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第100部队遗址旅游攻略_侵华日军第100部队遗址必玩景点

侵华日军第100部队遗址

地址：长春市越野路（富奥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年代：1935-1936年

类别：近现代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是否开放：否

100部队旧址占地面积为东面宽500米，南北长1000米，共计为50万平方米，是一个有大小平房和楼房百余座的建筑群。其中，有二层楼房一座，占地720平方米，一楼为细菌标本宜.二楼为司令部，“王”字形建筑一座.为动物解剖室和火化场(炼尸炉)。平房三墥，为小动物(鼠类)饲养室，另有平房20栋，为马、牛、羊等牲畜饲养房舍。日本投降前夕，该部运走了所有贵重设备。并令工兵将建筑物炸毁。

2019年10月7日，侵华日军第100部队遗址入选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㉓上高会战遗址——中国军队第19集团军总指挥部旧址

江西孕育了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留存着诸多见证峥嵘岁月的史迹物证。由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广播电视台影视旅游频道承办“守初心担使命——百件革命文物说江西”系列活动，一百件革命文物，一百个红色故事，一档节目，一个展览，一本读本。追根溯源守初心，砥砺奋进担使命！红色革命旧址，见证峥嵘岁月，目睹百年风雨，历经沧桑，依然矗立。让我们跟随“百件革命文物说江西”第二季踏上红色之旅，发挥江西红色资源优势，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

抗战史上的一座丰碑

建筑名称：中国军队第19集团军总指挥部旧址

建筑年代：清代

建筑面积：310㎡

风格：中式

地址：江西宜春市上高县翰堂镇道陂自然村

2013年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军队第19集团军总指挥部旧址位于江西宜春市上高县翰堂镇道陂自然村，建于清代，原为民宅，占地面积310平方米。旧址门厅大门两侧抹灰条上写有两条标语：“军令重于山”、“纪律重于山”。

第19集团军总指挥部旧址内景

1941年3月15日至4月9日，日本侵略军以赣西北的上高为中心，集结65000余重兵，发动了一次扫荡战。在以上高为中心10余县在内的区域，中国军队与日军侵略军进行了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战，史称“上高会战”。

上高会战开始前，守备南昌附近的日军第11军与中国军队第19集团军，正处于长达两年的相持状态中。对于没有稳定给养的日军而言，相持便意味着不断消耗。假如攻下上高，占领湘赣公路通道，便可沿线抢夺物资，并为其西进长沙打开通道。因此，日军于1941年初，决定趁其独立混成第20旅团、第33师团与第34师团皆在赣之时，组织一次“灵活、短距离的截断进攻作战”。兵分三路，以图将第19集团军包围至上高地区，一举歼灭。

日军向上高方向进犯行军

然而，在日军集结至南昌附近的同时，中国军队第19集团军也侦查到了日军的动向，并通过侦获的文件，察知了敌军攻打上高的意图。因此，我军队确定了以保上高为中心，采取诱敌至预设战场并歼灭的方针。因上高之得失，为敌我胜败之关键，所以中国方面将这场战役定名为“上高会战”(日方称“锦江作战”)。

上高会战经过要图

在中华民族的抗战历程中，上高作战不仅是一场获胜的战役，还是一次难得的、中国军队始终掌握着战场主动权的诱敌深入歼灭战。参战的日军第33师团、独立第20混成旅团均遭到重创，第34师团几乎全军覆没。据战后报统计，这次会战毙伤日军15000余人，缴获大量战利品。上高战役的胜利，不仅使受挫的日军第33师团推迟前往山西，而且在当时大大鼓舞了全球反法西斯同盟的士气，被当年国内各大报纸誉为“媲美台儿庄胜利的赣北大捷”。

上高会战中国军队缴获的武器

中国军队能够成功摘取这颗胜利果实，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正面战场的指挥得当，以及将士们的骁勇善战。上高会战的各作战单位皆以第19集团军司令罗卓英为总指挥，第19集团军总指挥部成为整个上高会战中国军队指挥枢纽中心。

