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德王庙(含下守遗址、新茶亭)

昭德王庙(含下守遗址、新茶亭)

昭德王庙(含下守遗址、新茶亭)位于临武县麦市乡,时代为清。

2012年,昭德王庙(含下守遗址、新茶亭)被郴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保护范围:以墙基为起点,四向各至50米处。

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范围四向各至外延20米处。

吴山汪王庙遗址探访

立足街口 辐射街源 漫谈徽州

薛鳖、散搭、气力么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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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文章讲到了中国金石殿堂级单位“西泠印社”的4位创始人当中有一位是徽州歙县人。同时也提到了徽州人在杭州留下的印记,其中就讲到了吴山的汪王庙。

K君姓汪,而在徽州不得不提一位姓汪的人,那就是汪华。如今徽州汪姓之人,多为汪华之后,而在中国也有天下汪姓出徽州一说。

▲依然有人在中堂上挂着汪华画像,以示瞻仰

汪华(公元587-649年),原名汪世华,后为了避开李世民的“世”字,改名汪华,字国辅,一字英发,歙州歙县登源里(今属安徽绩溪),隋唐时期割据势力,唐朝大臣。

隋末天下大乱之际,汪华为保境安民,起兵统领了歙州、宣州、杭州、饶州、睦洲、婺州等六州,建立吴国,自称吴王,促进了当地各民族之间融合。实施仁政,吴国境内百姓安居乐业,在群雄争霸战火纷飞的年代,唯独吴国安宁祥和;武德四年,为了促进华夏一统,审时度势,不计个人得失,说服文臣武将,主动放弃王位,率土归唐。唐高祖李渊授予上柱国、越国公、歙州刺史、总管六州军政;贞观二年,因忠君爱国,唐太宗李世民授予忠武大将军、参掌禁军大权,委以九宫留守,辅佐朝政,位极人臣。逝后,唐太宗赐谥忠烈,予东园秘器!

▲当时占据的6州分别是歙州(徽州)、宣州(宣城)、杭州、饶州(上饶景德镇一带)、睦洲(千岛湖一带)、婺州(金华),位置大约是上图中的红色圈圈大小。

汪华集儒释道于一身,文韬武略,拥有非凡卓越的军事才能,和空前绝后的政治谋略。自唐代至清朝,唐玄宗、宋徽宗、元世祖、明太祖、乾隆帝等历代帝王多次下诏,视为忠君爱国、勤政安民、始终维护华夏统一典范表彰;赵普、李纲、苏辙、岳飞朱熹、文天祥等历朝文臣武将赋诗题词,把他作为千秋楷模来赞颂;江南六州百姓奉其为神,拜为“汪公大帝”、“太阳菩萨”、“太平之主”,建祠立庙七十余座,四时祭祀,千年不辍。

▲在华东地区,很多地方依旧保留着祭祀汪华的活动,图为贵州安顺的抬汪公活动,(历史上徽州大将驻守边疆后代)

汪华墓位于安徽省歙县城北3公里的云岚山,俗名“汪墓祠”。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营葬。有联赞曰“乱世据六州,保境安民,煌煌功绩重千古;治平朝帝阙,忠君爱国,赫赫英名满神州。记载了这一位“古徽州第一伟人”的辉煌人生!

唐朝之后,在六州境内建有汪王庙很多,民众瞻仰礼拜。街口镇的新门,有地名为八老庙,其实就是汪华第八子的庙。汪华生有9子,都很有作为,后人除了瞻仰礼拜汪华外,也会为其子建庙。

▲街口镇新门八老庙

西子国宾馆的前身是汪庄,其主人是民国徽州茶商汪锡予,据记载他居住在汪庄的时候,每天早上都要遥望吴山,瞻仰一位祖先,因为汪锡予就是汪华后人,而吴山上有一座汪华的庙。

据史料记载,吴山汪王祠(庙)建于唐代,原先是一座宦祠,后来历朝对其均有加封,比如北宋宋徽宗写有《汪华像赞》,并在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封英济王;南宋孝宗隆兴二年封信顺显灵英济王;元代至正元年(公元1341年)改封昭忠广仁武烈灵显王;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颁昭忠广仁武神英圣王祠,并立一石。使得汪王庙变成一座神庙,汪王庙奉祀者共21人,其中正殿3人,汪华塑像和神位居中,两旁是汪华的两个从弟铁佛与天瑶的神位。后殿供有18人的神位,他们是汪华的祖父母、父母、妻妾5人、儿子9人。每年有三次祭祀活动。农历正月十八,汪华的生辰,二月择日曜日为春祭,八月择日曜日为秋祭。后来在清代咸丰年间毁于太平军战火,清光绪年间作了重建,至民国时期尚有管理汪王庙的专门委员会。可惜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为了炼铁所需要的木料,将汪王庙拆除,但目前遗址仍在,今在遗址处还有“汪王庙税地”刻石。

炼个破锤锤,就这么一把火烧了!

