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德会战碉堡群

每当夕阳西下，沐浴在彩霞余辉中的常德城“满城尽带黄金甲”，唯独抗战时期幸存的几座水泥碉堡呈现血染的风采。它镌刻有中国军人与常德民众浴血奋战，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血色印记。它是无字的丰碑，因而特别令人瞩目。

高山街口碉堡它位于现在的人民路清真第一春宾馆的东侧。解放前这里是同华金号，解放初是汽车货运站。

高山街口的碉堡比较隐蔽，高度不足0.8米。它上面是个木质的“交通岗亭”。碉堡乍看像岗亭下面的台基。这座碉堡靠近地面有三个射击孔。一个对着东面的城门口，一个对着西面的下南门十字街，还有一个正好对着高山街。碉堡的进出口藏在汽车货运站的地下，厚重的枕木将它盖得严严实实。

常德会战时，日寇的平射炮描准碉堡的射击孔疯狂地炮击，还丧心病狂地施放毒气弹，守卫碉堡的官兵全都壮烈牺牲。碉堡外面也躺满了日寇的尸体。时任《新潮日报》副社长黄潮如在《常德守城战纪实》中说：“这里有一座标准钟楼（强不息钟表店），钟楼下是一座堡垒”，战后“分辨不出堡垒的形迹来。说明当日这堡垒争夺的惨烈。”

为了防备日寇卷土重来，这座碉堡很快被修整，解放后它依然存在。抗美援朝时，碉堡的顶部成为街头演活报剧的舞台。

纪念塔边的碉堡在高山街小学，距公墓“常德会战阵亡将士纪念塔”东北角约25米的地方，有座抗战时期修建的水泥碉堡。它的射击孔指向如今的建设路和工人文化宫方向。上面留有纵横交错的弹痕。解放后，居住在市人民保险公司(现人民路工商银行临江支行)院内的田良超同学，在玩耍时从这座碉堡内刨出了国民党军队的帽徽、纽扣和日寇发射的弹头残片。这些遗物见证了中国军人在常德会战时悲壮惨烈的史实。

这座碉堡与市四中围墙外的水泥碉堡，都是当年城区东北部的防御工事。公墓那时候是武陵花园、兴隆街、坐楼街、五花洞的繁华商业区。因为它后面的护城河较浅，可以徒步涉水过河，所以日寇选择这里作为突破口。日军动用大量的飞机、火力强大的150mm口径重炮、平射炮、并施放毒气从这里突入城区。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室的记述：“攻击东门方面的土屋大队，于二十九日黎明在重武器掩护下终于攻克了城门附近的火力点，接着突入城内。城内附近火力点的守军斗志旺盛，当我军进城后仍在顽抗。”文中所指的火力点就是这两个碉堡。

东门外抗战碉堡从前，在甘露寺东部的交叉路口有块指路碑，它左指“新陂桥”，右指“石公庙”。当年在指路碑的旁边有座水泥抗战碉堡。常德会战时，日寇一万余人轮番对这一带重点进攻。57师169团柴意新团长率众在这里拼死地抵抗阻击，打退了敌人24次进攻。击毙、击伤日军一千余人，令日寇心惊胆战，不得不转移进攻目标。

如今东郊乡皇木关村岩包留存的一座抗战碉堡，是会战时169团第一营的营指挥所。这座碉堡在五得五失的反复争夺战中消灭了日军400余人。后来营长杨维钧奉柴意新团长之命撤入城内，他壮烈牺牲在泮池街附近的一座碉堡里。他的妻子也参加了这次战斗，是战地医院抢救伤员的护士。光阴似箭，时至2008年清明节，她的女儿及眷属从各地相约来到常德，将她母亲的骨灰撒在常德阵亡将士公墓卧碑旁的松柏中，终于完成了她母亲生前要求与杨维钧长眠在一起的遗愿。

北门抗战碉堡上世纪六十年代，北门的那座水泥碉堡弹痕累累，满目疮痍。据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修建长怡实验学校的时候，它被深深地埋入地下。

这座水泥碉堡是19 43年常德会战时，日寇重点进攻北门的火力点之一。到了2005年4月8日改造北正街小学附近的棚户区时，从这里挖出一块倭寇冢碑。这块石碑上刻有“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十一月常德北门战场收集”，“倭寇尸九百八十八具冢”，“辉煌部队建”字样。这些被埋葬的日军尸体，仅仅是常德会战时从北门战场上收集到的一部分。“辉煌部队”是国民党第74军的封号。这块倭寇冢碑显然是常德会战时的历史见证。

大西门抗战碉堡大西门以外地势平坦，沟塘渠堰较少，易攻难守。需要建筑碉堡群才能有效地防御。常德会战前，57师就在落路口、白马湖、夏家岗、芙蓉家园小区、原毛巾厂、矮城墙、北风坡等地修建了若干座水泥碉堡。这些碉堡在当年发挥了防御作用，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有效地阻止了日军对大西门、小西门的攻击。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研室记载了1943年11月27日这一天的情景：“联队主力在当夜向大西门方面进行夜袭，但没有成功。第三大队长葛野旷大尉壮烈战死。该大队所属中队军官，至此全部战死或负伤。以后和尔部队伺机向城内突入，均不成功。”由此可见，大、小西门一带的水泥碉堡在守城战中充分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白马湖、北风坡、矮城墙的抗战碉堡尚在，供世人瞻仰缅怀。