第19集团军总指挥部

上高会战“坚守上高”的中心战略思想，是由罗卓英总指挥坚守才得以保证的。在会战开始的第3天，中国军队第19集团军总指挥部召开参谋人员联席会，少部分参谋认为日军是扫荡战，因此，提出放弃坚守上高，主张待日军扫荡后撤退时再予以反击。此时，罗卓英表态：“上高以西，无阵地可守”。当某军参谋长打来电话，仍然坚持反对固守上高时，罗卓英接过话机大声呵斥，明确表态坚守上高，统一了全军的思想。

罗卓英将军骑马照

各参战部队官兵在正面战场的付出，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参战的中国军队第49军为原东北军，他们集家仇国恨于一身，抗击日寇骁勇无比，师长作战皆身先士卒。第49军在本次会战中阻截南窜之敌，破敌樟树、清江屏障，护卫锦江，克复高安，追击残敌，奠定了上高会战胜利之基。

第74军高级指挥官在官桥视察战场

49军第26师排长曾天耸是马来西亚华侨，家中世代经商，家境优渥。抗战后，因报国心切而投军。3月19日，曾天耸与日军在经楼遭遇，亲自冲锋与日军肉搏。他刺死日军8名后中弹牺牲，年仅22岁。临终前，他仍不忘嘱咐部下：“我死了值得，你们不要管我，快去冲锋。”

上高会战中追击日军的中国官兵

上高战役的胜利，同样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员各方面的协助。上高会战之时，正值皖南事变两个月后，新四军战士的流血牺牲让中国共产党人极为悲愤，上高的国民党特务也开始逮捕我地下党成员。然而，上高会战中的共产党员们却仍以民族大义为重，冒着被暴露的危险，在战略上有力配合了正面战场的抗日作战。

当时，参战的19集团军与30集团军与上高本地，都有着不少地下党员。其中，当时的上高县长黄贤度以县长的公开身份，为支援正面战场作出了许多努力。

1940年初，身为地下党员的黄贤度，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上高县长。会战期间，黄贤度以政府的名义组织了3万余民众支援参战部队。在官桥激战期间，黄贤度带领工作人员，冒着枪林弹雨，从后方赶到前线阵地慰问74军将士；当青阳桥被敌机炸断后，黄贤度亲自率领民工，肩背弹药箱，冲过浮桥，将急需的弹药送到镜山战场最前线。在前线指挥的74军军长王耀武见此情景，感动得流泪，同黄贤度紧紧地握手。

此外，中国共产党在上高会战中，也为动员群众支前作出了极大贡献。“军队没有民众，打不了胜仗”，这是当年《江西民国日报》战地记者采访上高会战后的感慨。在上高会战中，当地群众担负起破坏公路、阻碍敌人行进的重任；共献出稻谷15万担，木料数万根。

在官桥包围战时，从修水调来的增援部队来到上高边境的凌江口，因桥毁无船，不能渡过。此时，附近的县政府工作人员和地下党组织及时协调群众，临时组成了架桥工程队。两岸老百姓撑来了大小竹排，甚至带来家中的门板、餐桌。仅用一天时间，便架起了浮桥，使我军辎重人马顺利渡江。谈到这次会战支前工作，罗卓英也多次提到“民众效命”、“民众用命”。

上高会战胜利后的庆功大会

上高会战结束后，罗卓英将自己使用的一个墨盒赠送给了19集团军总指挥部所在民宅的房东。该墨盒呈六角形，盒盖上刻有“个个还要爱国”六字铭文，是军民团结一致抗击日寇的见证。

“个个还要爱国”墨盒

上高会战是抗战时期相持阶段正面战场抗战国共合作取得完全胜利的典范战役，是我国抗日战争中十三次大捷之一，也是抗日正面战场二十二次影响最大的会战之一，更是中国军队继平型关、台儿庄等战斗之后取得的又一辉煌胜利。2013年，旧址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上高会战遗址

上高县所保留的16处上高会战遗址不仅数量可观，而且类型众多，几乎涵盖了一个完整的作战体系。除19集团军总指挥部外，还有中国军队第19集团军总部特务营旧址、中国军队第19集团军战地妇女服务团旧址、中国军队第74军战时指挥部旧址、中国军队第74军战时医院旧址以及多个战场遗址。

