、净土变相和各种观世音造像。10~11世纪多雕地藏和罗汉群像。

11世纪大足石篆山出现了最早的儒释道三教石窟。12世纪大足大佛湾造像内容更为庞杂，除佛传、经变、观世音等形象外，还有祖师像和藏传佛教形象。

川渝地区有：

【68】广元千佛崖（国一-II-11）开放

【69】广元皇泽寺摩崖造像（国一-II-10）开放

【70】广元观音岩石窟（第六批增补进广元千佛崖）开放

【71】大足北山摩崖造像（国一-II-12）开放

【72】大足宝顶山摩崖造像（国一-II-13）开放

【73】大足南山摩崖造像（第四批增补进北山）需预约

【74】大足石门山摩崖造像（第四批增补进宝顶山）需预约

【75】大足石篆山摩崖造像（第四批增补进北山）需预约

【76】巴中南龛摩崖造像（国三-II-6）开放

【77】巴中水宁寺摩崖造像（第五批增补进南龛）开放

【78】安岳卧佛院摩崖造像（国三-II-9）开放

第六批其他安岳石刻打包增补到卧佛院

【79】华严洞，开放

【80】孔雀需预约

【81】圆觉洞，开放

【82】茗山寺，开放

【83】玄妙观、千佛寨

【84】毗卢洞石刻造像（国五-IV-21）开放

【85】潼南大佛寺摩崖造像（国六-IV-41）开放

【86】涞滩二佛寺摩崖造像（国六-IV-42）开放

【87】蒲江石窟（国六-IV-43）开放

【88】邛崃石窟（国六-IV-44）开放

【89】夹江千佛岩石窟（国六-IV-47）开放

【90】通江千佛岩石窟（国六-IV-48）开放

【91】仁寿牛角寨石窟（国六-IV-49）开放

【92】梓潼卧龙山千佛崖石窟（国六-IV-50）开放

杭州西湖沿岸的窟龛开凿于10~14世纪，13世纪末以前多雕阿弥陀、观世音和罗汉像，13世纪以后多雕藏传密教形像。

开凿于9~13世纪的大理剑川石钟山石窟都是佛殿窟，9世纪造像主要有弥勒和阿弥陀，10世纪以后主要造像有观世音、毗沙门天王和密教的八大明王，最具地方特色的是以南诏王及其眷属为主像的窟龛。

【93】大理石钟山石窟（国一-II-14）开放

【94】杭州飞来峰造像（国二-II-5）开放

【95】连云港孔望山摩崖造像（国三-II-1）开放

【96】赣州通天岩石窟（国三-II-11）开放

【97】南京千佛崖石窟（国五-IV-5）开放

【98】湖北凤县仙佛寺石窟（国六-IV-35）开放

【99】江西弋阳县南岩石窟（国七-4-42）开放

【 四、西藏地区 】

该地区石窟多不具造像的禅窟和僧房窟。摩崖龛像分布较广，题材多释迦、弥勒、千佛、十一面观音和各种护法形象；并多附刻六字真言。以上窟像的雕凿时间，大都在10世纪以后，即藏传佛教所谓的后弘期。

拉萨药王山是西藏窟龛较集中的一处：山南侧密布摩崖龛像；东麓的札拉鲁浦石窟，是现知西藏唯一的一座吐蕃时期开凿的塔庙窟，塔柱四面各开一坐佛龛，窟壁雕像多后世补镌；该窟右上方凿出附有石床的僧房窟。山南扎囊、乃东等地的天然溶洞，有不少相传是吐蕃时期高僧的禅窟。

扎囊查央宗山溶洞内，后世建有经堂和附有左转礼拜道的佛殿，殿内奉莲花生塑像，传说该洞原是莲花生的禅窟。后弘期这类禅窟窟前有的还接建木结构，如萨迦北寺夏尔拉康。窟形规整，四壁满绘佛像的佛殿窟，似多见于西部的阿里地区。

