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园头明代墓碑

花园头明代墓碑

花园头明代墓碑位于莱西市院上镇花园头村东、村西南。墓碑分布在王氏墓地和新迁烈士纪念碑两个地点,计八通,其中明代6通,清代2通。明代墓碑中有三通带龟形碑趺,两通带龙纹和奉天敕命字样。墓碑皆为白色花岗岩质地,系明代花园头村王氏族墓地较有身份和地位的官宦墓。时代最早的是大明万历二十年立,最晚的是大清乾隆九年立。墓地面,花园头明代墓碑,花园头明代墓碑简介,花园头明代墓碑-青岛市莱西市花园头明代墓碑

茶山灵龟墓园献花代祭扫,别样清明一样情

又是一年清明至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

为防止现场祭扫引起的交叉感染

我市全面暂停一切形式的现场祭扫活动

在镇社会事务局的指导下

茶山灵龟公墓园开展代祭扫工作

满足广大市民寄托哀思的需求

今天上午

灵龟公墓园全体人员

在统一纪念花坛

为逝者献上鲜花

以表追思

随后

灵龟公墓园的工作人员

还去到每一个墓前

献上鲜花

擦拭墓碑等

代家属进行祭扫

清明期间

茶山公安、交警以及消防等部门

在公墓区必经之路上设置劝返点

劝返前来祭拜的市民

确保辖区内不出现任何形式的

集聚性祭扫等情况

减少疫情传播风险

灵龟公墓园也提前利用短信

横幅等方式告知市民不要前来祭扫

▲在路口实行人员和车辆交通管制

▲各村设置现场祭扫劝返点

为了贯彻落实全市暂停现场祭扫活动的要求

3月28日起至4月6日

我镇组织辖区内有墓地的16个村

在各个上山路口设置现场祭扫劝返点

安排人员值守

做好上山祭扫人员的劝返和森林防火工作

并要求各村派发暂停现场祭扫的通知

确保通知到每一位村民

对于想回乡祭扫的港澳台同胞以及海外同胞

我镇通过联系侨联、同乡会

做好劝导工作

我镇还成立专项巡查队伍

实施“包山头、守路口、

盯重点、签责任”工作措施

确保做好清明期间防火防疫工作

广大市民还可以通过“云祭扫”寄托哀思

▲“粤省事”小程序

清明祭 扫 的 形式 变了

对逝者的思念之情不变

只要心中常念亲人

做好自我防护

就是对逝者最好的告慰

明代墓出土的元青花

青花瓷起源于唐代,但是,真正的大发展是在元代。元青花独特的艺术价值、日益上涨的经济价值和流传甚少的现状,使其成为古陶瓷界万人瞩目的巨星。

在元青花中,有十件出土于9处明代墓葬中,它们都是元代景德镇窑烧制的产品,是难得的标准器。

第1处:江苏南京中央门外明洪武4年(1371)汪兴祖墓出土的外青花龙纹内青花菊花纹印花龙纹高足碗,1970年出土,江苏省南京市博物馆收藏。

高足碗高11、口径12.9、足径4厘米。

墓出土外青花龙纹内青花菊花印花龙纹高足碗

第2处:山东邹城市明洪武22年(1389)明鲁荒王朱檀的戈妃墓出土的元末明初青花云龙纹罐,1971年出土,山东省博物馆收藏。

罐残高33厘米,朱檀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子,出生两月受封鲁王,15岁就藩。

罐的颈部缺损,罐的青花发色比较鲜艳,主体纹样为四爪云龙纹,龙的形象矫健,小头细身,胫部的莲瓣纹中夹有大括号样的莲瓣尖。

明鲁荒王朱檀的戈妃墓出土元末明初青花云龙纹罐

第3处: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东善桥观音山明洪武25年(1392)沐英墓出土的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纹梅瓶,1950年出土,江苏省南京市博物馆收藏。

通体五层纹样,绘画精美:肩部为杂宝覆莲纹和缠枝莲纹,腹部绘萧何月下追韩信纹,绘有萧何、韩信和艄公三人,画面点缀芭蕉、竹石、松树梅花等纹饰,胫部饰卷草纹和花卉仰莲瓣纹,有大括号式的莲瓣尖。

这件梅瓶完整无缺,是国宝级文物

沐英墓出土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纹梅瓶

第4处:安徽蚌埠市明洪武28年(1395)汤和墓出土的青花缠枝牡丹纹盖罐,

1973年出土,安徽省博物馆收藏。汤和生于元泰定3年(1326),卒于明洪武二

十八年(1395),墓中出土了陶瓷器、金银器、铜器和玉器100余件。

第5处:湖北钟祥市明永乐12年(1414)郢靖王墓出土的两件青花梅瓶,2006年出土,湖北省博物馆收藏。这是一座合葬墓,墓主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二十三子朱栋夫妇。朱栋生于明洪武24年(1391),卒于明永乐12年(1414)。

