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在乌拉特中旗杭盖戈壁苏木西南4公里处的后契勒陶力盖（汉语意为火石梁），发现石器时代的石器打制场，发掘出石核、刮削器和人工打制的石片等文物。
达日盖遗址位于乌拉特后旗达日盖山口，总面积达1000多平方米，遗址不远处有排列有序的石棺墓群。此为新石器时代狩猎民族的遗址和墓群。
呼鲁斯太遗址位于乌拉特中旗呼鲁斯太苏木，属青铜器时代遗址。在这里发现典型的连珠状匈奴牌饰。旁有春秋时代的匈奴墓群。
鸡鹿塞遗址位于瞪口县沙金套海苏木巴音乌拉嘎查以北哈日格乃山口西的台地上。此城全用片麻岩牙和卵石砌成，筑于距沟底高约19米的山坡平台上。城呈正方形，边长约68．5米。墙上端残存厚度约3．7米，下端厚约5.3--5.5米，残墙高一般约7米，最高8米，西北缺口处只有两米高，平均高度为7.2米。古城只在南墙开一城门，城门外有类似瓮形的长方形小围墙，留有入口。靠南墙东部内侧和西北角砌有磴道。城内出土文物有：汉代绳纹砖瓦、灰陶片、箭簇和一件青铜弩机。
在古城周围十公里范围内有汉代烽燧遗址十几处，作为防线和报警之用。鸡鹿塞和烽燧共同组成了汉王朝西北边陲的军事要冲。
窳浑古城，蒙语为保尔浩特，汉语也称土城子，位于蹬口县沙金套海苏木西南约三公里处，建于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该城呈不规则的长方形，东西最长250米，南北最长200米，北与西北被沙漠覆盖，垣宽9～13米，南垣中部有一缺口宽约20米，约为城门。该城东墙北墙，残高1～2．5米。城中部略偏东处有一面积为10000平方米的台，探得文化层有1～3米深。文化层下层为汉代文物，较厚，出土大量灰陶器和汉代建筑材料；中层为唐代文物，出土文物有白瓷器物残片数种；上层为明、清文化层，较厚，有大量钧窑瓷残片，如青花瓷残片。在断垣残壁的表面也可拣到铁链、三梭铜合金箭镞等。台地东100米处，曾出土两件唐代金碗，其一为莲花状口径；另一件呈圆形口径，刻有缠枝牡丹和忍冬花纹，工艺精巧，花纹逼真，虽在地下埋藏一千多年，出土时仍然金光闪闪。
临河市八一乡东3公里处公路北侧，有一座汉代古城遗址。此城南北长约450米，东西宽210米，平面呈“目”字形。城内东北部和中部有两处台地，为古城的建筑区，出土大量砖瓦和陶器残片。城正北2公里处有汉代砖石墓葬群。
三顶帐房古城遗址三顶帐房古城遗址位于乌拉特前旗黑柳子三顶帐房村南0．5公里处，古城东西长1120米，南北宽近1000米，西墙和南墙西段部分残高3～4米，其他部分残高1～2米，呈土垄状。城东北角有较大型夯土台地，似为角楼遗址和角楼附近建筑物遗址。城中部偏南也有一处较大的建筑台基。城内其他地区遍布建筑材料，特别是曾出土有典型的汉代瓦当和“长乐未央”铭文砖，此为其断代的依据之一。城0土的器物有陶制罐、瓮、瓶、盆、鼎以及两汉五铢和新莽大泉等货币。除了两汉的器物外，还出土有环状石器和典型的战国大铁鼎，这证明汉代之前，此处已成为要地。古城遗址的西部和东北部有大量的古墓葬。
1959考古山西遗址内发现一个“陶罐”，10年后才
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创造了灿烂的文化，那可不是徒有虚名。古人们的智慧真的让人叹为观止，那会儿他们不一定懂理论，但在实践中摸索出的实用办法让人叫绝。
1959年考古队在东庄村遗址考古时发现，这里保存着大量的新石器时代的文物。由于当时考古技术的限制，很多东西叫不上名儿，也搞不懂用途。
在遗址的炉灶里面发现了一件类似于瓦罐状的器物，整个形体并不大，上下长度大约10余厘米，上口不足5厘米，下口也只有10厘米。
因为是新石器时代的，打磨的并不精美，甚至有些粗糙。两边还有对称的孔洞。具体是做什么用的？当时专家们做出了各种推测，但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