【100】拉萨药王山石刻，开放

拉萨药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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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影响

上述四个地区（新疆、西藏、中原北方、南方）的石窟寺，虽各具特点，但又互相影响。

5世纪60年代云冈最初开凿的大像窟——昙曜五窟应和新疆古龟兹石窟有一定的关系；河西现存的早期洞窟的塑绘，也受到了新疆的影响。5世纪晚期，南方造像明显地影响了中原北方，江南无量寿佛的崇奉传播到中原西部的时间，可能更早。6世纪中期以后，中原西部的石窟龛像又影响到四川北部。7~8世纪的隋唐盛世，中原窟龛典型所在——各种净土变和密教形象已南遍四川，西及新疆。11世纪以后，罗汉群像即盛于中原北方，也流行于江南。13~14世纪，西藏藏传佛教形像不仅出现在中原北方，还出现在南方。

在以上各地区相互影响的复杂现象中，可看出：5世纪晚期以前中原北方受到新疆的影响，这显然是和佛教艺术自西向东传播的情况有关；5世纪晚期以来，佛教窟龛在新疆以东逐渐形成自己的特点后，中国各地石窟龛像的发展演变，尽管都还具有地方特征，但却都程度不同的受到全国主要的政治中心或文化中心所盛行的内容的影响。这一点，于中国考古学其他方面的资料所反映的情况，是大体一致的。

引自宿白老先生在《中国石窟寺研究》

中国石窟寺考古

在河畔山崖开凿的佛教寺庙，简称石窟。许多石窟寺洞窟密集，故常有千佛洞之称。佛教石窟渊源于印度，中国开凿石窟约始于3世纪，盛于5～8世纪，最晚的可到16世纪。

分布于中国各地的石窟寺遗迹，大都见录于明清地方志和游记中。20世纪初一些外国人即根据上述著录调查了一部分重要石窟，如日本人伊东忠太调查山西大同云冈石窟（1902），法国人E．沙畹调查河南洛阳龙门石窟（1907）。不少外国人的调查，往往伴随着掠夺和破坏，德国人A．von勒科克在新疆拜城、库车、吐鲁番诸石窟盗掘遗物、剥离壁画（1904、1913）；英国人A．斯坦因（1907、1914）、法国人伯希和（1908）和日本大谷考察队（1911～1914）等对甘肃敦煌莫高窟发现的重要经卷、文书和工艺品的骗取劫夺；日本人对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1933）和美国人对龙门石窟（1934）的肢解石雕、凿毁造像等，以上是其中最突出的几起。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组织的云冈调查班，对云冈石窟强行调查、摄影、测绘长达六年之久（1941～1946）。中国有组织的调查工作始于30年代，1930～1933年西北科学考察团调查新疆石窟，1935～1936年北平研究院和中国营造学社都对响堂山石窟作了记录。40年代不少学者和学术机构注意到甘肃、四川、云南和新疆境内的石窟，特别是对敦煌石窟的调查、实测和临摹，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石窟遗迹得到应有的重视，各地对现存石窟都开展了调查和记录工作，并发现了许多湮没已久的重要窟龛。50年代以来，石窟寺的考古研究工作逐渐展开：对一些石窟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进行排年分期；发掘了重要石窟的窟前遗址，为恢复某些石窟的历史面貌增加了新资料；对石窟组合关系的探索也开始提到日程上来。

中国的石窟可分七类：一、窟内立中心塔柱的塔庙窟；二、无中心塔柱的佛殿窟；三、主要为僧人生活起居和禅行的僧房窟；四、塔庙窟和佛殿窟中雕塑大型佛像的大像窟；五、佛殿窟内设坛置像的佛坛窟；六、僧房窟中专为禅行的小型禅窟（罗汉窟）；七、小型禅窟成组的禅窟群。根据洞窟形制和主要造像的差异可分为新疆地区、中原北方地区、南方地区和西藏地区四大地区（参见《中国佛教石窟寺分布图》）。

