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家画像石墓

柳家画像石墓位于柳家村西北约0．5公里左右的山坡下，1983年，与北园三号墓等56处文物遗址一起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保护范围：以墓葬封土堆中心为基点，半径10米以内。

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范围外20米以内为一类建设控制地带。

临沂沂南北寨汉墓博物馆，沂南汉墓石画像，沂南汉墓群

景点介绍

沂南汉墓博物馆位是在文明遐尔的沂南北寨汉画像石基基础上修建的一座专题性博物馆，主要向人们展示北寨汉墓群及出土于沂南县各地的汉画像石。该馆所藏汉画像石及其它文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佛教等多方面内容，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和研究价值。为研究沂南汉代历史及汉画像石墓分布情况，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

北寨汉墓博物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沂南县城西三公里的北寨村。北寨汉墓博物馆是在北寨墓群基础上修建的一座专题性博物馆, 所有建筑外形，集仿古与园林风格于一体，均属东汉时期的建筑，主要向人们展示汉代墓群葬文化及出土遗物,传播优秀历史文化。馆内设有一号墓保护房、二号墓保护房、画像石拓片陈列室、画像石廊、接待室等。

沂南汉墓博物馆南北长66.4米,东西宽67.5米,占地面积4017.2平方米。馆内设墓室保护房、文物陈列室等。所有建筑外形，集仿古与园林风格于一体，均仿照东汉时期的建筑，给人们一种身处其时，身临其境的体验。博物馆内正中偏北位置，是原址完整保护、闻名遐迩的北寨汉画像石墓（一号墓），该墓规模宏大，墓室结构复杂，画像雕刻精美，内容极其丰富，是我国现已发现、保存较为完美的，为中外学者高度关注的一座汉画像石墓。

墓穴概况

一号墓坐北向南，用280块预制石材筑成,其中画像石42块,画像73幅,画像面积44.2平方米。墓南北长8.7米,东西宽7.55米,由前中后三个主室，东三个侧室，西两个侧室组成，总计为八室。室与室之间都有门直通。整个墓室的构筑是由地面、台子、支柱、墙壁、横额、中柱、过梁、横枋、拦角石、盖顶石等先后顺序垒筑起来的，建筑技术相当先进。墓门高2.74米,由门楣、横额和东、西、中三个立柱组成。门的横额和立柱上均刻有画像。立柱部分分别刻有伏羲、女娲、东王公，西王母及羽人、玉兔捣药等祥瑞图像。门楣横额部分则表现出一战争场面。 前室面阔两间，进深两间，从地面到墓顶高2.8米,室中有八角形擎天石柱。顶部是用石条构成几个方形重叠而上的抹角结构藻井，既美观又大方。前室画像内容不少，但主题是祭祀,主要表现了墓主人死后的衷荣，分布于东、南、西三壁横额上。肃穆虔诚的致祭者 或躬立，或跪伏于地，足见墓主人的官位之高。前室四壁、北壁上横额及八角擎天柱上，则刻有大傩驱鬼、伐鼓、拥彗和神灵、祥瑞图像。 中室高3.12米,面阔两间,进深两间,亦有八角形擎天柱。中室画像内容更为丰富，有车马出行，丰收宴享，乐舞百戏等，主要表现了墓主人的高贵身份和富足逸乐的生活。中室的四壁，刻有苍颉造字、卫姬请罪、尧舜禅让、荆轲刺秦王、孔子见老子等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并有榜题“苍颉、齐桓公、卫姬、苏武”等12处28个汉字,这些画像生动细腻,令人惊叹。 后室由一个斗拱分隔成两间，仅有一个侧室，很显然是一带便池的厕所。拱的式样同中室一样，梁拱也是由整块石头雕成。分布于后室隔墙上的画像，主要描写了墓主人的闺房内的生活，有侍女持奁图、仆人洗涤图等

沂南汉墓博物馆一号画像石墓以气魄雄伟、结构谨严见长，表现出汉代建筑艺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它是汉代民间艺术家集体创造的作品，是将两汉建筑艺术、雕刻艺术、绘画艺术综合起来而去粗存精，推陈出新的作品。 一号墓早年被盗，仅存有少量残破的陶器和铜镞，墓主姓名无考。

二号墓

二号墓在一号墓的南面偏东，两墓相距20米。是东汉晚期较大的砖石墓。除两个耳室和一个后室的券顶完整外，其余各室的券顶均不同程度的损坏。由于墓早期被盗，墓券顶砖的丢落，使墓室内积满淤泥，经精细清理，出土完整和可复原的陶器、石器、铜器、银器等80余件及100多枚铜钱,另有铁刀和漆器腐朽的痕迹。 沂南汉墓博物馆大站东侧为拓片陈列室，展有一号墓画像拓片。图像清晰，资料丰富，给人们参观以更多便利。 院内东侧则陈列有从沂南各地收集而来的34块汉画像石,内容有:车马出行、大禹治水、祥禽瑞兽等。为研究沂南汉代历史及汉画像石墓分布情况，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

文物出土

1954年出土，定名《百戏图》。此图从左至右可分为四部分，杂技演出成为主要内容：第一部分是表演“跳丸弄剑”和“载竿”节目的，载竿技巧高超，一人额顶十字长竿，上有三儿倒悬翻转表演。顶竿者脚下尚有七个圆盘。表演者要瞻上顾下，力量灵巧均达极高水平。第二部分是乐队，有磬、钟、建鼓、琴、埙、排箫等多种乐器，共十五人演奏，可见当时之盛况。第三部分是“刀山走索”和“鱼龙曼衍”之戏，前者惊险，一人在地下立着刀尖朝上的索上拿顶倒立，两端还各有两人在索上相对表演，一似手挥流星，一似双手执戟。后者气魄雄伟，既有鱼龙之巨型，又有人扮之大鸟。第四部分是“马戏”和“鼓车”表演，马上或作倒立，或耍流星，人欢马跃，技巧高超；鼓车更是隆隆如闻其声。这些节目如手技、倒立、走索、顶竿、马上技艺、车上缘竿等。

