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姆回教寺院尖塔和考古遗址
查姆回教寺院尖塔和考古遗址于2002年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目录。宣礼塔是伊斯兰教标志性建筑，塔座一般与清真寺相连，该塔是世界上第二高的宣礼塔，修建于1194年，净高65米。查姆回教寺院尖塔和考古遗址是阿富汗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第一处世界遗产，但是此处世界遗产也面临着严重威胁，因此同时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
查姆宣礼塔是公元1194年由古尔省的苏丹建造的，属砖质结构，上面雕有各种几何图案、花纹和铭文，建筑采用了10世纪开始从布哈拉发展起来的建造技术。查姆宣礼塔丰富的图案装饰标志着延续了几个世纪的，直到13世纪早期才逐渐衰落的古尔王朝的艺术发展顶峰，世界上最高的宣礼塔——德里的古德卜尖塔就是仿造查姆宣礼塔建造的。宣礼塔本身的美丽并不是它唯一吸引人的地方，关于它的许多方面还是个谜，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查姆宣礼塔对于人们研究了解古尔王朝及中世纪伊斯兰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考古故事：回忆姜寨遗址和史家遗址的发掘
1968年陕西省考古所解散，考古所员工有的下放“五七”干校或工厂，有的分流到文管会或博物馆。文管会接管全省考古与文保工作，古生物、古人类及史前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由半坡博物馆负责，历史时期考古发掘工作划归省文管会。
1971年，周 恩 来总理做出“文革”中要注意文物保护的指示，此后全国文博事业逐渐恢复，其中陕西省恢复得最快，陕西作为文物大省，得到了中央的特别重视。当时我在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古代史，家属在西安工作，我经同学推荐，向主管部门申请照顾家属关系调动工作，1972年我如愿调派至半坡博物馆。
姜寨遗址是1972年发现的，此前农民修公路、梯田时就有墓葬、文物发现，但当时县里没有文物干部，对此无人问津。直到1972年文物工作恢复，当地文物干部赵康民发现了这一情况，并逐级上报。姜寨遗址东头地势高，平整土地时遗址东部被挖去两米土垫在西部，遗址上层遗存破坏严重，下层的早期聚落竟“逃过一劫”。
1972年春冬两季，半坡博物馆依据破坏情况对姜寨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那年我刚入职半坡博物馆，又是党员，党支部安排我顶替生病的同事，暂时负责人事工作，并且每周一、三、五给年轻同志讲授历史文献，所以没能参加野外发掘。
姜寨遗址探方发掘现场
1973年国家文物局、省文化局要求重用业务干部、知识分子，原先姜寨遗址考古领队是半坡博物馆党支部书记，转业军人出身。我是西北大学考古专业1959届毕业的，半坡博物馆的业务干部都算是我学弟，所以姜寨遗址考古领队的职务就落到我头上了，张鼎玉任副队长，他是西北大学1962届的。实际上姜寨遗址大规模、正规的发掘始于1973年，此前发掘人员多是从陈列部门、群工部门临时抽调的，发掘面积也十分有限。
姜寨遗址瓮棺群清理
1973年至1979年姜寨遗址的发掘工作主要由我主持，那时候就已经强调领队负责制了。我在考古队住处挂了一张“指挥图”，每天新发现的各种遗迹都要及时标在图上，并统一编号。工地上人很多，算上民工经常是上百号人，西北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学生都来实习过，还有工农兵学员及各县市文物干部。因发掘人员专业水平参差不齐，为对全体队员提出起码的工作要求，我专门设计了一套遗迹单位登记表。
经过数次发掘，逐步揭示了环壕内五组房屋朝向中央的聚落布局，但聚落中央并未发现与房屋同时的遗迹，却揭露出了姜寨二期合葬墓，对这批墓葬文化属性的探索，最终导致了史家遗址的发掘。我当时暗自忖度，姜寨一期聚落中央到底有没有大房子、广场或图腾柱？刚好搞民族考古的林耀华、李仰松及宋兆麟等先生来参观，我就向他们请教民族学的问题。此外还有很多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来考察，和我讨论问题，我从不有所保留。石兴邦、严文明、张忠培、曾骐等先生也多次来指导发掘，使我很受启发。陕师大历史系斯维至教授年逾六旬，要求在工地上观摩考察、参与发掘，令人十分感动。
