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寺造像碑

平等寺造像碑

平等寺造像碑

类别:石刻

时代:北魏

地址:现藏伊川商城博物馆

公布时间:1963/6/1

公布批次:第一批

平顺荐福寺遗址出土的佛教石造像及龙门寺部分造像

平顺荐福寺遗址出土的佛教石造像及龙门寺部分造像

文物》 2004年11期 崔利民 刘林 宋文强

山西平顺县位于太行山南端,长治东部,其东南与河北河南交界。平顺境内古代建筑众多,数量居长治地区之首。荐福寺遗址位于平顺县西南30公里的北社乡东禅村。

荐福寺遗址出土的11件石造像,包括佛头像、单体佛坐像和背屏式佛坐像。5件底部有题记,其中包括4件纪年题记。除1件为细砂石质外,其余均为青石质。现分述如下。

细砂石佛头像(PGS:56)佛头高27厘米(图1)。磨光高肉髻,佛面清秀,双耳垂肩。

石佛头像(PGS:53)佛头高17厘米(图2)。头光大部残缺,像磨光高肉髻,丰丰圆,眉间凸起圆点状白毫。双目低垂,鼻翼略宽。辱线轮廓清晰,面容端庄恬静。

青石佛像(PGS:54)残高32厘米(图3)。佛像腰下残缺。磨光高肉髻,大耳垂肩。面略丰圆,面含微笑。外着双领下垂式袈裟。右臂上曲于胸。

青石佛坐像佛连座残高32.3厘米(图4)。佛颈以上残缺。外着袒右肩袈裟,结跚跌坐于长方形仰覆莲束腰须弥座上。右手扶膝,左手置于胸前。袈裟下摆覆盖佛座。须弥座束腰四角有力士侧首蹲踞扛座。

唐垂拱二年青石弥勒坐像(PGS:9)连座残高57厘米(图5)。佛像颈上及左肩残缺,左手残。外着双领下垂式袈裟,内着僧祇支。右手抚膝,左臂曲肘于胸,跣足倚坐于束腰座上。袈裟轻薄贴体,衣纹清晰。底座正面阴刻发愿文10行,计50字。铭为:“夫金人入梦救苍生于菩提宝镜长悬俱登正觉垂拱二年二月二日牛君干为七生父母敬造弥勒像并二菩萨闻者皆得成果。”铭侧线刻一人,头戴樸头,穿圆领束带袍跪坐于地,于捧一枝莲蕾(图6)。垂拱二年为公元686年。

青石佛倚坐像(PGS;1)连座残高56厘米(图7)。头光大部残缺,圆形双重,上饰卷云纹。佛面丰圆重颐,高螺髻,大耳垂肩。长眉弯曲,眉间有圆点状白毫。唇线轮廓清晰,面相端庄。颈部二节蚕纹。袈裟贴体,左肩有花形带勾。左手抚膝,右臂上曲于胸。双腿下垂,跣足坐于长方形束腰仰覆莲须弥座上。须弥座四角有圆柱支撑,三面有兽头。正面兽头嘴中伸出二枝莲蓬,弯曲向上以承佛足。兽侧二人作跪拜状。

唐调露二年青石弥勒坐像(PGS:3)连座残高52.4厘米(图8)。头光大部残缺,高螺髻。佛面丰圆重颐,双耳垂肩,弯眉垂目,眉间圆点状白毫。嘴角内四,唇线清晰。颈部二节蚕纹。袈裟轻薄贴体。左手置膝,右手置于胸前,跣足倚坐。座束腰四角长柱支撑,座前一朵卷叶莲花,卷叶两侧伸出莲蓬以承佛足。长方形底座正面及两侧阴刻发愿文19行,计55字。铭为:“惟大唐调露二年四月廿六日佛弟子牛师褒清信女牛匡儿姐妹五人等上为天皇天后及七代先亡复为阿孃(娘)敬造弥勒像一区合家供养”(图9)。该像雕刻风格与PGS:1相同。调露二年为公元679年。

乾封二年青石佛坐像(PGS:5)通高42厘米(图10)。圆形头光,磨光低肉髻。佛面长圆,双唇微合,面带笑容。外着双领下垂式袈裟内着僧祇支,腰中结带,结珈趺坐于长方形束腰须弥座上。左手抚膝,右手置于胸前,五指微伸。造像雕刻较粗糙。底座正面及侧面阴刻发愿文12行,计29字。铭为:“乾封二年十二月廿三日弟子广口敬造像一口上皇帝下及□廿成佛口”(图12)。