新疆地区分布在自喀什向东的塔里木盆地北沿路线上，集中的地点有三区：一、古龟兹区。在今库车、拜城一带。主要石窟有拜城境内的克孜尔石窟、库车境内的克孜尔尕哈石窟、库木吐喇石窟和森木赛姆石窟。其中克孜尔石窟规模最大，开凿最早，大约开凿于3世纪，4～5世纪是其盛期，最晚的洞窟大约属于8世纪。其他三处，开凿的时间都比克孜尔晚，衰落的时间可能迟到11世纪。二、古焉耆区。在今焉耆回族自治县七格星一带。开凿时间约在5世纪以后。三、古高昌区。在今吐鲁番附近。主要石窟有吐峪沟石窟和柏孜克里克石窟。吐峪沟早期石窟约开凿在5世纪。柏孜克里克主要石窟是9世纪以后回鹘高昌时期的遗迹，最晚的洞窟有可能迟到13世纪。

新疆石窟多塔庙窟、大像窟、僧房窟、禅窟以及不同形制洞窟组成的洞窟组合，也有少量的禅窟群。5世纪以后，方形佛殿窟数量增多，出现了佛坛窟。焉耆、吐鲁番一带还有洞窟前面接砌土坯前堂和径用土坯砌建的洞窟。这些不同形制的洞窟，除一般僧房窟外，窟内都绘壁画，绝大部分原来还置有塑像。绘塑内容，6世纪以前，主要有释迦、交脚弥勒和表现释迦的本生、佛传、因缘等图像。6世纪出现了千佛。8世纪以来，中原北方地区盛行的阿弥陀和阿弥陀净土以及其他净土，还有一些密教形象，都逐渐传播到这里，壁画布局和绘画技法也较显著地受到中原北方石窟的影响。

中原北方地区指新疆以东、淮河流域以北，以迄长城内外的广大地区。这个地区石窟数量多，内容复杂，是中国石窟遗迹中的主要部分。可细分为四区：一、河西区。甘肃黄河以西各县沿南山的地段，大都分布有数量不等的石窟。其中敦煌莫高窟延续时间长、洞窟数量多。莫高窟现存最早的洞窟，开凿于5世纪，陆续兴建到14世纪。莫高窟以东的重要石窟有安西榆林窟和东千佛洞、玉门昌马石窟、酒泉文殊山石窟、肃南金塔寺石窟和武威天梯山石窟等。这几处石窟除榆林窟、东千佛洞外，都还保存5～6世纪的遗迹。武威天梯山石窟有可能是历史上有名的凉州石窟的遗迹。二、甘宁黄河以东区。主要石窟有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固原须弥山石窟、庆阳平定川石窟、庆阳南北石窟寺。固原、庆阳石窟始凿于6世纪；永靖、天水石窟始凿于5世纪，其中炳灵寺石窟第169窟无量寿佛龛有420年题记，是中国现存窟龛有明确纪年的最早的一处。三、陕西区。少数窟龛开凿于6世纪，主要石窟都开凿于6世纪以后，如7世纪开凿的彬县大佛寺石窟、耀县药王山石窟；8世纪开凿的富县石泓寺石窟；11～12世纪开凿的黄陵万佛寺石窟、延安万佛洞石窟和志丹城台石窟等。陕西区石窟是中原北方地区晚期石窟较集中的一处。四、晋豫及其以东区。以5～6世纪北魏皇室显要开凿的大同云窟等。陕西区石窟是中原北方地区晚期石窟较集中的一处。四、晋豫及其以东区。以5～6世纪北魏皇室显要开凿的大同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巩县石窟为主流，延续此主流的重要石窟有6世纪中期开凿的邯郸响堂山石窟和6～7世纪开凿的太原天龙山石窟。此外，5～6世纪开凿的义县万佛堂石窟、渑池鸿庆寺石窟、济南黄花崖石窟和7世纪初开凿的安阳宝山石窟，也都与上述这批主流石窟有密切关系。晋豫及其以东地区石� ��的承袭关系比较清楚，充分表现了佛教石窟逐步东方化的具体过程，因此，这个地区石窟在全国石窟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区开凿较晚的石窟，还有6～8世纪开凿的益都云门山石窟、驼山石窟；11世纪开凿的内蒙古巴林左旗洞山石窟、前后昭庙石窟；13～14世纪开凿的内蒙古鄂托克旗百眼窑石窟和15～16世纪开凿的平顺宝岩寺石窟等。