2007年4月2日，沂南阳都故城汉墓的清理工作基本完成，考古专家初步断定，这是一座东汉时期的砖石混合汉画像石墓。汉墓前室里保存着较为完整的汉画像石，同时出土的还有陶耳杯、五铢钱等文物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陆续发现了铁鸳鸯席镇、陶耳杯、五铢钱等文物。在清理前室东西立柱间的墓土时，考古人员发现了陶耳杯，这种状似现代碟子的东西在汉代是一种酒器。考古人员清理墓土时发现了铁鸳鸯席镇。据介绍，汉代没有凳子、椅子，汉代人是席地而坐的。席是当时的坐具。席在人们起身、落座时常会移动，又容易卷角，席镇的功用就是在席的四角将席压住。

考古之谜

2008年10月16日，山东省沂南县文物部门在砖埠镇发现东汉墓葬群。考古人员对墓葬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除出土釉陶壶等大量文物外，又有新的发现，考古人员在对1号墓的发掘清理中，发现石壁上有多幅独特的人物画像，头冠奇特各异，人物全部盘腿打坐。据临沂市文物考古队介绍，这种造型在以往出土的画像里是没有的，有史可查的资料还没有见到，画像人物身份成为考古之谜。

文化价值

该墓价值极高，博物馆方出于保护目的，将所有地面均铺上地毯，防止灰尘。最令人震惊的是整个墓室的石刻装饰，形式是浮雕加线刻，内容则涉及当时墓葬文化中所流行的一些图景，如阴阳两界、车骑出行、庖厨宴饮、乐舞百戏等。石刻保存极好，观之越发显得精美。那些浅浮雕加线刻，其处理手法轻盈洗练，显示当时作者找到手法语言后所获得的自由酣畅的感觉。墓室的东北有一小室，内有一个长约20厘米的微型茅坑，是死者在阴间的厕所。茅坑制作精巧，一丝不苟，令整个墓穴一下有了人间的烟火味。

北寨汉墓，位于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界湖镇北寨村，俗称“将军冢”。是目前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大型汉画像石墓。

该墓群现已探明古墓六座，科学挖掘三座，对外开放两座。北寨墓群的保护范围为：以北寨墓群一号画像石墓中心为基点，向北365米，向南300米，向东280米，向西235米；建设控制地带为：以北寨墓群重点保护范围界桩为基点，向北625米，向南155米，向东135米，向西至汶河。北寨墓群1977年12月23日被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6月25日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北寨汉墓，是一座典型的东汉时期的家族墓群，目前经发掘整理开放的有两座。分别是一号墓和二号墓。

一号汉墓，墓南北长8.7米，东西宽7.55米。分前、中、后三个主室，均在一中轴线上；东西两面各有侧室，东三室、西三室，共八室。墓由280块石材砌成，其中画像石42块，画像72幅，总面积442.27平方米。1954年考古发掘。

全墓共有汉画像石42块，画像总面积44.227平方米。

画像分为四组：

第一组为墓门画像石，以刻在门楣上的胡汉战争图为主心。

图中部有一座有桥柱、栏杆、华表的大桥，桥上和桥右有大批手执刀、盾、矛、斧的汉朝步、骑兵和一辆昭车由右向左行进；左边有执刀、盾、弩箭的胡骑、胡卒翻越重叠山峦向右而来。汉、胡双方正在桥头展开激战。桥下有划船者和捕鱼者，表示桥下有水流。三根门柱上刻有代表方位的东王公、西王母以及羽人、玉兔捣药、伏羲、女娲、蹶张、仙人、异兽等。

第二组为前室画像石，画像刻于四壁、立柱、斗拱、过梁及室顶。

这一组以刻于东壁、南壁和西壁三横梁上的吊唁祭祀图为中心。南壁上横额的中部雕刻一重檐双阙的祠堂，祠堂前的广场上陈列大量祭品，祭拜者已下车正在进行祭拜。东、西壁上横额刻有捧简牍、执彗、持挺、执笏的墓主亲属在堂屋前迎候前来吊唁祭祀的众多宾客。南壁横额下刻有捧盾、执彗，击建鼓的侍者和兵库。其他各壁及中柱、斗拱、过梁、室顶雕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及奇禽、异兽、神怪、铺首、云纹等，两室顶分别刻有穿壁纹和莲花纹。

第三组为中室画像石，画像刻于四壁、中柱、斗拱、过梁及室顶。

这一组以刻在四壁上、横额上的以反映墓主人生活内容的画像为主。东壁横额上刻有众多伎艺人表演飞刀执丸、顶?、走绳、七盘舞、鱼龙漫衍之戏、戏车、马戏，以及敲击钟、鼓、磬、铎，吹奏排箫、笙、竽、埙和抚琴等的乐舞百戏图。南壁横额东段刻粮仓、粮堆、装满粮食的牛车，主人督导仆役装粮入库的丰收图和屠夫们抬猪、椎牛、剥羊、酿酒、切菜、烧灶等的庖厨图，生活气息相当浓厚。南壁横额西段和西北壁上横额刻有墓主人车骑出行归来图，众多亲朋在宅院、双阙前恭迎庞大的车骑队伍。从宅院的建筑形式和车骑队伍无后送者反映出墓主人应该是出游归来。上横额下的四壁则刻有苍颉造字、卫姬请罪、尧舜禅让、周公辅成王、蔺相如完璧归赵、晋灵公放獒逐赵盾、孔子见老子、荆轲刺秦王、聂政刺韩相等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并有榜题“苍颉”、“齐桓公”、“卫姬”、“齐侍郎”、“苏武 ”、“管叔”、“令（蔺）相如”、“孟?”、“铁?”、“晋灵公”、“敖也”等12处。八角型柱、斗拱、过梁刻有奇禽、异兽、神怪、东王公、西王母、佛教造像、龙、云、纹等。两室顶刻莲花纹、方格纹和圆饼纹。

第四组为后室画像石，分布于石室中隔壁墙上。

主要刻在南北两端承过梁的隔墙上的家具、日用品、酒器、兵器架和备骑的仆人，捧着梳妆用品及洗涤溺器的侍女以及驱邪逐鬼的方相氏，表明后室为墓主人的寿藏（寝室）之地。斗拱、过梁雕刻奇禽、异兽、翼龙、凤鸟、水波纹等。两室顶刻菱格纹和莲花纹并加施黑、绿、红三色彩绘。

