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家寨汉墓群

薛家寨汉墓群

薛家寨汉墓群,位于西安市凤城九路与开元路十字的东北角,汉墓群的西侧紧邻以前的薛家寨村,2001年就被确定为西安市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文名:薛家寨汉墓群

出土地点:西安市凤城九路与开元路十字的东北角

所属年代:汉代

归属:薛家寨

保护级别:西安市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面积:约2万平方米

外文名:Xuejiazhai Han Tomb Group

临沂沂南北寨汉墓博物馆,沂南汉墓石画像,沂南汉墓群

景点介绍

沂南汉墓博物馆位是在文明遐尔的沂南北寨汉画像石基基础上修建的一座专题性博物馆,主要向人们展示北寨汉墓群及出土于沂南县各地的汉画像石。该馆所藏汉画像石及其它文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佛教等多方面内容,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和研究价值。为研究沂南汉代历史及汉画像石墓分布情况,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

北寨汉墓博物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沂南县城西三公里的北寨村。北寨汉墓博物馆是在北寨墓群基础上修建的一座专题性博物馆, 所有建筑外形,集仿古与园林风格于一体,均属东汉时期的建筑,主要向人们展示汉代墓群葬文化及出土遗物,传播优秀历史文化。馆内设有一号墓保护房、二号墓保护房、画像石拓片陈列室、画像石廊、接待室等。

沂南汉墓博物馆南北长66.4米,东西宽67.5米,占地面积4017.2平方米。馆内设墓室保护房、文物陈列室等。所有建筑外形,集仿古与园林风格于一体,均仿照东汉时期的建筑,给人们一种身处其时,身临其境的体验。博物馆内正中偏北位置,是原址完整保护、闻名遐迩的北寨汉画像石墓(一号墓),该墓规模宏大,墓室结构复杂,画像雕刻精美,内容极其丰富,是我国现已发现、保存较为完美的,为中外学者高度关注的一座汉画像石墓。

墓穴概况

一号墓坐北向南,用280块预制石材筑成,其中画像石42块,画像73幅,画像面积44.2平方米。墓南北长8.7米,东西宽7.55米,由前中后三个主室,东三个侧室,西两个侧室组成,总计为八室。室与室之间都有门直通。整个墓室的构筑是由地面、台子、支柱、墙壁、横额、中柱、过梁、横枋、拦角石、盖顶石等先后顺序垒筑起来的,建筑技术相当先进。墓门高2.74米,由门楣、横额和东、西、中三个立柱组成。门的横额和立柱上均刻有画像。立柱部分分别刻有伏羲女娲、东王公,西王母及羽人、玉兔捣药等祥瑞图像。门楣横额部分则表现出一战争场面。 前室面阔两间,进深两间,从地面到墓顶高2.8米,室中有八角形擎天石柱。顶部是用石条构成几个方形重叠而上的抹角结构藻井,既美观又大方。前室画像内容不少,但主题是祭祀,主要表现了墓主人死后的衷荣,分布于东、南、西三壁横额上。肃穆虔诚的致祭者 或躬立,或跪伏于地,足见墓主人的官位之高。前室四壁、北壁上横额及八角擎天柱上,则刻有大傩驱鬼、伐鼓、拥彗和神灵、祥瑞图像。 中室高3.12米,面阔两间,进深两间,亦有八角形擎天柱。中室画像内容更为丰富,有车马出行,丰收宴享,乐舞百戏等,主要表现了墓主人的高贵身份和富足逸乐的生活。中室的四壁,刻有苍颉造字、卫姬请罪、尧舜禅让、荆轲刺秦王、孔子见老子等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并有榜题“苍颉、齐桓公、卫姬、苏武”等12处28个汉字,这些画像生动细腻,令人惊叹。 后室由一个斗拱分隔成两间,仅有一个侧室,很显然是一带便池的厕所。拱的式样同中室一样,梁拱也是由整块石头雕成。分布于后室隔墙上的画像,主要描写了墓主人的闺房内的生活,有侍女持奁图、仆人洗涤图等