中原北方石窟中，河西和甘宁黄河以东两区多塑像壁画，陕晋豫及其以东两区多雕刻。四区除个别石窟外，多杂有摩崖龛像。

中原北方窟龛的发展演变，大体可区分为四大期：

第一期即5～6世纪，是这个地区开凿石窟的盛期。多大像窟、佛殿窟、塔庙窟，也有少数禅窟和禅窟群。主要造像有三世佛、释迦、交脚弥勒、释迦多宝对坐像、千佛和思惟像，其次有本生、佛传和维摩文殊对坐像。七佛、无量寿（阿弥陀）、倚坐弥勒和观世音、骑象的普贤等出现较晚。第二期即7～8世纪，主要盛行佛殿窟、大像窟，较晚出现佛坛窟。除释迦造像外，阿弥陀、弥勒、药师等净土图像和观世音像逐渐复杂起来，出现了地藏像，密教形象也开始盛行。第三期即9～10世纪，石窟开凿渐趋衰落，石窟形制模拟地上佛殿的情况日益显著，佛坛后面凿出了背屏，窟前接建木构堂阁的做法开始流行。窟内壁画盛行排列多种经变的新形式。佛龛两侧流行文殊、普贤相对的布局。文殊似乎受到更多的重视，敦煌莫高窟和富县石泓寺石窟都出现了“文殊窟”。对观世音的崇奉更为普遍，许多地点出现了观世音的各种变相。天王的形象也在这个阶段逐渐盛行。第四期即自11世纪以后，开凿石窟的地点愈来愈少。造像题材除前期习见者外，罗汉群像逐渐盛行，还出现了罗汉群像与佛传结合的场面。出现了布袋和尚。儒释道合流的形象也在石窟中出现，庆阳平定川石窟中1095年雕造的“三教诸佛”，是现知中原北方地区这类题材的最早实例。13世纪太原龙山开凿了全真道教石窟。13～14世纪莫高窟、榆林窟开凿了藏传佛教的“秘密堂”。16世纪初开凿的平顺宝岩寺石窟出现了水陆道场的连续浮雕，这里有的洞窟内外全部雕出了仿木结构，石窟模拟地上佛殿的做法，年代愈晚愈突出。

南方地区指淮河以南地区。这个地区石窟数量不多，布局分散，除个别地点外，摩崖龛像多于洞窟。凿于5～6世纪之际的南京栖霞山龛像和新昌剡溪大佛，原都前接木构殿阁。广元一带6世纪的石窟，形制多属佛殿窟，有少量的塔庙窟。这时期的主要造像除释迦外，多无量寿（阿弥陀）和弥勒倚坐像，还有释迦多宝对坐像。自8世纪以后，四川岷江、嘉陵江流域诸窟龛盛行倚坐弥勒、净土变相和各种观世音造像。10～11世纪多雕地藏和罗汉群像。11世纪大足石篆山出现了最早的儒释道三教石窟。12世纪大足大佛湾造像内容更为庞杂，除佛传、经变、观世音等形象外，还有祖师像和藏传佛教形象。杭州西湖沿岸的窟龛开凿于10～14世纪，13世纪末以前多雕阿弥陀、观世音和罗汉像，13世纪以后多雕藏传密教形象。开凿于9～13世纪的大理剑川石钟山石窟都是佛殿窟，9世纪造像主要有弥勒和阿弥陀，10世纪以后主要造像有观世音、毗沙门天王和密教的八大明王，最具地方特色的是以南诏王及其眷属为主像的窟龛。

