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庄墓群位于鄢陵县陈化店镇刘庄村，年代为西周至汉。二○○九年六月十九日，刘庄墓群被公布为第三批许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以栏桂路东侧双堂村武贺宇家主房南端（北纬34°02′23.0″，东经114°04′08.0″）为基点，向东延伸600米，向南延伸700米，在栏桂路以东围成的东西宽600米、南北长700米,刘庄墓群,刘庄墓群简介,刘庄墓群-许昌市鄢陵县刘庄墓群
河北石家庄周家庄墓地初步推断系商代后期贵族墓葬群
新华社石家庄12月10日电（记者高博）记者从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经过近一年的勘探和抢救性发掘工作，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周家庄墓地已发掘墓葬22座，出土青铜簋、爵、觚、兵器及玉器等器物。经考古专家初步判断，该墓地是商代后期具有一定规格的贵族墓葬群。
周家庄墓地，位于石家庄市栾城区西营乡周家庄村南约200米，东距洨河约2000米。2019年底，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石家庄市文物保护研究所、栾城区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联合对周家庄墓地进行勘探和抢救性发掘工作。
截至目前，勘探面积约40万平方米，试掘遗址300平方米。已探明区域包含墓葬和遗址两部分，抢救发掘的22座墓葬中17座为商代墓葬，包含两座带墓道中型墓葬。墓葬规格较高，营造讲究，椁室采用木条垒拼，历经近三千年仍得以保存。墓室及填土中发现殉人和大量殉狗，出土的青铜器、兵器、玉器等器物造型精美、特征鲜明。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文瑞表示，经考古专家初步判断，周家庄墓地是商代后期具有一定规格的贵族墓葬群。该墓地的发现填补了冀中南地区商代后期的历史空白，为研究商周时期历史、地理、文化及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同时，把太行山东麓、华北平原的商代后期文化串联了起来，对整个商代的历史、地理及政治格局的演变等，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张文瑞介绍，目前已由抢救性发掘转变为主动性考古发掘，下一步要继续深化文物保护和科技考古理念，明确更多遗址信息。
鹤壁刘庄墓地二里头文化时期石棺墓研究
张新华
摘 要：河南鹤壁刘庄墓地共发现11座石棺墓。本文对其形态、葬俗、来源等方面做了考察。依据墓主头脚立石的数量，将简化石棺分为A、B两型，年代大约在二里头文化三期至二里头文化四期。石棺墓随葬猪头骨以及肢骨的习俗在其他文化未曾发现，来源还有待研究。石棺的来源不一定有北方文化的因素，岳石文化也有可能是其来源之一。
关键词：刘庄墓地 葬式葬俗 石棺墓来源
刘庄遗址[1]位于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大赉店镇刘庄村南地，该遗址经过先后四次发掘，发现了仰韶时代晚期的遗址遗迹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墓地。墓地为遗址东中部，共发现该时期的墓葬338座。其中包括有11座石棺墓。报告依据其形态[2]，将11座石棺墓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完整形态的石棺，只有M145一座。第二类为简化石棺，即在墓主头脚两端竖立数目不等的砾石，象征石棺，共有10座。不过报告对这11座石棺墓的讨论仅限于此，并未对其进行深入探讨。所以本文试图简要探讨一下这11座墓的具体内涵。
一、墓葬形制及位置
11座石棺墓，报告已分为完整与简化两类。在这里，依据头部砾石摆放数量的多少，再将简化石棺分为A、B两型。
A型：头部立一块砾石，该类型又可细分为两亚型。
Aa型，脚部只有一块砾石，包括M11、M14、M206。
Ab型，脚部有多块砾石，包括M15、M139、M153。其中M15在其脚立有3块砾石。而M153只有两块。M139除了脚部立有两块之外，在墓主人左腿外侧也立有1块砾石。
B型：头部立有多块砾石，脚部数量不等。包括 M20、M21、M34、M73。
墓地分为东西两区，其中A型简化石棺均位于东区，除了M206与M11，其他4座墓集中分布在一起；B型简化石棺分布零散，M20与M21分布较近。具体分布参考图一。
二、出土遗物与墓葬年代
