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贡川的红军联络站旧址被认定为三明第一批红色文化遗址
为深入贯彻关于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讲话精神，根据《三明市红色文化遗址保护管理办法》有关要求，经各县（市、区）申报推荐、组织实地考察，依照认定程序组织文物保护、史志研究等方面专家进行严格论证审核，并在广泛征求了市红色文化保护利用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意见后，决定公布第一批红色文化遗址名录，共计60处91个点。按照文物保护等级、需抢救保护急缓、史料价值轻重等，将第一批红色文化遗址分为三个等级，其中一级5处11个点、二级21处35个点、三级34处45个点。
其中，位于贡川镇延爽村的红军联络站旧址，被列为三明市第一批红色文化遗址名录，认定保护等级为二级。
红军联络站旧址（贡川）
△红军联络站旧址
1934年4月8日，红19师解放贡川城后，在笋帮公栈设立红军联络站。联络站的主要任务是：一是担任阻击三元、沙县方向援敌敌情通报、通讯联络任务；二是配合地方武装带领群众开展革命活动，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工会苏维埃政府；三是为解放永安提供后勤保障任务。
红军联络站旧址，建于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由贡川笋商共同营建，为清代堂屋。堂屋分上下两部，上部为大厅，下部为门厅，中间是天井和回廊，横梁雕花，金漆斑驳；在外墙的防火砖上，有“笋帮公业”的印记；门楼古朴，门厅挂横匾一块，上有当地名流所题的“正直无私”四字。它占地面积100多平方米，是当时笋商收购笋干、签订合同、订货、贩运，并开会商讨行情、价格、入股分红等问题的地方。据考证：“笋帮公栈”遗址，是迄今为止我国最早的“笋业行会”旧址，已有340多年历史。
2005年5月，红军联络站旧址被福建省人民政府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此外，贡川还有一处农工会旧址。
（机垣杨家祠堂——贡川农工会旧址）
民国23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次到贡川，有一个连的红军驻下来发动群众。连指导员李如海和民运干部徐信彬领导农民组织农会，于3月10日，成立贡川农会，选举陈德旺、邓纯焜为农会正副主席，张狗仔等人为委员。农会成立后，在红军指导员李如海的指导下，农会没收了十几家土豪的谷子共七、八万斤，分给贫苦农民。土豪劣绅纷纷外逃。农会还把缴获来的土硝1400多斤，挑送永安，红军就用这些土硝，从地下挖坑道炸开城墙，解放永安县城。
民国23年6月，红七军团的连队官兵撤离贡川后，反动大刀会回到贡川杀害了农工会主任陈法旺、会员邓纯琨、高绍唐、罗荣光、张拗子、杨接老等人。农会干部聂文澡、聂先、聂细子、姜修园、姜先旺等被抓到福州反省院坐牢。其中聂先被虐死在狱中。
1950年永安解放后，县人民政府追认陈德旺、邓纯焜、张狗仔为革命烈士。
陈法旺，贡川人，生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二月，粗识文字，以泥水匠为生，家庭贫穷，其妻早逝。他个性谦和，与人为善，民国23年(1934年)间任贡川农会主席。
邓纯馄，贡川人，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生，小学文化，家贫无固定职业，曾任私塾教师。他天资聪颖，临危不惧。民国23年任贡川农会副主席。
张拗子，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生。粗识文字，为人爽直纯真，不畏权势，敢于斗争。民国23年任贡川农会委员。
综合采编自：中国三明、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福建永安电视台、《永安市志》等。
蓝山旅游-土市新村红六军团西征—永州转站旧址
图片来源网络，侵删
据了解，红军长征过境蓝山县时，沉积了深厚的红色历史文化底蕴，留下了丰富的红色资源。1934年11月红三军团、红一军团部分部队到达土市新村渡口，在新村群众帮助下渡过钟水河，在此留下了“军民团结、并肩作战”的感人故事。位于蓝山县土市镇新村境内的红六军团指挥部旧址和任弼时、王震、萧克临时住所，正式立碑成为湖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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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红色之旅，吕梁篇|红军东征指挥部旧址
山西是一片热土，
中国革命史上的许多绚丽华章在这里谱写。
当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品味生活的幸福时，
也需要追忆炮火硝烟的战争岁月，
我们不能忘记先烈用生命为我们努力换来的美好生活。
这周，我们将带大家走进吕梁红色旅游景区，