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在西安召开，夏鼐先生带着一大帮与会学者先后去了兵马俑和姜寨遗址。在兵马俑发掘现场夏先生发了一顿牢骚，要求查看发掘记录，也拿不出来。到了姜寨遗址，夏先生及其他学者都对发掘情况表示满意。夏先生征询苏秉琦先生的意见，苏先生说，全国都还没发现过保存得这么好的史前聚落，发掘的科学性也强。会议结束后，我邀请夏鼐、苏秉琦、邹衡、张忠培等先生去半坡遗址博物馆，看看近几年其他遗址的发掘材料。在座谈会上，苏秉琦先生十分兴奋，说他想在这里住上一个礼拜慢慢看，苏先生还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让我把小口尖底瓶从早到晚排个队。安志敏、石兴邦、邹衡、张忠培等先生对姜寨遗址的发掘十分满意，对半坡博物馆的考古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在姜寨遗址的发掘过程中，我们对周边地区尤其是西安以东的史前遗址进行过多次调查。1973年至1975年我去渭南湭河流域调查了三次，湭河两岸遗址分布特别密集。1973年我与张鼎玉、张瑞岭从渭南县城沿河沟向南踏查，史家村恰好位于湭河支流交汇处。我们在史家村发现了两片墓地，一片为庙底沟墓地，另一片就是史家墓地。史家村南修公路，在白庙村旁翻出了一片庙底沟类型墓葬，被破坏得很可惜，很多陶器直接被砸烂垫路。濒临湭河有一大片竹园，史家墓地就在竹园旁边。农民在种庄稼的过程中使得部分墓葬、遗物暴露出来，其中就包括葫芦瓶残片。其实，早在1958年张忠培先生就曾调查过这一地区，并发现了白庙遗址等，可能是由于那片竹园的遮蔽而错过了史家遗址。
史家遗址发掘的原因还得说到姜寨遗址，1975年姜寨二期墓葬发现后，我已经察觉姜寨二期与一期的文化面貌存在明显差异，葫芦瓶具有典型性，小口尖底瓶略有区别，器物组合也不尽相同。我们希望发掘一处与姜寨二期内涵相似且遗存更加丰富、典型的遗址，史家遗址无疑是当时最好的选择。
1976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我带着左忠诚、王仲纪就去了史家村。那时候，史家村很穷，农民吃不饱，一个劳动日才值五分钱，有些农民甚至白天步行35华里路到县城去要饭。村里没办法接待，考古队派不上饭，也没地方住。我们就驻扎在附近的庙里，那个庙原来是村小学，由于没有老师，学校关了，房子也就空下了。把课桌集中到墙角，铺上床板，就解决了住的问题。我们到阳郭公社粮站买粮，一半苞谷面，一半白面，后来找不到社员做饭，就把王仲纪的老婆请来烧煮。王仲纪夫妇住在庙里，我和左忠诚又搬到了村长家里，村长的兄弟在考古队当学员，村里的妇女、老人在工地上干活，春天挖了三个月，秋天挖了一个多月，年底生产队给农民结算时，一个劳动日能分到两毛钱。
当时半坡博物馆考古队有十几个队员，我同时负责四个考古工地，还有调查任务，但主要还是在姜寨遗址、史家遗址间来回跑。我由西安坐公交车到渭南县，有时步行去史家遗址，有时骑工地上的自行车。最怕遇到下雨天，小腿上裹一层烂泥，自行车也推不动，只能中途寄存在农户家。很多来姜寨遗址参观的学者想去史家遗址看看，大多因为交通原因未能遂愿。
史家遗址探方一开，就让人激动得不行，遗址很单纯，和姜寨二期面貌一致，除了边缘少许墓葬被破坏，大多保存完好，共发掘了43座合葬墓。此后一系列类似的遗存也被识别出来，如铜川吕家崖、合阳吴家营等遗址。后来，我陪安志敏先生去考察蓝田泄湖遗址，当地兽医站掏窑洞，窑壁上恰好暴露出一座与史家遗址类似的墓葬。北京考古界获知史家遗址的发现后，催促我赶紧把发掘资料整理出来，1977年我将简报寄给《考古》编辑部，第二年发表后，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我在写文章时，将这类介于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之间的遗存称之为“史家类型”，也有学者称其为“姜寨二期类型”或“半坡类型晚期遗存”。（中国文物报 巩启明/口述 唐博豪 肖宇/整理 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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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2021山西考古：从最早中国到石窟寺遗址
从“最早的中国”到石窟寺遗址，在刚刚过去的2021年，作为文物大省的山西考古呈现出哪些亮点？明年考古工作的重点又在哪？
澎湃新闻获悉，第二届山西考古新发现论坛评选出了“太原尖草坪镇城新石器时代遗址”“临汾襄汾陶寺新石器时代遗址”等6项2021年度山西重要考古发现。2022年，山西考古将继续围绕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石窟寺考古、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考古中国·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考古中国·中华文明化进程研究等重大课题继续推进。
考古人常常游走在冷暖之间，想方设法收集着古人遗留的铢两分寸，孜孜不倦思索着日月星辰照耀过的岁月痕迹，希望能从黄土中寻找到先祖的踪影……
论坛集结的考古发掘项目呈现出年度跨度大、分布范围广、遗存类型多的特点。时代涵盖了旧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地域北至大同南至运城，类型有主动性考古项目也有基本建设考古项目。与会考古专家精辟点评2021年山西考古。