沂南汉墓博物馆一号画像石墓以气魄雄伟、结构谨严见长,表现出汉代建筑艺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它是汉代民间艺术家集体创造的作品,是将两汉建筑艺术、雕刻艺术、绘画艺术综合起来而去粗存精,推陈出新的作品。 一号墓早年被盗,仅存有少量残破的陶器和铜镞,墓主姓名无考。

二号墓

二号墓在一号墓的南面偏东,两墓相距20米。是东汉晚期较大的砖石墓。除两个耳室和一个后室的券顶完整外,其余各室的券顶均不同程度的损坏。由于墓早期被盗,墓券顶砖的丢落,使墓室内积满淤泥,经精细清理,出土完整和可复原的陶器、石器、铜器、银器等80余件及100多枚铜钱,另有铁刀和漆器腐朽的痕迹。 沂南汉墓博物馆大站东侧为拓片陈列室,展有一号墓画像拓片。图像清晰,资料丰富,给人们参观以更多便利。 院内东侧则陈列有从沂南各地收集而来的34块汉画像石,内容有:车马出行、大禹治水、祥禽瑞兽等。为研究沂南汉代历史及汉画像石墓分布情况,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

文物出土

1954年出土,定名《百戏图》。此图从左至右可分为四部分,杂技演出成为主要内容:第一部分是表演“跳丸弄剑”和“载竿”节目的,载竿技巧高超,一人额顶十字长竿,上有三儿倒悬翻转表演。顶竿者脚下尚有七个圆盘。表演者要瞻上顾下,力量灵巧均达极高水平。第二部分是乐队,有磬、钟、建鼓、琴、埙、排箫等多种乐器,共十五人演奏,可见当时之盛况。第三部分是“刀山走索”和“鱼龙曼衍”之戏,前者惊险,一人在地下立着刀尖朝上的索上拿顶倒立,两端还各有两人在索上相对表演,一似手挥流星,一似双手执戟。后者气魄雄伟,既有鱼龙之巨型,又有人扮之大鸟。第四部分是“马戏”和“鼓车”表演,马上或作倒立,或耍流星,人欢马跃,技巧高超;鼓车更是隆隆如闻其声。这些节目如手技、倒立、走索、顶竿、马上技艺、车上缘竿等。

2007年4月2日,沂南阳都故城汉墓的清理工作基本完成,考古专家初步断定,这是一座东汉时期的砖石混合汉画像石墓。汉墓前室里保存着较为完整的汉画像石,同时出土的还有陶耳杯、五铢钱等文物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陆续发现了铁鸳鸯席镇、陶耳杯、五铢钱等文物。在清理前室东西立柱间的墓土时,考古人员发现了陶耳杯,这种状似现代碟子的东西在汉代是一种酒器。考古人员清理墓土时发现了铁鸳鸯席镇。据介绍,汉代没有凳子、椅子,汉代人是席地而坐的。席是当时的坐具。席在人们起身、落座时常会移动,又容易卷角,席镇的功用就是在席的四角将席压住。

考古之谜

2008年10月16日,山东省沂南县文物部门在砖埠镇发现东汉墓葬群。考古人员对墓葬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除出土釉陶壶等大量文物外,又有新的发现,考古人员在对1号墓的发掘清理中,发现石壁上有多幅独特的人物画像,头冠奇特各异,人物全部盘腿打坐。据临沂市文物考古队介绍,这种造型在以往出土的画像里是没有的,有史可查的资料还没有见到,画像人物身份成为考古之谜。

文化价值

该墓价值极高,博物馆方出于保护目的,将所有地面均铺上地毯,防止灰尘。最令人震惊的是整个墓室的石刻装饰,形式是浮雕加线刻,内容则涉及当时墓葬文化中所流行的一些图景,如阴阳两界、车骑出行、庖厨宴饮、乐舞百戏等。石刻保存极好,观之越发显得精美。那些浅浮雕加线刻,其处理手法轻盈洗练,显示当时作者找到手法语言后所获得的自由酣畅的感觉。墓室的东北有一小室,内有一个长约20厘米的微型茅坑,是死者在阴间的厕所。茅坑制作精巧,一丝不苟,令整个墓穴一下有了人间的烟火味。

北寨汉墓,位于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界湖镇北寨村,俗称“将军冢”。是目前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大型汉画像石墓。