一座座无字丰碑常德会战时，城区唯一用钢筋建造的水泥碉堡是原兴街口中央银行的金库。它位于武陵大道常德军分区对面的小海豚酒店位置。它是个S形，长5米，仅容两人通过的地下室。会战时它是57师的指挥部。是敌我双方攻守的最重要堡垒。这座抗战碉堡在1995年旧城区改造时被房产开发公司拆毀。笔者当年目暏了拆毁的全过程。

1957年经湖南省军区调査，常德城区尚存抗战碉堡30座。它们在抗战中发挥的作用尽人皆知，功不可没。后来因为城市的建设发展拆毀了部分碉堡。现在幸存的碉堡全都记录了抗日将士和广大人民群众与日寇浴血奋战的血染风采和侵略者的可耻下场。

湖南的西北角：常德会战（上）

作者：红朝笑笑生

第一章大国弈局

一九四三年六月，日军在华中刚刚结束鄂西会战（日方称为江南进击作战）。这一仗里，横山勇的十一军大肆破坏中国军队长江防御工事，打通了宜昌到武汉的水路通道，将困在宜昌的两万多吨运输船顺利带到武汉，缓解了运输船舶紧缺的问题，并重创国军第六战区兵力，算得上一次大胜。东京大本营十分振奋，决心在中国战场继续发动类似的进攻，消耗中国军队战斗力，策应日益吃紧的东南亚战场。

从理论上讲，大本营的指令是有点鬼扯的，因为中国和东南亚相隔上千公里，又有大海夹在中间，无论如何达不成战术策应。但领导的命令就是一切，中国派遣军经过仔细分析，认为还是有策应的可能，主要原因是中美正在组建远征军，对缅甸的鬼子有严重威胁，所以只要发动几场大的战役、牵制中国主战场的兵力，就等于策应了东南亚战场。

此时鬼子已经开始闹兵荒，到处都在抽调兵力去太平洋守岛，驻华日军兵力明显不足，能够选择的战场也不多。经过认真研究，派遣军找了三个可能的方向：一是让华北方面军打通平汉铁路，二是在华东大力肃清国共游击队，三是让华中十一军进攻六战区的常德。

第一个方案提出来后，华北方面军的反应并不积极。冈村宁次表示，自己为了扫荡国共游击队，兵力已经十分紧张，暂时无法发动大的攻势，策应东南亚战场。

第二个方案，由华东的十三军实施。十三军显得十分卖力，风风火火地对广德发动了进剿。但他没有抓住“忠义救国军”等游击纵队的主力，自然也达不到“策应东南亚战场”的效果，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对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来说，作战计划没有完成，是很严重的事情；而更严重的是，随着飞行部队大量抽调到太平洋战场，中美联合空军又越来越强大，对手不仅敢在重庆打空战，还深入各大战区争抢制空权，搞陆空协同作战；甚至日本陆军航空兵驻华司令中薗盛孝中将也挨了黑枪，在九月九号去广州的航路上被打死了。

眼见战局一天天恶化，畑俊六很是头痛。他并不喜欢盛气凌人的横山勇，可是三个计划里两个都不成功，能向大本营交差的，也就剩下华中的十一军了。

在十一军如何影响东南亚战场的问题上，大本营和中国派遣军，都是信心满满的。

不久前的鄂西会战里，横山勇佯攻常德，中国方面第六战区反应失误，将江防军调往湖南南部，结果长江防线被乘虚而入，损失惨重。那时正在云南筹划远征军的陈诚就被召回，紧急坐镇六战区。所以东京和派遣军都相信，只要在六战区搞的动作够大，重庆方面不光会召回陈诚，说不定还能调回缅甸反攻的部队救急，彻底搅黄远征军。

大本营和中国派遣军为什么如此关心远征军问题呢？这是一个战略上的问题。在抗战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它都影响了中国战场上的战略进程。

远征军所处的战场，当年简称C（China） B（Burma） I （India），意思是中缅印战场。这个战场之所以重要，主要原因在于下面这张图（来源美国空军）：

这张图里，北面的黑线，就是美国向中国输送物资的驼峰航线。虽然看上去比较短，沿途却都是高原地带，不仅无法建设导航和搜救站点，而且遍布高山，极易坠机，只能用C-46/47型飞机飞行。中美空军付出了极惨重的损失，每月只能保证不到六千吨物资运往中国战场，效费比难以满足战争要求。

对美国来说，想要向中国运输大宗军事物资，就必须启用南部航线。这条航线直线距离长一些，但是航路条件十分优越，可以使用C-54飞机执行任务。四引擎的C-54飞机虽然升限不如C-47那么高，载重量却比C-47大出许多，而且机体宽大，卡车、榴弹炮等重装备都能直接装进去。这条航线打通了，运输量立刻就能增到每月数万吨，可以起到战略上的效果。

南部航线条件很好，鬼子也非常清楚，所以占领缅甸后，立刻在密支那等地修建了大型机场。如果不把这些机场拨掉，行动缓慢的运输机碰到日军战斗机，肯定是死路一条。因此想要接通美国的输血管，就必须进攻图中蓝线代表的滇缅公路—能不能打通这条公路是一回事，至少要占领密支那，把沿线日军机场全部扫掉，保障运输机的安全飞行。

很明显，鬼子也明白这条航线的重要性。考虑到缅甸地方偏远，兵力投送成本极高，单纯把陆空部队派到东南亚丛林沼泽地带，跟美中联军打消耗战，是件十分费力的事情；因此在中国战场反复进攻，逼迫重庆调回兵力，就成为中国派遣军的重要任务。

应该说，鬼子的情报系统是非常发达的。他们不仅弄到了鄂西会战之后，六战区紧急补充七万新兵的命令、以及各路部队调动编成的更新计划，甚至还搞到了史迪威同蒋介石之间有矛盾的消息。

