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阴阳营遗址

北阴阳营遗址

北阴阳营遗址,在南京市区鼓楼岗的西侧、金川河东岸。遗址为高约5米的椭圆形土墩,面积7100平方米,1954年发现,1955~1958年南京博物院进行4次发掘,发掘面积3132平方米。文化层堆积一般厚约4米.包含新石器时代和相当于中原商周时代的湖熟文化遗存。

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分东、西两区。东区为居住区,西区为氏族公共墓地,居住址发现长方形居住面残迹和火塘,居住遗址附近并有一些灰坑。墓地清理出墓葬253座,分布密集,上下叠压多达4层,未见墓穴和葬具,盛行仰身直肢葬,个别为屈肢葬,随葬品一般都在10件以内,其组合以石锛、斧、陶鼎、钵、豆、玉璜、玉块、玉管最为常见。石器中的七孔石刀、穿孔石锄、陶器中的罐式鼎、三足盉、圜底钵以及彩陶很富于特色,另有几座墓还用一二件猪下颌骨随葬。估计年代距今5000余年。该遗存相当丰富,其内涵具一定典型性,考古界一般称之为北阴阳营文化。

商周时代遗存包含第二层和第三层,据碳14年代测定,第二层公元前1195±105年;第三层公元前1540±90年。属江南地区青铜时代的湖熟文化遗存。遗迹有房址、陶窑。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斧、锛、刀、镰等,陶器大都是夹砂红陶,还有泥质灰陶、几何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器,主要器形有鬲、甗、盆、罐、钵、豆、素面鬲和带角状把手的鬲、鼎,是具地域性特点的陶器纹饰和器形。已发现刀、斧、镞、鱼钩等小件青铜器,还出土有卜甲和卜骨。

正阳桥遗址、万寿寺东路遗址…北京年度六项重要考古成果发布!

导 读

今日(24日),2021首届北京公众考古季在周口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启动。启动仪式上,市文物局发布了6项北京2021年度重要考古成果,包括路县故城遗址、平谷白各庄汉代墓葬群、金中都遗址正阳桥遗址、万寿寺东路遗址以及清固伦和敬公主园寝。

路县故城遗址

图源:新京报

路县故城遗址是通州区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古城,也是2016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本年度完成了城址内的勘探、开展了南城门和城外遗址、墓葬群的发掘工作。

城内完成勘探面积27.5万平方米,发现了夯土城墙、建筑基址、道路、水井、窑址、灰坑等遗迹,较为全面地掌握了城址内地层堆积与时代,基本探明了城内遗迹的类型、形制、分布和埋藏情况。

南城门已经发现了南城墙基址、唐代至魏晋时期道路、灰坑、排水沟等,为研究汉代县城的规制、营造方式提供了重要资料。

在东南城郊,发掘出汉代水井、灰坑、排水沟及道路,发现北朝时期的窖藏1处,出土铁兵器、农具等近400件。

在城的北郊,发现的墓葬时代涵盖战国晚期、西汉、东汉至唐代,出土有陶、瓷、玉、铜等珍贵文物。

平谷白各庄汉代墓葬群

平谷白各庄汉代墓葬群共发掘墓葬130座,分为土坑墓和砖室墓两大类,出土陶器、铜器、玉石器等文物600余件(套),是一处从西汉早中期一直延续到东汉晚期的墓葬群。这批墓葬排列有序,时代连贯,随葬器物多样,对于认识北京东北部河北中部地区汉代文化面貌、家庭家族的内部构成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尤其是为准确地区分与把握西汉中期、新莽时期和东汉初期等几个重要汉代考古时间节点的文化面貌、衔接、过渡与转变的关键因素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

中都遗址

图源: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本年度在金中都外城的东部、北部、西南部、东南部发掘了五处地点,发现了金代建筑遗址、灰坑、水井、河道、道路等重要遗迹,另外还有唐、辽、元、明清时期的遗存。尤其是在外城内西南隅发现的道路,形成的十字路口为研究金中都城内街巷布局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上述五处地点的发现推测与金中都外城东开阳坊、开远坊、显忠坊、南永平坊、南苑等密切相关,并对研究唐幽州、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等城市更迭有重要作用。