中国军队第 19 集团军总部特务营旧址

中国军队第19集团军总部特务营旧址位于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翰堂镇下山村竹埠自然村，建于清代晚期，原为地主左连山的居所，建筑面积928.34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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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务营是以警卫勤务和执行战时特殊性任务为主的一支部队。上高会战期间，为了保护总指挥部的安全，作为警卫部队的特务营营部设在离道坡自然村不到十华里的竹埠自然村。除担任警卫任务外，还负责收集情报。在上高会战中，特务营在主战场最前沿发挥了尖刀作用。旧址2013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军队第74军战时指挥部旧址

第74军战时指挥部旧址位于上高县锦江镇凌江村，含敬庭翁祠、孝先翁祠两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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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庭翁祠、孝先翁祠均为民国早期建筑，坐北朝南，砖木结构，建筑面积940平方米；旧宅正面都为外八字门，其中敬庭翁祠大门两侧写有标语，内容为“发扬国魂、砥砺党魂”。

在上高会战中第 74 军作为中国军队主力打败日军，被誉为 “抗日铁军”，授中国军队最高荣誉“飞虎旗”一面。旧址2013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军队第74军第58师战时指挥部旧址

中国军队第74军第58师战时指挥部旧址位于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泗溪镇官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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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面积462平方米，建于清朝中、晚期，正面为外八字门廊，大门两侧墙壁上有当年书写的标语，内容为“抗战必胜、建国必成”。

1941 年上高会战爆发，第 58 师就布防在上高官桥、宜丰棠浦一线，与第 57 师共同筑起抵抗日军进攻上高的最后一道防线。该旧址是中国军队第 74 军的指挥枢纽，见证了上高会战的胜利过程。旧址2013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军队第72军新15师战时指挥部旧址

中国军队第72军新15师战时指挥部旧址位于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泗溪镇刘家村，原为民居，建于清代晚期，建筑面积397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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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军新15师会战初期集结于甘坊，作为预备队相机而动，上高会战后期中国军队转入包围歼灭日军阶段，第72军军长韩全璞率领新15师奉命从铜鼓三都驻地赶赴上高增援，在追击日军途中师部驻扎于此，指挥伏击日军，并成功全歼了东溃的日军一个炮兵中队，为上高会战的全胜作出了重大贡献。旧址2013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军队第 19 集团军妇女战地服务团旧址

中国军队第19集团军妇女战地服务团旧址位于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翰堂镇翰堂村，建筑面积71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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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国民革命军第19集团军司令部驻扎在上高汗堂镇翰堂村道坡自然村期间，大批进步女青年从上海、南京等大城市随军进入上高翰堂，组成妇女战地服务团。她们的主要任务是活跃部队文化生活，定期组织演出，鼓舞士气，业余期间教当地小孩识字。上高会战胜利后，因国民党追查进步青年，妇女战地服务团没有随十九集团军转移，随之解散。

妇女战场服务团女青年们在抗日救亡期间深入前线，鼓动宣传，战地救死扶伤，融洽军民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旧址见证了上高会战这段历史，也见证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合作打日军的史实，2013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军队第74军战时医院旧址

中国军队74军战时医院旧址位于江西宜春市上高县界埠乡堆峰村，原为晏国保私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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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于清代，建筑面积300平方米，为一进三开间，大门设在两山墙的南端，外墙高大，不露屋檐。主屋前有半天井，两侧为门廊，门廊之间没有隔断。

因房屋结构采光良好，能够为伤员治疗提供充足的光线，故将医院安排在此。上高会战期间，第74军战时医院积极救治伤员，为第74军提供了有力的后方援助。旧址2013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来源：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革命文物处、江西省博物馆、上高县博物馆

视频：江西广播电视台

编辑：宋来源

华南“731部队”遗址：地下人骨层长达100多米

1938年10月12日，波字8604部队在广东大亚湾登陆，31日抵达广州，在原中山大学医学院（当时该校已撤往后方）设置本部，对外称华南防疫给水部，属华南派遣军司令部直辖。图/受访者提供

