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修水中心县委地下联络站旧址旅游攻略_抗日战争期修水中心县委地下联络站旧址必玩景点

中共修水中心县委地下联络站旧址位于修水县义宁镇黄土岭鹦鹉街24号。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打击国民党顽固势力，做好驻修水的国民党第三十集团军等部队的抗日统战工作，奉中共湘鄂赣特委和修水中心县委指示，中共地下党员、修水县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副总干事杨抱爱以创办“抱爱医院”为名，建立了地下联络站。

当时修水中心县委驻在离县城60华里的马坳乡下，杨抱爱常带着来修工作的地下党员步行到马坳，同中心县委书记甘卓吾联系，接受任务；国民党驻军中地下党员和修水中心县委的联系，也是通过杨抱爱取得联系的。1940年3月29日，杨抱爱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抱爱医院因此停止了地下活动。

中共修水中心县委地下联络站旧址属西式风格建筑，砖木结构，建筑面积180平方米。2007年9月，修水县人民政府公布为修水县文物保护单位。

赤水一中共福建省委、闽中特委联络站旧址

红色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好红色文化遗存是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在我国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不计其数的永泰优秀儿女投身其中，浴血奋斗，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现如今，永泰大地红色遗址遗迹遍布。这些遗址见证了永泰革命史的重要历史时刻，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具有重要的史实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成为永泰人民传承革命精神，推动绿色发展的精神源泉和宝贵财富。中共永泰县委党史研究室、大美永泰为您相继推出“永泰红色文化史迹”系列专题。

本期，小编将带您走进“赤水一中共福建省委、闽中特委联络站旧址”，感怀抗日战争时期永泰人民英勇无畏的历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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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水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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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水村是永泰县嵩口镇土地面积最大的一个行政村，位于大樟溪源头。赤水村深山老林多，是当年闽中游击队活动的地方，革命老区基点村。抗战期间，当时的村民为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和牺牲，赤水村也因此有了一抹慷慨激昂的红色。

建立联络站

在赤水村的一座老宅前，竖立着一块石碑，上书“闽中特委联络站旧址”，这里便是当年我党开展地下工作的地方。

1944年4月，中共福建省委机关由永泰梧桐青溪迁到德化坂里，6月又迁到永泰东湖。其间，饶刚生到盖洑乡赤水（今属嵩口镇）的黄声烟家里建立秘密联络站，发展地下联络网点。中共闽中特委领导人黄国璋、林汝楠以及中共永泰县委领导人饶云山、郭永星等人曾在该联络站隐蔽活动过。联络站地下交通员黄声烟、林爱菊夫妇为接应、掩护、转移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同志作出重要贡献。

当我们站在朴素而庄重的石碑前，不禁让人想起那段慷慨激昂的革命岁月，战场上的硝烟早已散去，但这段斑驳的石迹令人永久铭记血与火写就的红色历史。

探访抗战时期曾建立地下交通联络站的程庄镇葛庄村让红色堡垒在新时代更加坚固

商丘日报“百年华诞寻初心”采访组与葛庄村党支部一班人重温入党誓词。

葛庄村在原抗战旧址打造了的“红色文化主题公园”。本报记者闫鹏亮摄

“俺村有着80多年革命历史，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对保护地下党和打击敌人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是远近闻名的‘红色堡垒村’。”说起本村的红色印记，民权县程庄镇葛庄村党支部书记葛洪伟一脸荣光。

5月13日，葛洪伟热情地给商丘日报“百年华诞寻初心”采访组介绍着葛庄村红色基因传承情况。

在村西头，记者下车沿街步行，只见中心大街两侧的黄杨、冬青郁郁葱葱，石楠、女贞透着新绿，月季花、虞美人花开正艳，街头绿地、广场公园草木葳蕤、生机盎然。墙体上的“铭记历史，珍惜和平，警示未来”“巩固红色堡垒，传承红色文化”等宣传标语赫然醒目。