正阳桥遗址

图源:青瞳视角

为了解正阳桥的位置与形制,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通过考古发掘揭露出正阳桥东南侧的一具镇水兽。用泥岩雕刻而成,俯卧在雁翅石条上,形态浑厚大气,造型逼真。头朝东南,俯向水面一侧;尾向西北,略弯曲,身披鳞甲,局部饰祥云纹。距现状地表深2.5米,长3米,宽1.4米,高0.48米。应为明代遗存。

正阳桥是北京中轴线上的重要节点,始建于明代正统年间。镇水兽为龙之九子之一,性好水,故常被安放在桥边,人们希望它能观察水情、防止河水泛滥、镇消水患。一般古代重要桥梁在四个方向的雁翅上均设置一具镇水兽。

本次发现对研究北京城护城河及防御、水利交通体系具有重要作用,有助于了解正阳桥的地理方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北京中轴线的物质实证。

万寿寺东路遗址

万寿寺东路考古发掘出清代虚空同体殿、静思报恩殿、西静院正房、元光门、屏门及甬路、游廊、灶等附属设施,还清理了明代、民国时期建筑基址各1处。基本弄清了清代万寿寺东路的建筑布局,并可与样式雷图相互印证。明代、清代、民国时期建筑遗址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对厘清万寿寺的历史沿革具有重要作用,为研究明、清、民国时期万寿寺建筑的工程做法、形制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进一步丰富了大运河文化带的文化内涵。

清固伦和敬公主园寝

在东坝地区发现的3座清代中期的大、中型合葬墓,结合文献和考古成果,确定为固伦和敬公主及其后裔园寝。其中固伦和敬公主与额驸色布腾巴尔珠尔合葬墓规模硕大,由墓道、挡券墙、罩门券、石门、门洞、棺床、金井和金券组成。此次发现是清代皇家园寝制度的典型代表和实物史证。

图源:北京日报

这6处重要发现时代跨度大,分布区域广。正阳桥是中轴线的重要节点,路县故城、万寿寺、固伦和敬公主园寝均位于大运河文化带,金中都地处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白各庄墓葬群位于长城文化带,进一步彰显了考古工作在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中的重要性,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是践行“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和考古前置理念的重要成果,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的具体体现,也是展示、实证中华文明史、北京地方史的重要内容。

据悉,本次公众考古季为期两个月,以“百年考古,文化北京”为主题,活动期间,本市将举办公众参与、考古体验、专题展览、云端展示、学术讲座等5大类、共计24项活动,让市民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零距离感受考古魅力、体味文化内涵,以扩大北京考古研究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更好地服务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期待这些考古成果早日和市民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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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北京日报

实习编辑:丁敏行

值班主编:彭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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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襄阳:发掘凤凰咀遗址

2020年11月1日,考古专业的师生在湖北襄阳市清理发掘襄州区凤凰咀遗址

2020年11月1日,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凤凰咀遗址,来自武汉大学考古专业的师生们进行考古发掘。据介绍,国家文物局已批准2020年发掘面积450平方米,武汉大学正式在凤凰咀遗址建立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基地,并于9月入驻开始考古工作。

2020年11月1日,考古专业的师生在湖北省襄阳市清理发掘襄州区凤凰咀遗址

凤凰咀遗址位于汉江中游、南阳盆地南缘的襄州区龙王镇前王、闫营两村,总体面积达40万平方米,距今5200年至4200年,是鄂西北地区迄今发现的面积最大、等级最高的中心聚落遗址,也是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城址。

2020年11月1日,考古专业的师生在湖北省襄阳市清理发掘襄州区凤凰咀遗址

2020年11月1日,考古专业的师生在湖北省襄阳市清理发掘襄州区凤凰咀遗址(无人机拍摄)

遗址里发现的石斧、石凿、石纺轮,灰坑里的鸡、猪骨头,圆形房址,水稻遗存,城垣与城壕等,能拼凑出一幅4000多年前人们生产生活的画面,为构建长江中游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加深对该区域文明进程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本文源于互联网,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钱国祥:北魏洛阳内城的空间格局复原研究—北魏洛阳城遗址复原研究之一