出土的二件梅瓶,一件是元代青花云龙纹梅瓶,青花发色浓艳,有铁锈斑痕,绘画画笔比较粗犷,一共绘有四层纹样,肩部是杂宝莲瓣纹和缠枝牡丹纹装饰带,腹部主题纹样为四爪云龙纹,龙纹形象威猛,细颈,胫部绘莲瓣纹。

另1件是元代青花四爱图梅瓶,青花发色较云龙纹梅瓶稍微显得淡雅一些。

朱栋墓出土青花四爱图梅瓶

第6处: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乡尹西砂石厂明永乐14年(1416)王氏墓出土的元青花凤穿花纹梅瓶,1990年9月出土,南京市博物馆收藏。王氏是明孝陵卫指挥使萧氏的妻子,这是一座分室合葬墓,萧氏墓已经被盗,墓中有精美的青花残片出土。

第7处:南京市中华门外郎宅山明永乐十六年(1418)叶氏墓出土一件青花莲池鸳鸯纹碗,1960年出土,南京市博物馆收藏。

碗高13.4、口径30、底径9.3厘米。

明永乐十六年叶氏墓出土青花莲鸳鸯纹碗

宋晟、叶氏为明永乐朝的皇亲国戚,其子宋琥为当朝驸马。宋晟墓中出土了白釉瓷和龙泉青釉瓷169件,另外还出土了金器、银器、铜器、铁器、陶器等随葬品。宋晟夫人叶氏墓中出土了白釉瓷、龙泉青釉瓷、黄釉瓷、青花瓷,一共33件瓷器。值得一提的是,宋晟儿子宋琥和长孙宋铉夫人墓中各出土了一件釉里红松竹梅纹梅瓶。

第8处: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县应塘村明正统4年(1439)沐晟(沐英之子)墓出土一件青花缠枝牡丹纹梅瓶,1959年出土,江苏省南京市博物馆收藏。

第9处: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季桥乡颜刘村凤凰墩明成化6年(1470)陶升夫妇合葬墓中出土元代青花缠枝牡丹纹铺首耳盖罐,1980年出土,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博物馆收藏。

陶升夫妇合葬墓中出土青花缠枝牡丹纹铺首耳盖罐

元青花的主色调以蓝白为主,这主要是受波斯文化的影响。因为蒙古人喜欢白和蓝,而蓝色又是伊斯兰文化的主色调。13世纪初,大批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崇尚伊斯兰文化的突厥人进入中国,其中有工匠、天文学家和医学家,他们带来了西域文化。

元朝建立后,又有大批穆斯林知识分子、商人,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受西域文化影响的中国工匠,开始将传统的中国图案,用青花原料画在瓷胎上,烧制出赏心悦目的青花瓷,开创了一代中国人审美的先河。

元青花的题材众多,和其他瓷器多表现飞禽走兽、花卉虫鱼不同,元青花后期有大量绘有戏剧故事的作品问世。究其原因大体有两个,一是元青花受元曲和小说的影响,二是因为元朝后期,朱元璋长期驻扎景德镇,他对战争和人物题材的偏爱影响到了元青花。

元青花是一个划时代的作品,它与唐宋年间的陶瓷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它使中国陶瓷从素瓷向彩瓷过渡,其丰富的绘画艺术更赋予了中国陶瓷装饰性的功用。

元青花自身工艺也达登峰造极的水平。无论是颜色、画艺、质量,都是青花瓷中的上乘佳作。其雄浑矫健的造型、张力十足的纹饰、浓艳深透的青花发色、通体弥漫的雄霸之气,强烈地震撼着每个喜爱元青花的人。

元青花之所以如此珍贵,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它存世量极为稀少,特别是画有人物的元青花罐更为稀缺,且都藏于博物馆和私人藏家手中。 而北京故宫、台北“故宫”乃至全国所有的博物馆,都没有一件元青花人物罐,可见其珍罕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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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花台藏着一座明朝墓园

去过雨花台的人都知道,这是一处以革命烈士陵园为主的名胜古迹,但很少有人知道,在景区的东北角,还隐藏着一座明朝著名大忠臣的墓园。也许有人问:是什么样人物,会让汤显祖李鸿章等人在此先后为他修墓?其实他的官位并不高,功绩也不大,仅仅是明朝建文帝朱允炆的老师,因在“靖难之变”中,拒绝为明成祖朱棣草拟即位诏书被杀,而成为了明朝最著名的忠孝节义之臣。