靳皈国造青石佛坐像(PGS:6)通高38.7厘米(图11)。舟形背光。佛波发高髻,面相长圆,外着双领下垂式袈裟,内着僧祇支。左手抚膝,右手置胸前,结跚吠坐于方形仰覆莲束腰须弥座上。底座正面及两侧阴刻发愿文12行,计26字。铭为:“佛弟子勒皈国及姐为法界普及沧生又为亡父每敬造石像一区”。字迹似与PGS:5相同(图13)

咸亨4年青石彩绘佛坐像(PGS:2)通高50厘米(图15)。舟形背光,佛波发高髻、面带微笑。颈部较粗,线刻二节蚕纹。外着双领下垂式袈裟,内着僧祇支,结珈趺坐于长方形台座上。左手抚膝,右手上举胸前。背光用蓝红二色彩绘缠枝莲花,佛体涂红黄色,彩绘现已部分脱落。长方形台座正面阴刻发愿文12行,计64字。铭为:“惟大唐咸亨四年四月廿三日佛弟子清信女罗绫并现在男师褒李宜为亡男师度师则师合等敬造像一区愿亡者早得生天现在者与法界同归此果俱升正觉”(图14)。咸亨4年为公元673年。

背屏式一佛二菩萨青石造像(PGS:4)残高40.5厘米。背光尖部残。右胁侍菩萨腿残。舟形背光,顶部二侧有勾云纹。主尊磨光高肉髻,颈部二节蚕纹。外着双领下垂式袈裟,内着僧祇支,结珈趺坐于圆形束腰须弥座上。袈裟下摆覆盖佛座。左手抚膝,右手上举胸前。左右胁侍菩萨束高发髻,戴臂钏。颈饰联珠纹项圈,肩部帔帛下垂。腰束带,下着薄裙,串珠状嘤珞由肩部斜挂至膝。跣足立圆形台上。

龙门寺位于平顺县东北65公里的石城镇源头村北。该寺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创建于北齐、历代皆有修缮。现存最早的建筑是建于五代的三间配殿,遗存时代最早的造像是3件唐青石菩萨头像。1977年收藏于县博物馆内,现一并介绍如下。

青石菩萨头像(PGS:58)头高38.2厘米(图16)。束高发髻,额部束带,正中雕宝相花。

青石菩萨头像(PGS:56)头高38.5厘米(图17)。束高发髻。额与顶部束带中心各雕宝相花一朵。

青石菩萨头像(PGS:60)头高5。厘米(图18)。面形长圆,脸颊丰满,额心有圆圈状白毫。高髻。束带以上仅雕半朵宝相花,其余尚为毛石,似未雕完。

荐福寺始建年代不详。这次出土的11件石造像,从题记看大多为唐代作品。一件细砂石佛头像,似为较早的北朝作品,其造型与山东临胸明道寺北魏王延造像主尊像(SLF:68)相似。背屏式一佛二菩萨像(PGS;4)与山西壶关清凉寺遗址出土的麟德元年像相似。4件有纪年题记的均为唐代之作,依次为乾封二年(667年)、咸亨四年(673年)、调露二年(679年)、垂拱二年(686年)。其余未刻纪年题记的造像,从造型和雕刻风格看应属同期遗物。

龙门寺菩萨头像作为同一地舅唐代作品,可与荐福寺造像相互参照对比。

荐福寺与龙门寺造像皆有残损,被毁原因或与唐武宗会昌灭佛有关,长治地区唐代佛教造像以往发现极少,尤其是出土的造像,见诸报道的仅壶关清凉寺遗址出土的一批,雕刻风格与这批佛像有许多相似之,处。荐福寺与龙门寺造像,为进一步研究当地唐代佛教及造像艺术,提供了有价值的实物资料。

山西高平铁佛寺造像的历史性价值研究

2019年4月至6月,中国美术学院虚拟仿真实验中心开始对山西高平市米山镇铁佛寺进行全面的数据扫描与保护工作。这是铁佛寺彩塑人物造像的一次数据采集,其目的是抢救性地完成彩塑人物造像三维数据采集工程,让岌岌可危的铁佛寺中国传统彩塑造像得以实现数字化保存,在现代三维打印科技的帮助下,更好地完成传统彩塑的生命延续,同时为中国传统艺术的研究提供真实的范本。