抛开其他立场分歧，史迪威同蒋介石在四三年夏秋之际，冲突主要集中在援华物资问题上。

史迪威认为，只要有几个月工夫，集中陆空部队优势全力一击，就能拿下密支那，届时南部航线开通，每月数万吨军火物资源源不断送到昆明，中国战场形势必然为之改观。所以，应当把六千吨物资用在远征军昆明一线上，忍几个月赢来大胜利。

蒋介石认为，现今中国战场已经到了困难极点，亟需各种支援，每月六千吨物资入不敷出，所以应当集中力量保障空军建设，最大程度地支援各个战区。

史迪威和蒋介石都是有战略头脑的军事家，他们的想法并没有绝对的对错，而是有各自的利弊。中国战场有如一个纵横数千公里、涉及几百万军队的大锅，六千吨物资投进去，就象胡椒面撒进汤里那样，起不到多明显的作用。所以最见效的做法，当然是交给中美联合空军，只要相关战区有机场，就能以最快的速度提供支援，最大程度地抵消日军的优势。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讲，中国战场的庞大消耗，早已超出了重庆大后方的供应保障能力，中国军队长期面临装备短缺的困境，早已出现枯萎溃败的征兆。所以，只有集中人力物力，把六千吨物资全部用于远征军方向，一举打通空中运输线，才能改善自己的战略困境。

蒋介石和史迪威谁对谁错，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之间存在不和，这种战略情报日本人竟然很快就知道了，还把相关任务派到了十一军头上，性质不是一般严重。

就在蒋介石跟史迪威较劲的时候，日本的十三军也在跟十一军较劲。

派遣军司令部很明白，十一军要进攻的常德属于第六战区，帐面上有二十多万人马；南面是薛岳的第九战区，也有三十万大军。虽然这些部队都有自己的辖区要守，但是拉出几万机动兵力是不成问题的，想要顺利攻克常德、歼灭有生力量，就必须尽可能地多配兵力。畑俊六很快把主意打到了旁边的十三军身上。

一直以来，派遣军司令部都认为，十三军兵力密度太大了，比起华北方面军等单位，有很大的空间可挖。四二年底的时候，已经从十三军一一六师团抽了一个联队去曼谷，现在横山勇要从六、九战区之间掏出常德，自然需要更多的兵力，所以决定，把整个一一六师团都交给十一军指挥。

本来对这个决定，十三军也是服从的，算得上顾全华中战场大局。但是考虑到游击队活动频繁，十一军出征后，原有地区极可能被游击队渗透，万一端了老窝就不好了，因此希望除掉一一六师团，还得从十三军再抽一个支队出来，加强十一军防务。

在四三年八月的时候，有关部门已经对这个想法探过底。当时搞幕僚联络活动，十三军一位高级参谋不知喝高了还是怎么回事，顺口说当前形势大好，十三军除了一一六师团，再抽些部队也没关系。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当然是大喜过望，决定十三军在广德作战完毕后，立刻抽调四到五个大队组成一个支队，同一一六师团一道，调往武汉。

派遣军的决定，是九月五号左右做出的，相关消息传到十三军，顿时炸了锅。

九月十七号，十三军参谋长木下勇中将提出，本军处于三角地带，需要确保现在的安定局面，而且要防止情况发生变化，例如敌人可能在温州附近搞潜艇基地（？），或者有新建的机场需要摧毁等，必须保持足够的机动兵力，绝不可能抽出四五个大队来，最多再抽一个大队，已经是极限了。

你们的人明明说了可以，怎么能反悔呢？何况理由这么奇葩。派遣军司令部十分恼火，但是松井总参谋长跟着若杉参谋（崇仁亲王）去上海出差了，木下趁机上蹿下跳，死活不让调十三军的兵。

木下的固执，让派遣军很是为难，如果不能调他们，就只有打华北派遣军主意了。可是华北的冈村宁次刚刚抽出三十六师团支援南方战场，无论如何不好再开口，直接截留三十六师团的话，又会引发其他矛盾。于是派遣军决定，不管十三军意见如何，必须强行抽一个支队出来。

区区一个军参谋长，自然拗不过派遣军的严令。九月二十一日，十三军被迫表示，可以抽出三个大队（三中队编制）组成的支队，转给十一军使用；至于那位敢顶撞领导的参谋长，也受到了清算：两个月后，木下中将收到调令，转去菲律宾搞防空作战了。

我查了一下木下勇的生平，意外发现这位仁兄原来是十一军参谋长，四二年底才到十三军当参谋长，四三年六月升的中将。作为老部队出来的人，竟然对从前的单位一点感情也没有，称得上是条小白眼狼，畑俊六要收拾他，也不算冤。

木下勇于四五年七月死于空难。仅仅一个月之差，他没能活过战争。

九月二十五日，十三军正式决定，抽调一一六师团又一个支队，支援十一军的常德会战。

本来按照计划，十一军应该在十月中旬向常德发动进攻，十一月末结束。但是情况发生了一点变化，中国远征军的出击时间往后推了，于是大本营决定，常德牵制作战也要适当后延，配合缅甸战场的行动。

当大小鬼子磨刀霍霍的时候，重庆的蒋介石也在忙成一片，他操心的事情，远比常德要大许多。

一九四三年的六月，鄂西会战刚刚打完，美国总统罗斯福给蒋介石发了一份电报，提出想找个地方，把英国、苏联、中国领导人聚到一起开个会，协调下大家的关系。

这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举动。因为从局势上看，德国和日本已经开始败退，但是实力仍然强劲；同盟各国的利益错综复杂，如果不及时划好势力范围、分配清楚战果，极可能出现某家私下媾和的情况，甚至几个国家相互玩无间道，最后便宜了那帮法西斯。想要在世界范围内完成划地盘的重要工作，光靠电报是扯不清的，必须大家坐下来，面对面地谈判。