该墓群现已探明古墓六座,科学挖掘三座,对外开放两座。北寨墓群的保护范围为:以北寨墓群一号画像石墓中心为基点,向北365米,向南300米,向东280米,向西235米;建设控制地带为:以北寨墓群重点保护范围界桩为基点,向北625米,向南155米,向东135米,向西至汶河。北寨墓群1977年12月23日被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6月25日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北寨汉墓,是一座典型的东汉时期的家族墓群,目前经发掘整理开放的有两座。分别是一号墓和二号墓。

一号汉墓,墓南北长8.7米,东西宽7.55米。分前、中、后三个主室,均在一中轴线上;东西两面各有侧室,东三室、西三室,共八室。墓由280块石材砌成,其中画像石42块,画像72幅,总面积442.27平方米。1954年考古发掘。

全墓共有汉画像石42块,画像总面积44.227平方米。

画像分为四组:

第一组为墓门画像石,以刻在门楣上的胡汉战争图为主心。

中部有一座有桥柱、栏杆、华表的大桥,桥上和桥右有大批手执刀、盾、矛、斧的汉朝步、骑兵和一辆昭车由右向左行进;左边有执刀、盾、弩箭的胡骑、胡卒翻越重叠山峦向右而来。汉、胡双方正桥头展开激战。桥下有划船者和捕鱼者,表示桥下有水流。三根门柱上刻有代表方位的东王公、西王母以及羽人、玉兔捣药、伏羲、女娲、蹶张、仙人、异兽等。

第二组为前室画像石,画像刻于四壁、立柱、斗拱、过梁及室顶。

这一组以刻于东壁、南壁和西壁三横梁上的吊唁祭祀图为中心。南壁上横额的中部雕刻一重檐双阙的祠堂,祠堂前的广场上陈列大量祭品,祭拜者已下车正在进行祭拜。东、西壁上横额刻有捧简牍、执彗、持挺、执笏的墓主亲属在堂屋前迎候前来吊唁祭祀的众多宾客。南壁横额下刻有捧盾、执彗,击建鼓的侍者和兵库。其他各壁及中柱、斗拱、过梁、室顶雕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及奇禽、异兽、神怪、铺首、云纹等,两室顶分别刻有穿壁纹和莲花纹。

第三组为中室画像石,画像刻于四壁、中柱、斗拱、过梁及室顶。

这一组以刻在四壁上、横额上的以反映墓主人生活内容的画像为主。东壁横额上刻有众多伎艺人表演飞刀执丸、顶?、走绳、七盘舞、鱼龙漫衍之戏、戏车、马戏,以及敲击钟、鼓、磬、铎,吹奏排箫、笙、竽、埙和抚琴等的乐舞百戏图。南壁横额东段刻粮仓、粮堆、装满粮食的牛车,主人督导仆役装粮入库的丰收图和屠夫们抬猪、椎牛、剥羊、酿酒、切菜、烧灶等的庖厨图,生活气息相当浓厚。南壁横额西段和西北壁上横额刻有墓主人车骑出行归来图,众多亲朋在宅院、双阙前恭迎庞大的车骑队伍。从宅院的建筑形式和车骑队伍无后送者反映出墓主人应该是出游归来。上横额下的四壁则刻有苍颉造字、卫姬请罪、尧舜禅让、周公辅成王、蔺相如完璧归赵、晋灵公放獒逐赵盾、孔子见老子、荆轲刺秦王、聂政刺韩相等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并有榜题“苍颉”、“齐桓公”、“卫姬”、“齐侍郎”、“苏武 ”、“管叔”、“令(蔺)相如”、“孟?”、“铁?”、“晋灵公”、“敖也”等12处。八角型柱、斗拱、过梁刻有奇禽、异兽、神怪、东王公、西王母、佛教造像、龙、云、纹等。两室顶刻莲花纹、方格纹和圆饼纹。

第四组为后室画像石,分布于石室中隔壁墙上。

主要刻在南北两端承过梁的隔墙上的家具、日用品、酒器、兵器架和备骑的仆人,捧着梳妆用品及洗涤溺器的侍女以及驱邪逐鬼的方相氏,表明后室为墓主人的寿藏(寝室)之地。斗拱、过梁雕刻奇禽、异兽、翼龙、凤鸟、水波纹等。两室顶刻菱格纹和莲花纹并加施黑、绿、红三色彩绘。