要是装水，它上面有孔洞，肯定会漏掉。要是取火，这么小，又不知道怎么操作。于是对它用途的研究便搁置下了。
但是负责此事的专家却从未中断对他的研究。甚至制作了一个与此差不多的模具，做了各种实验。
对此物件的研究一推就是10年。10年后负责研究的专家回老家过年，那时候的农村还是很落后的，很多人家还在用柴火烧饭。条件好一些的会使用煤球炉子。
专家吃饭的时候正好看到了这个煤球炉子，他盯着煤球炉子陷入了深思，过了好一会儿，他一拍大腿，我知道怎么回事儿了。他赶紧放下碗，赶回了实验室。整的在场的人莫名其妙。
专家立刻找出了那个模具，然后找来一块已经烧红的碳块放入模具中，然后在上面又放了一块没有烧过的碳，再把上面的盖子盖住。
旁边的人很纳闷，不知道他在搞什么名堂。随后专家解释到，你们看他像什么？是不是很像农村里的煤球炉子？
你们看下面是烧红的碳，上面是没烧的。如果把上口盖住，它里面的氧气就会变得稀少，很难引燃上面的碳块，但是如果你稍微打开盖口，他就会接着燃烧。
旁边的人问这能说明什么？专家解释，那会儿的人保存火种不容易，这么做就像现在我们封火一样，不用的时候把它封住，用的时候打开封口，让空气进去，它就又能燃烧起来。这么做就是为了保存火种。
专家一解释，大家才恍然大悟。终于明白这个器物上的孔洞是起什么作用的。平时它是被堵上的，当然堵它的东西，因为年代久远已经不知所踪。这些已然不重要，只为古人的聪明才智感叹。
现在看来这并不高明，也未必是什么高科技。但是放在新石器时代，那会儿的人并不懂什么科学理论，在实践中摸索出这样的方法已经非常不易了。
火种是人类进步的助推器，要不然我们还生活在茹毛饮血的时代。那时候的钻木取火，火种很难保存，能想出这样的方法，已经是一大进步。
后来专家给这种器物起了个名字叫火种器。随着进一步的考古，出土了更多的这种器物，说明这种方法已经在普遍使用了。
时间回顾到1959年，专家考古到东庄村遗址的时候发现，这里仍然保存着非常完好的新石器时代的文物。
当时考古技术还不够健全，很多的文物仍然都认不全，尤其是其中一件类似于瓦罐状的文物，是来自于遗址“炉灶”里面。
整个瓦罐也并不大，高度也就是十几厘米，上口径不足5厘米，下口径刚刚10厘米。整体就像一个竹筒，最下面还有一个孔洞，两边也有对称的孔洞。
由于当时仍然处于新时代时期，该工具的制造并不怎么样，甚至可以说得上是粗糙。具体是什么用处？当时猜测可能是用来取火的工具，但是一时间找不到使用的方法。
由于当时还有着比较繁重的文物发掘工作，所以就暂时把它放在一边 。一直到了10年之后，负责主持该项事务的专家，春节的时候回到老家。
当时的农村还比较破旧，人们大多还是靠着柴火烧火做饭。只是比较有钱的人，可能会使用煤球炉子。正好当时专家吃饭的时候，看到了这个煤球炉子，盯着他一直不动。
过了一会突然一拍大腿，我知道怎么回事了，然后赶紧跑回到研究所，去找之前这个罐状竹筒。虽然距离当初的发掘已经10年之久，但是在发掘工作完成之后，之后就是漫长的研究工作。
这位专家曾经不止一次的研究过这件器皿，甚至制造了一个和他差不多的模具，但是使用来使用去，就是不知道到底该怎么用。如果要生火吧，实在是太小，什么都煮不熟。
专家立刻拿出来一件模具，然后从别处找来一颗已经烧红的炭块，把这个炭块放到模具当中。再在红碳上面又放了一块没有烧过的炭块，随后把上面的盖子盖住。
但是旁边的人比较纳闷，并不知道专家在搞什么名堂。随后专家给周围的人解释道，你们看它像什么？是不是非常像农村里面的煤球炉子？
下面是烧红的碳，上面是还没有烧过的，只要把上面的口盖住。由于里面的氧气比较少，所以很难把上面的红炭完全引燃，不过只要稍微打开，很快就会烧着。
旁边有科研人员插嘴了一句，这能说明什么呢？专家看过去狠狠的瞪了他一眼，这就是科技催生的进步。新石器时期的人类保存火种不容易，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保存火种。如此说来，旁边的人才是恍然大悟。