公元1399年,北京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发动了“靖难之役”。攻陷南京后,建文帝自焚,这位忠臣则闭门不出,日日为建文帝穿丧服啼哭。由于他在朝中名望甚高,文笔尤佳,朱棣强迫他来见,好言相劝,让其起草即位诏书。他则坚决不写,还执笔疾书“燕贼篡位”。朱棣发怒说:“你不怕诛灭九族吗?”他奋然作答:“即使诛我十族又怎样?”怒不可遏的朱棣立即叫人撕其嘴角至耳根,并在九族之上又加学生朋友一族,共计873人全部凌迟处死!还有数千人入狱或充军流放等。他的这一壮举,成了古代忠孝节义之士的典型而成名,他就是明朝最了不起的大忠臣方孝孺。

忠孝节义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发展到宋朝,被程朱理学推到了极致。而方孝孺的这种极端行为,在明清时,则被广为传颂。但现在也有人认为,方孝孺这种儒臣式的忠孝之举,实为遇忠。我则以为,他的这种举动,不能简单的看作遇忠,从现代人角度,或从世俗眼光看,还含有一点其他成分:

一是有点侠义心肠。古代文人除了有传统的忠君思想外,还有为“知已者而死”,或者说为朋友两肋插刀,决不背叛的江湖侠士观。据记载,方孝孺自从被请去任建文帝老师后,在教授知识的过程中,与建文帝建立了良好的君臣和师生关系,并成了非常好的知已朋友。当建文帝被朱棣逼死后,朱棣让方孝孺拟即位诏书,他就批评朱棣即位不合法,更不合理,经过一番争辩后,朱棣最后无可奈何的说:“这是我皇家的事,与你有何相干!”的确,在封建社会,国家是皇家的,皇家谁做老大,是皇家家庭内部的事,的确与一名家庭教师没有多大关系。他之所以要这么做,无非是为建文帝的结局鸣不平,有点侠义之心。

二是有点殉道意图。建文帝在位时,方孝孺已在文人仕大夫中有着很高的声望。当建文帝自焚后,他天天为其哭啼,朱棣闻讯后就欲杀之,朱棣的第一谋士姚广孝就跪求他,不要杀方孝孺。朱棣也就打消了杀他念头,就是拒不拟写即位诏书,也不至于灭十族。但从方孝孺当时的行为来看,他似乎想要为建文帝殉道,因而才在朝堂上,会有如此过份的表现。有人认为,他当时没把朱棣放在眼里,甚至到了有点疯狂的地步,主要是对自己没有一个正确的判断。我则认为不然,应该说,他当时已客观的评估过自己和朱棣,所以才拿生命做代价,甚至还搭上了十族,来表示忠节。我只是觉得让873条生命为他一起殉道,好像有点太自私了。而朱棣这么做,也有点太过份了,难怪姚广孝在评价这一事件时说: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

三是有点留名动机。中国文人自古就有流芳百世的观念,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对文人这种观念的最好诠释。而曹操提出的“不流芳百世,也得遗臭万年”的思想,则指出留名不要拘泥于形式和内容。方孝孺本可通过著书立说而成名,他在做帝师前,曾写过《周易考次》《宋吏要言》等著作,《蚊对》一文也写得非常精彩。他还主持过《太祖实录》及《类要》等书的编纂。如果不是朱棣篡位,也许他会有更多、更好的留世之作,但“靖难之变”改变了他的一切,著书成名的道路也被终结。我猜想,如果他象司马迁那样心中有部类似于《史记》的绝代佳作要写,也许他也会象太史公那样忍辱负重。但他却用拒拟诏书,强烈对抗的方式,在史书上留下了悲悯的一页。

四是有点被害因素。方孝孺从小天资聪颖,据史书记载,他六岁就能作诗,是明朝“开国文臣之首”宋濂最优秀的学生,他智商极高,但情商较弱,又不会处事,因而时常被忌其能而遭陷害。31岁那年,就在家乡因争讼受牵连,被诬陷入狱。后被押京问罪时,因朱元璋爱其才,特批无罪释放,才免于一死。“靖难之变”期间,其实能为朱棣起草即位诏书的大有人在,当在朝堂上朱棣宣布草拟决定时,方孝孺正好在狱中,那些南京朝的文臣们,为保自身的名节,而又不得罪新帝,就一致推荐方孝儒。都说他文章雄健,文风豪放,文笔畅达,是拟诏最合适的人选。其实这是在把他往绝路上推,因此,可以说他的死也是被人所陷害的。

从方孝孺的“光辉”事迹中,我们不仅读到了许多忠孝的符号,也感受到了这位忠臣的节义原则和硬骨头精神。而如今,在物欲横流的现实中,讲原则,有立场的文人似乎越来越少,更多的是一些文痞在舞台上,卖弄风骚。因此对于这件事,我们只能感叹机遇的无奈、命运的无奈和个性的无奈!这种无奈只能用“死”才能画上一个哀伤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