铁佛寺造像历史的相关记载

近几年学界开始关注铁佛寺彩塑造像的研究价值,对于铁佛寺的相关研究,仅零散见于一些文献及著作中。高平市历代县志仅有清同治版《高平县志·祠祀第三·建祠》中提到了铁佛寺名字,便没有了更多记载。

1988年《高平县地名志》对铁佛寺作了如下记载:“该寺为金代所建,因铸造有铁佛而得名。现存有正殿和铁佛殿各三间。据正殿青石门墩上所刻‘金大定七年七月十三日铸造铁佛,修铁佛殿寺’可知。”以后历代曾几经修葺,至今仍保留着金代建筑手法。正殿为木结构,面阔三间,进深六架椽,平面形制长方形,悬山屋顶。殿内塑有释迦牟尼、观音菩萨、二十四诸天等塑像二十七尊。这些塑像造型生动奇特、惟妙惟肖、表情各异、栩栩如生。是我国不可多得的古代雕塑艺术珍品。

2004年6月10日,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布其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出版的《高平金石志》收录了万历五年的《重修铁佛寺》碑记,但未录碑阴内容。2006年12月划定了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整理了碑背后所塑观世音菩萨及《西游记》故事等内容,但对于泥塑的确切时间和塑匠均无记载。

2019年10月铁佛寺成为国务院公布的八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截至目前(自1988年至今)32年间,学界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铁佛寺造像的断代历史时间仍然不够明确,以及二十四诸天明确的定位仍然存在疑问。

铁佛寺彩塑造像仪轨布局的辨析

铁佛寺大殿内供奉主尊释迦牟尼和普贤与文殊菩萨,佛坛背后塑有南海观音菩萨的彩塑,符合寺院大雄宝殿的仪轨要求,这是明代时期的风格作品。我们从《重修铁佛寺记》碑“历象迁移”的文字中释读出铁佛寺彩塑造像应该为两个历史时期作品。下面我们再根据大殿两侧二十四诸天彩塑造像的排列位置和彩塑造像本身的技术性差异来判断文字推测的可能性。

(一)二十四诸天造像与释迦像莲花宝座中心位置群像制作的差异性

铁佛寺造像的二十四诸天的排列既不符合象征“佛会”时礼佛队列,也不符合象征“金光明道场”排列。佛教寺院中的二十诸天的摆放位置,均以大同华严洞标准为范例,显然铁佛寺的造像安放也不符合这一基本要求。

从现场观察的实际情景可以明确的一个基本事实是:铁佛寺中的四大天王摆放在大殿的四个角落。这是可以明确的判断,其依据是四大天王造像的头冠都有一个相同的造型,有基本统一的塑造方法,表现细节上略有差异。四大天王的头冠与其他诸天的头饰明显有所区别,是四方天地守护神形象的统一要求。

在明确了铁佛寺四大天王的摆放位置之后,诸天的位置基本不符合寺院仪规要求,这可以证明铁佛寺造像是迁移之物,它们的空间摆放无法按照仪轨秩序安排。根据铁佛寺现有造像位置摆放十分拥挤的情况看,造像无法进行现场塑造,这里完全不能作为完成塑像的现场。所以,二十四诸天既不符合序列要求,空间距离也完全没有制作彩塑的空间条件,与碑文记载“历象迁移”的事实完全契合。

(二)造像语言的差别

1.金代二十四诸天造像与明代大殿释迦佛中心莲花座、文殊、普贤菩萨这个时期的造像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明显不同,尤其是基座和释迦牟尼像背光的式样具有明显的明代特征。

铁佛寺释迦牟尼像背光塑造手法以华丽、精致、丰富为特色,其手法与宋代佛像背光的处理上存在很大区别,如山西省定襄洪福寺宋代主尊释迦牟尼,背光呈桃形,平直,弧度较小,花卉粗放简洁,层次少。