西藏地区该地区石窟多不具造像的禅窟和僧房窟。摩崖龛像分布较广，题材多释迦、弥勒、千佛、十一面观音和各种护法形象；并多附刻六字真言。以上窟像的雕凿时间，大都在10世纪以后，即藏传佛教所谓的后弘期。拉萨药王山是西藏窟龛较集中的一处：山南侧密布摩崖龛像；东麓的札拉鲁浦石窟，是现知西藏唯一的一座吐蕃时期开凿的塔庙窟，塔柱四面各开一坐佛龛，窟壁雕像多后世补镌；该窟右上方凿出附有石床的僧房窟。山南扎囊、乃东等地的天然溶洞，有不少相传是吐蕃时期高僧的禅窟。扎囊查央宗山溶洞内，后世建有经堂和附有左转礼拜道的佛殿，殿内奉莲花生塑像，传说该洞原是莲花生的禅窟。后弘期这类禅窟窟前有的还接建木结构，如萨迦北寺夏尔拉康。窟形规整，四壁满绘佛像的佛殿窟，似多见于西部的阿里地区。

上述四个地区的石窟寺，虽各具特点，但又互相影响。5世纪60年代云冈最初开凿的大像窟——昙曜五窟应和新疆古龟兹石窟有一定的关系；河西现存的早期洞窟的塑绘，也受到了新疆的影响。5世纪晚期，南方造像明显地影响了中原北方，江南无量寿佛的崇奉传播到中原西部的时间，可能更早。6世纪中期以后，中原西部的石窟龛像又影响到四川北部。7～8世纪的隋唐盛世，中原窟龛典型所在——各种净土变和密教形象已南遍四川，西及新疆。11世纪以后，罗汉群像既盛于中原北方，也流行于江南。13～14世纪西藏藏传佛教形象不仅出现在中原北方，还出现在南方。在以上各地区相互影响的复杂现象中，可看出：5世纪晚期以前中原北方受到新疆的影响，这显然是和佛教艺术自西向东传播的情况有关；5世纪晚期以来，佛教窟龛在新疆以东逐渐形成自己的特点后，中国各地石窟龛像的发展演变，尽管都还具有地方特征，但却都程度不同地受到全国主要的政治中心或文化中心所盛行的内容的影响。这一点，与中国考古学其他方面的资料所反映的情况，是大体一致的。

（作者：宿白 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

（来源：《中国石窟寺研究》，三联书店，2019年）

文章转自：甘肃省文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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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蹄寺的千年石窟与佛像，奠定了其国内石窟艺术绕不过的一道风景

一

三月的马蹄寺山依然是雪花飞扬，整个马蹄寺山都笼罩在阴霾中，但天气的阴沉、寒意并没有减弱我们到马蹄寺的迫切。我知道，这份迫切不光光是来此找寻一处心灵的净土，来朝拜和觐见这些石窟的佛像，而是心里的那份冥冥中的牵挂时时刻刻在揪扰着自己。

虽然这已经是第三次来到马蹄寺了。1993年的那次，父母带着我，游过后深有体会，那是对大山的体会，是对祁连山的一次近距离的接触，但对马蹄寺却没有多少印象。而2003年，是和单位上的几个同事一起来的，那时是作为一个文化的初醒者，对马蹄寺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对马蹄寺的历史文化有了一个大体的思考。回来后写作的那篇《暗殇马蹄寺》，是作为一个文化良知者对现今马蹄寺存在状态的一种思考，是对马蹄寺遭到破坏的惋惜。而对于这一次的到来，似乎已经让我对马蹄寺从历史文化的背景和风物景色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而这每隔十年的到来，似乎都能看到马蹄寺的变化，也看到了国家层面对文化的逐渐重视。