现在杭州人推崇钱王,现在杭州有钱王祠,钱镠吴越建都临安,实行“保境安民,礼贤下士”的政策,在战乱的时期,数十年内使吴越繁荣富强起来,后来“北宋立国”,其孙钱俶纳土归宋,国家和平安全统一。先后被中原王朝(唐朝、后梁、后唐)封为越王、吴王、吴越王、吴越国王。钱王在杭州期间,治水有功,故而有钱王射潮一说。

▲杭州柳岸闻莺里的钱王祠

因为钱王是杭州人(local),现每年都有大型祭祀活动。但是汪华保境有功,使江南六州免于战事的丰功伟绩早于钱王300多年。杭州人不应该忘记这么一位为杭州做过贡献的大神啊!

K君与前段时间探访吴山汪王庙(可以百度地图到具体地址)。

▲吴山汪王庙遗址地址

▲现在的汪王庙税地染成了红字,红字距离遗址很近,但不是一个地方。

▲遗址照片

据悉,汪王庙是一座大庙,占地很大,历史上多人为其楹联。比如有:

自昔州闾资圣护;

桎今稼穑沐神功。

——佚名题西湖汪王庙

水广自流,山崇积壤;

圣生乘运,贤出应时。

——李思敬题西湖汪王庙

唐室佐龙兴,弟后先兄,保障六州成伟绩;

吴山昭燕享,祖功崇德,本支百世有余荣。

——汪似祖题西湖汪王庙

系出颖州,四十余传,闲气独钟,此为豪杰之士;

神来歙浦,亿万斯年,庙食弗替,是有功德于民。

——汪文炳题西湖汪王庙

汪文炳,号半樵,广东中山人。光绪六年(1880)进士,委史部主事,选授浙江富阳县知县。光绪十一年(1885)顺天乡试任弥封官,赏戴花翎,盐运使衔。光绪二十六年(1900)浙江乡试任同考官。光绪三十二年(1906)任余姚知县。民国四年(1915)香山县延聘总纂《香山县志续编》。

先武肃建号称吴王,保障六州,伟业恨遗良史笔;

新安崇祀之始祖,越开两国,宗枝繁衍大江东。

——汪嶔题西湖汪王庙

汪嶔,字曼峯,一作趸峯,杭州人。民国第一任杭县县长。对于杭州市政建设,多所规划。善诗文、书法,工行、草,笔致劲挺,姿势开张。创办贫儿院,提倡工艺美术,造就镌刻拓扬碑版人材颇多。约民国十几年卒,年五十许。

乱平隋季,活佐唐兴,祖德述千秋,在当年统领江淮,勋业独推越国;

派衍歙州,支分杭郡,孔谋贻百世,就此地重新祠宇,馨香永奉吴山。

——汪文蔚题西湖汪王庙

史书缺传,庙食报功,作保障于东南,累代锡崇,遗事补新旧唐文献;

天意厌隋,人心归李,识时务为俊杰,歙推望族,先声开吴越五世隶。

——汪濂题西湖汪王庙

汪濂,曾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编《吴山汪王庙志略续编》。

本是大唐封,德洽百姓,功在六州,兵灾后土地荒芜,禋祀旷数十余载;

依然新庙貌,裔宰西泠,谱仍东粤,山麓间规模宏敞,馨香荐于万斯年。

——汪延祺题西湖汪王庙

大兴乱业,公取六州而保之,非叛乱也,不忍视民涂炭也,仁矣乎,捍患御灾,至今日犹蒙恩泽;

长安鼎定,公举六州而归之,非降唐也,所以顺天休命也,智矣乎,锡圭担爵,在当年已极尊荣。

——汪志伊题西湖汪王庙

汪志伊(1742~1818)字稼门,安徽桐城西乡人。乾隆三十六年(1711)举人,充四库馆校对,议叙,授山西灵石知县。乾隆五十八年,迁甘肃布政使,调浙江。历任福建巡抚,湖广总督,至工部尚书。