如此重要而有面子的事情，蒋介石却不敢领情，因为他跟苏联的关系，实在有点复杂。

抗战开始的头几年，中苏人民的友谊是比较万古长青的，那时国民政府需要苏联军援，苏联还派了空军直接参战。但是好景不长，一亿多美元军火陆续到货之后，随着德国的突然进攻，斯大林差点被赶出莫斯科喝西北风，再也不提下一步对华援助了，只想保持远东地区平安无事，好不断抽调军队去东线战场。面对罗斯福四分天下的建议，蒋介石实在不敢随便接招，只好表示可否请美国、苏联、英国领袖谈判，谈好了自己再来见罗斯福，商量剩下的事情。

收到蒋介石的回复，罗斯福又好气，又好笑。

罗斯福的想法，是扶植中国成为世界级大国，好在亚洲安插一个大号的盟友，这是多少国家排着队都盼不来、做梦都不敢想的大好事。可是蒋委员长底气实在不足，竟然谦虚地表示，只想在大国开完会后，私下表达一点意见，等于把送上门的机会推了出去。

蒋介石不是胆小鬼，事实上，他是那个时代最为精明的枭雄之一。在罗斯福面前如此保守谨慎，是因为他不能满足美国的要求。

美国并不是天生的雷锋，大力援助蒋委员长是有期望的，具体来说就是尽可能地多打死鬼子、在东南沿线占据更多的机场，一方面配合对日本的战略轰炸，另一方面策应美军登陆，把日本困死在本土几个小岛上，战后则作为牵制苏联的棋子，顶在亚洲一线上。无奈中国军队实力有限，算得上是反法西斯水桶中最短的那块板，因此在面对罗斯福的邀请时，第一感觉不是大国雄起，而是小生意家面对大额投资贷款的犹豫，不得不仔细权衡收益风险，保证自己不在大浪里翻船。

对蒋介石的犹豫，罗斯福心里很明白。他之所以推动中国的大国地位，并非道德崇高同情中国人民，而是大家都有数，这一场世界大战打完，几个战败国的势力范围肯定要清算瓜分，谁来分、怎么分就成了一门学问。如果按美、苏、英三家来算，苏联要占的份额肯定比较多；而如果按美、苏、英、中四国来分，至少日本强占中国的那一大片地盘苏联不好多插手，驻日本占领军也可以多一支中国盟军，而地球人都知道，那时的中国名义上是大国，其实就是跟随美国的小弟。

从某种程度上讲，外交就是政治家们耍流氓的高级场所，而能参加国际会议的流氓，哪个也不是省油的灯。美国拚命挺中国，苏联自然心知肚明，于是拚命在里面做手脚，想把中国从财产分割大会里挤出去。斯大林明明很愿意搞这种活动，却硬是拿捏着不肯到场，最后才吞吞吐吐地表示，他同日本签了互不侵犯条约，现在跟中国坐在一起开会，有点不合适。

听到斯大叔如此“尊重”国际条约的表态，所有人都是哭笑不得。如果中国跟日本打仗就不能坐一起开会的话，英国和美国也跟日本打得一塌糊涂，为什么斯大林不光跟他们开会，还天天追着屁股要援助呢？

别人可以不给面子，斯大林的面子是必须给的，因为他说的话不管真假，都有几百万凶猛擅战的苏军做信用保障，无论如何招惹不起；而大家也很明白斯大林的意思，并不是真的照顾日本感受，只是不愿意跟蒋介石平起平坐而已。但为了防止轴心国各个击破，提前搞好资产划分是必须的，最后只好研究出一个蹩脚的开会方法：先由美英中在开罗开会，达成协议后蒋介石回家，罗斯福、丘吉尔再赶到德黑兰，跟斯大林继续碰头，敲定具体条款。

经过一番复杂细致的协调准备加扯皮，已经过去了快半年工夫。终于到十一月中，蒋介石收拾好行装，千里迢迢地赶到埃及，开了这场影响深远的会议。

历史无数次地证明，有钱人的面子永远最大。罗斯福是二战的最大投资商，他的会也就开得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完全是一次团结的大会、奋斗的大会，更是成功的大会。开罗会议的会员们回顾了大家既不渊远、将来也难流长的友谊，贯彻落实了三个开会代表的精神（美，英，中），热烈讨论了日本的下场和相关殖民地的结局，最后发表了《开罗宣言》。在这份痛快淋漓的公报中，美英中三国共同要求，日本必须归还从中国侵占的所有领土，包括台湾、东北和澎湖列岛，同意朝鲜独立，并剥夺日本从一八九五年来占领的所有地盘。

敲定这份大礼，蒋介石终于确定，他打的是一场物超所值的抗战。六年来他耗干所有兵力，拚命吐血也不肯放手，无非是要求恢复七七事变之前的态势，连东北都没有收复的希望，至于台湾根本想都不敢想；而随着罗斯福的大手一挥，他将跟随美国战车的后尘，顺手收复从清朝割让出去的领土，在几十年窝囊的中华民国史中横空出世，成为载入史册的民族英雄。更为重要的是，不仅美国和英国同意这样做，连斯大林也在第二天点了头，同意把台湾、东北归还给中国，这样最终胜利就是板上钉钉，只等日本战败投降！