摘要:北魏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创立的王朝。北魏迁都洛阳以后创建的都城,不仅继承了前代中原王朝以太极殿为核心的宫城居中的都城制度,而且也结合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多民族与多元文化融合的特点,在都城外围修建了规模空前的外郭城和众多里坊,其三重城圈的都城形制对中国古代后续王朝的都城形制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本文结合该城址近六十年的考古工作和文献资料,对北魏洛阳都城内城的墙垣、城门、街道格局和重要建筑分布进行了复原研究。

北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创立的王朝。其虽然是南北朝分裂时期统治北方的一个割据政权,但迁都洛阳以后建造的都城和被迫南迁的南朝建康都城一样,核心格局完全继承了中原前朝的都城模式和制度,而且还结合当时多民族与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的特点,创建了一座规模空前、拥有三重城郭、设置大量坊市的新型商业化都城,对中国古代后续王朝的都城形制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对北魏洛阳都城形制布局的研究,最早学者们主要是根据历史文献进行考证。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考古勘察的持续开展,为该城址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资料。为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相关史料,对北魏内城的规模形制、空间格局和重要建筑的分布做进一步的位置推定与复原研究。

一、北魏洛阳内城墙垣的规模与形制

北魏内城即汉晋时期的洛阳大城,据文献记载古人俗称其为“九六城”。如《续汉书·郡国志》引《帝王世纪》曰:“城东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又引晋《元康地道记》曰:“城内南北九里七十步,东西六里十步,为地三百顷一十二亩有三十六步。”经过多年的考察与实测,基本确定了该城圈的始建与沿用时代、规模形制和城内基本格局。(图一)

现地面上仍断断续续残存有北魏内城东、北、西三面夯土墙垣,南垣则被改道南护城河的洛河所冲毁,整个城址平面略呈北墙不甚规则的南北长方形。北垣东段、东垣和西垣南段保存较好,现地面上最高仍残存5~8米。据实测东垣残长3895米,北垣全长2820米,西垣残长3510米,南垣以东、西垣间距测算长2460米。整个城圈长度接近13公里,约合当时的30里,符合洛阳城“九六城”的记载。

据对三面墙垣勘探与探沟试掘情况,发现各段墙垣宽度略有不同,北垣勘探宽度25~30米,试掘探沟内宽度17.4米;东垣勘探宽约14米,试掘探沟内宽16~26.5米;西垣勘探宽约20米,试掘探沟内宽16.2~21米。

考察发现,内城东北角西北角的墙垣均呈圆弧状。东南角和西南角墙垣虽被洛河冲毁,但结合北部两角和邺南城南部两角的形制,也都应该为圆弧形,这样的墙垣形制显然更便于军事防御。北墙东段和西墙北段外侧还发现多座马面基址,间隔110~120米。广莫门西侧的一号马面依北墙外侧修建,现存顶面东西12.9米,南北11.7米,残高2.1米,地基厚2.3米。马面分早晚两期,早期马面始建于魏晋时期,晚期马面是北魏时期对魏晋马面修削后重新筑造的。东北角内侧还发现多处凸出的马道遗迹。西北角内侧的丙城则确定为曹魏至北魏的金墉城,其东北角还发现魏文帝创建的百尺楼基址,甲城和乙城则可能是隋末李密所修金墉城的遗迹。上述马面、马道、百尺楼与金墉城等,都是军事防御设施。

内城三面墙垣虽然大致为南北或东西走向,但均不完全呈直线,在不同位置都有曲折现象。这种曲折现象与这座城址使用时间较长、后代不断的增筑扩城有关。据考察,各段墙垣均是由多个时期夯筑或增修的多块夯土组成,时代分属周、秦、汉、魏晋和北魏等多个时期,不同地段的城垣夯土始筑或增筑时代也有很大差别。据研究发现,北魏内城下至少有三个规模不同、时代早晚有异的早期古城叠压在一起,即始建于内城中部的西周城址,东周中期向北增扩的城址,战国末~秦代又向南新扩的城址。东汉、曹魏、西晋洛阳都城和北魏都城的内城,均在这个城圈基础上修建并沿用。

二、北魏洛阳内城城门的分布与建筑形制

在北魏内城残存的三面墙垣上,经勘探共发现10座城门缺口,东垣3座、北垣2座、西垣5座。

根据记载,北魏东垣3门南至北分别为青阳门、东阳门、建春门。建春门遗址南北长约30米,东西宽12.5米,为一门三道结构,中间门道缺口宽约8米,南、北门道各宽6米,门道之间隔墙宽4~5米,门道两侧存有排叉柱础或础坑,是沿用汉晋时期的城门。