据山西省考古学会理事长、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王晓毅介绍，2021年，山西考古研究院在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研究工程的框架下，开展了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夏文化研究和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等项目，实施了沁水八里坪、忻州尹村、兴县碧村等遗址发掘与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成果。
就具体项目而言，“襄汾丁村遗址出土了距今12万年的人牙化石，是山西境内最早的古老型晚期智人，意义极为重要。太原镇城遗址发现了距今5500年的五边形房址和大批彩陶，丰富了晋中盆地仰韶中期遗存的文化内涵。泽州下町遗址填补了南太行区域仰韶晚期、龙山晚期两个阶段的文化空白，为区域文化谱系研究提供了关键材料。襄汾陶寺宫殿基址为尧都平阳提供了实证依据，是夏文化研究的重大突破。垣曲北白鹅两周墓地，是晋南地区新发现的周代采邑之一，揭示了平王东迁前后晋南地区复杂的政治形势及其在两周之际政治地理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大同智家堡北魏吕续浮雕彩绘石椁墓，是平城地区发现的唯一北魏石雕彩绘石椁墓，是民族融合、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绝佳实物。霍州千佛崖摩崖造像发掘，揭露了一处唐代中型造像群，是山西首次中晚唐石窟寺考古。洪洞西孔村宋元墓地，保存了精美的砖雕和记载洪洞地震的买地券，反映了宋元家族墓地形态。盂县泥河金墓精美的砖雕壁画，进一步丰富了对金代晋东山地民间信仰的认识。太原东山晋端王陵园遗址，规模居明代中后期藩王墓之首，范围清晰、整体布局和结构基本完整，是明代藩王制度研究的珍贵实证。长治潞州明代早期家族壁画墓，墓室结构、砖雕与壁画及丰富的出土器物，反映了时人“事死如事生”的生死观、长幼有序的伦理观、日月星辰的宇宙观。榆次弓村寿圣寺建筑基址，揭露了该寺庙全貌，初步厘清整体布局，为清代考古和寺庙建筑考古增添了全新内容……”
在山西考古新发现论坛上，入围的12个考古项目负责人在现场逐一进行了汇报并回答评委提问。最终，六项考古项目脱颖而出。太原尖草坪镇城新石器时代遗址、临汾襄汾陶寺新石器时代遗址、运城垣曲北白鹅两周墓地、大同市平城区智家堡北魏吕续浮雕彩绘石椁墓、临汾霍州千佛崖遗址、太原小店区明代藩王墓入选2021年度山西重要考古发现。
王炜林
与会的考古专家也对入围项目进行了逐一点评。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教授王炜林表示，太原尖草坪镇城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非常有意义。大概在距今6000～5500年左右庙底沟文化时期，中国实现了文化上的大一统，有人称其为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汾河流域在这个时期是非常关键的地区。庙底沟时期以华山为中心，向四周扩张，尤其是向北、向东扩张，在这个扩张的过程中，太原盆地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支点。我们知道庙底沟时期除了彩陶以外，还有尖底瓶、五边形房子，这些都在镇城遗址有发现。总体来说，镇城遗址的发现对仰韶中晚期南北文化的互动做出阐释，为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又提供了一批材料。
H3出土彩陶罐
王炜林表示，临汾襄汾陶寺新石器时代遗址已经发掘40多年了，代表了我们“最早的中国”的一个考古项目，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个关键性遗址。陶寺遗址几十年的发掘，解决了很多问题，对遗址的分布、文化的分期、聚落的结构，还有一些大型的礼制建筑等都做了很多的关键性工作。从2018年开始，围绕陶寺宫城内的大型夯土基址和两个宫殿及其辅助建筑做了大量考古工作，把陶寺作为都城的要素展示得更全面。尤其是2021年发现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有500多平方米，是新石器时代最大的夯土建筑。同时它的辅助建筑、构件、彩绘颜料及其研磨彩绘的研磨棒、带有白灰皮的或者是墙面装饰菱形纹饰的房子、水井、人头祭祀坑、中轴线的布局，都是我们中国早期宫殿的雏形。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再次证明，它不仅是对中国文明起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我国宫殿建筑的起源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实证了我们以中原为核心文明的道路和模式。
鳄鱼骨板