2.高平铁佛寺主尊释迦牟尼莲花座的题材与表现手法与山西明代多所寺院的塑像的台座基本一致,从另一侧面表明塑像的明代特征。

3.铁佛寺造像基本没有一尊为完整的塑像,有的造像甚至几近坍塌,依靠在墙体之上。这样残损的现状令人担忧,但从还原历史的真相的角度看待这一现象,也说明造像没有经过后代的补妆与修饰,有助于我们从残损的断面清晰地判断出彩塑塑造时材料使用上的不同。我们比较了二十四诸天塑像手臂残断的部分与主尊台座上的普贤菩萨、文殊菩萨手臂残断部分,其中裸露的材质不同,尤其是普贤、文殊手臂中大量使用了麦秸秆与泥土,而二十四诸天手臂中没有使用麦秸秆,这两种不同的塑造方法真实地记录了两个时代的差异性。

铁佛寺彩塑造像的法则

(一)铁泥塑造法

铁佛寺彩塑最大的特点是铁质材料的使用,由于铁质材料具有刚柔并济的特性,铁丝有任意扭曲而不断的性质,可与泥质材料附着塑形,而形成丰富多变的造型,铁丝的柔韧性、延展性让泥质材料得到充分塑造且支撑成为可能。金属材料中铜质材料硬度强,支撑有力,但是不具备柔韧性;竹子虽然具备柔韧性而缺少刚性和持久性支撑,唯有铁泥的合体才能将铁佛寺彩塑的夸张、迸发、神秘的人物性格特征完全释放出来,一种由铁泥同体的圆雕雕塑语言成为举世少有的艺术创造:盘拗而柔韧,负土而凝润。我称之为“铁泥塑造法”。“铁泥塑造法”不同于中国传统任何时期圆雕作品的表现手法,它完美地突破了雕塑语言延展性的局限,成功地把静态语言手法转化为动态语言手法。

(二)塑绘一体法

塑绘是二维空间与三维空间的两种表现手法。山西高平铁佛寺为泥塑傅彩造像,这一技艺自公元前秦始皇兵马俑泥制烧造成陶俑开始,有着其深厚的历史传承,魏晋南北朝至唐代为泥塑的辉煌时期,宋代彩塑是其成为造像“中国化”的成熟时期,影响了元、明、清历朝近八百多年的时间。

寺观造像的重要手法是塑绘合体。中国人对土的依恋,对自然“随类赋彩”的色彩理论寄予天象的世界观。二十四诸天既是天神的化身,也是天地宇宙间的曼妙色彩世界的诠释。泥塑的肌理与中国矿物材质色彩的有机结合如同壁画中墙壁与矿物岩彩绘制一样具有天然的契合。

(三)凹凸光影成像法

雕塑形象中使用光影成像的语言手法在中外都有表现,如:古罗马的阿格里巴、小卫、米开朗琪罗的大卫等头像的瞳孔表现都采用凹进手法,利用光影的虚表现瞳孔的实,在阳光的投射中瞳孔最深沉,从而给人以深邃目光的效果。

高平铁佛寺彩塑造像的光影成像方面另辟蹊径,其中紫薇大帝和娑竭罗龙王的脸形处的胡须采用凹形语言表达,形成独有的光影成像的胡须。这一手法只在铁佛寺造像中使用。这种运用凹凸反向的关系让凹形胡须的实体在光影虚体的塑造中变为中国雕塑语言中极少见的“凹凸光影成像法”转换,这在世界雕塑语言中是绝无仅有的使用。

(四)模压拼接法

由于泥塑成形可以在模具中完成,模压复制晾干后拼接,可以大量复制。这种被称为复数艺术的制作仍可洋溢着制作人的灵性与亲切感。

铁佛寺彩塑造像的审美价值

铁佛寺彩塑造像二十四诸天神表情动态各异,但是基本的人物性格按照文武两类身份加以区分,在寺院大殿的布局中动静结合,功能上让观者的情绪跟随各诸天的神情变化而起伏,游目而观,情随像变。

(一)神人合体

宋代造像除了释迦牟尼仍然严格按照《佛造像量度经》的比例与尺度塑造,其他诸神逐渐趋向中国人的审美形象,逐渐带有中国武将和文官的服饰特征。这些变化的特点已经远离了印度造像的相关特征,呈现出天神与世俗人物合体的审美特性。

唐宋时期随着儒道释三教的融合与交流,对世界观和宇宙观的看法逐渐趋于同构认识,在天地人的互释中彼此包容和借鉴,从而形成天界人物的相互转译。到了金代的铁佛寺二十四诸天造像更是从民间崇拜的演义人物中提取造型元素,将之推及佛教寺院的道场。世俗生活中的英雄好汉关公也被放置在神位予以供奉,称之为:“崇宁真君”。二十四诸天所穿着配饰与现实中的文官武将没有太大的区别,这种神人合体的表现拉近了信仰之神与信仰之人的关系,印度佛教的本土化发展得以全面普及,其审美的意趣向平实化方向转化,佛教的二十诸天神也演变为了二十四诸天神的阵容。