11座石棺墓，发现随葬品的有10座。随葬品包括陶器与兽骨。陶器种类主要有鬲、豆、圈足盘、盘、单耳罐、夹砂罐等（见表1）。A型石棺墓随葬陶器以夹砂罐与单耳罐为主，而B型则是以鬲、豆为主。这一现象并不只是A、B型石棺墓的差别，整个墓地的人群也分为以夹砂罐为主和以鬲为主两类。A型石棺墓所在的东区与B型石棺墓所在的西区整体特征就是如此。也就是说，A、B型石棺墓的随葬品种类与其所在的埋葬区域的其他墓葬是一致的。
图一 刘庄墓地石棺墓分布示意图
表1 石棺墓出土陶器
单耳罐共发现3件，依据腹部形态可分为A型鼓腹 M14：1、M153：1 与 B 型深腹 M11：1。其中鼓腹单耳罐根据腹部的变化可分为I式M14：1，II式M153：1。
豆4件，依据豆盘的形态分为A型斜壁3件与B型碗型M73：2。A型豆依据豆盘深浅分两式：I式 M21：3，II式 M20：1、M34：1。
鬲3件，根据腹部形态分为A型鼓腹M21：2，B 型垂腹 M145：1。
鹤壁刘庄墓地相对年代的问题，已经有学者做了相关研究。李维明先生把简报发表的11座墓葬（M11为石棺墓）为分为两期，第一期年代约与二里头文化三期相当，第二期对应年代约为二里头文化四期[3]。李学勤先生在《鹤壁刘庄—下七垣文化墓地报告》序中指出，“刘庄墓葬有早有晚，早的以M94、M103为代表，年代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偏早；晚的以M298为代表，年代约为二里头文化三期至四期早段。”[4]报告编写者的意见基本一致，并认为其年代与李伯谦先生划分的下七垣文化一至三期、《中国考古学夏商卷》所划分的下七垣四期中的一至三期一致[5]。张翠莲将刘庄墓地分为三期，分别与二里头二期到四期对应，不过她也提到由于材料局限性，分期较为粗略，一些墓葬的年代可能会提前[6]。陈畅也对整个墓地进行了分期，将可确定相对年代的194墓葬（有10座石棺墓也包括其中）分为三期四组。与下七垣文化一至三期，白燕文化四期相当。其所划分的二期与三期都有石棺墓[7]。
本文同意将墓地分为三期的意见并且依据陶器的演变规律再结合整个墓地的分期情况，大体可将出土陶器的10座石棺墓分为三期。
早期包括 M11、M14、M15、M139，这个时期以夹砂罐与单耳罐为主，制作技术较为粗糙，腹部消瘦。
中期包括M153、M21，单耳罐腹部较早期圆鼓，出现新器型豆、鬲、盆等。豆盘深凹，鬲裆部较高。
晚期包括 M20、M34、M73、M145。这个时期夹砂罐底部近圜底，腹部外鼓程度更大；豆盘变浅。鬲M145：1为垂腹鬲，袋足不突出，与墓地其他墓葬出土同类器比较，属于垂腹鬲的晚期型式。石棺墓的相对年代与整个墓地的年代对应，相当于二里头二期到四期。
石棺墓出土的遗物摆放位置略有差异（见表2），不过，总体来看，与墓地其他墓葬的摆放方式和位置并无太大的出入。据报告统计，墓地共有205座墓可以判明随葬陶器的摆放位置，其中有163座墓的随葬陶器位于墓主脚部（其中包括位于小腿的部分），占可判定随葬品相对位置墓葬的79.5%，7座墓随葬陶器位于大腿或者腰部，占3.4%。石棺墓的随葬品的摆放位置与整个墓地的情况是一致的。
表2 刘庄墓地石棺墓随葬品摆放位置
三、葬制葬俗
鹤壁刘庄11座石棺墓葬规格相差不多，与木棺的规格基本一致，只有M206较小。石棺墓的葬制葬俗与其他墓葬相似，均为单人一次葬。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开口形状近长方形并不统一，M11、M14、M15、M20、M73、M145 为弧角长方形；M21、M34为口大底小的梯形；M139弧角梯形。开口形状的不同，与石棺砾石摆放位置有关。
墓主头向与所在发掘区主体墓向相同，如东区的墓葬中，除M206头向为北向，其他5座都为东向。西区的5座墓头向为北向。M206人骨保存较差，未能辨别葬式，其他10座墓均为单人直肢葬。其中 M14、M15、M139、M145 为俯身直肢葬；M11、M21、M20、M34、M73为仰身直肢葬。这 11 座石棺墓的葬式葬俗与墓地整体并无区别。在空间排列上，也没有单独聚在一起，与其他非石棺墓有序的排列。
表3 刘庄墓地墓葬随葬兽骨情况
墓葬中随葬猪骨是比较特殊的葬俗。整个墓地有5座墓葬随葬兽骨（具体情况见表3），其中有3座随葬的兽骨可辨明种属，包括两座石棺墓。M14左腿外侧有一对摆成M形的家猪肱骨、桡骨；M15右脚外侧随葬两个猪头骨。
在墓葬中随葬猪的骨骼，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据统计，史前墓葬随葬猪的骨骼以颌骨和头骨为主，占90%左右，单独随葬猪肢骨的，不足5%。不过，史前墓葬随葬猪骨的习俗，集中在海岱地区，汉中、甘青等地区，在现今河南、山西，河北地区在整个仰韶时代都不见随葬猪骨的案例，在龙山时代，也比较少[8]。而二里头文化的墓葬，也很少有动物牺牲的现象。据李志鹏统计，只在二里头遗址只有1座墓葬出土有兽牙床；东杨村有两座墓分别随葬猪后肢骨和兔骨架；东下冯遗址3座窑洞式墓葬中发现随葬有猪、狗、牛、羊等骨头[9]。综上所述，石棺中随葬猪骨的现象应该不是本地区的传统。