谢尧亭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北方考古研究中心主任谢尧亭表示，运城垣曲北白鹅两周墓地自发现以来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尤其是“夺簋”长篇铭文的出土，彰显了北白鹅墓地的独特性和重要性。从地理位置及资源分布上来看，北白鹅墓地处在连接晋南和洛阳盆地的通道上，晋南拥有铜矿和盐等战略资源，这里非常重要；从历史发展脉络上来看，西周时期畿内采邑，以今天的西安和洛阳为中心，西到宝鸡、东到漳州。垣曲北白鹅属于畿内采邑，畿外没有采邑。到了春秋早期这个阶段，随着周王朝的衰落，西周被东周更替之后，王朝的中心发生转移，从长安搬到了洛阳，随着政治中心发生转移，很多贵族也都纷纷东迁，垣曲属于王朝的一部分。目前考古发现可以确定的畿内采邑并不多，芮国、虢国、郑国属于这类性质。所以，垣曲北白鹅墓地的发现非常重要，从它的墓葬规格和出土铜器铭文来看，我们目前认为是此地应是太保燕仲的家族墓地。
M1墓室
M1006出土陶器组合
张庆捷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庆捷表示，大同市平城区智家堡北魏吕续浮雕彩绘石椁墓有很多新特点。第一，它是大同第一个浮雕加彩绘的北魏石椁，方形石椁在北魏时期较多，到现在为止大同至少发现了七八十个，是石椁上加绘画，只有大同平城区智家堡北魏石椁墓是浮雕加彩绘。第二，它是现在平城区发现石椁里年代最早的一个。第三，椁室内雕刻的仙人图、天王像等都体现了浓郁的佛教色彩、中西文化交流，可呼应于云冈研究。另外，这个石椁的文字也表明，它来自陕西。在同一个墓地的另一个砖志上介绍的一个人来自山东，这些都显示了平城区确实是一个多民族汇聚之地。大同市平城区智家堡北魏吕续浮雕彩绘石椁墓重要程度可比宋绍祖墓石椁，对以后石椁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其影响或可延续至唐代中期。
石椁东壁浮雕彩绘
张庆捷表示，临汾霍州千佛崖遗址是非常重要的一处石窟寺遗址。山西的摩崖造像数量位于全国第二，2021年统计山西摩崖造像有480多处，对这些摩崖和石窟，进行过考古科学发掘的很少，且规模有限。而临汾霍州千佛崖遗址此次考古发掘规模较大，清理出来70多龛，年号达到20多处，而且有许多重要的题记，涉及到许多重要的官职和不同身份的人。尤其是，十一面观音像就有5个，对于考察十一面观音像的流行大有帮助。
善跏趺坐佛造像龛
张庆捷表示，太原小店区明代藩王墓有特色，亮点多，从墓门发现起，便惊艳了世人。它最大的意义是再次认定了明代藩王墓的位置和范围，这是一次细致的科学发掘，对它的规模和内涵都有了完整的科学认识。出土器物也非常重要，圹志、墓志同时出现在一个墓中，在以往的墓葬中鲜少见到。出土玉器、木俑，保存完好，颜色鲜艳并富有特色。明代俑一般用的是琉璃俑，但是藩王墓出土的是木彩俑，木雕加彩绘十分精致，色彩搭配上远远超过了以往。可以说，这是太原以至山西发现的最珍贵的明藩王墓。这也就要求我们务必做好后期的保护工作，这是我们能够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陵园复原
M2、M3墓门
山西省文物局相关领导表示，山西省考古工作围绕“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考古中国·中原文明化进程研究”等重点课题，开展了10余项主动性考古发掘，120余项基本建设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5万余平方米，取得丰硕的成果。夏县东下冯、芮城寺里-坡头、沁水八里坪、翼城北撖等遗址考古取得重要突破。绛县西吴壁、大同吉家庄、襄汾陶寺、夏县师村等考古发掘，在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研究中迈出坚实脚步。
2022年，山西考古将继续围绕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石窟寺考古、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考古中国·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考古中国·中华文明化进程研究等重大课题，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
具体项目介绍：
太原尖草坪镇城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太原市尖草坪区柏板乡镇城村西南900米处，地处长梁背山山前的冲积扇上，地势西北高东南低。遗址范围内的遗迹单位数量较多，时代较早，遗存丰富，对于研究太原盆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构建该地区史前文化序列、探讨太原及周边地区史前文化交流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遗址内共发掘仰韶时期灰坑98座，窑11座，房址2座；明清墓葬6座。出土大量陶片以及石器、骨器、兽骨等。其中，陶片以泥质红陶和夹砂灰陶为主，白陶仅见1件；多为素面，少数红陶上施黑彩，图案以圆点、直线、弧边三角、网格纹、刻划纹为主；灰陶多素面和弦纹；陶器多为手制加慢轮修整。目前复原器物有彩陶罐、红陶素面敛口钵、灰陶碗、灰陶罐、白陶器座等。石器有单孔石刀、石斧等。兽骨主要包括狗、猪、鹿等。