一号汉墓根据有限的资料记载，曾经被发掘过至少三次，

其一，晚清期间的挖掘。晚清时期，沂水县政府曾组织过对该墓的发掘，这次发掘情形，所见何物，一切均不见记载。

其二，1947年期间的发掘。1947年国民党进攻山东解放区之前，当时民主政府怕文物散失，曾组织力量，用了三百多个工，进行挖掘。

当时，沂南县政府在南寨村办公，县政府司法科、公安局等在北寨村办公，“老四团”在南寨村休整。县政府民主进步人士、参议员刘佛缘（俗称十一少）建议对北寨“将军坟”进行挖掘，在县政府和南寨村庄长刘乃章的组织下，“ 老四团”和公安、司法科配合，使用了村里的一些民工，进行挖掘。这次发掘从清理墓顶封土开始，在墓门前挖了一条东西向的大土沟，拆除了墓门两侧的砖墙，墓顶东南角盖石已经没有了，东北角厕所间的石块有缺口，是盗墓贼砸开的。墓门挖开后，未见墓门石；进入墓中也没有什么更多的发现，只是在墓门里侧有一个陪葬用的灰色陶狗，在后间室前有一具人的骨架，还有几枚五铢钱。见没有什么东西，人们又将其堵死，填土前，到东山采石场里定做了两块墓门石和一块盖顶石，把墓门和东北缺顶堵上了。

其三，1954年期间的发掘。

二号墓在一号墓的南面偏东，两墓相距20米。是东汉晚期较大的砖石墓。除两个耳室和一个后室的券顶完整外，其余各室的券顶均不同程度的损坏。1994年春发掘。墓葬布局与一号墓基本相同，也由墓道、墓门和前、中、后主室及东三侧室、西二侧室组成。除墓门和前、中室四壁，西二侧室的隔墙为石材外，均有青砖作材料。后室由一道砖墙分隔为东西两间。各室间有门相通。室顶为青砖起券。室外南北长9。10米，东西宽8。52米。整个墓室布置相当平衡，均在一中轴线上，主轴线南北向，墓门南偏西9度。

一号墓是夫妻合葬墓，但是与众不同之处是女方葬在东面，明显地位高于男方。而根据东汉家族墓流行的昭穆顺序看，二号墓是一号墓墓主的儿子，也是合葬墓。

三号墓在二号墓的西面，相距12米，群众修建房屋时发现，1994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人试掘，未发现。

四号墓在一号墓西南100米处，小型砖石墓，1994年10月村民挖地窑发现，经沂南县文物管理所抢救性发掘，出土文物50余件，清理后封土保护。

五号墓、六号墓分别位于距二号墓南约25米、东30米处，山东省文物科技保护中心1994年5月勘探发现，未发掘。

北寨汉墓墓葬均多次被盗，随葬器物残存较少且绝大部分残毁。特别是一号墓残存遗物极少，除1947年出土一件灰色陶狗和数枚五铢钱外1954年出土完整器物仅一件小陶盘（应为盏）和一件三棱形铜箭镞，其余均为陶器残片。可辨器形有三足盘、耳杯、器盖、灯座把（原称豆柄）、案、罐底、鼎足、屋宇明器残片等。

二号墓出土完整和可复原的陶器、石器、铜器、银器等87件及100余枚铜钱，另有铁刀和漆器腐朽的痕迹。这些遗物主要分布于前室、中室、前室西侧室、中室东侧室和后室隔墙的券门中。

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少量泥质红陶。器形有鼎、盘口壶、头颈壶、盆、盒、盘、碗、圆案、长方案、耳杯、魁、灯座、盏、 釜、灶、甑、博山炉、井、灶、勺、猪厩、狗、鸡、鸭等。石器有五龙戏珠三足砚、猪、黛板；铜器有女俑、泡钉（漆器附件）、“五铢”钱、“大泉五十”钱、“货泉”钱：铁器有刀、棺钉（均腐殖不完复原）；银器有小环等。其中的灯座为宋代博山瓷油灯，据专家分析认为，此墓宋代就曾被盗过，瓷油灯系盗墓贼盗墓后所弃用之物。

五龙戏珠三足砚和铜女俑，在汉代文物中极为少见，弥足珍贵。砚为石灰石质、圆形、子母口，由砚身和盖组成。砚身圆底，饰三熊足；砚首，线刻莲瓣纹和旋涡纹，其中部凿刻一椭圆形墨池；砚堂平滑，子口平直沿；砚外缘及子口上缘线刻莲瓣纹。砚盖呈圆弧形，中心突起成圆柱状，其上刻“五铢”钱纹；周围环绕五条身体线刻鳞纹的透雕的龙，龙首紧贴“五铢”钱，组成一幅五龙戏珠（铢）的图案；盖周边及外缘线刻勾连云纹。直径19。7厘米，通高7。4厘米。铜女俑出土于东后室东北角，裸体，发后梳，似围巾帻；高大鼻，阔嘴；细长身，扁胸，凸腹露脐，宽臀；双臂微曲下垂，手指并拢，手心外向；略屈膝，跣足。高8。4厘米，肩宽3。7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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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左表墓汉画像石题铭考释

吕梁左表墓汉画像石题铭考释

赵元(吕梁学院 历史文化系)

摘　要：离石马茂庄汉画像石墓墓主左表的上级长官为使(护)匈奴中郎将，中郎将为宫廷禁卫武官，自武帝时起经常出使匈奴。东汉初南匈奴内迁后，使匈奴中郎将设为常驻边郡的固定官职，拥有使者身份和节杖，职权甚重。左表在幕府中担任奏曹史，负责起草给朝廷的章奏，是重要的文书工作，并非随事增置、掌管财赋出纳的吏员。其墓室称作“万年庐舍”，表示希望死后的住宅能够永久保存。

关键词：左表墓;使者;使匈奴中郎将;奏曹;庐舍

民国八年(1919)在山西离石县马茂庄发现的东汉左表墓汉画像石是驰名中外的艺术珍品，中央电视台曾在《国宝档案》节目中分两期予以专门介绍。在出土的14块画像石中，有10块现存于山西省博物馆，2块收入离石汉画像石博物馆，另有2根刻有文字的墓表被古董商贩卖出境，现在加拿大多伦多市皇家安大略博物馆陈列。墓表题铭字体为八分书，笔划遒隽，内容反映了墓主的姓名、籍贯、官职和墓室的建造年代，分别为：

