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草山遗址

甘草山遗址

甘草山遗址,位于仪征市胥浦乡西南约2.5公里,是一高出地面约11米的椭圆形台形遗址。1961年发现,1982年由南京博物院、扬州博物馆等单位发掘。发掘面积350平方米,根据层位关系及文化遗物的特征,遗址包括商代后期、西周、春秋、春秋末至战国初四个时期的遗存。

商代后期遗存以2号灰坑为代表,出土遗物有细绳纹分档鬲、阔边浅盘陶豆、划纹罐等。

西周、春秋时期遗存出土器物有间断绳纹的半实足鬲、豆、罐、盆、原始瓷豆、印纹硬陶罐以及铜斧、铜镞、石镰、石锛等。

春秋末至战国初期遗存出土遗物有底部饰三乳丁足的罐形器、直腹筒状钵形器、原始瓷碗、铜镞、削、蚁鼻钱及铁臿等。

甘草山遗址是长江以北蜀岗丘陵首次发掘的商周遗址,其早期铁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在长江以南的宁镇地区尚不多见。

甘肃考古回放:​大堡子山遗址

一、遗址概况

堡子山遗址位于甘肃礼县县城以东 13 千米处的西汉北岸,因其西端高处有一座清代堡子而得名,是秦国早期国君陵园(图一)。

以大堡子山遗址为中心,周围分布有多个遗址:位于西汉水南岸有山坪早期秦文化城址、圆顶山春秋秦人贵族墓地;西汉水支流永坪河西岸有盐土崖遗址等,沿西汉水南北两岸分布。20 世纪 90 年代初,盗墓狂潮席卷全国,礼县也没能幸免。大堡子山两座秦公大墓惨遭盗掘,大小墓葬被洗劫一空,盗掘出来的文物被贩卖到世界各地,造成了国家文化财产的严重流失(图二)。

1994 年3 〜 11 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大堡子山陵区进行了全面勘探和发掘,勘探面积 21万平方米,发掘“中”字形大墓 2 座、车马坑 1 座,以及中小型墓葬 9 座。2006 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西北大学文博学院五家单位组成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对大堡子山遗址进行调查、钻探和发掘。共发现各类遗迹 699 处,有夯土城址、建筑基址、墓葬、车马坑、陶窑、水井、灰坑等遗迹。调查和钻探发现大堡子山城址修建在山坡上,依山势而建,平面呈不规则形,面积约150万平方米。城内遗迹主要为秦公大墓、大型房屋基址、灰坑、踩踏面及陪葬墓(大墓周边中小型墓)。城外亦有与之对应的中小型墓葬。

二、主要发现

1994 年 3 〜 11 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大堡子山陵区进行了全面勘探和发掘,勘探面积 21 万平方米,发掘“中”字形大墓 2 座、车马坑 1 座,以及中小型墓葬 9 座。发掘的墓葬均为东西向的西首葬,两座大墓南北并列,相距大约 20 米,大墓南侧发现东西向车马坑 2 座,已经发掘的 K1 位于东南部。2006 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西北大学文博学院五家单位组成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对大堡子山遗址进行调查、钻探和发掘。2006 年对大堡子山遗址进行了全面钻探,钻探面积达 150 万平方米,发现夯土建筑基址 26 处、中小墓葬400 余座以及较丰富的文化层堆积等。在调查、钻探的基础上,2006 年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发掘面积 3000 多平方米。其中,发掘大型建筑基址 1 处(21 号建筑基址)、中小型墓葬 7 座、祭祀遗迹 1 处(包括乐器坑 1 个、人祭坑 4 个)。2015 〜 2016 年,秦文化与西戎文化联合考古队对大堡子山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发掘墓葬 4 座(M30 〜 M33)和车马坑 1 座(K32),墓葬和车马坑的形制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未被盗的 M31、M32两座墓葬随葬器物较为丰富,有铜器、陶器、玉石器等。