而当日本看到开罗宣言的时候，龟缩在皇宫里的裕仁终于明白，几十年的残杀侵略不是没有代价的，报应已经近在咫尺。除非他能跟希特勒打赢这场世界大战，否则就必须把掠夺的果实全吐出来，把扩大的版图重新缩回去，乖乖地举着双手向盟军称臣，而且还是无条件投降，一点谈判的余地都没有。

出来混，都是要还的！

第二章开局不利

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国派遣军下发命令，要求十一军在十一月上旬，对常德及附近地区发起进攻，目标是尽可能摧毁中国军队战力，策应缅甸的战事；完成任务后撤回原地（兵力不足无法占领），计划代号よ（yo）作战。

收到畑俊六指示的时候，横山勇已经准备了很多天。

常德所在湖南腹地是产米重地，号称第六战区的大粮仓，如果在这一带大打出手，不管最后有没有兵力占领常德，至少孙连仲的几十万大军要饿肚子是肯定的。而且从地图上看，再往南面是第九战区，薛岳在那里有三十万人，实在不好随便招惹；孙连仲既要守长江防线，又要守湖南粮仓，很容易顾此失彼，正好可以拿来再练一把手。

几个月以前的鄂西会战，横山勇摆出打常德的架势，把长江防线打得稀烂；这次横山勇决定换一个方式，伪装进攻长江防线，然后转向常德，把六战区再度搅得天翻地覆。

在常德方向，中国方面有过认真的作战预案，准备将日军主力吸引到沅江西岸地区，利用水网地形加以歼灭。

我相信，国军在制订计划时，肯定对鬼子的习惯，分析过很多次，因为他们假定的进攻，就是鬼子一贯玩的尖兵突进、包抄迂回那一套。按照这个预案，横山勇如果派一到两个师团来犯，肯定会被拖在泥潭里进退不得，最后在优势兵力围攻下头破血流，甚至全军覆灭。当然，如果是十一军倾巢来犯，那就不是六战区能解决的事情了，需要军委会乃至最高统帅过问，各大战区一齐出动。

这份预案，鬼子也弄到了一份，并在九月份的时候，已经详细研究了多遍。

六战区知道的事情，横山勇也知道，甚至做个估计，如果没有派遣军大力加强的话，十一军驻守之余能派出的部队，还真就不过一两个师团。但是有派遣军大力支持，他的实力显然不止于此，在经过加强后，十一军决定一改从前的风格，从三个方向多路推进、相互呼应，全面突破防线，不给对手任何取巧的机会。而经过努力，他的进攻部队已经远超出一两万人规模，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战役集团：

第三师团 包括三个步兵联队（各两个大队），炮兵两个大队，工兵三个中队，辎重兵两个中队，其他部队留守警备；

十三师团 步兵五十三联队、一零四联队满编制，山炮十九联队主力部队（两个大队），工兵联队主力部队，步兵一一六联队长指挥一个大队，联队重火力部队。其余两个大队、山炮一个大队留守警备；

一一六师团 步兵三个联队，野炮一一二联队第一大队由山炮大队临时充数。各步兵联队留一部警备；

三十九师团

六十八师团

户田支队 四十师团三个大队，山炮一个大队；

佐佐木支队 三十四师团步兵三个大队，山炮一个大队

宫脇支队 十七独立混成旅团三个大队

柄部支队 三十二师团两个步兵大队

古贺支队 十三军三个混成大队

同以往不一样的是，横山勇专门下了命令，所有部队一律在夜间行军集结，防范中美联合空军侦察与轰炸，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情。

可以看得出来，为了支持横山勇的进攻，中国派遣军司令畑俊六真的是把家底都搜罗出来了。整个进攻部队番号包含六个师团、一个混成旅，连华北方面军的三十二师团都慷慨支援了两个大队；再加上第三飞行师团的一百多架飞机，算得上是全力以赴，对常德志在必得。

在他们的对面，第六战区代理司令孙连仲，也在奋力备战。

由于先前的鄂西会战中，鬼子声南击北，六战区调出了江防军南下，结果险些震动重庆。因此在战后检讨里，大家都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没有百分百把握，绝不能调动北面的江防军，以保证陪都安全。根据这个原则，在通往四川的方向上，六战区布置了三十多个师，只要日本人敢再来，立刻可以进行夹击，一雪上半年之耻；而对非防御重点的南面包括石门、常德，只放了两个集团军、一共十二个师，如果发生什么情况，希望他们尽量凭自身力量击退来敌，不要麻烦战区总部。

这个布局，等于误判了三分之二的兵力。但是对孙代司令来说，最为难的事情还不是长江或常德，而是人事。

六战区司令本来是陈诚，部队也以土木系为主，只不过陈司令要组建远征军，所以才让他挑大梁。西北军出身的孙连仲，同土木系的郭忏参谋长一道，既要负责长江沿线的安全，又要保证湖南产粮基地的供应，端的是任重如山。而在横山勇磨刀霍霍的时候，土木系刚刚栽了一个大跟头，此刻地位十分微妙，实在不是打硬仗的好时机。

土木系栽的跟头，叫陈诚。

陈诚一直处在矛盾中，因为他反对组建远征军。

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陈诚的优点是做事认真，缺点是做事太过认真。奉命组建远征军的时候，他看到种种问题，尤其是云南物价飞涨，从湖南等地调来的部队经费不足，加上政治腐败、军纪废驰，同理想中的革命军队相差实在太远。因此接手工作之后，陈司令反复跟蒋介石谈的事情，不是如何远征，却是如何取消远征。

领袖的想法是打通国际交通线、从美国取得装备援助；陈诚想的是收缩战线、加强自身建设，大力惩治贪污腐败，实现强军目标。从战略上讲，蒋介石要利用外部力量解决问题，陈诚却认为打铁必须靠自身硬，主张勤练内功。