虽然当时的人可能并不了解这样做的科学原理在哪里，但是他们知道只要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让火苗不灭。而且还创造性的在旁边开了两个孔洞，只要在使用的时候，往里面吹气，很快就可以重新复燃了。
不过平时的时候肯定会堵上的，不过由于时间太过久远，估计堵这两个孔洞的东西都已经丢了。不过应该可以推测，堵住他们的很有可能是木棍，或者是其他东西。
随着专家说话的功夫，也已经有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于是把之前的顶盖拿掉之后，发现上面没有燃烧的木碳，果然只是微微发红。然后专家往里面吹了点气，很快木炭就重新燃烧了起来。
也正是在这位专家的发现之下，这一个罐装的器皿也有了自己的名字——火种器，也是我国目前最早的火炉。如果说钻木取火是人类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那么如何保存火种是人类迈向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路程。
后来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扩大，越来越多类似的文物出土，有的地方甚至一出土就是几百件。也说明当时这种方法的推广之广，也说明了早在6000多年前的古人，就有了非常高的智慧。
艾力江：传说中的疏勒王庭——喀什汗诺依古城遗址的考古发现
一 遗址情况
位于喀什市东北约25千米的汗诺依古城遗址，坐落在恰克马克河南岸的一座大型台地之上，北距恰克玛克河千余米。遗址中的陶片随台地的形状呈条带状分布，台地西部因开荒种田遭到人为破坏，南北两侧的土地因严重盐碱化，腐蚀酥化的陶片半掩在松软碱土中不易发现，陶片多见于台地之上，实际分布范围可能略大于台地规模。
汗诺依西城发掘现场
从台地西北的小城（以下称作西城）规模与陶片分布区域及口述史资料考虑，遗址中可能有其他城邑的存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在台地中心区域修建过一座规模大于1平方千米的农校，导致遗址遭到大规模严重破坏。西城北城墙二三十米之外（以北），即是喀什南达公司开辟的田地，二者以一条宽1～5米宽、深1～3米的沟渠为界，沟渠以北到河道之间的耕地未经踏查。台地中部北坡零星散布有墓葬，部分人骨暴露在地表。西城南部约500百米开外有铺石公路，路南仍为南达公司枣园，城南与公路之间亦有较多陶片分布。
汗诺依西城正摄影像
汗诺依古城高程图
西城以西大约2～3千米范围内20世纪60年代曾是陶片和人骨多见的台地，经常有人在风雨之后寻找到珠子或铜币等“宝物”。遗址附近有两处被称作“哈撒塔姆”（城墙）—这个名称多次出现在斯坦因与伯希和考察日记中，分别位于西城西南与西北，南部之处在60年代尚有高台，并且出土过大量成排埋葬的人骨。两处与西城的直线距离均超过2千米。
汗诺依西城平面图
西城的东墙残存约30米，北墙尚存10余米，南墙与西墙仅有几处高过１米的墙段；东墙和北墙残存处高达2～6米，中部各有一座马面。西城南部地表略高于城内，其余三面的城外地面均低于城内地表，想必是三面取土修建的城墙。城内有多处明显被挖掘的痕迹，如西南部有两个15～20平方米的深达１米的方坑，东南角残存一座紧贴城墙搭建的房屋遗迹。西城以南有两条古道，一条向东通到台地中部，再次分化为向东的南北两道，长度可达4～5千米。
二 发掘历程
2018～2019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大学及喀什文物局对遗址进行联合考古调查和发掘，通过航拍获取古城高空正摄影像，用全站仪绘制出精确的古城平面图，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古城性质奠定了基础。通过为期数月的发掘，取得了以下认识。
汗诺依西城发掘探方图
