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州城遗址及墓地

豫州城遗址及墓地

豫州城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扎鲁特旗巴雅尔图胡硕镇别日木图嘎查东北三公里处,总面积14.5万平方米多,是辽代皇族陈王的私城和著名的投下军州城址,是我国保存很好的辽代城址之一。它对研究辽代社会行政区划和辽代投下军州制度提供重要材料,尤其对辽代历史考古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辽代豫州城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扎鲁特旗巴雅尔吐胡硕苏木别日木吐嘎查东北三公里处。城址呈长方形,总面积145000多平方米,为辽代横帐(即皇族)陈王的私城,著名的头下军州城址之一。该城当时隶属辽代上京道临潢府管辖,是辽代政治、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的地区。该城1975年被世人发现,1989年被定为原哲里木盟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社会影响

古墓地的发现和发掘是迄今为止我国东北地区发现的位置最北、发掘墓葬数量最多、发掘面积最大、获取材料最为丰富的一处新石器晚期的大型墓葬群,先后获得“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提名奖、“中国科学院六大考古新发现”奖。

豫见国保 | 郑州篇(19)王城岗及阳城遗址

王城岗及阳城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商、春秋战国,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许多游客到著名的观星台游览,却不知道咫尺之遥的王城岗及阳城遗址,这应该是登封一处最容易被忽视的重要遗址了。

王城岗遗址位于登封市告成镇八方村东北,俗称“王城岗”的岗地上,是一处以龙山文化中晚遗存为主,兼有裴李岗文化、二里头文化以及商周时期文化遗存的遗址。

1975~1982年河南省文物考古部门对此进行考古发掘,发现龙山文化晚期的东西并列的小城堡2座以及大型房基、奠基坑、窑穴、灰坑等遗迹,出土有大量陶器、石器、骨器、铜器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对研究豫西地区龙山文化的分期和城垣建筑结构等具有重要价值。

2000~2005年国家启动的中华文明探源等工程又对该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及发掘,在小城堡的西面发现了一座龙山文化晚期的大城,由夯土城墙和城壕组成,总面积约34.8万平方米。遗址分前期、后期。前期的遗迹以小城址、奠基坑为代表;后期的遗迹以大城址(城墙、城壕)、祭祀坑等为代表。经过多学科的联合攻关,确认王城岗遗址为文献记载“禹都阳城”的夏代初期都城,年代为公元前2070年左右。王城岗遗址的发现,对探索夏文化、中华文明起源等都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价值。

阳城遗址位于登封市告成镇东北的平坦高地上,是春秋时郑国和战国时韩国西方军事重镇。

城址依山傍水,北高南低,依自然地形修筑而成。呈长方形,南北长约2000米,东西宽约700米,总面积140万平方米。城墙系夯土筑成,部分城墙底部铺一层卵石。

夯层厚6~9厘米,每层均有圆形夯窝。城内中部偏北有一处大型建筑遗址,基面上残留成片的铺地砖,其上堆积大量砖瓦和陶器残片,同时还发现当时用于城内供水设施8处,由陶质输水管道(三通、四通)、控制水流量的控制坑、沉淀泥沙的澄水池、贮水池等组成,反映了当时城市建设中供水设施的先进水平。

城内还出土有残铁器、铜镞和陶鬲、釜、盆、盂、碗、豆、罐等。

在一些陶器上还印有“阳城仓器”、“阳城”等戳记和其他陶文符号,证明这座城址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阳城。该遗址的发现,对研究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布局、城墙夯筑方法及城市供水设施等具有很高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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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红色史迹——增城第一个地方党组织中共新塘支部遗址与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增城县委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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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红色史迹——增城第一个地方党组织中共新塘支部遗址与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增城县委遗址

遗址位于今广州市城区新塘镇新何村,原是一座古色古香的祠堂——伍氏祠堂,现已不复存在,它是大革命时期增城第一个地方党组织和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增城县委的诞生地。