抚今追昔。
站在红色记忆的门口，
放眼望去，黄土高原，红色闪动，
是澎湃奔流在中华儿女身上血脉的颜色，
是革命先烈用青春和热血留给我们的永不消失的红色记忆！
寻找光荣梦想，追忆峥嵘岁月！
场馆概况
红军东征总指挥部旧址位于交口县桃红坡镇大麦郊村东山坡上的一个叫做“城门里”的宅院里，距县城25公里，坐北向南，占地3000平方米。整组建筑为三进四合院落，每院逐次升高，高差18.79米，共有住房20余间。院内建筑由窑洞式结构和木结构形式建筑组合而成，为一处典型的晋西民居建筑群。门楣上悬挂着杨尚昆同志题写的“红军东征指挥部旧址”匾额。进入大门，北面的正房窑洞是毛泽东原来的住处，左右窑洞是警卫部队的住宅，现作为陈列室，在这里可以看到介绍红军东征的各种详细资料和一些实物。东西各有三间厢房，是其他领导同志的住处，厢房上建有阁楼与四周高墙相连，是全村的制高点，可远眺近望，便于警戒。南房是食堂兼会议室。1986年8月，旧址被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被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红色链接
红军东征在交口
1936年2月20日晚，红军从北起绥德的沟口、南到清涧县的河口，沿黄河西岸100余里的渡口，同时渡河。拂晓时分，红军主力突破晋军黄河防线后兵分三路，长驱直入。黄河岸边到处响起了胜利的歌声。
2月26日，毛主席率领总部机关经石楼义牒、东石羊于3月2日到达交口县后水头。
3月3日，毛主席从后水头出发，路经交口、高庙山，行程70余里，到达大麦郊村，设立总指挥部协调各路红军的行动。
3月6日至8日[1]，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分析了当前的政治军事形势，及时调整了东进抗日的战略部署，制定了在兑九峪会战的方案。此次会议是红军东征的一次重要战略部署。
3月10日，毛泽东在郭家掌金斗山，亲自指挥了兑九峪大战。两军从日出打到日落，敌我双方犬牙交错，阎军的传令兵竟多次把作战命令误传到红军手中。敌人的炮弹不时呼啸着落在毛泽东站立的小山头上，警卫人员极为担心首长的安全，但他却毫不在意。毛泽东的帽子被山风吹掉，警卫人员跑着去捡，毛泽东反而关切地说:“要注意隐蔽，不要往前面乱跑，小心子弹打着。”兑九峪一战，重创了阎军的两个团。
3月12日，在郭家掌召开了抗日先锋军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决定兵分三路：红一军团为右路军，沿汾河和同蒲路南下 战，扩红筹款，相机分兵上党，挺进河北抗日前线;红15军为左路军，北上晋西北，威逼太原，相机挺进绥远、察哈尔抗日前线;毛泽东带领红30军、总部特务团和红81师241团、243团作为中路军，转战晋西，牵制阎军。
3月17日，毛泽东冒雪经城北沟、温泉庙、西岐沟、桃红坡等地，到达双池镇附近的西庄村。红军在西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当得知西庄祖祖辈辈吃水困难时，毛泽东便派红军战士寻找水源，终于打出了一眼“幸福泉”。大家挑着水桶，挨门逐户地给群众送水，年过花甲的老人们翘起大拇指，连声称道:“真是神兵!”从此，这里传唱起这样一首歌谣:“吃水不忘挖井人，恩人就是毛泽东;跟着红军闹革命，全国奋起打日本。”
4月上旬，毛泽东和叶剑英带领总部特务团及一部电台转战回龙、秦王岭、王上坪、义泉等地，于4月13日进抵康城。毛泽东一面指挥红军作战，一面亲自指导康城的地方工作，发动康城群众创建苏维埃政权，分了地主、豪绅的土地和财物。此时，毛泽东身边只有总部特务团相随。在特务团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要牵着敌人的牛鼻子走，减轻左路军和右路军的负担。”毛泽东把特务团分解成小部队，灵活机动地袭扰追敌，使阎军无法摸清中路军的虚实。
一天清晨，毛泽东和总部人员刚刚登上一座山头，就看到尾随的敌军骑兵扬起的大片尘埃。毛泽东不无幽默地说:“敌人欺负我们人少，好!那我们就在这里让他们见识见识。”特务团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把敌人的骑兵打得人仰马翻。夜晚，摸到红军踪迹的敌人包围了总部。炮弹呼啸着落在毛泽东住的窑洞上面，墙壁的泥土哗啦哗啦地震落下来。秘书黄友凤跑了进来，喘着粗气说:“主席，快走吧，敌人朝我们打炮了。”毛泽东却镇静地说:“慌什么，他们又不知道毛泽东也在这里。等一会儿，他们炮弹打光了就不打了。”毛泽东一边抽着烟，一边在地图上勾划着。倏地，毛泽东扔掉烟头，冲着彭德怀、叶剑英、杨尚昆大声说:“敌人已经从东、南、北三面向我们扑来，只有西边‘网开一面’，那是通向黄河的路。我们不能听从阎老西的安排，要从夹缝中向东迂回。”总部冲出包围圈后，不知情的阎军还在继续向黄河岸边推进，却一无所获。
东征带来的连锁反应
在总结长征的伟大历史意义时，毛泽东曾经形象地用“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作比喻。红军东征是长征的继续和延伸，是抗日战争的前奏和序幕，它的意义非同小可。