北垣2门,东至西分别为北魏广莫门和大夏门。大夏门保存较好,缺口宽约31米,进深约33米,中间有两堵隔墙,也为三个门道。

西垣5门,南至北分别为北魏西明门、汉代雍门和北魏西阳门、阊阖门、承明门。阊阖门缺口宽约47米,进深约58米,结合记载该城门北缺口下可能还有水门。西阳门保存较差,门址南北长约30米,东西宽13米,仍残存南北夯土墩台和北门道路土、排水沟槽及北隔墙等遗迹,也为三个门道,城门规格、建筑形制与建春门基本一致。

根据记载和勘探的道路情况,南墙垣上还有4座城门,东至西分别为北魏开阳门、平昌门、宣阳门、津阳门,但四门均已被洛河冲毁。

如此,该城圈上共有14个城门缺口,北魏时除改开西阳门而封堵汉代雍门外,在西墙北端还新开一座承明门,故北魏设置城门13座。

考察建春门、西阳门和大夏门等门址情况,内城城门可能均设置三个门道,这显然与“一门有三道,所谓九轨”的记载相符合,也遵循了天子都城的制度。内城城门的建筑结构,则是靠夯土隔墙和大排叉柱支撑的三门道大过梁式建筑。文献记载北魏内城城门上都有高大的楼观建筑,“城门楼皆两重,去地百尺”,由此获知其城门上面的楼观都是两重结构。此外文献记载洛阳城门皆有双阙,但目前考察的多处城门均未发现明确外凸或独立的双阙遗迹,但城门两侧均有较大规模的夯土墩台,推测其双阙也可能建造在城门楼两侧的墩台上。

三、北魏洛阳内城的道路与主要建筑分布

在内城勘探共发现东西向和南北向道路各5条,分别正对各城门缺口。

5条横道有3条贯穿内城东西墙城门,最南面一条横道即自东墙青阳门至西墙西明门的御道,长2460米,宽29~36米。该道路与宫城前的南北大街铜驼街交汇处,道路北侧布置有左祖右社,即东为太庙、西为太社;路南左有护军府和衣冠里,右有司州和凌阴里等,显然是内城南部重要的礼制建筑区域。青阳门内道南有景林寺;道北则有修梵寺,修梵寺西还有嵩明寺。

中间一条横道为自东墙东阳门至西墙西阳门的御道,长2630米,宽约40米。道路从宫城南面穿过,与铜驼街在阊阖宫门前呈 “T”字形交汇,显然是内城中最重要的东西向交通干道。西阳门内道路南侧20米有东西向的夯土坊墙遗迹,应即文献记载的西阳门内道南永康里和御史台的北院墙。永康里内有领军将军元叉宅,也即汉太尉荀彧故宅。西阳门内道路北侧的延年里有宦官刘腾宅,太原王尔朱荣曾停憩其上,后尔朱世隆为尔朱荣追福改立其为建中寺。刘腾宅东面还有太僕寺,寺东还有乘黄署、武库署,二署也是故曹魏相国司马文王(司马昭)的府邸。东阳门内一里御道南有昭仪尼寺,西面有治粟里和义井里,御道北则有太仓署和导官署。昭仪尼寺有池,池西南有愿会寺,中书舍人王翊舍宅所立,寺南有宜寿里。宜寿里有苞信县令段晖宅,因传为晋侍中荀勖旧宅,段晖遂舍宅为光明寺。治粟里为仓司官属所居,在太仓、导官二署东南。义井里南为太傅清河王元怿所立景乐寺,寺西隔司徒府与永宁寺相望,寺东则是高肇宅。显而易见,这条东西道路两侧也都为重要的官署、权臣贵戚的宅第或寺院。