消失的遗址：

追寻华南“731部队”的历史证据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宋春丹

本文首发于总第873期《中国新闻周刊》

华南理工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谭元亨坚信，抗战时，日军“8604部队”在华南进行细菌战导致的受害死亡人数超过10万。

同样从事这段历史发掘和研究的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沙东迅、香港抗战历史研究会会长吴军捷等人对这个数字持保留态度。沙东迅认为，应该是数千人。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文化部原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励小捷2017年考察南石头遗址（即“8604部队”活动遗址）时说：“广东省文物局有条件、有技术、有经费去做这件事，应该你们去做，而不是这些民间团体当运动员，你们当裁判，这本来就是政府的事。对731部队一开始也是证据不足，花了十几年时间，去了日本无数次，才搜集足够证据形成铁证，你们也应该这样。”

他还提醒吴军捷等人要抓紧，在商业开发到来之前的时间窗口进行调查。但商业开发的动作，比人们预料的来得更快。

今年9月27日一大早，谭元亨叫上广州大学建筑学教授杨宏烈一起去南石头遗址，准备画草图，以制定保护方案。结果，看到了十多台推土机同时作业的破拆场面。

沙东迅、谭元亨和吴军捷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将继续关注和呼吁，争取将民间声音反映到高层，让华南细菌战遗址像731遗址一样得到发掘和保护，让历史真相像南京大屠杀一样得到充分揭露。

寻找8604部队

沙东迅的调查开始于1994年初。

那年1月，他所在的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收到了来自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一封公函。

函中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计划出版一套抗日战争史丛书，其中的《侵华日军的细菌战》由军事医学科学院教授郭成周、廖应昌负责编写。现在知道日军曾有波字8604细菌部队，又称华南防疫给水部队，设在广州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但详情不清楚，希望他们参与这一项目。

由于沙东迅正在参与《广东通史》中有关广东抗战部分的主编与撰写，这项任务就落到了他身上。

唯一的线索，是郭成周和廖应昌来信中所附的两页复印纸。上面是日本《战争责任研究》季刊1993年总第2号上刊登的伊香俊哉作的《旧日本军细菌战部队关系图》，提到了“波字第8604部队”，旁有说明：日军在广州滩石头设有检疫所，在此使用细菌毒害来自香港的大批难民。

沙东迅搞了30多年广东近现代历史研究，从未听说过此事。他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访问了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抗战时期叫“中山大学医学院”），走访了几十位老人，没有找到一条有用的资料。

不久后，他又收到郭成周的来信，信中附有原8604部队一位班长丸山茂画的两幅草图。这些资料是日本731全国展主席渡边登等人寄来的。

1993年，丸山茂在东京参观731部队的罪行展览后，首次在座谈会上打破50多年的沉寂，出来揭露自己所了解的“日军大量屠杀香港难民的细菌战”的情况。

他介绍，当时他是日本华南派遣军波字第8604部队第一课细菌检索班兵长，部队对外称是“华南防疫给水部”，部队长是佐藤俊二。这个师团级单位配备了800~1100多名专业人员，其中专业将校100人，下设总务课、第一课、第二课、第三课、第四课和第五课共6个课。

获得了这些新线索后，沙东迅再次来到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经校方介绍，访到了长期在该校工作的副主任技师明华生。

明华生回忆，他50年代初期在中山大学医学院药物研究所发现了写着“波字××××部队”（号码不记得了）等字样的椅子，听说是日本搞细菌战用的东西。他还带着沙东迅去药物研究所看了那张旧椅子，拍了照片。沙东迅还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旧的镶玻璃的医用铁柜（之后电教组又发现同样的一个），后来经丸山茂考察证实，这是从东京运来的。

明华生还给沙东迅介绍了该校时任行政科长徐球。徐球在日占时期年纪还小，家就住在中山医学院后面，常看到穿白大褂、像医生一样的日本人出入。有些地方还用铁丝网围住，非常神秘，严禁无关人员进入。