和平元年西河中阳光里左元异造作万年庐舍

使者持节中郎将莫府奏曹史西河左表字元异之墓[1]166-167

左表墓画像石拓片

（以上图片来自《山西离后左表墓汉画像石艺术》，作者王君）

上述文字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曾对其进行过解读；①笔者认为还可以商榷与深入阐释，以便详细说明其蕴含的社会内容。现考证如下：

一、墓主的上级长官

据题铭所言，墓主左表是在“使者持节中郎将莫府”中担任吏职。谢国桢先生云：“查刘昭补《后汉书·百官志》无持节中郎幕府奏曹史的名称，而有‘使匈奴中郎将’的职衔。”认为墓石文中之“持节中郎将”当即“使匈奴中郎将”，是东汉政府为防卫及辑睦居于西河、五原等地的南匈奴所设置，为左表的上级长官。 ②笔者赞同其观点，并对这一官职的性质、特点与源流演变作如下补充。

中郎将原为宫廷的禁卫武官。汉代皇帝的侍从警卫称“郎”或“郎官”，《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曰：“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皆无员，多至千人。” [2]727《后汉书·百官志五》曰：“凡郎官皆主更直执戟，宿卫诸殿门，出充车骑。唯议郎不在直中。” [3]3575其长官在秦及汉初称郎中令，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更名光禄勋，属官有五官中郎将和左右中郎将共三人，东汉增置虎贲中郎将、羽林中郎将，皆为皇帝近臣，平时随驾护卫，战时或领兵出征。自武帝以来，汉朝与匈奴的作战和交往日益频繁，开始派遣宫内亲信的中郎将担任使者来往联络。《汉书·苏武传》记载天汉元年(前100)匈奴送还以前被扣留的汉使路充国等，“武帝嘉其义，乃遣(苏)武以中郎将使持节送匈奴使留在汉者，因厚赂单于，答其善意”。 [2]2460这是“使匈奴中郎将”或“使者持节中郎将”的起源。据廖伯源先生《汉代出使匈奴事例表》统计，从成帝时起至光武帝建武二十六年(50)，汉朝出使匈奴共二十三次，“其中正使者为中郎将之事例有十八次，二十人次。可见自成帝始，派遣中郎将处理匈奴事务成为惯例”。 [4]242-243

在上述阶段，使匈奴中郎将的“使者”身份只是临时的，完成任务回国后即予以解除。东汉建武二十四年(48)，匈奴内乱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单于归汉。至二十六年(50)冬，南匈奴战败势弱，请求内迁获得准许。“于是复诏单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中郎将段郴及副校尉王郁留西河拥护之，为设官府、从事、掾史。” [3]2945从此开始，东汉政府将“使匈奴中郎将”设为固定的官职，建立行政机构并长期驻守边郡，正式对南单于所部实行监护，不再是过去的临时差遣了。《后汉书·光武帝纪下》载建武二十六年，“遣中郎将段郴授南单于玺绶，令入居云中。始置使匈奴中郎将，将兵卫护之。”李贤注曰：“中郎将即段郴也。《汉官仪》曰：‘使匈奴中郎将屯西河美稷县’也。” [3]78是说使匈奴中郎将的治所在西河郡美稷县，即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据周振鹤先生考证，至灵帝中平年间南移到今山西汾阳县西北。[5]680

“使匈奴中郎将”又称“护匈奴中郎将”，其特殊职权在于拥有“使者”身份与节杖。汉代使者为皇帝委派之代表，或出使外国，或巡视境内，能够以天子名义发布命令，各级官员必须服从，其权力甚重，类似后代的钦差大臣。两汉史料反映使者的任务几乎无所不包，涉及司法审判、对外交往、对地方官员的奖惩任免、视察赈灾与发兵作战等许多领域，并根据所执行的任务持有诏书或虎符、节、斧钺等信物。左表的长官为“使者持节中郎将”，所掌握的“节”是身份凭证和最高权力象征，其形制为一根竹节制作的权杖，装饰有三重牛尾毛。李贤注《后汉书·光武帝纪上》“持节北度河”句曰：“节，所以为信也，以竹为之，柄长八尺，以旄牛尾为其毦三重。冯衍与田邑书曰：‘今以一节之任，建三军之威，岂特宠其八尺之竹，犛牛之尾哉！’” [3]10-11颜师古注《汉书·高帝纪上》“封皇帝玺符节”句曰：“节，以毛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节，因以为名，将命者持之以为信。” [2]23朝廷派遣出使的大臣往往被赐予节杖，表示他代表皇帝，握有生杀决断之权。《汉官仪》曰：“使匈奴中郎将，拥节，秩比二千石。” [3]51如果遇到突发事变，来不及请示朝廷，他即有权临机处置。例如《后汉书·陈龟传》记载：“永和五年，拜使匈奴中郎将。时南匈奴左部反乱，龟以单于不能制下，外顺内叛，促令自杀。” [3]1692从而平息了这场动乱。使匈奴中郎将被授予节杖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可以根据形势需要调发当地军队。汉朝使者以节发兵的事例，如武帝即位初决定救援东瓯，反击闽越入侵，“乃遣庄助以节发兵会稽。会稽太守欲距不为发兵，助乃斩一司马，谕意诣，遂发兵浮海救东瓯”。 [6]2980又巫蛊之祸时，太子刘据遣使“以节发兵，与丞相刘屈氂大战长安，死者数万人”。 [2]209使匈奴中郎将手下没有多少军队，他对南单于所部的监护要依靠西河郡的兵马。朝廷在建武二十六年冬，“令西河长史岁将骑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将卫护单于，冬屯夏罢，自后以为常”。 [3]2945手中拥有节杖，就可以在紧急时指挥调遣当地及附近的驻军，以便及时镇压反叛，保持安定。