一号汉墓根据有限的资料记载,曾经被发掘过至少三次,

其一,晚清期间的挖掘。晚清时期,沂水县政府曾组织过对该墓的发掘,这次发掘情形,所见何物,一切均不见记载。

其二,1947年期间的发掘。1947年国民党进攻山东解放区之前,当时民主政府怕文物散失,曾组织力量,用了三百多个工,进行挖掘。

当时,沂南县政府在南寨村办公,县政府司法科、公安局等在北寨村办公,“老四团”在南寨村休整。县政府民主进步人士、参议员刘佛缘(俗称十一少)建议对北寨“将军坟”进行挖掘,在县政府和南寨村庄长刘乃章的组织下,“ 老四团”和公安、司法科配合,使用了村里的一些民工,进行挖掘。这次发掘从清理墓顶封土开始,在墓门前挖了一条东西向的大土沟,拆除了墓门两侧的砖墙,墓顶东南角盖石已经没有了,东北角厕所间的石块有缺口,是盗墓贼砸开的。墓门挖开后,未见墓门石;进入墓中也没有什么更多的发现,只是在墓门里侧有一个陪葬用的灰色陶狗,在后间室前有一具人的骨架,还有几枚五铢钱。见没有什么东西,人们又将其堵死,填土前,到东山采石场里定做了两块墓门石和一块盖顶石,把墓门和东北缺顶堵上了。

其三,1954年期间的发掘。

二号墓在一号墓的南面偏东,两墓相距20米。是东汉晚期较大的砖石墓。除两个耳室和一个后室的券顶完整外,其余各室的券顶均不同程度的损坏。1994年春发掘。墓葬布局与一号墓基本相同,也由墓道、墓门和前、中、后主室及东三侧室、西二侧室组成。除墓门和前、中室四壁,西二侧室的隔墙为石材外,均有青砖作材料。后室由一道砖墙分隔为东西两间。各室间有门相通。室顶为青砖起券。室外南北长9。10米,东西宽8。52米。整个墓室布置相当平衡,均在一中轴线上,主轴线南北向,墓门南偏西9度。

一号墓是夫妻合葬墓,但是与众不同之处是女方葬在东面,明显地位高于男方。而根据东汉家族墓流行的昭穆顺序看,二号墓是一号墓墓主的儿子,也是合葬墓。

三号墓在二号墓的西面,相距12米,群众修建房屋时发现,1994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人试掘,未发现。

四号墓在一号墓西南100米处,小型砖石墓,1994年10月村民挖地窑发现,经沂南县文物管理所抢救性发掘,出土文物50余件,清理后封土保护。

五号墓、六号墓分别位于距二号墓南约25米、东30米处,山东省文物科技保护中心1994年5月勘探发现,未发掘。

北寨汉墓墓葬均多次被盗,随葬器物残存较少且绝大部分残毁。特别是一号墓残存遗物极少,除1947年出土一件灰色陶狗和数枚五铢钱外1954年出土完整器物仅一件小陶盘(应为盏)和一件三棱形铜箭镞,其余均为陶器残片。可辨器形有三足盘、耳杯、器盖、灯座把(原称豆柄)、案、罐底、鼎足、屋宇明器残片等。

二号墓出土完整和可复原的陶器、石器、铜器、银器等87件及100余枚铜钱,另有铁刀和漆器腐朽的痕迹。这些遗物主要分布于前室、中室、前室西侧室、中室东侧室和后室隔墙的券门中。

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少量泥质红陶。器形有鼎、盘口壶、头颈壶、盆、盒、盘、碗、圆案、长方案、耳杯、魁、灯座、盏、 釜、灶、甑、博山炉、井、灶、勺、猪厩、狗、鸡、鸭等。石器有五龙戏珠三足砚、猪、黛板;铜器有女俑、泡钉(漆器附件)、“五铢”钱、“大泉五十”钱、“货泉”钱:铁器有刀、棺钉(均腐殖不完复原);银器有小环等。其中的灯座为宋代博山瓷油灯,据专家分析认为,此墓宋代就曾被盗过,瓷油灯系盗墓贼盗墓后所弃用之物。