“武将造像:欲放不欲收,欲活不欲枯,欲浑不欲破。文神造像:欲沉不欲露,欲宁不欲散,欲细不欲粗。”是民间造像流传下来的口诀。

(二)塑绘同体

塑绘同体是中国雕塑区别于印度和西方雕塑的重要特征之一。中国彩塑的基底以铁丝、木、麻纤维、麦秸秆混合而使用,铁丝作为韧性物质在扭动、翻转中显示塑造的丰富变化;木作为刚性使用在转接、支撑中与泥土的贴合度上显示良好的依赖关系;麻纤维具备防止泥土皴裂的收缩与变形作用;麦秸秆则形成泥土伸缩透气的缓冲层,使彩塑的吐纳具有一定的空间距离。在细腻的泥土表层的基底上彩可以达到极佳的效果,其基本方法与壁画的描绘手段相同。绘以色彩,使原本的单色塑像有了丰富多彩的色彩表现。

(三)匠艺灿烂

铁佛寺彩塑造像中崇宁真君、韦驮天神,英风劲气;阎魔罗王、昭慧真君,运思清拔;东、南、西、北四方天神,势焰熏灼;帝释天、大梵天、紫薇大帝、娑竭罗龙王,端俨挺立;日宫、月宫,温文尔雅;鬼子母天、菩提树神、大功德天,慈风和睦;其中散脂大将、金刚密迹、大自在天、罗刹天、深沙大将、坚牢地神、摩醯首罗是铁佛寺最具动感和张扬的武将形象,可以用乖张而狰狞来形容这些造像,这些非人化的邪魔镇妖造像是中国彩塑历史上最具特色与经典的形象。其泥塑技法或眇幻适意,或激荡有致,或悬然天成,或缜润锐刿,这种适意的人文精神自宋代文化艺术的文人品质向雕塑语言中流布,其手法之逸气飘风、其姿态之瑶台缓步、其色彩之璇玑碎锦都恰到粲溢今古的神采地步。

此次对铁佛寺造像研究的初步实证报告表明,我们无意间走进了一座令人神秘而惊异的“汉式曼陀罗”彩塑世界,历经853年历史沧桑的铁佛寺二十四诸天造像是中国雕塑法则的教科书,它为我们提供了极为纯粹的历史样本。铁佛寺造像几百年来矗立于中国传统雕塑的生命活态之中,我们探测到曾经灌注于彩塑体内的生命跳动,这样的生命跳动让我们从人物的艺术形象中感受到它言说的历史真实。

这一神圣的星火仍然在即将熄灭之时重现光亮。

(作者系中国美术学院原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有删节)

桑耶寺的造像艺术

桑耶寺始建于公元762年,历时五年,于藏历水阳“马年”仲秋月竣工落成。其建筑规模宏大,风格独特,建筑风格及其佛教艺术堪称吐蕃佛寺之最。关于桑耶寺的建筑风格,藏文史籍有几种说法,一是以古代印度波罗王朝高波罗王在摩揭陀所建的欧丹达菩黎寺为蓝本建造的;二是参照《阿毗达玛俱舍论》中描述的世界图景建造的;三是仿照佛教密宗曼陀罗(坛城)的模型建造的。事实上,桑耶寺融合了这三种参照系。桑耶寺从三藏及密乘均有寓意,它既是律藏之如律如法的祖拉康寺院,经藏之讲经说法的佛菩萨之刹土,论藏之闻思佛法的器情世界,密宗之集聚十方诸佛菩萨和护法的坛城。故而,桑耶寺建筑集佛教的经、律、俱舍、密宗与法相之理义于其中,蕴含着佛教的全部内容,从而体现出桑耶寺与众不同的风格特点。

桑耶寺的整体建筑布局依据佛教的宇宙世界模式,是仿照须弥四大部洲及各小洲形状或分布而建造的。以须弥三千大千世界为底色的桑耶寺,象征中央须弥山的中心主殿乌孜三层式大殿,位于桑耶寺中央即为吐蕃赞普赤松德赞的所缘佛殿,是桑耶寺的主体建筑。一般认为,乌孜大殿的建筑具有藏式、唐式、印度式样(另有说为唐式、印度风格、于阗式样)三种风格。由此表明,桑耶寺的建筑蕴含多种文化元素,是多元文化的聚集体,从侧面反映出吐蕃王朝对印度、西域中原等周边邻邦异域文化持有的开放态度。