二、墓主的任职机构及其职务

题铭反映墓主左表是在使匈奴中郎将的“莫府”中任职，“莫府”即“幕府”，是汉代将军出征时处理日常军务的办公机构，其渊源可追溯到战国。《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曰：“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常居代雁门，备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莫府，为士卒费。”裴骃《集解》引如淳曰：“将军征行无常处，所在为治，故言‘莫府’。莫，大也。”司马贞《索隐》曰：“如淳解‘莫’为‘大’，非也。崔浩云：‘古者出征为将帅，军还则罢，理无常处，以幕帟为府署，故曰莫府。’则‘莫’当作‘幕’字之误也。” [6]2449据《后汉书·百官志一》记载，东汉作战出征时，将军的幕府僚属如下：“长史、司马皆一人，千石。本注曰：司马主兵，如太尉。从事中郎二人，六百石。本注曰：职参谋议。掾属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属三十一人。本注曰：此皆府员职也。” [3]3564使匈奴中郎将是朝廷派驻边郡的常设官员，配置僚属的情况与上述将军幕府大同小异。例如，其麾下也有领兵的司马。桓帝永康元年(167)冬，西羌抄掠三辅，护匈奴中郎将张奂“遣司马尹端、董卓并击，大破之”。[3]2140亦有从事二人，见《后汉书·百官志五》：“使匈奴中郎将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护南单于。置从事二人，有事随事增之，掾随事为员。” [3]3626和帝永元二年(90)因匈奴归顺者众多，朝廷批准增加使匈奴中郎将的从事员数。“是时南部连克获纳降，党众最盛，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胜兵五万一百七十。故从事中郎将置从事二人，耿谭以新降者多，上增从事十二人。” [3]2953-2954南单于遣侍子入朝时，“中郎将从事一人将领诣阙”。 [3]2944朝廷另派官员来往迎送，“单于岁遣侍子来朝，谒者常送迎焉，得赂弓马毡罽他物百余万。谒者事讫，还具表付帑藏，诏书敕自受”。 [3]3626

使(护)匈奴中郎将的副职，西汉有“副中郎将”，[2]2460东汉史籍未见，仅有“副校尉王郁”；[3]2943另外也未设“长史”一职，如前所述，只有“西河长史”率领当地部队协助护卫。值得注意的是，使匈奴中郎将的幕府内设立了一项特殊官职，专门带领一支小部队跟随单于。“令中郎将置安集掾史，将弛刑五十人，持兵弩随单于所处，参辞讼，察动静”。 [3]2944以便对其执行严密的监控。至于其幕僚中处理日常庶务的下级文职人员，亦未见有详细记载。《汉官仪》仅笼统地说使匈奴中郎将，“拥节，屯中步南，设官府掾史”。 [3]3626左表墓题铭记载他在幕府中担任“奏曹史”，谢国桢先生云：“查刘昭《后汉书·百官志》无持节中郎将幕府奏曹史的名称”，认为左表“似为中郎将幕府中随事增置之掾史”，其职责是“出纳诏令文书，典司毡罽货物，口衔号令，操纵事权，实出掾史之手，是一个美差肥缺”。③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因为从史籍记载来看，“奏曹”是汉代公卿及州郡牧守府中普遍设置的机构，掌管起草给朝廷的章奏，未见有负责财赋出纳的情况，其吏员有掾、史、书佐。严耕望先生曾考证：“《续志》，三公府有‘奏曹，主奏议事。’郡国亦有奏曹。奏曹掾见《两汉金石记》卷一一《仓颉庙碑阴》及《御览》二五九引《风俗通》，史见《吴志·太史慈传》、《两汉金石记》七《竹叶碑》。而《张纳碑》有二人。书佐见《隶续》一七《鲁峻石壁画像》。而本所藏汉残石有奏曹掾，即郡奏曹掾。卫宏《汉旧仪》，丞相设四科辟，‘三科曰明晓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补四辞八奏。’郡国用人盖同。” [7]126地方长官给朝廷的奏章，内容为汇报情况、表述政绩和请示诉求，如果措辞得当，会使天子和公卿满意其工作，批准其请求；反之则可能造成君臣的反感，影响上奏官员的仕途，甚至会危及他的身家性命，因此封疆要员都对起草奏章非常重视，必须用心腹亲近、文采出众之人来担任奏曹掾史，以保证不出差错。据史书所载，重要的章奏甚至会召集全体文吏商议决定。例如祢衡投奔荆州刺史刘表，“刘表及荆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宾礼之，文章言议，非衡不定。表尝与诸文人共草章奏，并及其才思。时衡出，还见之，开省未周，因毁以抵地。表怃然为骇。衡乃从求笔札，须臾立成，辞义可观。表大悦，益重之。” [3]2657他后来被遣送到江夏太守黄祖门下，“衡为作书记，轻重疏密，各得体宜。祖持其手曰：‘处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 [3]2657由此可见起草奏章文书工作之重要，故奏曹应属于常设机构，而并非随事增置。严耕望经研究认为，奏曹只是在秩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府中设置，如公卿与州郡牧守，县级部门则无。④如前所述，使(护)中郎将秩比二千石，所以具备了设置奏曹的资格。左表墓题铭载其建造时间为桓帝和平元年(150)，谢国桢先生考证：“汉桓帝派遣的任使匈奴中郎将有皇甫规、张奂、郭太等人。据《后汉书》记载，张奂任中郎将时在桓帝初年，左元异既非死于和平元年，他任奏曹史应在皇甫规、张奂时期。”⑤

三、“庐”与“庐舍”

左表墓题铭称：“和平元年西河中阳光里左元异造作万年庐舍”，其中“西河中阳光里”是墓主的籍贯，据《后汉书·郡国志五》记载，西河郡治离石，所辖十三县内有中阳，即今山西省吕梁市中阳县境。“光里”为左表居住之邑名，按汉代地方行政组织县下为乡，乡下为里，但公文中记述某人籍贯时通常只写县、里而不提乡名，居延汉简中其例甚众，恕不赘举，故左表墓铭也遵从此项惯例，免去乡名的撰写。题铭称墓室为“万年庐舍”，下文试考其详。