五龙戏珠三足砚和铜女俑,在汉代文物中极为少见,弥足珍贵。砚为石灰石质、圆形、子母口,由砚身和盖组成。砚身圆底,饰三熊足;砚首,线刻莲瓣纹和旋涡纹,其中部凿刻一椭圆形墨池;砚堂平滑,子口平直沿;砚外缘及子口上缘线刻莲瓣纹。砚盖呈圆弧形,中心突起成圆柱状,其上刻“五铢”钱纹;周围环绕五条身体线刻鳞纹的透雕的龙,龙首紧贴“五铢”钱,组成一幅五龙戏珠(铢)的图案;盖周边及外缘线刻勾连云纹。直径19。7厘米,通高7。4厘米。铜女俑出土于东后室东北角,裸体,发后梳,似围巾帻;高大鼻,阔嘴;细长身,扁胸,凸腹露脐,宽臀;双臂微曲下垂,手指并拢,手心外向;略屈膝,跣足。高8。4厘米,肩宽3。7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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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陇西安家山汉代古墓群初探

甘肃西安家山汉代古墓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8月8日县政协专题视察翠云山文化旅游工作时提出的意见、建议,为包括汉代古墓群保护和修缮的翠云山综合开发,掌握详细情况,打好工作基础,促进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有效增加当地农民群众的收入,加快致富奔小康步伐,9月1日,陇西县威远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李荣,陇西县翠云山生态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陈建军,《陇上人家》微信平台负责人杨雄伟一行,抽出宝贵的时间,专门到安家山了解汉代古墓相关情况。

据《陇西县志》记载,在我县首阳樵家河、巩昌安家山、文峰乔家坪发现存在一定数量的西汉古墓群遗址,距今已有2000多年,充分说明陇西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以及在历史上的重要位置。而安家山墩儿地汉代古墓群遗址,是离县城最近、古墓最多、面积最大的一处,是翠云山综合开发一张熠熠生辉而且不可多得的名片。抓好汉代古墓的保护、修缮等,意义重大,已被纳入翠云山综合开发整体规划。

当天,董事长一行采取座谈了解、采访有关知情者、实地察看的形式,对汉代古墓相关情况进行了详细地了解和深入地调查,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据当地村民、退休干部李智仪介绍,“我小的时候,看见墩儿地旧坟很多,高低大小不一,星罗棋布。听老人说,较大的几座坟墓,呈北斗七星布置。一到晚上,坟院里鸦雀无人,阴森恐怖,单个人都害怕不敢走。古墓保存了很长很长的时间,遗憾的是,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安家山社村民掀起了大规模平田整地的高潮,由于村民文化素质低,认识不到文物的价值,使得古墓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尤其是挖出的一些陶器瓦罐、碗碟,被当作垃圾处理,一些出土的砖瓦被村民当作普通砖瓦盖房用了。现在回想起来,真觉得挺可惜的”。“这些古墓几千年都保存下来了,着实不容易。但到我们手里就毁于一旦,真是后悔莫及。如果当初不要损害,现在我们加以维修、挖掘,把它建成旅游景点,一方面让人领略文物价值和汉代及之前文化,同时又能增加群众收入,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

在当天的调查了解中,李荣一行在本村村民李忠义引领下,重点察看了安家山社一些普遍在50年以上的老宅旧房,有些房子、大门、台阶甚至是基础上的古砖依然清晰可见。

村民杨映忠,现年80岁,曾在上世纪70年代当过安家山生产队队长。他有两个儿子,已经娶妻生子,分家另过,他和老伴杨双女仍住在上世纪60年代修的旧院子里。老院子里有一间南房,两间西房,一间高房。一走到他家的大门前,就看见大门四周墙上有很多古代青砖,有长方形的,也有正方形的。走进院子,他家房子上的古砖更是随处可见。他说,60年代平田整地时,挖出了许多青砖,大小长短不一,村民就用背篓、担子背着担着拿到了自己家中,几乎家家户户都用这些砖盖房。