陈诚的愿望总地来说是好的，眼光也是独到的，但效果却是完全相反的。他没有搞清楚两点，一是领导永远比下属站得高、看得远，领导认为该从外部解决问题的时候，作为下属提提意见是可以的，老叨念自已的主张是不可以的，反复认为自已正确则是绝对不行的；二是他认为不主动整军肃贪，整个战线有可能全面崩溃、抗战就要彻底失败，实在太悲观了点。因为事实证明，虽然问题多多，中国最终还是撑住局面，挺到了抗战胜利。

从上任的第一天起，陈诚就充满悲观情绪，说远征军困难太多，不可能打赢日本人。虽然史迪威和龙云都很给他面子，但国军内部派系十分复杂，第九集团军司令关麟征等人有何应钦撑腰，多次公开顶撞陈司令，让他心里无比失望。这时偏偏又闹出一件大事，把陈诚弄得灰头土脸，终于到了撑不下场面的地步。

作为三大嫡系（陈诚、汤恩伯、胡宗南）中最清廉、最正直的代表，陈诚在年轻军官中威信极高，也很快聚集了一大批干劲十足的愤青。这帮人办事十分有冲劲，但想法也是异常激进，平时聚在一起高谈阔论，总是长吁短叹政府那帮高层天天腐败（这个是事实），把委员长的英明主张全部执行走了样。大家说的次数多了，就偷偷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青年军人将校团”，团长是远征军长官部作战科少将科长，王凤起。

天天在茶馆里骂人混蛋是没有用的，那时大街上又没有日本车可砸，王科长和他的团员们为了实现抱负，决心一不做二不休，绑起蒋介石搞兵变，再把看不惯的官僚政客全部收拾掉，实现革命理想的真正大团结；甚至还制订了具体行动时间——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正好是西安事变七周年。

王凤起不知道，当他们高谈阔论、唾沫星子满天飞的时候，有人也在用冷森森的眼睛盯着他们。

在国军三大嫡系里，胡宗南同军统的关系最好，有什么事大家都是私下解决；汤恩伯也相当懂做人，对特务们经常礼遇有加；唯有陈诚心高气傲，一副老子天下第二（蒋委员长第一）的架势，经常嘲笑胡宗南没什么才能（这个似乎是真的），汤恩伯天天只知道弄权，连何应钦都不过是个庸人，至于天天听墙脚打小报告的特务头子戴笠，当然更不是好人，只能算滥人。

陈诚不搭理戴笠，戴笠自然也不客气，找着机会要摆他一道。陈司令不亲共、不贪污，普通罪名扳不倒他，王凤起的案子正好给了军统绝佳的机会。那帮愤青搞特务工作自然不是专业人士的对手，很快戴笠就弄到了他们的组织章程、计划纲领及行动日期，然后把证据直接交给了蒋介石：陈诚打算学张学良，搞兵变。

收到消息的蒋介石大吃一惊，马上下令陈诚交出人来，给戴笠审讯。好在那帮年轻人虽然没脑子，却还讲义气，不管戴笠如何问话，就是不肯牵扯长官；委员长没有发话，军统也不敢随便动刑，只得把相关当事人全部关进大牢，一直到内战时才放出来。

本来就没有信心，鼓不起一点干劲，关麟征、何应钦等人又在跟他顶牛；连军统也跳出来插一脚，把自已的作战科长抓走，还偏偏就是自己的问题。对陈诚本人来说，这个远征军司令是再也干不下去了，一片灰心之下，他向蒋介石递出了辞职信。

收到陈诚的报告，蒋介石十分震怒，立刻亲自执笔，写了一封十七张纸的回信。

虽然整封信是用普通公文纸写的，又是毛笔大字，十七页加起来没有多少，不过能在百忙之中写这么多字，足见委员长用心良苦。在这封少见的长信里，蒋介石怒斥陈诚骄横跋扈，说远征军的事情都是依着你的意思办，要什么给什么，居然现在还要闹情绪，态度比军阀还要傲慢，架子摆得这么大，难道要我给你三跪九拜不成？！

自跟随蒋介石以来，陈诚还从没被如此严厉地骂过。作为嫡系老部下，他倒也有几分硬气，不仅不老老实实去干活赎罪，反而上书分辩，说自已是“忠诚直言，任劳任怨”，委员长习惯了“谄媚逢迎”，所以才对他发火，总而言之，我没错。

心理压力太大，加上工作操劳，陈诚的身体本来就不好，这时更是一落千丈，终于导致胃病大发作，吐着血直接送进了医院，实在没有办法上班。蒋介石无可奈何，只好在四三年十一月下令，让卫立煌接替远征军工作。

陈诚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是整个土木系的代表。他用这种方式失宠并倒下，就意味着整个土木系都成了没娘的孩子，没有委员长发话，别人对他们只会公事公办。在一个官僚环境里，拖着官腔扯皮耍赖式的公事公办，从来都不稀奇；而要命的是，陈诚有麻烦的时候，横山勇正好开始找麻烦。

十一月一号，准备就绪的横山勇正式出击，他从北路砍出了第一刀，目标是六战区第十集团军。

按照先前的战术规划，鬼子兵力已经吃紧，能骚扰六战区的不超过两万人，准备工作也是按这个数字进行的。可是第十集团军的司令王敬久显然是个明白人，一开打就发现不对劲：对面敌人的兵力虽然不清楚，可番号却有四个师团加一个旅团混杂在一起，实在不象两万人搞的小演习！