发掘前进行了为期3周的田野调查，发现西城以东约800～1200米有陶片相对集中分布的几个区域。台地中部偏北略微隆起，有黑色铁渣密集分布，炼渣数量明显多于陶片，附近发现有质地坚硬的青绿色窑壁和红色砖块、黑色炼渣，砖坯有明显汽孔并且局部颜色不一，或与冶铁或制作铁器的作坊有关。陶器以夹砂粗陶为主，扳耳、执柄、带流、平底的陶器多见，口沿多见卷沿翻唇，直口、敛口或敞口器物均有，多见平底和圈足器物底部。
洒水划地层 地层里的黄釉陶碗
遗址中发现少量釉陶，胎土则以细泥为主，内壁或外壁局部施釉，多为碗、盘类等小型器物。釉色丰富，有黄色、深绿、蓝色、草绿色等。釆集到完整铜币20枚，有圆形方孔与无孔两种，字迹不清；铜币碎片数量则近40片。铜币大多集中出现在台地中部偏东南之处，距离小城大约1000～1200米，是一片建筑遗迹相对少见的空旷之地。调查中的最大收获是釆集到色彩丰富的上百枚玻璃片，工艺及厚薄不一。颜色有浅绿、黄色、蓝色、粉色及灰白相间色彩，管状、片状和环状玻璃残片均有，足以证明玻璃工艺业已成熟。不同区域发现的十多枚水银瓶（残片），暗示着本地有玻璃生产作坊。水银瓶在中亚和新疆的出现是在9～13世纪，对遗址年代的确认具有重要意义。
大瓮区 水银瓶与模范
为了初步了解古城的年代，确认城墙结构与古城内外文化层分布情况，首先在南墙和北墙边缘各开一条探沟（20×2米和15×2米），然后在东南城角布设４个10×10米的探方。发掘结果显示，两条探沟出土有（釉）陶片、残砖和骨骼，砖头与釉陶多见，没有见到早于唐代的遗物。西城墙外地表下1.5米达到生土层，生土之下有厚达１米的沙层（未挖到底）。为了验证生土和沙土地层是否普遍存在，我们又在古城东墙之外发掘了第三条探沟，三条探沟均显示，地表下1.5米～2.1米达到生土，生土层下有厚达1米的纯净河沙。
通过对东、南、北三面城墙的解剖，了解到西城釆用了西域传统的“干打垒”方式修建，城墙有早晚两期和重建的迹象。城墙是用两重夯筑泥墙之间填土的方式修建而成的，这类修筑城墙方法在塔里木绿洲和中亚地区普遍应用。
按照三位当地建筑师的说法，这类墙体常以30～50米长度分段修筑，高达5～6米的墙体基础部分宽度约为1.2米，顶部收分为0.4～0.5米；修建30米“干打垒”墙体，15个工人需要6天时间完成。
按照城墙为双重墙体之间填土的营造法式，城墙基础厚度约6～7米，如内外两侧的墙体平均厚度按照1.2米计算，修建90米双重墙体需要90个工人6天完成，城周360米需要2160工（日）；两重墙体之间4米需要填土，城墙高度按照6米计算，100米城墙内需要填土2400方；每人每日平均填土2方，需要1200工（日），周长400米的双墙之间填土需要4800工（日）。总而言之，营建汗诺依遗址西城大约需要6300～7000工（日），100名工人63日（或70日）完成，1000名工人用一周的时间完成营建。
城门开设于南北城墙中部，宽约2.5～3.4米，或为瓮城结构。按照1962年喀什组建的调查队的说法，汗诺依古城（即汗诺依遗址西城）有东南和西北两座城门，城门宽度达到５米。通过勘探和发掘，发掘结果显示古城在南北墙中部设门，城门最宽达3.4米，勘探结果显示北城墙地表下夯土最大断裂宽度为2.5米，意味着北城墙门址略小。
西城东北约30米发掘一座窑址，为边长3米、深2米的砖砌方形半地下立式窑。砖砌的拱顶残存有0.3～0.6米高，带有一定的弧度。
火塘两壁各有5个烟道，从烧结厚度和颜色可以判断火候很高，内壁附着一层温烧制残留的绿色结节。根据窑室内残存琉璃砖和红砖及炭灰初步判断，应是10～12世纪烧制（琉璃）砖所用。窑北有填埋炼渣和炭灰的灰坑。这种砖窑形制在新疆考古中少见，接近且末县拉依勒克的6烟道窑址；中亚类似窑址多见于11～14世纪，保存相对完好。窑址的发现与发掘对于西域唐宋时期釉陶烧制工艺探索有重要研究价值。
陶片