H6正射图
临汾襄汾陶寺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县城东北约7公里处，遗址面积约400万平方米。遗址1958年文物普查时被发现，1978年正式考古发掘，迄今已经43年，取得许多重大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成为中国史前“都城要素最完备”城址，有着宫殿区、仓储区、墓地、观象祭祀区、手工业作坊区、普通居住区等明确的功能分区。自2013年至2017年，历时5年的发掘逐步确认了陶寺遗址近13万平方米宫城的存在，并较为全面地揭露了南东门址和东南拐角处的侧门。“十三五”期间，陶寺遗址的考古工作被列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在该项目的的支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继续联合，于2018年开始持续对宫城内的最大夯土建筑基址ⅠFJT3（现更改为1号宫殿基址）进行发掘。
1号宫殿基址
铜璧形器
运城垣曲北白鹅两周墓地位于山西省运城市垣曲县英言镇北白鹅村东，北依太行牛心山。地势北高南低，呈缓坡状，北面较宽，南面狭长，不规则分布，边缘沟叉纵横。从2020年4月起至今，由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牵头，联合市县文物部门对墓地进行了全面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共勘探出墓葬217座，灰坑241座，车马坑5座，陶窑2座，由此明确了墓地的主体遗存为两周时期墓葬、灰坑和车马坑。
垣曲北白鹅墓地出土玉石器
M3出土石编磬
M1006出土陶器组合
M3 夺簋
据出土的器物铭文推测，墓主人应该为召公家族三大宗族之一的太保匽中氏，这里很可能是其后人的家族墓地和王畿内采邑，肩负着拱卫洛邑北疆和控制盐铜矿产资源的战略要务。可以看出，北白鹅墓地是一处历时久长、内涵丰富、保存较为完整的大型遗址，为研究晋南地区不同时期的埋葬制度、人群族属、社会生活、采邑制度、宗法制度以及文化交流等提供了新的资料和参考，对探讨黄河文明，探索晋南地区文明化进程在整个中原地区的作用和地位，实证中华文明史都具有重要意义。
大同市平城区智家堡北魏吕续浮雕彩绘石椁墓是目前大同市发现的唯一一座北魏时期石雕彩绘石椁墓，椁室内雕刻的墓主人升仙图、导引图、四神图等有明显的汉代遗风和宗教色彩，而南壁外侧所雕刻的异域镇墓武士的发型、样貌、体态、穿着等，明显与汉文化风格不同，为研究民族融合、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石门、石椁
霍州市千佛崖摩崖造像及窟前遗址位于霍州市西南7公里处的汾河东岸山崖上，始凿于唐代高武时期，开元以后为主，是山西重要的唐代中型造像群，既有太原天龙山石窟唐代造像风格，也受洛阳龙门、关中地区唐代造像风格的影响，对研究盛唐向中后期过渡的造像风格、类型演变提供重要材料；发现的铭记对研究唐代历史地理、府兵制等有重要价值。
造像窟龛的雕凿非常集中，层叠分布于崖壁中部以北，互相之间存在打破关系，密集区域多达8层。初步统计，共70余龛、约300尊造像。崖壁上方有一尊高达6米坐佛，为“高武时期”雕凿而成。
北区造像
十一面观音造像
铭记
发现的近20处铭记，经过识读，确定铭记内容有纪年、地名、人名、官名等几大类别。其中纪年有开元五年、十一年、天宝三载、十四载、长庆二年、宝历二年、会昌二年、正德五年等；地名有晋阳郡、安边郡、晋州、太原、霍邑、金昌府等；官名有县尉、中书舍人、度支、判官、押衙、副将等。
太原小店区明代藩王墓位于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黄陵街道东峰村东北、山西财经大学东山新校区用地范围内，地处太原东山南端的缓坡地带。2019年5月—2021年4月进行了考古发掘。本次发掘是山西地区首次系统开展明代藩王墓葬和陵园的考古工作。
明代晋王府与晋藩王墓位置示意图
三座墓葬俯视
晋端王陵园的确定，印证了《太原县志》《阳曲县志》《榆次县志》记载的岗头村和端王陵园位置，为其他晋藩王陵园位置的确定提供了准确的地理坐标。
M2晋端王圹志
（本文综合整理自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汇及文博山西公众号）
100000平方米！永康对这个遗址全面展开考古调查和勘探工作……