中山医科大学图书馆退休返聘研究馆员郭家铸说，图书馆里曾堆积了许多日文书刊，其中日文细菌书刊特别多，可惜解放后被当作旧书清理了。

沙东迅认为，这些线索与丸山茂绘制的简图基本吻合，可以认定中山医学院及其附近地方就是8604部队的大本营。

沙东迅到广州市档案馆查阅日伪档案，找到两份封面没有字的卷宗，经申请才获准拆开查看。这是两份不完整的日文统计图表，名为《广东省敌地区急性传染病统计表》和《华南传染病发生概见图》，由8604部队编印。每次日本人来华，都会请求拍摄这份档案。

丸山茂的文章发表后在日本朝野引起了轰动，有人质疑他的文章是伪造的，为此丸山茂本人（图中）于1995年7月下旬亲自到广州进行核实并熟练指认出旧地。图/受访者提供

寻访幸存者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谭元亨也是因为抗战胜利50周年的机缘开始接触到华南细菌战的。

那时，广州电视台文学部主任沈冠琪找到他，共同筹划一个抗战题材的剧本。沈冠琪提供了一份日文原稿《走向战争都是罪恶》，谭元亨找朋友译出得知，一位名叫丸山茂的日本老兵揭发，日军曾在广州“滩石头”实施过细菌战，杀害了不少粤港难民。

因经费问题等原因，该剧没有拍成，但谭元亨却对这段史实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和沙东迅也因此相识（沙曾被聘为该剧顾问），各自调查，互有交流。

丸山茂的证言提到：1942年4月的一天，他和另两名同事被派到广州滩石头收容所做疟疾调查。收容所日军所长的场守喜把他带到珠江边没人的地方，郑重地说，香港来的难民太多，收容所已人满为患，上面命令用细菌杀死他们。“任务落到了我的头上，我直接听取部队长的口头命令，并发誓不把事情对外张扬。”

他在收容所的四口水井内投放了伤寒菌、副伤寒菌，但因难民比较注意不喝生水，只喝开水、吃煮过的食物，投放细菌没明显效果。8604部队长派飞机去东京军医学校取来肠炎沙门氏菌，让他投放。他先在厨房把煮好的热粥放凉一点，再放入细菌，在当地工作人员还没来上班之前，把粥送进难民营。

沙门氏菌会造成急性食物中毒，发病迅速，当时没有特效药，死亡率很高。当天夜里，就开始出现病人，高烧、腹泻、吐水，直至死亡。

经过研究，沙东迅和谭元亨都确定，“滩石头”就是“南石头”，现名南石西村，最初为“南石头惩戒场”，抗战初期改为“广东省南石头难民收容所”。

沙东迅在南石西村居委会的帮助下，找到了几位知情人，召开了座谈会。谭元亨也带着学生，后来又带领调研小组和摄制组，走访了一些幸存者。

他们了解到，当年难民所里流传着这样的民谣：笼中鸟，难高飞，不食味粥肚又饥。肚痛必疴无药止，一定死落化骨池。

流浪儿冯庆章（后改名冯奇）曾被拉进难民营，他看到很多香港难民拉肚子，呕吐，有时一天死二三十人，有时上百人。

难民所建了两个并排的化尸池，每个约20平方米，高约4米。因尸体太多来不及处理，日军令难民所出面雇了6名搬尸工，广州造纸厂老工人萧铮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用三张帆布床和一辆板车把尸体装运到附近的南箕路一带掩埋，有的还有呼吸，等于活埋。

当地居民钟瑞荣回忆，当时先挖开一道深沟，尸体填满后，就在旁边再掘另一道深沟，新泥土用于覆盖前面的尸体。等尸体化解、塌陷下去，再铺上另一层。他说，如果南石头村的旧楼拆建，地下一定还会发现更多的尸骨。

50年代初曾任广州造纸厂基建负责人的梁时畅是第一个发现这些遗骨的。1953年，他在南石头邓岗（即现在南箕路北段）建职工楼，发现路两侧地下遍布残缺不全的人骨，色白，很脆，似是久经风化。越往下挖，人骨越密，层层重叠，人骨堆积的厚度在20~40厘米，每层间隔30厘米厚的黄土，一直延续到2米多深的地下。人骨层长达100多米。