一直致力于红军东征研究的石楼县文物旅游局局长曹哲源，巧用一组数字概括东征的作用和意义：一个东征命令；两支部队（刚开始只有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三场主要战斗（关上、蓬门、兑九峪）；召开四次会议（大麦郊会议、郭家掌会议、晋西会议、赵家沟会议），五十万大洋筹款、物资合 ；转战近六十个县（当时的五十余个县，现在按行政划分已逾六十），历时七十五天；扩充红军八千子弟，掀起九州抗日高潮，促成“双十协定”。
红军东征虽然没有实现经营山西、向河北等省作战役跳跃、集中抗日前线的战略意图，但不论是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取得了重大胜利。在延川召开的总结红军东征的军事会议上，毛泽东用四句话来概括东征，就是“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扩大了红军，筹集了财物”。
先说打了胜仗。据资料考证，红军东征在山西两个多月的时间中，击溃国民党7个师、消灭5个团、缴枪2000余支，进一步扩大了陕甘苏区，打通了神木府谷苏区，破坏了阎锡山的经济命脉同蒲铁路。
再说唤起了民众。红军东征期间，帮助所到县、乡、村建立苏维埃政权64个；帮助建立群众自治组织21个（不含恢复的和原有的）；发展地方游击队30多支，使瓦窑堡会议设想的“开辟晋西五县以上地方为初步的苏区”变成现实。
为壮大抗日实力，筹粮、筹款、扩军，是红军东征的重要任务之一。筹粮、筹款是在动员群众打土豪、斗地主的同时进行的，而红军扩军则是在群众对红军有了深刻认识之后产生的自觉行动。在红军东征过程中，扩充红军8000余人，仅在吕梁地区就扩军3000余人，加上通过战斗缴获的大批军用物资，从人力、财力上壮大和加强了红军的力量。
今天，我们回首红军东征的历史，重新审视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从危急走向坦途、从低潮走向高潮特别是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转折的历程时，红军东征除了上述的军事意义，还有更为深远的战略价值和历史意义。
红军东征，一开始行动就是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出师的，1936年2月17日发表的《东征宣言》，4月5日发表的《为反对卖国贼蒋介石、阎锡山阻拦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抗日捣乱抗日后方宣言》和东征结束之际发表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无不是以抗日为旗帜和口号的。所以，东征不仅仅是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而且也是积极抗日和谋求建立统一战线的政治宣示，是中共以抗日求发展政治战略形成的标志。它不仅在山西播下了抗日的火种，极大地改善了陕甘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的战略态势，推动了山西和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也为来年八路军再度出师山西，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1]: 3月6日至8日[1]，参考自红军东征百度百科资料，不同资料中对于此次会议时间记录各不相同，因而未能确定其正确性，特在此说明。
三台山红军西征联络站旧址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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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贡川的红军联络站旧址被认定为三明第一批红色文化遗址
为深入贯彻关于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讲话精神，根据《三明市红色文化遗址保护管理办法》有关要求，经各县（市、区）申报推荐、组织实地考察，依照认定程序组织文物保护、史志研究等方面专家进行严格论证审核，并在广泛征求了市红色文化保护利用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意见后，决定公布第一批红色文化遗址名录，共计60处91个点。按照文物保护等级、需抢救保护急缓、史料价值轻重等，将第一批红色文化遗址分为三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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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山旅游-土市新村红六军团西征—永州转站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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