村民李三民说,他祖籍甘谷,在他爷爷手里迁徙到安家山落户。他们家的老房子是1968年建的,到现在已整整50年了。据他父亲李青川(1934年生,2006年去世)、母亲何青秀(80岁,已去世)生前说,当时他家修房子时,由于生活困难,买不起新砖,他家修房时在基础上用的砖全是平田整地时挖出并担来的古青砖。

察看过程中,董事长李荣强调,要以建好安家山历史文化陈列室,充实室藏文物为抓手,树立和增强文物保护意识,一方面,对已出土的文物加以收集、整理、保护,特别是有代表性的、有各种图案标识的,要特别加以保护,最好交由翠云山生态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统一保护和管理,当作馆藏文物;另一方面,要按照古墓群确切的位置,划定保护界限,建立保护措施,严禁乱挖乱耕,防止文物二次流失。同时,翠云山综合开发又是村民自己的事情,因此,安家山社村民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为翠云山汉代古墓维修、保护工作在内的综合开发尽一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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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张家堡汉墓群发掘获重大收获

西安张家堡汉墓群发掘获重大收获

《收藏界》 2008年04期 陕西 呼延思正

近期,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配合西安丄丄市行政中心北迁项目,在张家堡广场东侧发掘清理了440余座汉代墓葬,出土陶、铜、铁、铅、玉石、骨等各类文物近3000件。这批墓葬以小型汉墓为主,其中有3座中型墓葬,规格较高,出土器物丰富。其中甚至发现有王侯丧葬才可使用的玉衣(残片),出土了追随周代礼制随葬的九鼎,且体量较大、组合完整。这些器物在西安地区都极为少见,足以显见其墓主生前是身份地位高贵特殊、非同一般的贵族人物。

墓地的形成年代及性质

据市考古所副所长程林泉等介绍,这批墓葬位于汉长安城东侧,距离长安城仅2500米,墓主生前应为长安城内的居民。墓葬形制有长方形竖穴墓道土洞墓、长方形竖穴墓道砖室墓,尚未见东汉时期流行的多室墓。从出土器物来看,均为西汉时期墓葬常见器物,陶器以红彩陶器和釉陶器为主,器类以鼎、盒、壶、仓、奁、灶等为主,不见东汉时期新出现的井、案、盘、耳杯、猪、狗、鸡等模型明器。墓葬年代以西汉中、晚期为主,少量为西汉早期和新莽时期,可知该墓地是从西汉早期开始埋葬,新莽以后不再使用。

三座中型墓葬的年代

编号为M110、M114、M115的3座墓葬规模较大,形制特殊,出土物丰富。墓葬形制均为长斜坡墓道竖穴土坑砖室墓,其中两座墓墓室积沙,两座墓墓道有耳室。积沙墓流行于战国晚期至西汉晚期,东汉时期基本不见,主要为防盗所设。长斜坡墓道带耳室的竖穴

土圹单室墓在春秋战国时已出现,西汉时期继续沿用,东汉时期趋于消失。从出土器物来看,M110和M114均岀土大体量的黄釉陶器,这种陶器在西安地区汉代墓葬中的出现稍早于绿釉陶器,流行时间较短暂,主要盛行于西汉中晚期,新莽以后不见。M110出土钱币均为五铢钱,M114出土一枚大五铢和两枚小五铢,小五铢钱主要流行于西汉中晚期,综合其墓葬形制、出土器物和铜钱的特点,这两座墓的年代应为西汉中晚期。Ml 15墓葬形制与M114基本相同,所出陶器有绿釉小陶鼎和侈口短束颈矮圈足小陶罐。出土的小陶鼎形制与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陶鼎相同,出土的小陶罐也多见于西安地区新莽时期的墓葬中。尤为珍贵的是,在盗掘严重的墓室内残留一枚“大泉五十”铜钱。“大泉五十”铜钱是王莽居摄二年(公元7年)改制所始铸,终止于地皇元年(公元20年),具有明确的年代指示作用。综合以上各种因素,判断Ml 15的年代应为新莽时期。