大堡子山城址坐落在东北—西南走向的山体上,围绕整座大堡子山依地势而建,形状很不规则。城墙的建造方法为夯土版筑,由于山体大面积滑坡,许多地段已经无存,其中以北城墙一段保存最为完整。北城墙复原长度约 250 米;西城墙复原长度 1300 米;南城墙东城墙只发现了数段,均位于山体边缘、紧邻断崖的地方,估计原长度分别为870和2600米。城址总面积约55万平方米。关于该城的建造年代,从城墙夯土内包含陶片看,城墙的始建年代大致为春秋早期。在西汉水对岸的山坪也发现一座城址,与大堡子城址隔河相望。夯土城墙断续残存 300 米以上,并发现早期秦文化堆积,判断这里也是一座早期秦文化遗址(图三)。21 号建筑基址,位于大堡子山城内南端较高处,西面背靠黄土断崖,东面俯视西汉水河川。建筑基址南北长 103、东西宽16.4、进深11.4米,方向为北偏西16°(图四)。

西墙保存相对较好,东墙和北墙仅保留夯土基槽部分,南段保留部分墙体。墙体残存高度约 0.4 〜 1.5、宽约 0.6 〜 1.6 米,夯土基槽宽 3.2 〜 3.3、深0.5 〜 1.12 米,夯筑工具为 5 个一束的木棍。在东、西两道夯土墙之间正中位置发现南北一字排列的 17 个柱础,另有一个不在原位置,被移动至西北方向 5 米以外,总计有 18 个(图五)。

柱础石间相隔约 5 米,呈不规则形状;柱础石为青灰色页岩,大小基本相近,少数被破坏(按照柱础间距,最南边尚缺失一个)。柱础石材与大堡子山暴露出的岩石层相同。建筑基址西墙外侧为斜坡状生土断崖,距夯土基槽约 4 米,与墙基同一走向,在整个西墙外侧生土断崖下,自北至南都存在一道石砌矮墙。堆积与西墙基槽之间是保存状况比较差的活动面,应当为房子使用时期的室外活动面。活动面高于石柱础表面,证明石柱础应当为暗础,房屋的室内地面和东侧室外活动面被破坏殆尽。该建筑基址没有发现门道、台阶等。21 号建筑基址始建年代大约为春秋早期偏晚或春秋中期偏早阶段,战国时期被废弃。建筑中有大型柱子,周围夯土墙可能主要用来承重,应为梁架结构的两面坡式建筑。该建筑未发现隔墙遗迹,似为大型府库类建筑。祭祀遗迹,包括乐器坑和人祭坑两部分,位于被盗秦公大墓(M2)西南约 20 多米处(图六)。

大型乐器坑长 8.8、宽 2.1、深1.6米。坑内南排木质钟架(仅存朽痕)旁依次排列3件青铜镈钟、3 件铜虎(附于镈钟)、8 件甬钟,镈钟和甬钟各附带有 1 件青铜挂钩(图七至一○)。

北排磬架(仅存朽痕)下为 2 组 10 件石磬,均保存完好(图一一)。3 件青铜镈钟一大两小,最大的一件通高 65 厘米,舞部及镈体部以蟠龙纹为主要装饰;四出扉棱为透空的纠结龙纹,造型华美;鼓部素面,有铭文 28字,内容为“秦子作宝龢钟,以其三镈,乃音鉠鉠雍雍,秦子畯袊在位,眉寿万年无疆”,甚为重要。该镈钟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秦公镈钟以及宝鸡太公庙出土的秦武公镈钟相似,年代为春秋早期。与乐器坑同时还发现人祭坑 4 个,每坑埋人骨架 1 〜 2 具,肢体屈曲,其性质当为杀人祭祀(图一二)。

乐器坑的性质与人祭坑相同,也应属于祭祀性质。大堡子山乐器坑距离被盗秦公大墓很近,当与大墓有关。大堡子以乐器坑为代表的祭祀遗迹是在该遗址遭大规模群体性盗掘后幸存下来的,因而更显得难能可贵。

2007 年对祭祀遗迹做了小规模的补充发掘,在其西北部发现了一条人工壕沟,为西北—东南走向。口大底小,口部东西宽 2.6 〜 2.85 米,底部东西宽约 0.65 〜 1.2 米,深1.3 〜 1.4 米。沟的底部有踩踏面,踩踏面厚 8 〜 12 厘米,上为淤土层。踩踏面上分布有小石块。沟内包含物有石块、红烧土、陶片、铁器残片及瓦片。经进一步钻探发现壕沟长 120 余米,在西北方向发现沟的拐角,向东残长约 12 米,其余部分被破坏,不明;东侧为断崖,推测应无壕沟(图一三)。该人工壕沟与秦公大墓、祭祀遗迹密切相关,可能属于阻排水一类的用途。