曾参与职工楼施工的民工队长曾丘模回忆，80年代在南箕路两边挖第一、二、三栋宿舍墙基时，挖出尸骨总数超400具，后来由他经手用石湾陶瓷坛子和一些大塑胶编织袋装起，分三批运往赤泥镇和增城小楼镇秀水村山上安放。

“大眼鸡”的不归路

沙东迅和谭元亨都认为，8604部队细菌战的受害者，有相当一部分是从香港回到广州的难民。

1941年圣诞节，守卫香港的英军投降，日军开进了九龙、港岛。这时，香港人口为160万。尽管城中有可支持全港抵抗数年的粮食储备，但全部作为军粮被日军运走。1942年1月，日军开始在香港、九龙征收粮食和物资，市民深受缺粮之苦。

不久后，香港军政厅颁布华人疏散方案，实施“归乡政策”，许诺给回乡的市民发粮，定出只可保留各种劳工、造船工人、船员、有恒产者、种地农民及其他军队认可的人员60万人。为了鼓励港民归乡，日军还特别设立了归乡指导所。

在被发给少得可怜的一点米后，成批成批的港人被赶离。仅在1942年头几个月，便驱离了46万人。到了1943年，因粮食更加困难，归乡政策的执行变得更为严厉，宪兵队甚至当街随意抓人，强行押解出境。香港城内，贴满了“限期归乡”告示。

香港沦陷后的3年零8个月中，先后有104万香港难民迫于生计回到内地。回乡路线有三条：东线，由香港经九龙半岛，越过深圳河，从内地进入广东（走这条线的人最多）；西线，从香港坐船经澳门，从珠海进入广东；中线，从香港坐船绕过大屿山，从珠江口进入广州（从中线逃回的难民起码有几万人）。

谭元亨曾去香港查阅资料。他拿出一张1942年初的香港旧报纸，上有题为《第十九批归侨昨晨启程》的报道：

（本港消息）关于港侨归乡，在归乡指导委员会指导办理下，由水路归乡者，迄至前日止共达十八批，而第十九批，亦已于昨日晨成行，兹特务情分志如下。

第十九批启程。查昨晨启行者，只渣甸码头唐泉湾一线，是晨因归侨过于挤拥，归乡指导委员会乃增加载运船只，计是晨成行归侨，约五千余人，由帆船十艘及大型汽船一艘载运，而各帆船则由小轮两艘拖带，于昨晨九时许启程，关于归侨乏保护与粮食等，均与前无异。

这些船只少量为客轮，大多为木帆船，船头上画着两只眼睛，俗称“大眼鸡”。南石头村村民钟瑞荣记得，船密密麻麻，把整个江面都盖住了，数都数不清。

广州南石头难民营，就设在船航行的终点。江面两岸，有车歪炮台与镇南炮台。当年，孙中山永丰舰蒙难，被困白鹅潭，就是从这里突围的。

一部分船只在南石头附近江面被堵截，香港难民被要求下船，往肛门插针“检疫”，方可放行。如果经检疫被认为有问题，就会被拉进日军粤港海关海港检疫所的传染病室。一些人被带走，不知所终，大多数人被投入了检疫所一侧的难民所。难民所本来容量1000人，每每挤进5000多人，人满为患，紧靠难民所的镇南炮台里也塞满了人。

1994年夏天，沙东迅在几家媒体上发表了揭露日军在粤细菌战的文章。10月，写成《日军在广东进行细菌战情况的调查报告》。

他在报告中写道：从1939年日军波字8604部队在广州编成起，正式宣告日军在粤秘密地进行细菌战。其大本营设在原中山大学医学院的图书馆及其附近地方。其中，广州南石头难民收容所是该部队在广东进行细菌战最严重的地方，杀害了大批香港和广东难民。