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北京召开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形势和党所面临的任务,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扩大会议后,中共广东区委汲取了在革命高涨时期没有大量吸收党员的教训,决定按中央扩大会议提出的“努力发展党员的数量及严整党的组织”要求,逐步放手吸收党员,发展广东党的基层组织。随后,中共广东区委派遣了阮峙垣、李沛群前来增城开展党建工作。他们首先来到本县工人数量较多、工农革命运动基础较好的新塘地区进行活动,考察和培养建党对象,建立党的基层组织。

1926年年初,通过考察和培养,经中共广东区委批准,搬运工人和当地农民伍来成、伍钟泉等6人,被吸收为中共党员。是年春节后,广东区委派李沛群到新塘,在沙贝村伍氏祠堂(著存小学旧校址)秘密召开党员会议,宣布成立中共新塘支部,宣布伍来成担任支部书记,直属中共广东区委领导,它是增城县建立的第一个地方党组织。

新塘支部成立后,工作重点是开展工人运动。由于新塘是东江下游一个商贸比较发达的港口和商品集散地,故搬运工人很多,主要在火车站、水运码头和各个商行做苦力,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新塘支部的党员多数是搬运工人,为了生存,为了工人的利益,他们根据广东区委的指示,深入到搬运工人中去做宣传工作,号召他们团结起来,同资本家和买办资产阶级做斗争,同封建把头做斗争。1926年4月,新塘地区由党直接领导的搬运工人组织——新塘劳动同德工会成立了,会员有100多人。是年9月,同德工会会员增至600多人,其影响遍及全增城,成为新塘乃至全增城举足轻重的工会组织。

1927年4月15日,广州国民党当局发动“四一五”大屠杀。是日清晨,反动军警四处出击包围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省农会等群众团体的办公处,搜捕共产党人,并接连3天在广州全城实行戒严。

“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国民党增城县党部,下令解散工会、农会组织,通缉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形势逆转,新塘党支部立即部署工会、农会骨干疏散。暂时投靠亲友走避他乡隐蔽起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新塘党支部暂停公开活动,全体党员隐蔽起来,积蓄力量,迎接新的战斗,为日后建立增城县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8年1月,中共广东省委在香港举行全体会议,决定改组党的各级组织,把计划组织工农群众进行革命暴动工作作为党的中心任务,派遣一批曾参加过广州起义而被通缉的已经撤至香港的党员干部返回广州,建立和发展党组织,筹划和发动革命暴动。增城籍人阮峙垣被省委委任为中区巡视员,奉命从香港返回广州,负责改组东莞宝安、增城等县的地方党组织,筹备军事活动,进行土地革命战争。在这个时候,阮峙垣秘密来到新塘,并与中共新塘支部书记伍来成同志接上了关系,在沙贝朝市坊的伍氏祠堂建立了党的地下联络站,向党员传达省委的指示。随后,从广州调派中共党员罗耀辉、张全业两人到新塘工作,恢复和发展新塘党组织。2月下旬,在阮峙垣的主持下,新塘地方党组织进行了改组,正式成立中共增城县委。伍来成为书记,钟欢、伍钟泉、阮树熙、阮客亮为县委委员,伍苏南为候补委员。常委会由伍来成、钟欢、伍钟泉三人组成。县委机关设在伍氏祠堂。增城县委直属省委领导,下辖新塘市(二区)委和瞰吓支部。

增城县委成立后,活动地区主要在新塘镇及广九铁路沿线。在党的建设方面,根据省委关于要“尽量吸收在此次暴动中勇敢的工农和知识分子入党”的指示精神,积极培养和发展党员,相继又建立了同德工会支部、艇民支部、农民支部和猪屎地支部。仅半年时间,党组织发展壮大为1个市(区)委、2个工人支部、3个农民支部,党员增至42人。同时,在思想建设、制度建设和作风建设等方面,县委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在领导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统治的斗争中,发挥了战斗堡垒的作用。在工人运动方面,重视加强领导,深入工人群众中进行宣传发动,恢复和建立秘密工会组织,使新塘的工人阶级重新组织起来,继续为革命而斗争。在农村工作方面,县委根据当前的形势,着重做好宣传工作,传播各地农民举行革命暴动的消息,揭露地主豪绅残酷剥削农民的情况,引导和发动农民继续参加革命,秘密恢复农会组织,计划筹组农民赤卫队,为革命武装斗争做好准备。