“庐”之初义为简易的棚屋。《诗·小雅·信南山》曰：“中田有庐，疆场有瓜。”郑玄笺曰：“中田，田中也。农人作焉，以便其田事。” [8]471《汉书·食货志上》言周代民居，“在野曰庐，在邑曰里……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颜师古注：“庐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 [2]1121又云：“庐，田中屋也。春夏居之，秋冬即去。”[2]1119当时农民各在自己耕种的田中搭建草棚，以躲避风雨，就近耕种，守护庄稼。秦汉亦然，称之为“田庐”。如刘邦任亭长时，“与吕后俱之田庐，时自隐匿”。 [9]301张玄“自田庐被褐带索”，[3]1244前往游说车骑将军张温。皇宫中亦有供值班官员士兵暂居之“庐”，如《汉书·外戚传上》曰：“上官桀谋反时，(许)广汉部索，其殿中庐有索长数尺可以缚人者数千枚，满一箧缄封。”颜师古注：“殿中庐，桀所止宿庐舍在宫中者也。” [2]3964-3965《汉官解诂》云：“卫尉主宫阙之内，卫士于垣下为庐，各有员部。”[10]14环绕宫墙的卫士棚屋又称“周庐”，赵高在望夷宫发动政变时，“缚卫令仆射，曰：‘贼入此，何不止？’卫令曰：‘周庐设卒甚谨，安得贼敢入宫？’”裴骃《集解》注：“《西京赋》曰：‘徼道外周，千庐内傅。’薛综曰：‘士傅宫外，内为庐舍，昼则巡行非常，夜则警备不虞。’” [6]274-275在其他地点临时构建的房屋亦可称“庐”，而“舍”则指固定的住宅。如《后汉书·刘平传·序》载薛包被父母责令分居后，“日夜号泣，不能去，至被欧杖。不得已，庐于舍外，旦入而洒扫，父怒，又逐之。乃庐于里门，昏晨不废。积岁余，父母惭而还之”。 [3]1294但是在东汉，“庐舍”两字合成一词却往往用来泛指官员及百姓的住宅，少见表示草棚的事例。如樊重，“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 [3]1119《后汉书·董卓传》曰：“是时洛中贵戚室第相望，金帛财产，家家殷积。卓纵放兵士，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 [3]2325左表视其墓室为死后的住宅，希望能够永久保存，故称作“万年庐舍”。同类情况可以参考各地出土的东汉画像石题记，或称为万年室、万岁室、万岁堂、万岁室宅、万岁吉宅、万岁神室、千万岁室宅等，都是指安葬的墓室。古人视死如生，将死者埋葬的墓室称为“宅”“舍”“室”“居”“宅舍”“宅兆”“室宅”“庐舍”“吉宅”等，都是和生人一样，万年、万岁、千万岁者盖言其永久、久远之意。⑥

综而述之，墓表上的题铭表示左表的上级长官为使(护)匈奴中郎将，负责监护单于，安辑边郡胡族；由于责任重大，故被朝廷授予使者身份与节杖，有便宜行事决断的权力。左表的奏曹史亦为幕府中紧要职务，受到主官的重视。他的墓葬浮侈奢华，反映出生前的富有，应该与其掌握的职权与幕府中的重要地位有关，看来是属于西河地区的豪吏，而并非普通的文书人员。

注释:

①⑤参见谢国桢《跋左元异墓石陶片拓本》，《文物》1979年第11期；冯军平、郝慧芬：《离石汉代画像石题刻》，《山西档案》2012年第6期。

②③参见谢国桢《跋左元异墓石陶片拓本》，《文物》1979年第11期。

④ 参见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29～233页。

⑥参见吴镇烽《秦晋两省东汉画像石题记集释》，《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王金元，刘晋平，王双斌．吕梁汉代画像石选[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廖伯源．使者与官制演变 [M]．台北：文津出版社，2006．

[5]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

[6]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7]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8]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9]王充.论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10]孙星衍,等．汉官六种[M]．北京：中华书局，1990．

(责任编辑　廖向东)

作者简介：赵　元(1957-)，男，山西兴县人，吕梁学院历史文化系副教授。

基金项目：吕梁市软科学研究项目“吕梁历史人物研究”(RKX201330-5)

转载自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3期

郑州画像砖墓•嵩岳寺塔•巩县石窟寺

作者∣阎铁成

重读郑州∣第五篇：古代建筑之源流

⑧独具地域文化特色的墓葬建筑---郑州画像砖墓

画像砖墓也称空心砖墓，因筑墓材料为烧制的空心大砖，且砖面印有画像而得名。始见于战国（公元前5世纪—前3世纪）晚期，流行于两汉（公元前202年—220年），由烧制的印有纹饰的大型陶砖做建筑材料扣合而成。

结构从简单的板盒式逐渐过渡到柱梁式和多边拱券式，构造从一般的搭叠发展到各种榫卯的接合，材料从单一的板材空心砖演变到多类型的空心砖，后来还结合使用了石材及小砖。在平面布置上，也从最初的单室扩展到较复杂的多室形式。

尤其是在砖表面模印各种几何纹样与内容丰富的画像图形，以及后来逐渐使用了涂以彩色并镂空雕刻的装饰形式，反映了它在建筑艺术上的成就与特色。

画像砖墓一般为中下层社会所使用，分布也仅在中原、四川等几个经济社会富庶的地区所使用。郑州地区在战国两汉时期城池林立，因此，市域内到处都能发现画像砖墓，郑州的画像砖墓形制多样，画像多姿，在全国同类墓葬中独具风采。

郑州画像砖墓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画像砖制作及其内容。郑州画像砖由于在墓室结构中的不同用处而制作成各类形状，除了墓门为各类异形砖外，一般为长方形空心大砖，规格为长1.3米，宽0.5米，厚0.15米。

在这些陶制大砖上有丰富多彩的画像。砖上的画像和纹饰，多是在砖坯未干前用小印模压印出来的，技法上有：平面浅浮雕，使画像凸出在砖的平面上，轮廓清晰，立体感较强；阴线刻，线条纤细而洗练；阴刻施阳线，用线简单，图案性强。

这些画像均为一模一题的压印方法，根据砖的部位需要，或连续，或交替，组合成大幅的装饰图案。构图方法有混合式构图法、装饰式构图法、主题式构图法等。

画像砖上的画像题材内容涉及很广，有反映现实生活的，如官吏、车骑出行、狩猎、乐舞、斗鸡、格斗等；有再现时代建筑的，如庭院、门阙、楼阁等；有记录神话故事的，如羲和主日、西王母、东王公、九尾狐与三足乌、玉兔捣药、后羿射日等；