湖西遗址位于永康市江南街道湖西村东南部，中心地理位置东经120°1′5″，北纬28°52′28″，是长江下游钱塘江流域新石器时代上山文化遗址，为迄今发现的18处上山文化遗址中保存最好的一处。2017年1月，湖西遗址被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019年1月，永康市政府将启动湖西遗址考古调查和勘探工作列为政府重要工作。11月，经浙江省文物局批准，通过公开招投标程序，委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考古队全面展开对湖西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勘探工作。12月，正式启动考古调查勘探前期工作。启动后不久，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考古调查勘探工作暂停。随着疫情平稳向好，根据国家文物局《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有序推进文博单位恢复开放和复工的指导意见》精神，2020年3月21日，湖西遗址考古调查勘探项目正式复工，全面展开对湖西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勘探工作。至目前为止，已初步完成遗址东北角勘探，正着手对西北角位置进行重点勘探和布探沟试掘。
2010年和2012年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分二次对湖西遗址进行为期6个月的考古调查和勘探，初步确认湖西遗址为新石器时代上山文化遗址，遗址面积约100000平方米。此次考古调查勘探是在 2012 年考古调查的基础上，采取一般勘探和重点勘探相结合的方式，对湖西遗址开展全面考古勘探工作，科学、完整、细致的收集考古资料，进一步明晰该遗址的分布范围、文化内涵、农耕环境等学术目标，为下一步的考古发掘、保护、研究和展示工作夯实基础。
来源：永康市文广旅体局
查姆回教寺院尖塔和考古遗址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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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故事：回忆姜寨遗址和史家遗址的发掘
1968年陕西省考古所解散，考古所员工有的下放“五七”干校或工厂，有的分流到文管会或博物馆。文管会接管全省考古与文保工作，古生物、古人类及史前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由半坡博物馆负责，历史时期考古发掘工作划归省文管会。1971年，周恩来总理做出“文革”中要注意文物保护的指示，此后全国文博事业逐渐恢复，其中陕西省恢复得最快，陕西作为文物大省，得到了中央的特别重视。当时我在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古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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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2021山西考古：从最早中国到石窟寺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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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平方米！永康对这个遗址全面展开考古调查和勘探工作……
湖西遗址位于永康市江南街道湖西村东南部，中心地理位置东经120°1′5″，北纬28°52′28″，是长江下游钱塘江流域新石器时代上山文化遗址，为迄今发现的18处上山文化遗址中保存最好的一处。2017年1月，湖西遗址被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1月，永康市政府将启动湖西遗址考古调查和勘探工作列为政府重要工作。11月，经浙江省文物局批准，通过公开招投标程序，委托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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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古遗址丨白塔寺遗址
白塔寺遗址位于凉州区武南镇百塔村。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白塔寺为古代凉州藏传佛教四大寺（白塔寺、海藏寺、金塔寺、善应寺）之一。乾隆《武威县志•建置》记载：“寺名百塔寺，内有大塔，四环小塔九十九，因得名。”现存明宣德五年（1430年）《重修凉州百塔寺记》碑记载，该寺为元太宗窝阔台之子西凉王阔端专门为西藏佛教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萨班）修建。萨班于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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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城景德桥成危桥、娄烦古城遗址被损、文水梵安寺塔年久失修……检察院介入！