溯唐宋元明,以畦昭代,千百年叠锡崇封,又况子姓支分,行省几遍。想当时建威炀季,受爵李宗,统歙宣杭睦婺饶,同邀保障。望云岚之冈陇,王气长留。余阴到吴山,欣看祠宇重新,广罗谱牒;

考永叔巩选,递及温公,新旧书未徵定论,可见英雄事迹,史氏难窥。即今兹合众联盟,通商议约,凡德法日俄美比,熟擅招怀。历瀛海而伦敦,使才自愧。怡谋承越国,窥愿神灵启牗,默示机宜。

——汪大燮题西湖汪王庙

汪大燮(1859~1929),字伯棠,祖籍安徽黟县际联镇宏村,出生于杭州。清光绪十五年(1889),考中举人,援例为内阁中书,升侍读、户部郎中。后又考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以明敏谨慎著称。光绪二十八年,充任留日学生总监督。次年,为外务部左参议,先后出使英国日本。民国二年(1913)汪大燮回国,任熊希龄内阁的教育总长,次年2月辞职后任平政院院长兼参政院副院长。

下次去吴山游玩时,可以顺道去看看汪王庙遗址,尤其是汪氏后人。

晨曦下的西藏古格王朝遗址

古格王朝遗址,第一缕阳光洒在千年城堡之上,让人置身世界尽头的苍凉。(图片来自东方IC)

古格王朝遗址位于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托林镇,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崩散,部分王室后人逃往阿里,建立了三个小王国,其中德祖衮在10世纪前后建立古格王朝。(图片来自东方IC)

巍峨的古格故城坐落于阿里扎达县扎布让区境内托林镇西北象泉河南岸,距县城19公里。(图片来自东方IC)

古格王朝为曾经拥有百万之众的金戈铁马的吐蕃王室后裔所建,偏居此地700余年,传承20余代国王,距今有1300年的历史,于十七世纪灭亡,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珍贵的文物和历史资料。(图片来自东方IC)

景观考古视角下的庙子沟遗址

过去的人们在遗址上不只是生活、抛弃物品、建筑房舍,他们还与周边的景观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景观考古学就要研究遗址周围的情况。若只把遗址看作地图上有限的圆点,信息量有限,而结合景观考古学来思考则要有意义得多。考古学家以多种多样的方式理解景观:第一,景观是一系列经济资源,或是遗址资源域/利用区域分析;第二,景观是社会的反映,这与复杂社会及国家的形成理论相关联;第三,景观是文化意义系统的表达, “景观”有两重含义,它不只是土地,还包括人们怎么看或精神上如何构建它。(【英】科林·伦褔儒、【英】保罗·巴恩主编,陈胜前译:《考古学:关键概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理论上说,景观研究跟考古学研究一样古老。文艺复兴见证了研究过去的考古学的兴起,同时也看到景观分析观点的出现,人们开始注意到古代遗迹的特征。例如,这种分析景观的方法用于新的调查技术以及当时的地图制作之中。16世纪到18世纪的学者就是这样,把我们现在称之为考古学、历史学与制图学等的诸要素结合起来,用于记录地形。(《考古学 :关键概念》)早在19世纪后期,皮特里弗斯在英国Cranborne Chase 地区的考古工作就已经注意到将考古发掘的成果置于一定区域性的复杂文化和生态环境背景中考察。最早在理论上对景观考古学产生影响的是20世纪60年代的人文地理学,因此早期考古对景观的研究更关注人地关系。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兴起,景观考古学在理论和方法上都迅速地成熟起来,将景观看作是人类社会关系构成和运作的空间载体,并且在个体重复性的社会实践中不断被赋予具体的文化意义。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空间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地理信息系统(GIS)为主要手段的空间信息综合分析和应用技术开始广泛应用到景观考古学的研究中。(张海:《景观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南方文物》2010年第4期)

站在遗址向西北

庙子沟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察右前旗乌拉哈乌拉乡庙子沟村,其相对年代相当于中原仰韶时代晚期阶段,绝对年代为距今5500—5000年。遗址出土大量完整和可复原的陶器、石器、骨角器、蚌器,以及78具人骨和大量动物骨骼标本等。魏坚教授在《庙子沟原始聚落文明再探》一文中称,庙子沟遗址是“内蒙古中南部目前发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出土遗物最为丰富、考古学研究亦较深入的遗址之一”。景观考古学强调实地的考察与体验,唯有切身的体验才可能比较真实地理解景观的含义。我们有幸前往庙子沟工作站工作,因而得以切身体验遗址的景观。