有镌刻历史故事的，如狗咬赵盾、孙子六博、孔子问童子等；有表现辟邪祥瑞方面的，如铺首衔环、熊、白虎、龟、龙、凤、鹤等；有属于装饰图案的，如钱形百乳四方连续纹、四乳五铢钱纹、柿蒂纹与变形柿蒂云勾旋涡纹、柿蒂旋涡纹、变形虫纹与乳钉纹、方形云朵纹、变形柿蒂云朵乳钉纹、山禽树纹、菱形四字纹、变形山树纹、双禽套索纹等。

郑州画像砖具有独特风格，一是小印模画像，一画一主题，内容简单，画像清晰，形态生动，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二是画像题材广泛，历史、仙界、人间浑然一体，磅礴大气。

三是画面装饰感强，在一面墙壁上，画像的排列天然。有时内容上少有联系，但是一幅幅自成主题的印模画像却鲜明突出，它们往往连续排列，形成庞大阵势，给人印象强烈。

郑州画像砖汉画雕做艺术，用线冼炼，刚健飘逸，不追求自然主义的真实美，而追求整体粗放的神似美；不捕捉笑容可掬的瞬间神似，而表现其力量、运动和气势；不拘泥于写实或夸张，而主张夸张与写实相结合。

在这些巧匠手下，奇妙构思，大胆想象，无拘无束，写意夸张，使武士的臂、舞女的腰、奔马的腿、铺首的目，或粗或细，但表现力却极其强烈，体现了汉代艺术雄浑大气的风格。

郑州画像砖墓图版

空心砖墓平面布局图

空心砖墓墓门(右)、墓室(左)

空心砖墓发掘现场

郑州出土画像砖画像拓片

门阙

阙门、凤鸟、持戟门吏

軺车出行

双骑出行

双骑过阙

回马射虎

骑射跑鹿

单骑回射

格斗

击剑

建鼓舞

翘袖折腰舞

阙门、凤鸟

凤阙、楼阁、祥瑞凤鸟

宫阙、门吏、常青树

乐舞、铺首衔环砖

軺车出行、常青树砖

凤鸟与常青树砖

楼阁、骑射、軺车出行画像砖

门阙、軺车出行、骑射、乐舞画像砖

斗虎、軺车出行砖

軺车出行、单骑回射、猎虎砖

门阙、车骑、格斗、狩猎、舞乐、人物画像砖

軺车出行、辅首、宫阙画像砖

郑州画像砖墓砖图

墓砖

空心砖

画像空心砖

特制砖

异形砖

⑨1500年前的砖塔---北魏嵩岳寺塔

塔，是古印度佛教用来保存和埋葬佛祖释迦牟尼“舍利”和高僧大德遗骨的建筑，东汉以后，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塔的建筑形式也传入中国，然而，其名称当时并不称塔，塔的建筑形式也并非今天我们见到的模样。

塔的梵文为Stupa，原意是坟冢的意思。当它传到中国来的时候，印度的塔已经过了较长的发展时期，除了埋葬舍利的坟墓之外，还有在灵庙石窟建造或雕刻的塔。

由于塔是中国早期没有的建筑物，所以甲骨文、钟鼎文、篆隶楷书等古文献中都没有这个字，译成中文的时候，各家所译均不相同，有音译的，有意译的，也有按形状译的，各式各样，达二十多种，如窣堵波、私偷婆、浮图、圆冢、方坟、灵庙等等。

直到后来，翻译佛经的人根据这种建筑的造型，结合音译和中国的文字，创造出了“塔”字来，这已是这种建筑传入数百年之后的事情了。塔字采用了梵文“佛”字“布达”(Budha)的音韵，较旧译浮图更为接近，加上土作偏旁，以表示土冢之意，这就十分切合窣堵波的实际用途了。

塔在传入中国时，造型仍然是印度式建在台子上的半圆形冢，但是这种建筑的神圣和独特迅速被中国的能工巧匠结合本土的各种建筑类型创新再造，大放异彩，用途也跳出佛界，成为中国古代建筑类型中的一朵奇葩。

在长期的实践中，中国历代匠师在原来的舍、丘、刹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式的楼阁塔，而后又创造出密檐式塔、亭阁式塔、喇嘛塔、金刚宝座式塔、花塔、造像塔、宝箧印经塔、经塔、碑式塔、九顶塔、高台列塔、球形塔、钟形塔、阙式塔、筒形塔等数十种类型，按建筑材料分为砖石塔、琉璃塔、木塔、铜塔、铁塔、香泥塔等。

塔也从单纯的墓塔、佛塔扩展为社会其它领域的建筑，用来装点河山，美化风景；镇守边关，瞭望敌情；望高眺览，壮志舒怀，等等。

塔的建造大约在东汉佛教传入中国后就开始了，而且发展很快，到了南北朝时期，城城有寺，寺寺有塔，比较著名的如当时北魏国都洛阳城的永宁寺塔，高达四十余丈。然而，这些早期建造的塔都没有能够保存下来，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时代最早的砖石之塔就是嵩岳寺塔了。

嵩岳寺塔位于郑州市登封太室山南麓，建于北魏永平年间（公元508年—511年），十五层密檐式筒体结构砖塔，为纪念佛祖释迦牟尼而建。

嵩阳寺塔平面呈十二边形，内设空筒状八角形塔心室。塔高37.045米，底层直径10.6米，内径5米余。全塔用青砖和黄泥浆垒砌而成，外部敷以白灰皮装饰。由基台、塔身、十五层叠涩密檐和宝刹组成。密檐自下而上逐层内收，构成一条柔和的抛物线，端庄优美。

塔基为十二边形，高0.85米，宽1.6米。台基之南砌月台，条砖铺地，月台之南砌踏道。台基北面，有一条甬道通向塔后大殿。塔身下部有叠涩腰檐将其分为上下两部分，下为素壁，各边长2.81米，四正向辟券门，腰檐上部门额双券，其面作尖拱形，券角饰外旋纹，拱尖左右各嵌石铭一方。

十二转角处各砌倚柱1根，柱头饰火焰宝珠与覆莲，柱础覆盆状，辟门四面之外，其余八面，各造佛龛一个。龛下基座壸门内各雕狮子1尊，共16尊，正、侧、蹲、立，形象各异。塔身十五层叠涩密檐间砌矮壁，上砌拱形门与破子棂窗492个，除11个为真门外，其余全为雕饰的假门盲窗。