西城以东约800米的台地之上发现疑似手工业作坊的区域。根据不完全统计，100平方米（T11）地表上密集分布有2120多枚陶片。发掘结果显示此处有28座灰坑，有的灰坑形制类似中亚中世纪的玻璃生产制作作坊，却未见玻璃残片或相关器物；其中７座灰坑内多出陶片、炭灰、铜币和动物骨骼。这些灰坑深浅和形状不一，大多为圆形且底部平整，有的两三个相互嵌套，灰坑的功能尚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在台地的东部边缘，发现一座边长约110米且基础铺设卵石的方形城邑（暂称东城），与西城的直线距离为3700米。东城从规模上略大于西城，但城内及周边陶片稀少，城南约300米处有陶窑及陶片散布区域。东城需要解剖发掘确认其时代与性质，城东北大约1000多米处有高达10米的“托普提木”遗址，可能是烽燧、佛塔或宫城之类的建筑遗迹。
斯坦因与伯希和均提到“托普提木”遗址，并将其视为汗诺依遗址的一部分。在这种“大汗诺依”视角下，恰克玛克河北部的莫尔佛寺、江格勒遗址、开普台哈纳遗址、卡儿井遗址均为汗诺依遗址的组成部分。如果将“托普提木”遗址视为汗诺依遗址的一部分，那么汗诺依遗址的长度可达9000～10000米，宽度可达4000～5000米。因此王时样先生提出汗诺依遗址是“方圆60千米”的“王庭”。
钱币
东城南部约300米处发现若干陶瓮残片裸露于地表，经过发掘，发现有13座大瓮呈3～4排，大瓮上半部均已损毁，腹径104～72厘米，残高14～62厘米，壁厚３厘米。内壁和底部涂抹有白灰色膏状物，或外壁则涂灰色膏状物。大瓮在生土里挖坑安置，可能用来储藏粮食。现存地表下约30～40厘米即见生土。大瓮集中埋藏的现象发现于喀什亚吾鲁克、巴楚托库兹萨莱古城、库车哈喇墩、碎叶城、安集延州明铁佩古城等汉唐时期遗址中。这次发掘埋藏地层清晰，但尚未对周边进行发掘以证明大瓮所处环境（室内或室外）。碎叶城的大瓮证实为寺院于室内储藏葡萄酒所用。我们对瓮内部分土样釆集并做了浮选，对其功能的判断提供依据。
三 研究阐述
这座古城被附近村民称作“汗诺依”，这个称谓始见于一个多世纪前探家的报告与日记之中，未见于明清时期史料之中，因此难以断定该城与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哪座城市相对应。从地望而言，汗诺依古城遗址与唐代的“达满城”最为接近。为了对应史料中的古城，首先必须了解古城的时代与规模。
20世纪初，英国考古学者斯坦因曾到这座古城进行调查，首次提到自己对该城的认识。他在《沙埋和田废墟记》记载，“……人们把这颓废的荒地叫做哈萨塔姆，据说一度曾是‘中国可汗’的首府，直到‘哈孜热提苏丹’即沙图克？博格拉汗将它摧毁……伯什克热木的长者告诉我，人们把这个遗址叫做莫里蒂姆，把这座‘拱北’即佛塔看成是传说中的‘秦和马秦国王’的了望塔，他曾一直住在这座古城里，直到哈仑？博格拉汗毁灭这座古城为止。可以肯定，佛塔属于伊斯兰教以前时期，根据它的形状和比例，我认为其确凿的年代当为伊斯兰教传入前的几个世纪。”
需要指出的是，斯坦因文中的“哈萨塔姆”并不指“荒地”，而正是“城墙”专门称谓，此处位于汗诺依遗址西北约3千米处通向莫尔佛寺的道路上；“秦和马秦”也是斯坦因的误解，正确的解读应该是“秦马秦”（Chin～Mahachin），9～10世纪以来的文献多用来指称“和田”（Machin，即“大秦”），“秦马秦国王”应该是与“大宝于阗王”类似的称号，属于和田王的外称或自称两种不同的表述形式。
斯坦因在《古代和田》一书中认为，汗诺依遗址西城约2千米的“哈撒塔姆”为“中国可汗之城”，城址规模达１平方千米，供水之渠在城南，从“哈撒塔姆”东行３英里到达“托普提木”（即二者间距约为5千米）。从斯坦因的记载和土著居民的传说来看，汗诺依遗址早在一个世纪前就被视为“中国可汗城”，从地望和时代上与唐代史料中的“汉城”非常接近。黄文弼调查后亦认为，汗诺依古城或与唐代“伽师城”有关。
玻璃残片