在葛洪伟的引导下，记者在红色堡垒纪念馆驻足。纪念馆内，陈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打击敌人缴获的钢刀、迫击炮、手榴弹、手枪等战利品以及一些历史资料等。在小院的西南角，有一眼掩蔽成辘轳井的地道口，这是抗战时期葛庄地道的旧址，眼下已修复地道200多米。

72岁的老党员、退休干部葛洪礼给我们讲起葛庄村的红色历史，意气风发，娓娓道来。

抗日战争时期，葛庄村归考城县管辖，是一个42户人家、人口不足200人的偏僻小村。该村地处敌占区，东面是豫东顽匪张盛泰的老巢，西面是国民党顽杂部队马逢乐的据点，西北是原李堂乡（已撤乡并镇归属现程庄镇）二门墩村李建堂的汉奸队，往东北18里是日本鬼子的许河据点，往北40多里便是鲁西南抗日革命根据地。

1937年春节后，山东曹县籍共产党员王石钧受党组织派遣，到考城县北关区吴庄寨（今民权县北关镇吴庄寨）开展革命工作，发展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程庄镇葛庄人葛启荣被发展为民先队队员，后由王石钧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当年年底，葛启荣回村，在本村青年中发展了一批民先队队员，并于1938年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1938年年底至1939年年初建立了中共葛庄村党支部，属北关区委领导。同时，葛启荣利用创办的农民夜校，使25名村民接受了革命教育。葛庄村党支部在本村共发展党员48人，先后有29人参加了八路军，壮大了革命力量。

民权县党史研究室主任何楠介绍说，葛庄村党支部建立后，该村就成为了我党建立的重要地下交通联络站，与其东北方向的吴庄寨、南边的胡集连在一起，形成一条由水东（睢杞太地区）革命根据地到鲁西南革命根据地的红色地下交通线。

抗战时期，葛庄村地下交通联络站对于转移和保护我党部分高级干部及其家属、暗中保护八路军战士，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晋冀豫区政委黄镇在这个交通联络站受到了保护和转移，时任新四军游击支队副司令员吴芝圃的父亲和孩子被安全护送。1942年农历正月二十五，日军血洗李堂乡时，葛庄村就隐藏着八路军冀鲁豫五分区十四团300多人的队伍及几十名伤病员。由于不了解敌情，团长张连山不敢贸然出击。葛庄村地下交通联络站的联络员们设法收集全村便衣给战士们换上，使得部队安全转移。八路军战士们的军装由葛庄村的党员及家属分别隐藏，20天后党组织又派人将军装送至北边不远鲁西南根据地的山东曹县刘常玉村。

葛庄村建立的党的地下交通联络站、情报站、物资供应站和敌后武装组织，像一把尖刀插进敌人心脏，被上级党组织誉为“红色堡垒村”。1978年，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葛庄村被定为红色革命根据地。

赓续红色基因，传承为民初心。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葛庄村党组织初心不移，带领村民接续奋斗使该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近几年来，该村借助脱贫攻坚、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和打造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东风，发掘红色文化资源，打造红色历史文化名村，昔日偏僻落后的小村庄变成了红色旅游打卡地，群众过上了幸福安康的生活。“您看，俺村眼下建得像花园，有大小广场3个、公园绿地4个。有闲空了，村民们都喜欢到广场公园逛逛转转，现在每天晚上跳广场舞的人多得很，比城里人还潇洒嘞！”本村二组村民、64岁的葛洪堂说起当下的生活喜上眉梢。

程庄镇党委书记李传忠介绍说，近几年来，葛庄村在县镇两级的大力支持下，修建了党建广场、磐石广场，广场上建造了党旗和入党誓词巨型造壁，修复地道200多米，修建了红色堡垒纪念馆，在原抗战旧址打造了“红色文化主题公园”。2018年，葛庄村被民权县评为文明村，2019年被评为“商丘市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商丘市机关党员教育基地”和2019年度“国家森林乡村”，2021年被共青团商丘市委授予“商丘市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战争年代，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今天我们更应该带领群众脱贫致富，让老百姓过得更幸福！”葛洪伟说，2018年5月，葛庄村实现全部脱贫。村里招来的新华鞋业和瑞宝鞋业两家鞋厂比着干，安置剩余劳动力150多人，技术工年工资六七万元，普工一年三四万元。“俺村真的富起来了，2020年全村人均纯收入达8900元，2021年村人均纯收入有望突破万元。”葛洪伟说。