记得十年前当看到马蹄寺内那些缺鼻子少眼睛、断臂、身上开裂口、剥落、断指的佛像与壁画的时候，心里还是隐隐的作痛了一番。这十年里，我一直想再次来看看，但最终由于车途不便，加上工作繁忙一直没有再来过。今见时已是修复和重建，作为新颜呈现在我们面前。除过那些放置佛像的石窟是旧的，佛像已然新塑，听讲解员说，那些早期的佛像早已采取特殊手段密封搁置在仓库里。因为它们再遭受不起一点点损伤和毁坏了，它们就像一个个垂暮的老人，身体虚弱，一场小小的感冒也可能要了他们的命。历经时间的摧残，后经长期无人管辖，如今能幸存下来也算是劫后余生了。相比起在中国北方的这片大地，很多文化古迹在经过历史动荡的洗礼以后基本上就荡然无存了。有时候我就想，这是我们国人的愚昧，还是人性当中破坏欲的正常体现？当今天，我们意识到文物遗迹重要性的时候，才忽然发现这些文物遗迹的可贵之处。但后悔已没有用了，世上也没有卖后悔药的。历史中有些是让我们不敢诟言的，却让我们体会到那些动荡的历史时期对文化曾经造成的破坏和伤害是那样深刻。索性，这些石窟里的佛像、壁画随着后来旅游业升温得到了政府部门的重视和保护，经过重建和修复，依然焕发出它艺术的光彩。

作为马蹄寺石窟，它是继敦煌莫高窟、榆林石窟之后，河西走廊三大石窟之一。而更让人惊叹的是其绝壁外的凿洞，这大大小小二十一个石窟全部是悬挂在绝壁上的，其险峻和当时开凿的艰难可想而知。当看到那些洞壁上显眼的凿痕，更是惊讶于古人毅力的坚强。如何在石壁上凿窟，如何凿出一个个房间一般大小的石洞，在多少个日月里，那些倔强的隐士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锻凿着。当今日从那洞窟中走过的时候，仿佛仍能听到日夜不休的叮当声。在没有走进马蹄寺石窟还不曾觉得，走进以后，才知道这些石窟的开凿绝不仅仅代表人间的苦难，而更多地像是在诠释人生的真谛。在这里，那些苦修的隐士们靠着这每日不停歇的清脆的声音一点点顿悟，最终佛窟建成时，也是他们功成时。

有的人，可能一生就凿了一个洞窟，而有的人一生则凿了很多个。有的人认为一生做一件事情，做的尽善尽美便可；而有的人不断地在追求突破与战胜自我。在这尽善尽美与不断的追求中，造就了马蹄寺石窟独一无二的艺术特色。那神态，那优雅与超凡的身姿，那恢宏的气势，那威严与慈祥的面容，都是独一无二的。虽然马蹄寺石窟排在国内四大石窟之后，但它同样是我国石窟艺术中的瑰宝，特别是金塔寺的高肉雕飞天在国内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它还是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并存的一座寺庙，呈现出一种异样而独特的佛教文化现象。马蹄寺石窟内神态各异各式神佛，各种气宇轩昂的佛塔，这些神佛和佛塔被放在这些凿出的洞窟里，俨然看不出它是镶嵌在里面的，而就像生长出来的一样，与这里的一切浑然融为一体。

我想那些开凿者，起初可能并未想到这些石窟后来会变成寺庙。因为最初开凿的这些石窟仅是一些学者和隐士，在这里躲避战乱的居所。后来来了一些和尚，当然是一些苦修和尚，也加入了凿窟的大军中。渐渐，当隐士退出历史舞台后，和尚们便闪亮登场了。虽然在魏晋时期，和尚们的地位依然很低，但通过佛教文化的不断渗透，已然在本地落了户。在还没有走向俗世之前，马蹄寺成为他们不二的首选地。但佛教已经在西域乃至河西走廊传播开来。据记载，当时的北凉国国主沮渠蒙逊在阻拦了西去求法的和尚法显，法显在其国内开展的讲经说法并没有满足这位皇帝的向佛之心，在对法显放行后，他又下令在他的出生地临松山涧（马蹄寺石窟处）开凿佛窟。在马蹄寺石窟群落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北凉时期开凿的。后来和尚们陆续加入，让这里最终变成一处远近闻名的寺庙。这是一段几乎人人共知的关于马蹄寺的一段历史。