遗址内共有两座秦公大墓,位于城内中心偏南位置,两墓方向一致,M3 位于 M2 北侧,均为“中”字形,带东、西两条斜坡墓道。M2 为东西向“中”字形大墓,全长 88米,有东西两条斜坡状墓道。东墓道长 37.9、宽 6、最深 11 米,墓室呈斗状,长 6.8 〜12.1、宽 5 〜 11.7、深 15.1 米,西墓道长 38.2、宽 4.5 〜 5.5 米。斜坡埋葬有 12 个殉人,均为屈肢葬,头向有的东,有的朝西,多为青少年。内设二层台,东、南、北三面二层台上殉葬 7 人,均为直肢葬,都有葬具,多随葬有小件玉器,葬具为木椁和漆棺,均已腐朽,棺周围残留有金箔片,椁内残存罐、鬲等陶器碎片以及铜泡、戈、刀等铜器残片。墓主人骨已朽,根据痕迹判断为仰身直肢葬,头向西,墓室底部中央有腰坑,内有殉狗 1 只、玉琮 1 件。该墓已被盗掘一空,仅在盗洞中发现 5 件石磬。

M3 为“中”字形大墓,东西向,全长 115 米,墓道结构和M2 相同,其中东墓道长 48.85、宽 8.3、最深 13.5 米,墓室呈斗状,长 6.75 〜 24.65、宽3.96 〜 9.8、深 16.5 米,北侧二层台上现存殉人 1 名,东、南侧的二层台已被盗扰,墓室内漆棺、木椁及墓主已朽。墓主仰身直肢,头向西,腰坑内有殉狗 1 只、玉琮 1 件。西墓道呈台阶状,长41.5、宽 8.2 米,填土中埋殉人 7 人。该墓已被盗掘,墓室部位曾发生过坍塌,所以墓中只发现有较小的青铜器碎片 。

陪葬墓主要集中在两座秦公大墓的北侧、西北和东北侧。均为东西向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长 2 〜 5 米不等。有的墓葬在墓壁开有壁龛,放置殉人,有的有单独的墓祭和附葬车马坑,年代从两周之际到春秋晚期(图一四)。

中小型墓葬主要分布在城外东北处,已经钻探出 400 余座,城内也有零星分布。这些墓大多已经被盗,2006 年发掘了 10 座,其中 4 座未被盗扰。最大的一座墓(M25)位于东北城墙外的墓地,墓长 4.8、宽 2.7、深 10.1 米。出土青铜器 9 件、石圭 130 余件、陶器 6 件等,年代为春秋中期偏晚(图一五)。

秦公大墓南侧为 2 座大型车马坑,均为东西向瓦刀形。已发掘的一座编号 K1,长36.5 米,坑道位于车马坑东部,自东向西倾斜;坑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已遭严重盗扰,从西南部残存的 2 平方米迹象推测,可能原有殉车 4 排,每排并列 3 乘,共计 12 乘。各车均为辕东舆西,系驾两服两骖 4 匹马。据说该坑曾盗掘出大量金饰片。2016 年在秦公墓 M3 东北侧发现一座车马坑,为其西部 M32 附葬坑,编号 K32。该坑为东西向长方形竖穴土坑,坑内放置两辆车,均为双轮独辀,系驾左右服 2 匹马(图一六)。

三、主要认识

(1)通过调查、钻探和发掘,基本摸清了大堡子山遗址的布局和结构。大堡子山城址坐落在东北—西南走向的山体上,围绕整座大堡子山依地势而建,形状很不规则。城址总面积约 55 万平方米。城墙的始建年代大致为春秋早期。城内有秦公大墓、祭祀遗址、陪葬墓、道路、灰坑、建筑基址等都说明这是一处秦人重要的中心聚落,推测可能是秦宪公居城——西新邑。

(2)大堡子山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遭盗掘,1994 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但并未进行全面的钻探和测绘,遗址的整体结构和布局不清。2006 年的全面钻探、测绘和重点发掘,不仅使我们掌握了大堡子山遗址和城址布局、结构的基本全貌,也进一步丰富了大堡子山遗址的文化内涵,为进一步工作奠定了基础。