从桑耶寺佛教造像和绘画艺术而言,在吐蕃佛教史上达到了一个高潮。吐蕃赞普赤松德赞延请尼泊尔工匠同吐蕃工匠在桑耶寺各佛殿雕塑佛菩萨像,绘制壁画,造像艺术风格具有显明的个性特征,塑造的佛像皆以吐蕃本族人为模型,凸显了吐蕃文化的传统风格。在形貌上融入了吐蕃人的元素,并结合吐蕃人的形貌特征进行再塑造,吐蕃佛教造像艺术经由此而本土化。

乌孜大殿一层正殿中,供奉的主尊为自然生成之释迦能仁石像,具足相好。八大菩萨及喜吉祥、三界尊胜忿怒、无垢居士,红色不动忿怒明王主从十二尊等佛菩萨像,“塑造风规,一如藏制”。壁画依阿阇黎桑杰益西之规,绘《密集注疏》中的大菩萨像,以及《三身经》《妙华莲花经》传承,《大宝集顶陀罗尼》经变;鼓楼殿内,绘制藏王赤松德赞所缘经《宝云经》传承经变与狮鬃空行母守护神。二层佛殿内,供主尊毗卢遮那佛,及燃灯佛弥勒佛释迦牟尼三世佛,药师佛、无量光佛和度母女神等,“塑造风规,一如汉制”。壁画绘《大般若经本事品》经变、四大天王。转经廊内绘八大佛塔、佛涅槃图和《大云经》传承经变。鼓楼殿内,造十方如来像,诸阎罗王神像、桑耶诸护法神像和辛甲护法王守护神。顶层佛殿内,供四面毗卢遮那佛主从三尊,八大菩萨塑、十方如来菩萨,四忿怒不动明王、四金刚手及四菩萨等四十二尊像,“塑造风规,一如梵制”。壁画绘《十地经》。佛殿上方顶盖作锦绣花纹,殿顶四角楼造欢喜吉祥佛及其眷属菩萨之绘画,奉四蓝衣执金刚护法神。

乌孜大殿之中间转经道上的南法器供品宝库三殿,奉执杖药叉三弟兄护守神;西梵藏显、密法藏宝库三殿,奉手执剑之三阿杂热护守神;北珍宝黄金库三殿,绘《大游戏经》、善缘千尊佛像、恶趣六十贤劫壁画和万尊佛像,奉三持棒阎罗王护守神。

乌孜大殿外的大转经道上,造吉祥毗卢遮那佛与救渡恶趣曼陀罗坛城。转经道走廊两侧绘制毗卢遮那佛等五部如来佛、《稻杆经》本事经变、大商贾之子诺桑亲近一百零二(有说一百一十二)善知识之故事,以及八光明圣者像,宝贤护法龙王阿南达护守神。在乌孜大殿后,立莲花底座之石碑,上置狮子像,奉护法森哈木卡护守神。

乌孜大殿作为桑耶寺的主体建筑,塑造或绘制的佛菩萨像和一系列壁画,体现了以赞普赤松德赞为中心的吐蕃王臣之信仰,也代表了8世纪60年代吐蕃佛教信奉之佛菩萨或信仰内容。

乌孜大殿东,象征东胜身洲的佛殿清净律仪洲,为半月形建筑,殿中主尊造释迦牟尼主从五尊,壁画绘有月光少年等释迦牟尼本生故事,奉护法白螺顶髻大梵天王护守神。象征二小洲之智慧文殊院殿内,造文殊菩萨主从七尊与护门二阎罗王。壁画绘《大方广经》传承与《文殊根本续经》经变,以及《清净地狱续经》之经变,奉护法持轮阎罗王护守神;妙音声明诸洲殿内,造释迦牟尼主从七尊,壁画绘制佛入涅槃图等,奉护法雷电神龙护守神。