塔刹自上而下由念珠、相轮、仰莲、须弥座、覆莲、基座等组成。皆为青砖平顺垒砌后砍磨而成，外由白灰层涂饰。

嵩岳寺塔作为中国佛教鼎盛时期的北魏遗物，在佛塔的类型上有极大的开创性，塔身上段的抛物线形轮廓，下段塔门采用的火焰券形门洞和壸门狮子的装饰等，是中国建筑艺术与西域建筑交流结合的产物。

塔的整体刚劲挺秀，细部制作精致质朴，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同时也表现出高超的造塔技术，成为高层筒体结构的先驱。

著名建筑学家刘敦桢在《河南省古建筑调查笔记》中说：“后来的唐代方塔，如小雁塔、香积寺塔等，均脱胎于此……塔之内部，无塔心柱，足证唐砖塔平面，早已肇源北魏矣……自第二层以上，内室平面为八角形，足证八角形之建筑物，不始于唐，此于建筑史上，极为重要。”

嵩岳寺塔为佛塔中密檐式塔的重要例证，从整体造型到细部雕饰均有明确的宗教文化含义，是佛教文化传播与演变在建筑上的重要体现。

嵩岳寺塔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嵩岳寺塔图版

嵩岳寺塔立面、剖面图

嵩岳寺塔与太室山

嵩岳寺塔

嵩岳寺塔金秋

砖雕塔刹

叠涩密檐

塔腰倚柱

寺塔壁龛

塔体局部

壸门石狮

火焰劵形洞门

塔内八角井

寺内遗留的建筑柱础雕饰精美，可以想见当年建筑的雄伟与宏丽

塔内壁画

塔外洞天

魏塔与唐槐

嵩岳寺

⑩中国石窟建筑珍品---北魏巩县石窟寺

石窟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一种类型，它是以建筑的手法在山崖陡壁上开凿出来的洞窟形的建筑。石窟营造在汉代已经开始，多以封闭的墓室为基本用途。以石窟作寺是随着佛教的传入而出现的，在印度，不少佛教寺院以石窟为聚居修行之所。中国石窟寺的营造最早在河西走廊一带，年代大约在3世纪末。

石窟寺的建筑构成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寺内大多数用房，如佛殿、讲堂、僧房、库房等，均为依崖凿就的窟室；二是以石窟作为寺院的主要标志，窟前还建有殿堂、僧房等地面建筑物。由于具有相同的使用功能和共同的发展背景，使得石窟寺在窟室的内部空间与外观形式上趋同于当时佛寺内的各种建筑。

在我国现有石窟寺实例中，大多数窟室的形式表现出建筑物的内外空间特征，如平面方整、纵深不止一重，不同功能的窟室采用不同体量，窟室的内顶表现出建筑物室内特点如拱顶、叠涩顶、帐顶等；在窟室内外的相应部位，则以雕刻、绘画方式表现出柱额、斗栱、椽枋、平棊等构件形象与装修做法。

有一些石窟已明确体现出以窟室的内部表现建筑物内部空间，同时将窟室外观处理成建筑物主要立面样式的设计原则。北魏时期的建筑留存极少，石窟寺建筑非常珍贵地保留了那个时期人们的杰出创造，反映了建筑发展的新变化、新特点。

巩县石窟寺位于郑州市巩义伊洛河北岸大力山南麓，由石窟和地面建筑两部分组成，石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时期（公元471年—499年），历经唐、宋，现存五个窟室，1个千佛龛。摩崖造像3尊，摩崖造像龛328个，佛像7743尊，题记256品。

在中国现存石窟寺建筑中，巩县石窟寺规模不算大，但内部空间和壁画雕刻布局上极有特点，一是窟室为中心方柱式塔庙窟建筑形式，窟室高、宽、深度相近。中心方柱基座的宽度，大致为窟宽的1/2，尺度规整，四壁、方柱四面与窟顶、地面均平直相交。二是窟顶雕作平棊，格内雕飞天、莲花及忍冬纹饰，环绕中心方柱布列，图案有明显的向心性及韵律感。三是中心方柱各面均作佛帐龛，是以往未见的作法。方柱基座与四壁下部雕刻神王、异兽等，四壁上部满雕千佛，壁面正中设单龛，或置四座列龛，窟门两侧有水平分层构图的帝后礼佛图。

巩县石窟寺洞窟形式和壁面构图规整平稳，对称有序，雕刻手法洗练有力，在融汇云冈、龙门石窟建造雕刻技艺的基础上又形成了新的特点，反映出石窟建造雕刻艺术的发展已步入成熟阶段并带有一定的程式化倾向，对以后的石窟形式有较大的影响。

巩县石窟寺是我国保存最为完好的北魏石窟建筑之一，其中的大型浮雕帝后礼佛图为国内石窟现存雕像中所仅有。

巩县石窟寺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巩县石窟寺图版

北魏巩县石窟寺

巩县石窟寺内北魏石窟中心柱

巩县石窟寺石雕大佛

巩县石窟寺内北魏石窟内的精美佛龛

巩县石窟寺石雕造像局部

巩县石窟寺石雕帝后礼佛图

巩县石窟寺佛龛上部的垂缦与飞天

巩县石窟寺石雕供养比丘

巩县石窟寺石窟顶部的藻井浮雕

巩县石窟寺石雕神王像

巩县石窟寺石雕异兽

重 读 郑 州

《重读郑州》

目 录

绪论 郑州需要重读

第一篇 中华文明之基石

第二篇 泱泱中国之源起

第三篇 开国立都之肇造

第四篇 城市发展之滥觞

第五篇 古代建筑之源流

第六篇 文化涅槃之天国

第七篇 创新先河之引领

第八篇 英才寄情之山水

第九篇 郑州历史大事记

《重读郑州》是作者梳理了六十多年的考古资料和成果，还原郑州的历史和文化：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原始部落到文明古国，人类的历史在此从未断过。本书用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的形式，阐释了郑州地区在全国历史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重读郑州》一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本书主要观点在《光明日报》光明讲坛栏目刊发。本书照片大部分为作者本人拍摄，也采用了郑州市文物局文物图片库中一些未能查到作者的作品，在此一并致谢！

郑州需要重读

一起读起

郑州，需要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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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润！肉足！汤好！还说“美哩很”方城炝锅烩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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