(3)出土秦子器青铜镈钟,再结合流散国外的秦公器、秦子器可知,目前大堡子山遗址秦公大墓出土了秦公器、秦子器两类青铜重器,目前散逸在海外的秦子器除“秦子姬簋盖”外,基本都出自该遗址。

(4)关于该城的建造年代,从城墙夯土内包含的少量西周晚期陶盆口沿和粗绳纹鬲足看,城墙的始建年代不会早于西周晚期,似属于春秋早期才建造的。

四、学术价值

大堡子山遗址城址的确认以及城内大型建筑、秦公大墓、祭祀遗址、生活遗迹、道路等确定该遗址年代为春秋早期,推测为秦宪公居城——西新邑,这是目前秦人早期都邑西新邑最直接的证据,为秦人早期都邑研究奠定了基础。

大堡子山遗址发掘的大型府库类建筑以及出土有青铜编钟的祭祀坑,对认识大堡子山城址的性质,确认被盗秦公大墓的墓主,研究早期秦人祭祀及礼乐制度、铜器铸造工艺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材料。

大堡子山遗址的考古新发现,使早期秦文化和秦考古研究中的重大学术问题有了突破性进展。该遗址的考古工作不仅对解决早期秦都邑、陵墓问题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在探讨对中国历史影响甚大的秦文明史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该遗址的保护和展示,将对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创建和谐文化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同时也将有力的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来源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侯红伟)

彭泽著名抗战遗址马垱炮台山道路杂草丛生,谁来管理?

烽火抗战海门关,英雄誓死击倭乱,

前赴后继康慨死,可歌可泣炮台山

江西彭泽县马垱炮台山属地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曾经写下光辉而悲壮的一页,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守军曾经在此痛击日寇,杀敌报国,无以数计的革命先烈抱着誓死如归,英勇战斗,直到流尽了最后的一滴血。无数的仁人志士永远的长眠在了这片血染的土地上。

青山不老,绿水无忧,是革命烈士用炽热的鲜血换取了国家的繁荣昌盛与强大,近几年多部门为了更好的缅怀先烈,铭记历史,而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把马垱炮台山打造成为了我省乃至响誉全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与红色旅游景点,更为我县的民众引领了无数的自豪和荣耀。

然而后续的炮台山由于疏于管理,使得慕名前来瞻仰抗战遗址的游客在上山行进的过程中涌现出了一丝的心酸。山道的台阶路两旁已经是杂草丛生,荒凉无比,原来初修的路近一半已经被荒草树枝阻挡,现在想上到山顶似乎有些困难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为新中国的建立而抛头颅洒热血革命先烈,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铺就了中华民族的强国之路。而后续我们这些先烈精神的继承者连一条上山之路都疏于管理的话?我们的内心会不会有一丝愧疚?(图:酒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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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钩,一一分钱

30年前,甘肃省发现一个两千年遗址,一中国人在此用手劈开一座山

正书里的记载多半是可信的,但是,也存在诸多美化成分,那或许是,史料书写者在君主的压迫下不得不重塑君主的形象。也可能是,文学家们为了让后人不把悲痛的历史延续,所以,选择淡化过去的伤痛,把那些悲惨历史写的风轻云淡。

甘肃省有一座被发现于1987年的著名遗址,它被叫做“悬泉置遗址”,这座遗址自从被发现以来,出土了诸多历史文物,有15000余枚汉简和17650件各式各样的实体器具。后来,直到2014年的六月份,中国哈萨克斯坦还有吉尔吉斯斯坦这三个邻国共同发起了申遗请求,要求:把“悬泉置遗址”所在的长安——天山廊道的这一条网路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之中。

幸运的是,他们申遗成功了。

“悬泉置遗址”所在的位置十分特殊,它身处荒漠中心,位于敦煌市与安西县行政区域的交界处,是一个重要的枢纽地带。在它的南面,有一座山脉名为火焰山,北边又是西沙窝,在汉唐年代,这里被皇室作为驿站传达书信。悬泉置和山口紧挨着,所以,顺着山口向上就会有清甜的泉水流出,这些泉水在过去都为人所食用。由于水流来的位置十分高,像是悬挂在半空中一样,所以悬泉因此而得名。