记者感言

敬仰敬重敬畏

“以前只知道咱民权是‘绿洲’，通过这几次采访，更加深了我对故乡的认识——她不仅仅是‘绿洲’，还是名副其实的‘红色土地’啊！”我曾这样深有感触地对本报驻民权记者站闫鹏亮站长说。

自3月底开始，我与闫鹏亮站长等同仁组成的商丘日报“百年华诞寻初心”融媒体民权采访组陆续走进了民权县第一个党支部诞生地双塔镇秣坡村、北关镇李馆地道战旧址的李馆村，这次又采访了程庄镇“红色堡垒村”葛庄村。一路下来，可以说是触及灵魂的红色之访。我们实地探源、寻根求知，穿越烽火硝烟、聆听历史故事、回望革命路程，心灵一次次被震撼，思想也一次次得到净化。民权是我的故乡，我身上流淌着这方土地灌输的血液，为水丰林茂的“绿洲”自豪的同时，更为这方土地上的红色基因而骄傲！

一个个红色教育基地，就像一本本党史学习教育的“活教材”，深入其间接受思想洗礼，无疑会进一步引导我们知史爱党、知史爱国，更加激励我们的敬仰、敬重之情，引导我们以敬畏之心认真学习党的历史，在学习中汲取奋进力量。（商丘日报融媒体记者吴涛闫鹏亮白鹏）

来源：商丘网—商丘日报

红色景点 | 厦门革命遗址：中共（闽中）厦门工委九条巷联络站旧址

中共（闽中）厦门工委九条巷联络站旧址位于厦门市思明区鹭江街道九条巷7号。从1946年至1949年厦门解放，这里是中共（闽中）厦门工委一个重要的联络站。

红色九条巷7号

厦门市区九条巷7号的洪碧玉家里，从1946年至1949年厦门解放，是中共(闽中)厦门工委的重要联络站。洪碧玉不但冒着生命危险给地下党提供革命活动的场所，还节衣缩食供应地下党同志吃饭。在那血雨腥风的峥嵘岁月里，洪碧玉凭着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经受住了历史严峻的考验。

▲中共（闽中）厦门工委九条巷联络站旧址

当年的洪碧玉，是一位40开外以洗衣服营生的寡妇，扣除洗衣服用的肥皂、水及熨衣服用的火炭等开支，每月可赚10元左右。她依靠这微薄的收入，上要赡养年迈的母亲，下要抚育两个十几岁的儿子，生活十分艰苦。

▲郑种植先生

1946 年初的一天夜里，洪碧玉的侄儿洪国琮突然带一位“朋友”到她家里。这位“朋友”穿着朴素，很有礼貌，一见面就跟着洪国琮叫洪碧玉“姑妈”，俨然如自己的亲人。“朋友”一会儿问：“姑妈，这条巷为什么叫九条巷？”一会儿又问：“姑妈，这个厝里住几家人，都是做什么的？”洪碧玉都一一作了回答。此时，洪碧玉当然不知道那位“朋友”是什么身份，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问那些问题。

那位“朋友”叫郑种植，是中共 (闽中)厦门工委委员。洪碧玉的侄儿洪国琮，当时已经是共产党员。他们来洪碧玉家里的目的，是为了看一看这里是否适合做地下联络站。郑种植了解情况以后，认为九条巷纵横九条小巷，四通八达，发生情况容易转移；住在这里的7户人家，21口人，都是贫苦的劳动人民，是我们的基本群众；洪碧玉对革命虽然还没有什么认识，却是一位正派厚道的妇女，同另外6家人的关系很融洽；她是洪国琮的亲姑妈，国琮7岁时父母去世，是洪碧玉把他抚养成人的。根据这些情况，郑种植决定把洪碧玉的家作为中共(闽中)厦门工委的地下联络点。