北面一条横道是自东墙建春门至西墙阊阖门的御道,长2510米,宽35~51米。该道路直对宫城东门万岁门和西门千秋门,显然是内城东西两侧进入宫中的重要御道。内城西墙阊阖门内道北有宣武帝所立瑶光寺,东去千秋门二里;道南有刘腾所立长秋寺,即晋金市故地。建春门内御道南,有句盾、典农、籍田三署和司农寺,再南面即太仓署和导官署。这些掌管粮食生产、加工和储藏的官署集中设置在建春门与东阳门内,显然与北魏宫城东面设置有太仓、且邻近建春门外的漕渠有关。建春门内道北是拟作东宫的空地,即晋太仓所在,仓南有翟泉,即东周时王子虎、晋弧偃盟于翟泉之水域。这里也是汉代永安宫旧地,永安里当也在此。

此外,汉代雍门内和北魏承明门内还各有一条东西向道路。雍门内御道残长仅50余米,宽约20米,北魏时应已废弃,当为永康里所在。

承明门内御道残长1410米,宽17~22米,从金墉城前向西直入宫城北面和华林园。承明门内道北为曹魏始建的金墉城,孝文帝时为金墉宫,作有光极殿,南门称光极门;承明门外道北则是孝文帝常去谈经拜佛的王南寺。

5条纵道有4条正对南墙城门,2条正对北墙城门。最东面一条纵道是南墙开阳门内御道,北抵东墙建春门内东西向御道,城内残长2400米,宽12~15米;开阳门内御道东有景林寺,青阳门内道北还有修梵寺,修梵寺北则为永和里。永和里内有太傅录尚书长孙稚、尚书右仆射郭祚、吏部尚书邢鸞、廷尉卿元洪超、卫尉卿许伯桃、凉州刺史尉成兴等六宅,这里也是汉太师董卓故宅,里内南北皆有董卓所造水池。

东起第二条纵道即贯穿南墙平昌门至北墙广莫门的御道,局部折拐为东西向,城内残长4045米,宽14~29米。广莫门内是晋时的步广里,御道西侧为皇家禁苑华林园;前述翟泉即在广莫门道东、周景王冢与威列王冢之间侧,周回三里,孝文帝以其在华林园大海的东侧,故又称其为苍龙海,并在翟泉北侧设置有河南尹廨。

东起第三条纵道即南墙正门宣阳门内御道,北端起于宫城南门阊阖门,故名阊阖南街,也称铜驼街。道路残长1650米,宽40~65米,是北魏都城内重要的南北大街。据考察,阊阖门前150米处发现一段铺石板路面,宽约2.9米,位于40米宽道路中间略偏西处。石板0.6~0.9米见方,铺砌整齐,表面有碾压车辙印痕,车辙间距1.5米。文献记载北魏在铜驼街两侧设置有许多重要官署和太祖、太社,街东侧自北向南有左卫府、司徒府(东面有景乐寺)、国子学、宗正寺、太庙、护军府、衣冠里等;街西侧有右卫府、太尉府(西面有永宁寺)、将作曹、九级府、太社、司州、凌阴里等。结合记载,阊阖南街被称为铜驼街至少沿自曹魏,街两侧设置庙社也不晚于魏晋时期。这条以铜驼街命名的南北向御道位于宫城正门和正殿正前方,南面直对大城正门宣阳门和城南的祭天郊坛圜丘,显然是作为都城的轴线大街规划设置的,也是后世都城宫前中轴线大街的最早雏形。

最西面一条纵道是南墙津阳门内御道,北抵西墙承明门内御道,城内残长2990米,宽36~40米。津阳门内御道东侧设有胡统寺、昭玄曹、永宁寺、御史台、太僕寺等。永宁寺为胡太后所创建,其地为曹魏大将军曹爽故宅。永宁寺四周道路空间约400×320米,而寺院围墙则为301×212米,院墙周边空地尚多,发现有水渠遗迹。《洛阳伽蓝记》记载:“四门外树以青槐,亘以绿水,京邑行人,多庇其下”,显然是指这些空地。永宁寺南有昭玄曹,再南一里许是胡太后姑母所立尼寺胡统寺;永宁寺北则是御史台。

北墙大夏门内还有一条南北向御道,南面延伸至宫城西北角附近,残长400余米,宽约30米。御道东侧即禁苑华林园,园内有大海(汉、曹魏天渊池),还有曹魏明帝所起景阳山,孝文帝建有清凉殿、茅茨堂等。

(作者:钱国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华夏考古》2019年第4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责编:荼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