遗址位于工作站北部不远处的山坡上,其整体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呈缓坡状。沿着缓坡走上去,就到了遗址所在的山坡。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由察右前旗人民政府所立的一通石碑,“庙子沟遗址”五个大字十分醒目,另一通石碑由内蒙古自治区所立,内容显示庙子沟遗址是国务院 2001 年 6 月公布的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原有的围栏早已破旧,工人们正在设立崭新的围栏。

遗址所在的山坡不宜种植农作物,立冬前后,早已落叶凋零,草木枯黄。察右前旗所在的黄旗海地区,四周高、中间低,形成了多样性的经济生产结构,全旗以干旱、半干旱农业为主,适宜种植小麦马铃薯莜麦、胡麻等喜凉作物,还有谷、黍、甜菜等粮食和经济作物。庙子沟村主要种植玉米、胡麻、莜麦马铃薯,养殖牛羊,工作站内种植了一些玉米、萝卜、南瓜、葱、果树(果实叫做金红苹果或者123小苹果)等。我们曾看到有人焚烧秸秆,将灰烬埋入土壤中,以增加土壤肥力,提高产量。这里地处生态交错带,环境敏感,气温、降水的变化都会影响农业的发展,有时投入与产出持平 ;若遇旱涝之年,投入与产出难成正比,并非位于城郊的庙子沟村也不适宜发展蔬菜大棚,农牧业收入有限,大部分人选择进城务工。庙子沟村现存2户人家,他们不久也将搬迁到附近的村庄生活。

在阅读考古报告时,我们并未留意庙子沟遗址究竟位于山的哪个坡,来到实地后才意识到遗址坐落在山坡的北面,南坡很陡峭,无法居住,位置的选择与白音长汗遗址与有些类似。此外,在遗址的遗迹分布图中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庙子沟房址的门朝东北方向开,北方地区秋冬季节多寒风,一般情况下,门多朝东南开。遗址选择的是山坡上相对平坦的区域,向西北望,约7公里外的黄旗海一览无余,水天一色,向北与东北望,视野极为开阔。遗址的东、西、南三侧均为小山丘,可谓三面环山,一面临水。身处背山面水的环境中,大好山川尽收眼底,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庙子沟房址的门朝东北开。在这周围,视野这么好的地方就只有这里了。与白音长汗遗址类似,庙子沟遗址的选择也不能完全从农业社会的居址选择来理解,农业群体是不太需要瞭望的,除非为了安全原因,猎人却需要。可见狩猎在当时的生产活动中占有重要比重,是这一时期重要的生计方式。史前庙子沟人选择在这里居住,良好的瞭望视野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遗址所在区域山坡比较平缓,相对宽阔,可以容纳一个聚落,且南坡地势比较陡峭,有利于防卫。遗址所在的地方,曾经是交通要道,现在也是如此,208 国道在此地穿过,史前先民选择在这里建房子是有一些据守要地的意味。

站在遗址向东北望

庙子沟遗址山坡东侧的河沟宽约70米,深近10米,名庙子沟,庙子沟村即因此沟而名,庙子沟内常年有泉水,涓涓溪水由南往北傍村东而过,夏季水量大时,可北上注入黄旗海。人们居址的选择主要考虑生活资源的获取,史前庙子沟人可得黄旗海与泉水之利。我们快到山顶时,一只类似于雉鸡的动物在草丛中飞了起来,这里的野生动物不仅当代可见,遗址出土大量的动物骨骼,说明当时同样可以获取。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遗址中没有沟壑,而东西两侧的山丘均有沟壑,如此说来,古人选择居址时还是比较讲究的。

景观的意义可以是宏观的,也可以是微观的。遗址内的格局本身也能够构成景观,庙子沟遗址的房屋大体沿等高线成排分布,共7排,每排有6—10座房屋,排列相对有序。庙子沟聚落虽然不像兴隆洼聚落那样特别地强调秩序——聚落规模宏大、房屋大小有序,但其房屋布局具有一定的秩序,这样的房屋布局说明当时的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秩序的强调。另外,这里地形开敞,没有明显的防护设施,说明当时人们生活的景观相对和平。景观更多反映的社会内部秩序,这是一个内部有显著组织的社会。

庙子沟遗址具备开阔的视野,有相对充足的生活资源,而相对有序的房屋布局说明史前庙子沟人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秩序的强调。

(本文刊登于《大众考古》2020年11期 作者王红博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博士研究生 ;陈胜前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