据出土简文记载,西汉武帝时称“悬泉亭”,昭帝时期改称“悬泉置”。东汉后期又改称“悬泉邮”,魏晋时曾废弃。唐以后复称“悬泉驿”,宋以后又废置。清代又称“贰师庙”,“吊吊水”。其名取之南侧山中悬泉水。据现有资料可以认定悬泉置遗址时代上限始于西汉武帝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历经西汉、东汉,下限可至魏晋时期,前后延续近400年之久。

《西凉异物志》里曾经说过:“汉朝的大将军李广利打胜仗归来路过悬泉亭,带领的士兵们都十分饥渴难耐,于是,李广利就用自己的手掌从山头劈开了一道裂缝,而后,抬起头向着天空祈祷,又用自己的佩剑向裂缝中刺,于是,奔涌的泉水就流了出来。将士们都喝到了水,人越多水也涌出的越多,泉头悬在半空之中,所以,名曰悬泉”。

在20世纪初发现的《敦煌遗书》中,有《贰师泉赋》与《贰师泉咏》两篇文学作品也赞颂了李广利开山引泉的事情。

公元前106年,李广利领到了一批杂牌军,许是汉武帝对于他的能力十分信任,所以,坚信他可以将这群凶神恶煞般的人物收入囊中为朝廷效力。这批杂牌军里什么样背景复杂的人都有,比如:监狱里犯了重罪的恶徒,社会上寻衅滋事的小混混,也有少数的几位是正经入伍参军为国效力的··· ···

带着这伙人,李广利接下了重征大宛的重任。

这支杂牌军的人数不少,足足有六万多人,还有一些来自民间的志愿者也在中途不断加入着,后来,这支远征军的人数逐渐扩充到了十万有余。

他们带着十万头牛,三万匹马还有数不清的驴跟其他牲畜,以及,大量的干粮和各种各样的兵器,从敦煌走了出来。路上无数的西域小国家一看到这批浩浩荡荡的人马就吓得屁滚尿流。甚至,都不敢违反他们的要求,乖乖的打开城门迎接这支军队,还为他们补充军需品。

可是,走着走着,李广利碰上了钉子,那钉子就是轮台国。

轮台国根本就不害怕这支杂牌军,他们完全也没有表现出归顺的意思,于是,李广利一怒之下就攻破了轮台国并将它占领。可是随后,他这一残暴行为遭到了其他国家的唾弃。但是,唾弃归唾弃,人们也更加的害怕起李广利来,这也使他更快的到达了目的地,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李广利凭借自己聪慧的大脑和跟与生俱来的军事天赋让大宛城内的统治阶级自相矛盾最终分裂,然后,再一一攻破。不出几天,整个大宛变得一片狼藉,虽然,最终在战争结束之时,李广利的军队也损失了几万人,但是,胜利便代表了一切。

之后,汉武帝大大的奖赏了他,给了他四万两黄金,还将随从他战斗的一些士兵们封为高官,但是,此时的士兵数量却大大的减少了。

到这里,史书的记载就结束了,可是,真的如史料上讲述的那样,其他没跟李广利一起回来的士兵们都是战死沙场英勇就义的吗?

事实上并非如此,当时李广利一心想要立战功,所以,拼命地让战士们厮杀,他仗着自己人多并且军备丰富,所以,从来不在乎士兵们的死活。许多士兵根本不是被敌人所杀,而是让李广利活活饿死的——“ 士财有数千,皆饥罢 ”、“非乏食,战死不甚多,而将吏贪,不爱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众”。

总之让他去打打普通模式的西域、南方之类的还凑合,打困难模式的匈奴就比较吃力了。最终,汉王朝因为此次战胜而获得了无上的荣耀,可是,他们损失这么多条人命究竟值不值得呢?这次战斗威慑了无数的西域小国,使丝绸之路变得更加通畅,事实上,这就是这场战役的最大价值。

虽然杀敌一千也自损八百了,但是,西域文化也因此而融入了汉朝文化之中。虽然到今天,那座泉水已经枯竭,但是,世人对于李广利的评价还是存在的,李广利虽犯了不珍惜士兵的大错,可是,他为国家所作的贡献也是不容小视的。

沙漠中掩埋着十万大军的尸骨,千百年来一直在注视着这条丝绸之路上过往的行人们。

参考资料:

『《悬泉置遗址的发现》、《汉书》、《世界遗产名录》、《西凉异物志》、《敦煌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