再后来回鹘、吐蕃、西夏、蒙古等民族的出现，让这里又从汉传佛教寺院，变成了藏传佛教寺院。而它的这些变化与它所处的丝绸之路重要地带，几千年的历史风云变幻，我国佛教文化传输重要通道，魏晋的动荡年代，以及人们内心的浮躁与追求平静和这里历来是少数民族聚集区的历史原因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想，每一种文化的呈现都有着它必然的原因。我们只需要用心灵默默地来体会、观察，这些出自艺术家手下绝美而惊艳的艺术品，我们才能与它们达成心灵上的默契与沟通，最终真正理解这艺术的真谛和内涵。

二

对于马蹄寺来说，简简单单把它当作一个佛教寺庙来看，那就没什么意义了。实际上马蹄寺石窟的存在是有其特殊的文化意义的。不光是其同样作为我国石窟艺术的瑰宝，同时它也是魏晋文化在现实社会中的体现，可以把它看成是魏晋文化的一个遗留物。

说到马蹄寺，很自然地会让我们想起一个人，那就是最早带领学生到这里开凿石窟的郭瑀。郭瑀，敦煌人，魏晋名士。一说敦煌，会让人马上想到闻名遐尔的敦煌莫高窟。是的，马蹄寺石窟的确与敦煌莫高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且马蹄寺石窟内很多石雕的雕刻手法可，无不与敦煌莫高窟如出一辙。但这与郭瑀的生世并没有多少关系。这只是后来佛教东渐传播过程种所留下的印迹。

其实郭瑀的到来，并没有多少神秘。他起初是以学子的身份到张掖求学的。当时正值东晋末年，中原发生永嘉之乱，史称五胡乱华事件。相比起当时中原的混乱，本来一直被游牧民族窥视的河西走廊成为一块理想的福地。很多名士也相约来到这里，教学相长，办书院教学生，成为延续他们生命意义的唯一途径。正是这些文化名士的到来，在这里掀起了，与当时江南文化、中原文化并称的河西文化三大文化体系。郭瑀前来求学的老师正是在张掖东山书院授学的文化名士郭荷。郭荷死后，郭瑀继承了郭荷的衣钵，为避俗世的打扰，他便将书院迁至今天的马蹄寺。似乎在他到来之前，这里还是一片未开发的处女地。云山雾罩，山林峭拔，郁郁葱葱，有柔美铺排的瀑布，还有纵横交错的山涧，似乎这样的地方更应该称之为人间仙境。人是不是更应该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后来郭瑀从张掖大东山迁往马蹄寺，当看到这里山清水秀时，而且适合开凿石窟，他就依依不舍的，不想离开了。

起先，他是为避战祸，主要是为躲避一些官僚和帝王请他为官。魏晋人就是这样，他不想在那种飘摇不定的生活里迷失自我，而他们想的恰是想在这青山绿水间陶冶自己的情操，滋润自己的精神。这从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中稽康的《与友绝决书》中就可以看出，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他们宁可死，也不愿失去这一份自由，他们是真正的隐士。

他们就是要在这种隐藏当中找到生活的真谛，找到人生的真谛。而苦修也成为这种隐士生活必备的功课。所以，郭瑀带领学生开凿石窟顺理成章。因为他们的苦修就是开凿石窟。加上还有一些佛教徒的加入，他们的石窟从最开始的住人，到后来成为正经八百的佛窟。让这些石窟从本质上有了较大的转变。而并非一开始就是佛教圣地。