1957年汗诺依古城被公布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1962年，喀什地区组建专家团对汗诺依古城进行了调查，认为遗址规模达5000万平方米，古城有两期城墙及两座城门，西北角有堡垒、面积达9000平方米的最高统治者住所（数据引自柳用能：《喀什调查哈洛依古城遗址》，原载1962年11月29日《新疆日报》）。此后有两次文物普查，没有考古调查勘探或发掘。第二次文物普查结果认为，“遗址面积非常大，东西长约３公里，南北宽约500米，计1.5平方公里……遗址虽然很大，但难找到建筑遗迹，亦没发现文化堆积层”。在城中发现五铢钱、开元通宝、波斯银币、喀喇汗朝钱币等，釆集陶片大多数为夹砂陶，部分有浅绿色陶衣和黑色陶衣，纹饰主要是刻划纹，有弦纹和垂帐纹、三角纹，垂帐纹有单线、双线和多线条形。第三次普查结果大体与第二次普查相同。
四 历史概述
疏勒之称最早见于《汉书·西域传》，却不见于《史记》。《汉书·西域传》载：“疏勒国，王治疏勒城。”有学者认为“疏勒”是Suluk或Su—lug的音译，意为“多水之地”，疏勒因水草丰美得名；也有学者认为疏勒是粟特语Sulak或Suli的音译（部分中文史料音译“率利”），是由Sugdak（粟特）讹变而来。于阗语文献中有Suli一词，怯卢文文献中有Sulig，藏文《于阗史》中有Shulik，这些词汇被视为中文史料中“疏勒”的对音。《突厥语大词典》所载之Suvla，地名之方位与喀什噶尔一带相合。喀什市方圆百里之内，有多处名为“Suluk / Sulug”的地名。
由于喀什市附近方圆百里之内的数十座古城未经考古发掘，学者们对于诸多古城的年代与性质的认识不一，《北史》记载南北朝时期疏勒国有“大城十二，小城数十”，对于古史记载与现存古城之间的关系，学者间必然存在认识上的偏差。无论汉唐或魏晋，疏勒国的都城都应该在隋唐时期的喀什噶尔城附近。魏晋时期开始出现“疏勒”与“怯沙”等名称并存的现象，“怯沙”之称被认为是可还是khsah，发音正如今日的音译“喀什”。
《大唐西域记》卷十二亦称：“旧谓疏勒者，乃称其城号也。”疏勒城应为当时疏勒国的王都所在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皇华四道记》云：“疏勒镇，南北西三面皆有山，城在水中。城东又有汉城，亦在滩上。赤河来自疏勒西葛逻岭，至城西分流，合于城东北，入据史德界。”贾耽之著成书于公元805年前，记载的“疏勒镇”无疑就是唐代的疏勒城。“赤河来自疏勒西葛逻岭，至城西分流，合于城东北，入据史德界。”这段文字完全是对自西向东流经喀什市并流到巴楚境内“唐王城”（据史德城）的“克孜勒苏河”的写照，“赤水”“乌兰乌苏”“克孜勒苏”是此河在唐宋、清代与近现代的不同音译。
11世纪的《突厥语大词典》记载，有两条河流贯穿喀什噶尔城，“克孜勒—横穿嘻什噶尔的一条河名”，“吐曼流经喀什噶尔中部的一条河的名字”，证实了唐宋疏勒城与喀什噶尔城实际上是同一座城市。正如18世纪的《西域图志》所言，汉唐之际的疏勒城即位于喀什噶尔城附近，“今之喀什噶尔，正当疏勒西境，山环水带，土地肥肟，城堡鳞次，可想见当日之旧也”。
疏勒镇以东约50里的汗诺依古城，有可能是唐代文献中的“汉城”。汗诺依附近只有恰克玛克河流过，图曼河与克孜勒河均不达该城，文献否定了古城在11世纪是喀喇汗都城的说法。大多数学者认为，汗诺依古城废弃约在11～14世纪，这与古城大量地表遗物显示的时代特征是一致的。
通过2018年的调查和发掘，我们确认了汗诺依西城没有发现汉代的遗物，初步排除了汗诺依古城可能是汉代疏勒城的说法。20世纪30年代的《喀什噶尔历史纪略》认为，喀什噶尔城14世纪因河水断流“从汗诺依搬迁到艾斯克萨”，16世纪的《拉失德史》记载，“艾斯克萨”古城是“喀什噶尔故城”。
西城
城墙主体测年（碳灰）的5个数据集中在距今920～990年，墙基为距今1220年；城墙叠压下的两个地层为距今1600年和3700年。8世纪中叶营建的汗诺依古城，或为晚期疏勒都督府所辖州治，遗址的废弃可能晚于11世纪。
从城墙解剖和遗址釆集器物特征初步判断，遗址中未见早于唐代的遗物，西城内外文化层堆积不厚，营建时间不早于隋唐，由此判断该城并非汉晋到南北朝时期的疏勒城。依靠目前的发掘和调查资料，尚难判定其与唐代疏勒都城的关系；古城废弃晚于11～12世纪。