先讨论北方地区，据学者统计，夏至早商阶段，墓葬有殉牲现象的文化有齐家文化、四坝文化、朱开沟甲类遗存、夏家店下层文化。齐家文化墓葬多以随葬猪下颌骨。四坝文化东区墓葬以猪下颌骨和鹿骨为主，西区墓葬则随葬羊头，也见猪、狗的骨骼。朱开沟甲类遗存墓葬中，多随葬猪下颌骨。夏家店下层文化只在大甸子墓地发现随葬兽骨的现象，随葬猪通常是去掉四蹄，随葬躯干。狗则是主要随葬头以及四肢。墓葬壁龛内有发现猪趾骨的现象[10]。对比可以看出，北方地区随葬猪骨的现象是以下颌骨为主，而大甸子墓地随葬躯干的习俗完全与刘庄墓地随葬猪头以及猪肢骨的现象相反。
而墓葬中随葬猪肢骨与头骨的现象，在黄河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有所发现，大汶口文化时期，王因墓地[11]、大汶口墓地[12]、花厅墓地[13]等均发现猪头或者猪肢骨随葬的现象。龙山文化时代，逐渐演变为以随葬猪下颌骨为主。可惜的是随后的岳石文化的墓葬数量很少，葬式葬俗目前还不清楚。
四、石棺葬的来源
关于刘庄墓地石棺的来源，李维明先生认为是北方文化的因素[14]。李维明先生所言的北方文化因素的墓例是唐山小官庄石棺墓。唐山小官庄共发掘6座石棺，石棺形制是用大小不一的石灰岩石板砌成四壁，在棺上盖石板，有的底部再铺石板。刘庄墓地M145的形制的确与之相似。只是小官庄的年代确是偏晚的，报告指出其年代早于东周 [15]。后有学者将其年代定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偏晚阶段[16]或夏家店上层文化偏早阶段[17]。这样看来，小官庄石棺的年代上限明显晚于刘庄墓地石棺的下限。刘庄墓地石棺来源还是值得探讨的。
1.完整石棺
完整石棺是相对于简化石棺而言的，刘庄墓地只有一座M145，由15块石块立砌而成，顶部再置4块石块象征棺盖。以下讨论统一将完整石棺简称石棺。石棺葬在中国东北、西北以及西南地区均有发现。东北地区新石器时期就出现石棺墓，以牛河梁积石冢为代表[18]。牛河梁积石冢的形式，通常是一岗一冢，一冢多墓。墓葬的主要形式就是土圹石棺墓，有学者将其分为两型，I型石棺是用天然石板或者石块平砌而成；II型石棺是用天然石板或者石块立砌而成 [19]。不过红山文化之后的新石器时代的石构墓葬的资料目前发现很少。其流向问题还未解决。东北地区青铜时代的石棺墓，已有学者做了研究。郑大宁将东北地区青铜时代的石棺墓分为老哈河流域，大小凌河流域，辽东地区，吉长地区等四个分区进行探讨，把发现的石棺墓分为分为三种类型，板石型，块石型，以及石椁墓。他指出，老哈河流域石棺主要为石块垒砌，内置木棺，构成石椁墓。大小凌河流域石棺与之相似。辽东地区主要为板石立砌型，有的还带有附棺。吉长地区有块石垒砌和板石立砌两种。东北地区青铜时代最早的石棺墓，大约是在商代末期至西周早期在辽西和辽东地区发现的[20]。
西北地区最早的石棺葬发现在宗日遗址，属马家窑文化。宗日遗址共发现8座完全用石板垒砌的石棺墓，只有四壁和盖，无底[21]。景泰张家台半山文化墓地共发掘11座石棺墓[22]。进入青铜时代只有零星发现，簸箕掌发现3座[23]，下海石遗址发现3座[24]，这几处石棺墓的相对年代大约在夏商之际。时代偏晚的遗址中也有发现石棺墓者，不过与本文所讨论相关性不大，在这里不再赘述。黄河中游地区也零星发现石棺遗址。最早的发现为元君庙墓地发现了“原始石棺”，其结构为在二层台上铺设石块 [25]。陕西石卯遗址发现石块垒砌的石棺 [26]。与刘庄墓地石棺年代相近的有许坦村遗址共发掘5座石棺墓，石棺四壁用自然石块垒砌，棺上盖有大石片[27]。
东北地区、西北地区新石器时期石棺墓结构类似，从目前资料看，应该都是起源本地区，不过石棺墓在这两个地区都不是主流，而且从新石器时期到夏商时代都有缺环，东北地区青铜时代的石棺墓最早出现在商周之际，时代比刘庄墓地石棺晚，西北地区和黄河流域中游地区夏商时期的石棺墓也只是零星发现，刘庄墓地石棺墓的来源问题还有待更多的考古发现，不过刘庄墓地石棺墓有来源于西北地区文化的可能性。
2.简化石棺
刘庄墓地除了M145属于自然板石立砌的石棺之外，其他10座为简化石棺。其中东区的6座为A型，西区的为B型。与刘庄墓地简化石棺的结构相似的墓葬在黄河下游地区的岳石文化墓葬中有所发现。山东章丘马安遗址共发现两座岳石文化墓葬，其中一座墓地在头脚两端各有一块石头；长岛县陀矶岛大口遗址发现的龙山文化以及岳石文化的墓葬中，有墓主头部或者其他部位有覆盖石头行为。
东北地区则年对偏晚。吉林猴石山遗址发现两座简化石棺，年代大约在春秋时期，同样也是在墓主头脚两端摆放少量石块。刘庄墓地A型简化石棺年代早于完整刘庄墓地，所以简化石棺并不是由完整石棺演化而来。与刘庄墓地时间相近且结构类似的简化石棺墓目前只见于岳石文化，这为刘庄墓地石棺的来源提供了另一种思考。
五、小 结