三

我们从历史教科书上可以看到，西晋末年东晋之初，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永嘉之乱。胡人乱国，造成了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分裂历史。中国北方先后分裂成十六个国家。中原更是乱的一塌糊涂。中原人士中很多都跑到河西来躲避战乱。相对于中原来说，河西虽然也经历着战火的洗礼，但还算相对稳定，加上轮番上阵的那些帝王们也是求贤若渴，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大力地招收名人学士，特别是一些有学问的人。所以中原的名士和有学问的人都跑到河西来，掀起了当时河西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郭瑀的到来正是这样。并不是一开始就来讲学的，他最开始是来求学问的。当他在敦煌的时候就听到大学问家郭荷在张掖讲学。他便慕名前来 。

对于郭瑀本人的聪慧和极高的悟性，马上得到了郭荷的认可。那么多学子中，他是唯一一个继承老师衣钵的人。东大山东山寺唐山书院，作为当时张掖最大的私人书院，在郭荷短短的80年间，这里的僧众和学者多如牛毛。当郭瑀成长起来以后，为避免俗世的干扰，郭瑀便从张掖东山寺迁往了马蹄寺，随后也开始了他的讲学生涯。1000多人，白天凿石窟，晚上就在石洞里听他讲课。这样的盛况让外界的很多人咂舌称赞，所以，到后来他还是被外界所知晓，所以，一批一批的帝王们或者是将要建功立业，闯出一翻天地的人们轮番请他出山。前凉的张天锡来找过他，前秦的符坚也来找过他，都被他婉言谢绝，最终郭瑀没有坚持住，而被王穆纠扰，跟随王穆一起反抗前秦，但又因王穆杀友绝食而死。

郭瑀的死，就如他的到来一样，又一次改写了马蹄寺的命运。马蹄寺不再是那些学者的隐居处，而从此，被一些僧众继续留居，并在此基础上扩大修建，藏以佛像，建成了寺庙。后北凉国国主沮渠蒙逊也酷爱佛法，又因在自己的家乡，便在前代开凿石窟、供奉佛像的基础上，大开佛窟之先，再次补充了郭瑀时代佛窟的数量，后经的北魏、北周、隋、唐、元、西夏、明、清历代补充凿建，最终形成今天的规模。

但今天的奇迹是建立在昨天的历史之上的。如果没有郭瑀，这里也不可能形成这样独特的石窟群，让我们领略到如此美妙的艺术。但郭瑀本人并未可知，他的时代已经遥遥地离我们远去，但他的功绩，他的学问，他在这个世间的名望，注定与这个佛窟，与这个寺庙有着扯不断的渊源。

当今日我们再次抚摸洞中石壁上留下的那一凿子一凿子划下的凿痕，心中不免有几分感慨和敬佩，敬佩古人的持之以恒毅力之坚强，相比起我们今天的人来说，能有几人承受？不要说那些超强度的劳动了，光那清苦就是常人所不能忍受的。但正是有了他们，这些石窟与佛像，才奠定了其作为国内石窟艺术绕不过的一道风景，才成为我们今天瞻仰的一个奇迹！

作者简介:万有文，男，甘肃高台县人，出生于1981年8月7日，中国诗歌学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曾用笔名阿文、万禹等，作品见《诗刊》《星星》《阳光》《散文选刊》《诗选刊》《四川文学》《飞天》《诗歌月刊》《延河》《国家湿地》《甘肃日报》《牡丹》《芒种》《短篇小说》《诗林》《石油文学》《中国文学》《散文家》等报刊杂志，已出版诗集《故地》《月照河西》，曾获诗刊社征文奖、国土资源部作协主办的首届“徐霞客杯”地学诗歌散文征文大赛佳作奖、张掖市第四届金张掖文艺奖，并有小说、诗歌作品入围“赵树理杯”全国乡土文学征文大赛、天津诗歌节及全国青年阳关诗歌奖。现供职于高台县文化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