在报告的小结部分，他提议，为受害者树立纪念碑，建立日军罪行陈列室，将相关地方定为历史文物保护单位。

日本方面鼓励港民归乡，并特别设立归乡指导所。图/受访者提供

日本调查摄制组来华

1994年8月，日本民间组织通过翻译转告沙东迅，想来广东实地调查8604部队细菌战的情况，希望得到协助。

10月31日，以日本电影《侵略》上映全国联络会成员、日本邮政局职员糟川良谷为团长、该会成员佐野雅之、《朝日新闻》记者本田大次郎、共同社记者中岛启明为团员的日本民间调查团抵达广东。广东省友协派出了日语翻译。

四天时间里，沙东迅陪调查团走访了广州、佛山、番禺等地。调查团最后得出结论：从事细菌研究的波字8604部队在广州曾秘密杀害大批难民。

调查团返回日本后，沙东迅收到了几份日本媒体报道此事的复印件，但他始终没有看到日本当局和政界对此事的表态。

丸山茂的证词在日本公开发表后，他本人受到了很大压力，被质疑证词是伪造的。为此，东京朝日电视台委托ASCOM株式会社派出调查摄制组来广东调查真相，拍摄纪录片。

1995年7月24日，丸山茂、糟川良谷和摄制组抵达广州。按照约定，全程由丸山茂带路说明，旁人只看不插嘴。

7月26日上午，摄制组来到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78岁的丸山茂带着心脏起搏器，步履蹒跚，逐一指证。走到运动场附近，他指着一栋楼说：“这里就是当年8604部队第四课最为机密、戒备最为森严的从事培养鼠疫菌与进行病体解剖的实验室。”

当天下午，摄制组来到广东省博物馆，丸山茂看到即将开幕的广东抗日史迹展览时掉了眼泪，在留言簿上用日文写下：人们本来应该用石头来打我，可是却用宽阔的胸怀来欢迎我。

摄制组还走访了南石头难民所旧址。这里已经变成了广州摩托集团公司，伪粤港海关海港检疫所的一部分已变成了广州市公安局水上派出所的职工宿舍。

7月28日晚，广东省外事办在中国大酒店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经过此次调查摄制，证实了沙东迅的研究成果可以打98分。并宣布，8月将有一批中国受害者到日本寻求赔偿，日本律师将组团免费为中国受害者服务（但未有下文）。

糟川良谷向沙东迅提供了一份4000字的《对井上睦雄的调查访问记录》，并委托他译成中文公开发表。

战后，8604部队的部分成员组成了战友会，战友会内部规定，不准对外泄露这段历史。糟川良谷经过一番艰苦的游说，才让8604部队老兵井上睦雄开了口。调查摄制组来华前，7月20日，井上睦雄讲述了当年在广州亲历的情况。

他说：“我1943年2月随部队进驻原中山大学医学院，被分配到第四课病理解剖班。第四课还有昆虫班、疟疾班。昆虫班主要从事鼠疫跳蚤的培养，疟疾班从事马、猪、鸡的霍乱研究。我所属的病理解剖班里，解剖开刀者是病理班班长桥本敬佑，其余的人是助手。桥本解剖尸体的内脏时，我们同时切开头盖骨。病理班多时每天得到四五具尸体，一天的时间都解剖不完。被解剖的尸体里男性居多，也有少数女性、小孩和老人，还有被称作中国间谍的人（注：可能是抗日游击队员）。病理解剖时一看就知道那种尸体的额头是遭到了日本宪兵队枪击的。额头有时即使被子弹击中而引起脑震荡但不致死，确切地说，那是活体，心脏仍在跳动，为了止血用钳子钳住血管。把血管拉出来在显微镜下观看，只见红血球和白血球都聚拢成簇，心脏跳动时它们就滚动。地下室里有浸尸体的水槽和很多用福尔马林浸泡、装在坛子或大瓶子里的头颅、内脏标本，被解剖的人有50个以上。”

“我记得1944年空袭变得激烈前接到增产命令：鼠疫跳蚤每月需要10公斤，就得生产15公斤。空袭开始后，如果美军不久在中国南海岸登陆，这种鼠疫战将发挥最大作用。”