本文就刘庄墓地石棺墓形态，年代，葬俗以及来源等方面做了简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刘庄墓地石棺随葬陶器与葬俗方面，除却葬具的不同，与其他墓地并无区别。
2.石棺在墓地早期就开始使用，延续到晚期，最早出现的是A型简化石棺。
3.石棺中随葬猪骨的葬俗，起源于本地的可能性很小，与北方文化的随葬习俗也不同，其来源问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4.石棺墓的来源目前还不能确定，东北地区与西北地区的文化均有石棺墓发现，黄河流域中游地区也有零星的石棺墓遗存，而且墓地最早出现的A型简化石棺目前在其他地区发现较少，很难说明刘庄墓地的石棺墓具体来源于何种文化。
[1][2][4][5]河南省文物局《鹤壁刘庄—下七垣文化墓地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2年。
[3][14]李维明《河南鹤壁刘庄先商文化墓地初析》，《东方考古》（第六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
[6]张翠莲《刘庄墓地的埋葬格局》，《华夏考古》2018年第 6期，85～92页。
[7]陈畅《鹤壁刘庄墓地分期与年代研究》，《华夏考古》2019年第3期，67～74页。
[8]罗运冰《中国古代猪类驯化、饲养与仪式性使用》，科学出版社，2012年。
[9]李志鹏《二里头文化墓葬研究》，《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年。
[10]包曙光《中国北方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殉牲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王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
[12]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博物馆编《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年。
[13]南京博物院编《花厅——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
[15]安志敏《唐山石棺墓及其相关的遗物》，《考古学报》1954年第 1期，77～86、154～159页。
[16]郑绍宗《中国长城地区带石棺墓之研究》，《文物春秋》1993年第2期。
[17]胡金华《河北地区石构墓葬制的初步研究》，《河北省考古文集》，428～435页，东方出版社，1998年。
[18]朝阳市文化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遗址》，学苑出版社，2004年。
[19]曹阳《辽宁地区红山文化墓葬研究》，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20]郑大宁《中国东北地区青铜时代石棺墓遗存的考古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
[21]陈洪海、王国顺、梅端智、索南《青海同德县宗日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 年第 5 期，1～14、35、97～101页。
[22]韩集寿《甘肃景泰张家台新石器时代的墓葬》《考古》1976年第 3期，180～186、213～215页。
[23]吴平《民和县古文化遗存调查》，《考古》1993年第 3 期，193～211、212～224 页。
[24]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兰州红古下海石：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年。
[25]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元君庙仰韶墓地》，科学出版社，1983年。
[26]魏世刚《陕西神木石峁遗址调查试掘简报》，《史前研究》1983年第 2期，92～100、189～191页。
[27]高礼双《太原市南郊许坦村发现石棺墓葬群》，《考古》1962年第9期。
（作者系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研究生）
原载《文物世界》 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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