▲蒲淤桥@尖草坪检察最新消息“水从鼋头穿过去，人在寿龟背上行”，被称为“一鳖担三孔”的“蒲淤桥”，位于太原市尖草坪区西墕乡西高庄村，是一座半圆拱联拱石桥。然而作为文物保护单位，“蒲淤桥”常年失修不说，桥体还被小广告大量涂鸦污损。现在，检察院介入了！12月1日，从太原尖草坪区人民检察院传来消息：为全力保护“蒲淤桥”，检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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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考古2021：偃师古城村遗址考古调查与发掘
古城村遗址位置图TG1H17：大口尊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董鹏娟的报告题目是《偃师古城村遗址考古调查与发掘》。偃师古城村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古城村西侧，遗址北依邙山，南临洛河，与二里头遗址隔洛河相望，直线距离约1.3公里，东北距偃师商城直线距离约6.8公里，西北距汉魏故城直线距离约6.5公里。2020年发掘面积为1000平方米，清理遗迹现象主要有窖、灰坑、灰沟、路、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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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县古遗址—洪教寺
【洪教寺】古遗址洪教寺原名蒲陀院，唐朝改为勤息院。在任县冯村西南。洪教寺原名蒲陀院，唐朝改为勤息院。在河北省邢台市任县冯村西南部。始建于汉代，金大定三年（公元1163年）更名洪教院。明代称洪教寺。解放初期拆除。洪教寺现尚留一石幢底座。寺内有壁画《张仙送子》，高1.5丈，长3.5丈。是任县境内最古之寺，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艺术等研究价值，也具有开发利用的潜力。1940年，杨固屯村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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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紫竹院|双林寺塔遗址
紫竹院公园是一座以竹取胜的自然式山水园，是在明清时期紫竹院古庙、行宫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今天小V带大家看看紫竹院公园的双林寺塔遗址。双林寺双林寺是明代万历初年太监冯保修建的家庙，用冯保的号“双林”命名。又据《日下旧闻考》记载，万历四年（1576），西竺僧人足克戬古尔到北京弘法，到此地松下趺坐，后被皇帝赐居于此地，赐寺名“西域双林寺”。冯保像（大运河·紫竹院历史文化展）万历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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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考古回放：六八图遗址
一、遗址概况六八图遗址位于甘肃省礼县红河乡东南部的六八村（同心村）西北，地处红河水库西北部、红河北岸的黄土台地上。遗址所处台地西北高、东南低，东西两侧各有一天然沟壑，向北延伸为比较平坦的缓坡地带，红河由西北向东南从遗址前流过。遗址由六图、八图和石家窑三个部分组成，六图位于红河水库西北，在其西侧是八图和石家窑，因为这几个区域虽被自然冲沟隔开，但其本体几乎相连，发现遗迹现象基本一致，因此统称为“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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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考古回放：磨咀子遗址
一、遗址概况磨咀子遗址位于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新华乡缠山村磨咀子村南500米。墓葬分布在一片土山形成的丘陵台地上，汉代墓群多分布在二级台地上。南北长约1000、东西宽约700米，面积约70万平方米。遗址南邻杂木河，西有高山环抱。1956年3月，磨咀子遗址被甘肃省文管会兰新铁路文物清理组发现［1］。磨咀子遗址除了汉代以降的墓葬外，还有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马家窑和马厂时期的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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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领队 谈考古十大发现 ——青州龙兴寺遗址窖藏的清理