1995年夏，广州造纸厂批了经费，在南箕路东边融园附近的水塔下建造了“粤港难民之墓”。墓碑后面，注明死亡人数为数千人。

11月5日，丸山茂以参加旅行团的方式，再次来到广州，在沙东迅、郭成周及省外办翻译和几位记者陪同下，专程来到“粤港难民之墓”前祭拜。

来广州之前，丸山茂在日本一家幼儿园和一家保育院放录像讲述了日军在粤的细菌战，教师和孩子们为他折了2450只彩色纸鹤。

拜祭时，天下起了小雨。丸山茂以自己和糟川良谷的名义敬献了写着“日中友好，永不再战”的花圈。他穿着黑西装、打着黑领带，胸前挂着从日本带来的纤锦饰，点燃了香烛，在墓前诵读经文，流泪跪拜。

他还专门剃了光头。他说，日本人有个习惯，做了坏事要谢罪认错，就要剃光头。

化骨池旧址消失

1997年12月，沙东迅应香港京港学术中心的邀请，到香港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调查访问，还与香港纪念抗日受难同胞联合会的一些成员去访问了老人，但是没有查到与日本细菌战直接有关的资料。

2016年，香港抗战历史研究会会长吴军捷与谭元亨和沙东迅长谈了几次之后认为，细菌战之事属实。香港抗战历史研究会开始正式介入此事。

时任广东省省长朱小丹批示，此事关系香港，指示广州市委研究粤港合作建设南石头难民营纪念馆事。香港抗战历史研究会与广州市委宣传部开了多次会，最后的说法是，请文物部门调查，由海珠区负责组织专家队伍。

2017年3月，23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出《关于建立广州南石头侵华日军细菌武器大屠杀纪念馆的提案》。2018年广州市两会上，广州市政协委员和文史资料委员会递交了相关提案，建议可以先建设抗战时期广州南石头粤港难民遗址纪念馆。

海珠区政府回复，南石头街发现尚存的遗址共计7处。其中，侵华日军华南防疫给水部遗址于2002年被公布为广州市登记保护文物单位，其余6处遗址文物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研究是否认定为文物。

这六处遗址据认为是日军防疫所医务人员宿舍、日军防疫所医务人员食堂、难民所厨房、难民所所长办公室和住宅、难民所的一段围墙和难民所化骨池所在地，分布在南石西新二街、兴隆大街等处。

海珠区政府表示，根据相关要求，建立纪念馆申报流程长难度大，不利于遗址保护工作。同时，目前证明南石头抗日战争遗存的资料及历史证据资料仍比较缺乏，建议由市文物保护部门牵头，加强保护和研究。

2018年9月19日，《广州日报》对海珠区的上述回复作了报道。不久，荔湾区建筑公司受厂方委托，对位于南石头难民营旧址的原广汽摩托车集团建筑进行了破拆。对此，街道办认为是“拆除违章建筑，动作不大”。

但吴军捷、谭元亨用无人机航拍后发现，整个难民营遗址基本被拆了，6处待认定遗址，其中两处位于这次拆除范围内。唯一有历史档案记载的化骨池旧址、日军曾放置细菌的水井已经消失。

2017年春节后，最后一位可寻的幸存者已经去世。目前，关于这一研究还没有组成专家团队，形成政府课题，研究者寥寥。因为没有经费支持，条件有限，至今没有人去日本调查。

值班编辑：俞杨

杭州市侵浙日军投降仪式旧址和千人坑遗址

国家级抗日纪念设施遗址。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的富阳县长新乡宋殿村，被指定为接受进犯浙江地区日军投降的地点。9月4日，中方受降代表、国民党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进指挥所主任韩德勤、副长官上官云相、长官部参谋长张世希、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主任委员罗霞天等，浙江省政府“主席行辕”主任贺扬灵等，在宋殿村宋作梅宅第接受了日方代表—侵浙日军133师团参谋长通泽一治大佐及达国雄、大谷义一、道佛正红、大下久良、江藤茂榆等的投降，日方在仪式上呈缴了证明书、日军驻地表、官兵花名册和武器清册等。为了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是年长新乡改为受降乡，即现受降镇。千人坑遗址就在受降厅的斜对面，是当年日寇杀害我同胞的刑场和抛尸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