墓主身份地位高贵特殊

程林泉等专家介绍,M115上有封土,墓道宽1.45米,墓室平面呈长方形,土圹残长10.6米,宽4.8米,砖室长7米,墓道和墓室土坊均有台阶,出土器物多达200余件,其中包括5件大型铜鼎和4件大型釉陶鼎,非一般墓葬所能相比。据《周礼》记载,西周时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Ml 15的墓主追随周代礼制,使用九鼎随葬,凸现出墓主特殊的身份地位。另外根据之前发现的基本确定为列侯的墓葬,如西安沙坡新安砖厂利成积炭墓、长安邮电学院列侯墓等,墓葬形制均为“甲”字形,其规格都较M115大。从九鼎的数量和墓葬规模综合分析,M115墓主可能是高级贵族,也有可能高至列侯。Ml 14墓葬形制大小与M115相近,出土的黄釉陶器较一般小型墓葬陶器数量多、体量大,制作也十分规整精良,墓主应当具有一定级别,根据墓葬形制规模推测墓主可能是高级贵族。

M110墓葬规模较M114和M115略小,葬具为一棺一椁,出土釉陶器大小与M114相同,另外该墓还出土有较多精美玉器和玉衣片。根据《后汉书》记载,皇帝、诸侯、列侯、贵人、公主等皆可使用玉衣,目前出土玉衣的墓葬级别多高达王、侯一级。从M110墓葬规模和棺椁数量推测,墓主的身份地位应接近M114和M115的墓主,使用玉衣可能是因其有特殊贡献而被赐用。

追循礼制的铜鼎和奇特的铜蒸馋器

M115出土的5件铜鼎,大小基本相同,器形宏伟,口沿下装饰比较疏朗的窃曲纹,通高44.5厘米,重约20.5千克。4件大釉陶鼎,形制、纹饰与铜鼎相同,通高40厘米,重约9千克。5件铜鼎是西汉晚期铜鼎的形制,但装饰的窃曲纹则是仿照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纹饰。西汉中期至晚期不流行随葬铜器,即使出土有铜器也多为实用器,器形较小、器壁很薄。此次出土的铜鼎从制作、保存现状和装饰纹饰来看,并非实用器,应是用于享祀的青铜重器。

M115出土的铜蒸惘器为一件实用器,通高36厘米,由筒形器、铜镇和豆形盖组成,造型复杂而奇特。其中筒形器底部有一米格形算,底边有一小管状流,铜铉三蹄形足,口沿有流,豆形器盖上部呈盘形,直径与筒形器口径大小相同,柄部分为两段,相合处为桦卯结构,之间以抑钉相连,可相对自由活动。此器出土时放置有序,铜镇置于筒形器内,豆形盖置于铜镇之上,其工作原理尚不明确。此类组合的蒸馅器之前未有发现,以构造来看应是用作蒸馋药、酒之器。变构造原理之合理、技术之先进令人称奇。它的出土为汉代饮食和医药技术的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

发掘学术价值意义重大

程林泉等专家总结说,这批墓葬数量众多,时代自西汉早期至新莽时期,墓地的发掘有着极为重要的学术意义。一方面说明汉长安城东部确实是西汉时期汉长安城内居民的集中墓地,另一方面为汉代社会生活、汉长安城布局以及“市民”、“市民生活”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并进一步对解读汉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考古学资料。

M110出土的玉衣残片,为西安地区所发掘为数不多者。M114出土的大型精美釉陶器在西安地区两汉墓葬中十分少见。M115出土的九鼎,大小相近,体量较大,组合完整,在关中地区甚至其他地区新莽时期墓葬中应属初次发现。

王莽时期实行托古改制,改制包括土地制度、财政货币制度、礼仪制度等方面。王莽托古改制多见于历史文献记载,货币方面的改制从以往出土的“王莽货币”中已得到印证,但礼制方面的改制尚缺少考古材料。M115随葬的九鼎是王莽托古改制的真实物证,首次向今人展示了当时如何依据《周礼》来恢复古制的。鉴于王莽及其托古改制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所以这一点对历史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M115年代的上限不早于公元7年,下限不晚于公元23年(王莽被杀),如此年代明确的王莽时期大中型墓葬在全国也极为少见。M115及其随葬品为王莽时期墓葬的确定提供了可靠的年代学标尺,对考古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