第十集团军构筑了几条防线，防御核心是一个小镇子，名叫暖水街。这个镇子往西北通往渔阳关和江防工事，向南则能包抄常德，是孙连仲下过死命令要确保的地方。可王敬久也知道，按老孙头的安排，他阵地前面就不该有那么多鬼子。

想一点地方都不丢是不现实的，硬要死守阵地，肯定人地两失。王敬久是正规训练过的中央军，又有在浙赣线打运动战的经历，经验极其丰富。面对如潮水般涌来的日军，他下令集团军所辖五个师全部放弃一线阵地，转入二线防御，不必死守。

当北线开始绞成一团的时候，按照横山勇的时间表，中线鬼子在十一月三号也发动了进攻，目标是王缵绪的二十九集团军。

二十九集团军下辖两个军，分别是四十四、七十三军。这两个军都在鄂西会战里露过面，其表现分别为四十四军追击时损失惨重，而七十三军则被打得极为凄惨，是厂窑大屠杀的主要受害者之一。

都是刚打败仗，都是重新整补，司令官居然也都姓王，可是两个集团军情况，那是相当的不一样。王敬久是中央军出身，属于黄埔一期人马，根正苗红；而王缵绪却是川军的弟兄，因为竞争四川省主席失败才出川抗日，水平觉悟都相当有限。二十九集团军里，四十四军属于川军老底子，七十三军却是湖南湘军，两个军出身不一样、背景不一样，连口音都不一样，当兵的互相讲起话来，得打手势才能明白；碰到困难时王司令更加不厚道，经常想着把七十三军拉上去堵枪口，四十四军躲到后面保存实力。

无论如何，仗还是打响了，大批鬼子在炮火支援下，冲向二十九集团军的阵地。面对日军的凶猛进攻，湘军和川军还是值得表扬的，他们没有立刻崩溃，而是节节抵抗，退向二线阵地。

几天后，第十集团军向孙连仲报告了一个好消息：他们打死了日本十三师团一个叫樱井的中佐参谋，这个中佐身上带着相关的进攻命令，甚至还有十三师团打完仗后，调往太平洋战场的材料。

按照日本的说法，师团作战主任参谋樱井中佐，是在十一月八号，由于连日暴雨、部队联络困难，所以亲自去第三师团司令部联络，中途遇到敌军被玉碎的；十三师团发现死了这么重要的人物，立刻派出大批人马搜索，最后把樱井身上的文件全部找了回来。但是我很怀疑，鬼子在给领导打报告的时候，改动了相关的记录，因为就在十一月五号，孙连仲突然下了命令，长江沿线部队南下，江防军第十八军、八十六军十三师向第十集团军推进，第二十六、三十三集团军开始机动准备。

从十一月一号到五号，在日军突然进攻下，孙连仲在保持了完整的战线和阵地，还大至判明了敌人的进攻方向；南面第七十四军则从九战区开往桃源，驻守常德的五十七师更是枕戈待旦，可以说是开局有利。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于，第十集团军和第二十九集团军仍然是孤军奋战，始终没有得到实质增援，他们面前的日军却是越来越多，眼看就要突破防守极限了。

图中最上方的是北面39D（三十九师团）。这个师团负责佯攻渔阳关方向，牵制江防军。由于没有直接进攻常德，很多地方对它都是一略而过，但在事实上，它在常德会战中的作用十分重要。由于有了这支部队的牵制，孙连仲的指挥可以说是“三心二意”，始终不能放心增援常德，战区集中了两个集团军的重兵，想要消灭或赶走它，却无法解除威胁。最后这个师团全身而退，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此时的39师团刚刚渡过松滋河，正在控制进攻节奏，保持跟主力的同步。

三十九师团往下一点，就是横山勇经过大力加强的主力十三师团。这个师团兵分三路，分别是大坪部队、海福部队、伊藤部队，相互呼应攻击，遇到强敌迅速迂回包抄。横山勇对他们的期待，是以迅速而连续的攻势摧毁第十集团军，占领暖水街到王家厂一线（图中蓝色圈位置），一方面切断渔阳关的江防军增援路线，另一方面同三十九师团呼应，摆出北上架势，威逼江防军不敢南下。在王敬久的指挥下，十三师团被挡在西齐-邓家铺一线，第十集团军还保持着完整的战线和建制。这个师团的攻势受挫，其他部队也被迫跟着调整节奏。

十三师团再往下，是主力第三师团。它同十三师团都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罪行累累。第三师团攻击面处于第十、二十九集团军接合部，11月5日攻到彭家厂。

第三师团下面，是从十三军调来的一一六师团。这个师团在水网地区同王缵绪的二十九集团军缠斗。

最南面的是六十八师团。由于常德东面水网纵横，无法设置大兵团相互呼就，只有孤立的要点，对鬼子的汽艇、船舶机动很有利。横山勇组织了水面运输部队，打算让六十八师团越过湖泊，成为突击常德的奇兵。攻击开始的时候，这个师团的五十七、五十八旅团（主要兵力各约两个步兵大队）正包抄二十九集团军防守的安乡，再由户田联队（原属四十师团，调来加强六十八师团）向后包抄，打算一举围歼。结果各部进展都缓慢，一直到十一月六日才占领安乡，守军抵抗后发现敌情严重，从容撤走。

第三章长战折旗

十一月七号，横山勇四路大军渡过长江。重新集结后，十一军发动了全面进攻。

北面的第十集团军退至二线后，刚在王家厂、暖水街、红庙重新构筑防线，立刻陷入重点攻击里，暂六师伤亡十分惨重。眼看局势危急，王敬久不得不再度改变战法，下令全军机动作战，分割成小块不断突击，同鬼子打运动仗。