齐鲁是中华文化的圣地，底蕴深厚，遍布全省的文化遗产就是极好的佐证。自国家1990年设立“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以来，山东省已有18次、共21个项目获评十大考古新发现，也是全国获此殊荣最多的省份。山东省文物局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为新时期文物考古工作的方向指引，把全面振兴山东考古、推进公众考古工作作为重要任务。为此，《文化大观》应省文物局要求，在“齐鲁文物”专栏特设“考古领队谈考古十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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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考古回放：大堡子山遗址
一、遗址概况大堡子山遗址位于甘肃省礼县县城以东13千米处的西汉水北岸，因其西端高处有一座清代堡子而得名，是秦国早期国君陵园（图一）。以大堡子山遗址为中心，周围分布有多个遗址：位于西汉水南岸有山坪早期秦文化城址、圆顶山春秋秦人贵族墓地；西汉水支流永坪河西岸有盐土崖遗址等，沿西汉水南北两岸分布。20世纪90年代初，盗墓狂潮席卷全国，礼县也没能幸免。大堡子山两座秦公大墓惨遭盗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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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考古发现千年名寺遗址
成都千年名寺福感寺，历来只出现在佛教经典和历史记载中。6月4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宣布，这座从两晋到两宋时期的成都名寺，就位于实业街原实业宾馆附近。经过对此处一年多的考古发掘，工作人员在此发现了大量规模石刻造像和上千块石刻经版，其中就有福感寺字样。结合此前宽窄巷子、同仁路等地相继发现大量石刻造像，说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片区就是成都的宗教文化中心。据《集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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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阳桥遗址、万寿寺东路遗址…北京年度六项重要考古成果发布！
导读今日（24日），2021首届北京公众考古季在周口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启动。启动仪式上，市文物局发布了6项北京2021年度重要考古成果，包括路县故城遗址、平谷白各庄汉代墓葬群、金中都遗址、正阳桥遗址、万寿寺东路遗址以及清固伦和敬公主园寝。路县故城遗址图源：新京报路县故城遗址是通州区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古城，也是2016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本年度完成了城址内的勘探、开展了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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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陉窑遗址考古调查勘探报告（下）
本期推送的文章选自《文物春秋》2017年第4、5期井陉窑遗址考古调查勘探报告（下）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井陉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关键词】井陉窑；瓷窑址；调查；勘探【摘要】井陉窑是与定窑、邢窑齐名的河北三大白瓷窑址之一，遗址位于河北省井陉县与井陉矿区，目前共发现窑址12处，总分布面积约102万平方米。从已进行的考古工作可知，井陉窑创烧于隋代，后历经晚唐五代、北宋、金、元、明、清、民国，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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