乌孜大殿南,象征南赡部洲的佛殿降魔居士院,主供能仁降魔主从五尊,壁画绘《十地经》等。转经道的壁画绘虚空藏等菩萨,造护法二十八位自在母为护守神;象征二小洲之阿耶巴罗(大悲观音)院佛殿内,造喀萨巴尼观音主从五尊菩萨像和无量光佛主从五尊;在配殿中,供奉用旃檀雕刻白银镶饰的赞普像,藏王赤松德赞与佛菩萨等同,或同质、同形,业已成为膜拜的客体;还造有梵塔一座,绘制《宝篋经》《十地经》壁画及一千零二尊天女护法神像等,奉大仙达摩热杂为护守神;天竺译经洲院佛殿内,造印度风格之能仁主从五尊、绘无量光佛像及清净“律藏”等壁画,奉药叉护法热朵拉为护守神。

乌孜大殿西,象征西牛货洲的佛殿毗若遮那院,为圆形建筑,殿内主造红铜毗卢遮那像及其眷属秘密四佛母。绘制毗卢遮那现证无上菩提之续经变或壁画,奉护法牛头药叉护守神。象征二小洲之兜率弥勒洲佛殿内,造弥勒佛主从七尊和护门二阎罗王,绘制十六罗汉尊者像,二十一圣救度母,以及行恶法灭、行善法隆等与弥勒相关之佛经故事壁画。桑耶寺建筑图和世界构成图等亦绘制于兜率弥勒洲壁画中。除此,吐蕃大将纳·嘉嚓拉囊主持造《菩提经忏》之诸神,奉护法空行母绫绸衣者护守神;不动禅定洲佛殿内,造毗卢遮那等五部佛,以作吐蕃赞普赤松德赞之父王赤德祖赞的所缘神佛,以及声闻等眷属尊和十六罗汉尊者像,绘制《金光明经》童子降水本事经变,奉银头护法王护守神。

乌孜大殿北,象征北俱卢洲之诸种珍宝洲(聚宝院),为四方形建筑,佛殿内造释迦牟尼主从五尊像,及世尊于兜率天为母说法之《报恩经》等经变,奉护法王蓝衣忿怒者为护守神。象征二小洲之发心菩提洲殿内,造金刚手、金刚橛、甘露漩明王三主尊像,以消弭间断难。尚造有执莲花如来,除盖障、十地金刚萨埵、金刚藏等四十二尊像,依作发心所缘。绘十方佛加持经变、《宝云经》及常啼菩萨游修般若波罗蜜多本事经变,奉狮头空行母为护守神;财宝贝哈尔宝库洲殿内,造有释迦能仁及八大亲近佛子主从九尊像,为《师徒相见经》本事壁画。殿角配殿帐目殿中,造总护法王贝哈尔为护守神。

乌孜大殿旁象征日、月的满贤神殿和善财神殿内,均造释迦能仁主从五尊像,绘制《贤劫经》壁画及一千零二尊佛像,分别奉护法岗哇桑波护法神和护法夜叉善财诺金诺布桑波护法神。

桑耶寺的四座护法殿内,造释迦牟尼佛主从三尊,怙主二兄妹护法神供奉在殿内,门庭绘制四大天王为护法神。另造吉祥怙主像为桑耶寺外之护法神。配殿仓芒给如院佛殿内,壁画以骨锁形式依据《律经》绘制剃度出家受戒等本事故事。威力“鲁”神地方保护神殿内,用刺藤八护摩树枝,雕塑八大鲁(龙)王像,中央造金刚手白色寂静像,以调伏之(鲁神),壁画中绘有鱼、娃、龟、水怪等图,奉护法土地神居岱九念神自为护法神。

以佛殿建筑风格奇特著称的“王妃三洲”,佛殿内的塑像、壁画等也别具特色。由此表明,吐蕃佛教供奉的尊佛、菩萨、神明体系十分庞大,经变或壁画内容不拘一格,具有多样性。而且随着吐蕃佛教传播范围的不断扩大,以桑耶寺佛教造像和壁画经变为底本,吐蕃佛教尊像、绘画或经变壁画等多种艺术形式,从腹地传播到吐蕃四境。特别是8世纪后半叶,赤松德赞时期,以桑耶寺为中心,在吐蕃东、南、西、北四方隅建立的包括龟兹石窟、敦煌石窟等四大石窟,丹都、炳灵寺等八大修行地,以及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等境内的石窟和摩崖石刻等的造像和壁画经变,都受到了桑耶寺佛教造像和壁画经变之影响,以至吐蕃佛教艺术达到又一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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