总而言之，大唐“疏勒城”考古工作虽然取得了预期的成果，然而遗留下来的问题远远大于收获，诸多古城的形制布局和性质仍在朦胧之中，遗址中重要的区域，诸如官署、宗教建筑、民居、壕沟、城垣、墓葬、道路、水渠、池塘、手工作坊、集市等，尚未经过考古发掘来验证，更需要长期勘探与发掘来确认“大汗诺依遗址”中作为军镇型城市的“汉城”及其他综合或商贸型“城市”的诸城形制布局其边界、时代及相互关系，这不仅对唐宋时期疏勒城镇体系发展演变的考古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更能揭示出唐代通过“疏勒都督府”和“疏勒镇”这种军政并举的双重城镇管理体系对“疏勒十五州”进行的有效管辖。
（图文转自：“文物天地月刊”公众号）
责编：韩翰
陶寺遗址门票 陶寺古城遗址
1. 陶寺遗址门票
2018年9月18日上午秋雨中，历经5年建设，临汾博物馆正式开放，供游人参观。
临汾博物馆位于滨河西路九州广场南端，建筑总面积32429平方米，建筑高度23.65米，设计理念源自象征“日月同辉”的陶寺古观象台。
馆内共收藏了从10万年前丁村旧石器时期到民国时期等各个历史阶段的珍贵文物14万件。文物陈展以历史传承为脉络，以专题文化为特色，包括“远古足迹”最早中国”“晋霸春秋”千秋平阳”4个专题。
临汾博物馆于2018年9月18日14：00正式对公众开放，开放时间为：每周二至周日9:00—17:00（每日16:00停止入馆）；每周一为闭馆日（逢法定节假日顺延），除夕闭馆一天。广大市民可在网上进行门票预约，刷身份证即可入馆。
2. 陶寺古城遗址
石峁遗址比陶寺遗址年代更早。
3. 陶寺遗址门票优惠政策
地址：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滨河西路临汾市博物馆
开放时间：09:00-17:00（16:00停止入馆），每周一闭馆（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门票：免费
在这座美丽的博物馆里，拥有馆藏文物14万件（套），其中尤以铜器、陶瓷器、水陆画、木版年画等最具特色。依托丰富的馆藏，博物馆布有四大基本陈列，从远古到民国，以时间为轨迹呈现临汾的特色历史文化。
4. 陶寺遗址门票多少
无门票。
陶寺遗址是中国黄河中游地区以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为主的遗址，还包括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少量的战国、汉代及金、元时期的遗存。华夏文明的源头之一，为华夏族先民所创造。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东西约2000米，南北约1500米，面积280万平方米。是中原地区龙山文化遗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处之一。
经过研究，确立了中原地区龙山文化的陶寺类型，近年来在对于陶寺遗址的发掘中，结合了磁力仪和探地雷达物探、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孢粉、浮选、选种）、人骨分析、DNA分析、天文学等多项科技考古手段，包括碳十四测年技术在内的年代学探讨，进一步判断陶寺文化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至1900年之间。同类遗址在晋西南汾河下游和浍河流域已发现70余处。
陶寺遗址对复原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社会性质、国家产生的历史及探索夏文化，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发现了规模空前的城址、与之相匹配的王墓、世界最早的观象台、气势恢宏的宫殿、独立的仓储区、官方管理下的手工业区等。