1928年4、5月间,阮峙垣按省委的指示,筹划深圳、东莞、增城在夏秋举行武装暴动,并在新塘秘密组织工人、农民赤卫队进行军事训练,引起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注意,明显加强了戒备,派了一个师的军队分驻增城各地,暴动计划未能实现。在此期间,石龙市(镇)委和广州河南区委机关遭敌人破坏,一些负责人被捕牺牲,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县委部署党员和赤卫军成员注意隐蔽,严防敌人的破坏。6月,县委书记伍来成根据省委的通知,就严峻形势向广州市委做了汇报。

1928年7月,广州市委向省委做了汇报,就目前党的工作状况,建议广州地区划分为东区、西区、南区、东郊区南郊区、北郊区和新塘区等区进行管理。省委批复了广州市委的报告,对广州市区的党组织做了调整,撤销了增城县委和新塘市(二区)委,改组为新塘区委。9月,由于广州市委机关遭受严重破坏,党的交通联络中断,新塘区委无法同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在极端恶劣的政治环境下,新塘地方党组织暂时停止了活动。

个旧址所在地伍氏祠堂已经清拆,原旧址现已建成民房。

文章来源:《广州红色史迹》

中共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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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红色史迹——广州儿童剧团诞生地及团部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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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红色史迹——广州儿童剧团诞生地及团部遗址

广州儿童剧团诞生地及团部遗址位于广州市荔湾区梯云东路42号、44号、46号。

抗日战争初期,在具有反帝光荣传统的广州,抗日民众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兴起。1937年七八月间,在广州的黄沙、逢源、陈塘等区域,陆续出现了少年抗日团体。

1937年9月18日,在原广州市立第五十四小学成立广州儿童剧团。该剧团是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的一支抗日文艺宣传队伍,主要以宣传抗日为演出内容,并组织儿童开展抗日运动,为抗战做贡献。该团成立初期,团员130多名,年纪最小的才八九岁,最大的14岁。团长谈星(原名何承蔚),为地下党组织安排到广州市立第五十四小学开展革命工作的党员,以教员身份作为掩护。

广州儿童剧团团徽

1938年9月前后,广州形势危急。当时的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部长杨康华明确指示:“广州儿童剧团已经是一个有相当影响的儿童救亡团体,这面旗帜要尽可能设法保持下去。”经过地下党安排,广州儿童剧团被编入第四战区民众动员委员会辖下的战时工作队第五大队,撤离广州。当时随团撤离的儿童团团员共19人。

广州儿童剧团自撤离广州之后,在广东的西江、北江一带和广西各地辗转了整整6年。1943年11月26日,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集体被捕入狱。广州儿童剧团团员都被关进曲江的“基庐”监狱。经过一年四个多月斗争,于1945年3月初集体成功越狱。其后,参加东江纵队北江支队,一起打游击,继续抗日斗争。

广州儿童剧团,为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四大著名的儿童剧团(厦门儿童剧团、新安旅行团重庆孩子剧团、广州儿童剧团)中坚持斗争到最后的剧团。

当时广州儿童剧团的团部设在原广州市立第五十四小学,该址建于民国,坐北朝南,为带操场校园式设计的两栋三层砖混结构楼房,有围墙,围墙内总占地面积750.85平方米,该址整体设计朴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址一直是教育单位,曾先后作为东塘中心小学、太平区中心小学、中区第三中心小学、中区清平街一小学、卫红小学、梯云东路小学等。1993年1月,梯云东路小学被撤销,校址所在地首层改为清平水族工艺品市场和水产海鲜批发市场,二楼以上出租为民居。鉴于该遗址对研究广州学生抗日救亡历史具有一定价值,2003年,广州市第四次文物普查中,被纳入文物线索控制保护。

文章来源:《广州红色史迹》

中共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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