▲1949年9月，泉州解放时许集美与泉州中心县委成员朱义斌（右一）、施能鹤（右二）、郑种植（左一）合影。

从此以后，原来门庭冷落的洪碧玉家里，开始热闹起来，经常有人来找“姑妈”。洪国琮曾经跟洪碧玉讲过，凡是叫洪碧玉“姑妈”的，就是他的朋友，就可以接待。因此，不论是白天或晚上，也不论有没有洪国琮作陪，凡是叫洪碧玉“姑妈”的，洪碧玉就以自己人相待。在来找“姑妈”的人中，有第一任工委书记许集美，第四任工委书记郑秀宝，工委委员施能鹤、梁明富，还有地下党员吴学诚、胡惠敏等。他们来了以后，有时要在洪碧玉家里过夜和吃饭。如果是女同志，就同洪碧玉睡在一起，男同志就同她的儿子睡一张床。来的人多了，床上睡不下，就睡地板。最使洪碧玉难办的是家里穷，来她家“做客”的同志，吃不上一顿好饭，有时还吃不饱。常常是一家四口人吃的饭，分成五人或六人来吃，配饭的菜也只有青菜、酱瓜。

▲中共（闽中）厦门工委九条巷联络站旧址牌

洪碧玉家里成为地下联络站以后，不仅来往的地下党同志多了，在那里进行的秘密活动也多了。如果说供应地下党同志吃饭要加重她的经济负担，地下党同志在她家里进行秘密活动，她则要承担坐牢杀头的风险，责任也更加重大。但是，我们的“姑妈”同志，对党的认识更加深刻了，对党的感情也更加深刻了。她已经下定决心，同地下党同志生死共患难，把个人得失和生死置之度外！她的家里，经常是地下党同志接头会晤或开会的地方。这时，为了保证同志们的安全，洪碧玉总是自觉地站岗放哨，直到同志们开完会，她才回去休息，再晚再迟也坚持不懈。许多同志夜里来、清早走，在同志离开之前，她总是要先到巷口看一看，没有发现可疑的人，才把同志送走。厦门解放前夕，地下党员吴朝明住在她家里。一天晚上，宪兵来到 7号敲门，情况非常危急。洪碧玉一面让吴朝明从后宅爬墙出去，一面来到门边大声说:“我们这里都是老人、女人，你们来查什么?”硬是不开门，把宪兵顶在门外。估计吴朝明越墙走了，才把大门打开。宪兵进来了，却扑了一个空，吴朝明早已走远了。

▲九条巷

为了地下斗争的需要，九条巷7号同励志路1号妙法林斋堂，还建立了一条红色交通线。妙法林斋堂是中共(闽中)厦门工委领导机关，需要更加隐蔽，只让少数人同妙法林直接联系。洪碧玉是可以同妙法林直接联系的一个，她经常来往于这条红色交通线上，送人送文件不计其数。

1949年3月间，洪碧玉曾在这条交通线上，演出了一场颇为精彩的化装戏——“送子弹”。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 地下党曾设法弄来一批子弹，寄存在洪碧玉家里。后来她接通知，要把子弹送到妙法林去，但这些东西很重，携带不方便。为了把游击队急需的子弹安全地送到妙法林，那一天，洪碧玉向邻居借来一个颇为精致的红漆篮，把子弹放在篮子里面，上面则放香纸蜡烛。然后，她又把自己打扮一番，穿上一件多年没有穿过的黑色旗袍，头插一对红春花。不明底细的人，都以为洪碧玉是要到哪个寺庙去烧香拜佛。平时节衣缩食的洪碧玉，今天也特别阔气，雇了一辆人力车，乘车前往妙法林斋堂。谁能想到，这位虔诚的“香客”，竟是地地道道的红色交通员呢?洪碧玉就在人力车的帮助下，安全地来到妙法林，完成了送子弹的任务。

1949年10月17日，洪碧玉满怀胜利的喜悦，迎接厦门解放，欢庆厦门的新生!

来源：中共厦门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