有许多专家学者提出，陶寺遗址就是帝尧都城所在，是最早的“中国”。根据发掘的成果来看，陶寺社会贫富分化悬殊，少数贵族大量聚敛财富，形成特权阶层，走到了邦国时代的边缘和方国时代。
除陶寺类型的遗存外，遗址还包括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少量的战国、汉代及金、元时期的遗存。陶寺遗址的发现，对于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尧舜时代的社会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5. 陶寺遗址公园
关于这两个考古开发，专家经过研究，推测三星堆古遗址大概于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1200年。
陶寺遗址大概于公元前2300年至1900年之间。
三星堆出土的世上最早、树株最高的青铜神树。具推断可能为古神话传说中扶桑树。年代之久远可想而知。
陶寺遗址出土的最早的测日影天文观测系统。还发现了到遗址发掘为止最早的文字。发现了中国最古老的乐器。发现了中原地区最早的龙图腾。发现了到遗址发掘为止世界上最早的建筑材料——板瓦，发现了黄河中游史前最大的墓葬。史前中亚最大 城址，世界上最古老的观象台，比英国巨石阵早500年。
但随着三星堆的不断发掘，时间已经从原来的公元前3000年往前推测到了公元前5000年左右，虽然陶寺遗址为华夏族先民所创造，华夏文明的源头之一。
但显然，三星堆文明更早一些。
6. 陶寺遗址旅游
寺和国家概念相联系的考古学家是苏秉琦先生。陶寺遗址在晋南地区，位于襄汾县城东北7公里，面积达300万平方米，上世纪为了寻找夏以前的都城对它进行了发掘，当时发掘了两片工作区，一片是在西部，有大量的平民居住区，在东南部则发现大量早期的王族墓地。
早期的考古收获是建立了三期的文化分期，现在通过一些新的手段将最早年代更新到距今4400年左右，最晚的可能是到3800年，但还需要很多数据进行支撑。1999年，考古学者并没有定义它为夏都还是尧都，但将它定义为都城，现在基本上确定了陶寺城址的发展阶段。陶寺早期城址并不大，考古学者认为是一个宫城，后来发现的所有大型夯土台基都在这个区域里，只有13万平方米，最初在南部的下层贵族居住区建起了城墙，所以将宫城和外城围起来了。宫城和外城构成了早期的城址，面积只有20多万平方米，但是有祭地的礼制建筑，这个区域外有大量的平民居住区和仓储区，都加起来的话整个面积有160万平方米。
7. 陶寺遗址开放时间
尧庙位于侯马北60余公里处，距临汾市南约三公里。尧庙汉魏时代始建于汾西古平阳城，晋惠帝元康年间徙尧庙于汾东原上。唐显庆三年（658）徙庙于城南今址。历代修葺，屡遭战乱，今存山门、五凤楼、广运殿、寝宫等，棂星门、仪门已毁。
帝尧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继“人文始祖”黄帝之后一位杰出的帝王,由于他奉行德政、功业卓著,使当时的社会成为古代治世的典范,受到华夏后代子孙的尊崇和敬仰。临汾古城平阳,作为帝尧长期活动的都国,不仅有史书记载,而且有丰富的历史遗迹和系统的民间传说。特别是近年来在该市襄汾县陶寺遗址发掘出土的大批文物、古观象台以及4000多年前的大型古城址等,都极大地支撑了帝尧定都平阳、建功立业的史家成论。尽管目前对关于帝尧的出生地尚有争论,但作为上古时代先进文化代表的尧文化,却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其核心精神早已融入我国的传统文化之中。对于今天全面构建和谐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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