面对强敌压境，居然全军逆袭打运动战，一方面是情况实在危急，另一方面却也是因为，王敬久战术功底过硬，部下水平也够扎实，才能跟鬼子玩躲猫猫，硬是搞得横山勇在暖水街进退两难，始终没有办法占领这个小地方。可让人哭笑不得的是，王敬久此时最需要的，是谁能看党国份上增援兄弟一把，蒋介石却发来电报，命令集团军立即“集中主力”，击破当面的日军，并把情况上报给他。

拿到最高统帅越级指挥的电报，王敬久心头有一万只草泥马呼啸而过。

他的五个师不过三万多人马，正面有三十九、十三师团，还有十三师团侧击，所有兵力已经散开，全靠超常的战术发挥牵制鬼子，连集团军司令部都遭遇过袭击，可谓是险象环生。毫不夸张地说，北线战场已经是千钧一发，随时可能崩溃。

区区五个师兵力，能顶住鬼子已经不容易了，居然还要玩防守反击，实在是不知所云。孙连仲倒是个明白人，他告诉王敬久，你务必再坚持三天，只要坚持三天，我就有办法。

比起蒋委员长的瞎指挥，孙司令显然更加靠谱些，但王敬久也没能高兴多久。因为孙长官明知他正面的鬼子数量有压倒优势，却没有派一兵一卒到前线支援，而是把六战区机动部队二十六、三十三集团军全部派到最北方，对日军三十九师团发动侧击。

从孙子兵法上讲，孙连仲这一招应该叫围魏救赵。可具体情况应该具体分析，当年孙子他老人家能救得了赵，是因为手上的齐国军队对魏国有战斗力；而现今孙老头手上的国军，不管装备还是训练，跟对手都不在一个档次上，绕弯路强行发起进攻的效果，是相当值得怀疑的。

二十六集团军是鄂军出身，三十三集团军则是张自忠的老部队，张自忠英勇战死了，冯治安还在，部队仍然是西北军的老底子。孙连仲只能拜托冯治安，最好他能象当年的张自忠那样，来个侧后翼包抄突破，把三十九师团打得溃不成军、逼十一军北转援救，然后再同第十集团军联手，把横山勇赶回武汉去。

对孙连仲的期盼，冯治安只能认为，老长官真是想太多了。

张自忠早已入土为安，他创造的奇迹有如流星划过夜空，光芒闪完就算到此为止，指望冯司令顶着炮火监督大刀队冲锋，实在有点为难。冯司令戎马生涯一辈子，从来都是中规中矩，说不出软话办不了硬事，既没有突出的业绩，也不犯离谱的错误，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他是位福将。指望他奇兵突出，吸引几个师团的注意力，实在是找“对”了人。

不给一线部队直接派援军，就是把第十、二十九集团军送到火坑里了。王敬久敢同优势日本人打野战（一般部队没有这个能力和胆量），已经是阿弥陀佛加太上老君联合保佑，王缵绪的二十九集团军却无论如何支持不下来。他的防区处于战场中部，到处水网纵横，需要大量分兵防守，鬼子抓住这个特点，不停地搞迂回包抄，顿时把战线拉成一团浆糊。

早在大战刚开始的时候，二十九集第四十四军一六二师，就在安乡同六十八师团干了一仗。鬼子用两个旅团正面进攻、一个联队包抄，没想到沿路都是湖泊地形，兵力施展不开，连包抄的户田联队也赶不到位置，直到十一月六日才占领安乡，守军发现情况不对，早已迅速撤走。

对六十八师团的迟缓，我一度十分疑惑，因为六十八师团对这次进攻，是做过精心准备的。

湖南内陆河川纵横，道路狭窄，守军又专门修了地形，到处只有河堤能通过，道路最宽不过五米，国军在路中央设下堡垒，彼此用机枪火力支援，可以有效防止鬼子搞迂回。对这种地形，增援六十八师团的四十师团户田联队很有经验，他们攻击堡垒群时，往往兵分两路，一路吸引对方注意，另一路则脱离火力掩护，向另一个堡垒后方发起急速突击，达成突破。六十八师团战前对此战法进行了深入学习，并在华容集结时还搞了推广训练，没想到在安乡试手，刚开始就碰了钉子。尤其是两个旅团之间的配合，怎么看怎么别扭。

后来，我看了一下两个旅团长的资料，大概猜到一点原因。

六十八师团的五十七步兵旅团长清水正雄，是陆士二十一期毕业生，直到四二年才升少将；五十八步兵旅团长太田贞昌比他晚两届，却在四零年就升到了少将。在高度重视资历的旧时代，两个人平时关系估计不会太好，因为在后面作战的时候，他们就一直相互别苗头。

虽然安乡的守军头两天表现不错，但是王缵绪心里明白，他的二十九集团军，处境真的十分危急。

由于第三师团、一一六师团多路进攻，他的四十四军十分吃紧。为了反击鬼子的迂回包抄，王司令只能见招拆招，跟着把防线往侧面拉伸，很快战线铺开几十里地，随时有漏，随时需要补漏，仗打得着实辛苦。眼看中线危在旦夕，湘军七十三军汪之斌很清楚，把部队拆开了去补漏，迟早要被各个击破，索性丢开防线，直接带着三个师杀入敌阵，同鬼子绞缠在一起。这种不要命的混战果然起到效果，硬生生把日军拖在原地，不能前进一步。

最高领导估计错误，直接领导不给增援，两位王司令在常德北线和中线一个打运动战，一个打胶着战，居然硬生生顶了十天之久，让横山勇前进不得，实在是难能可贵。不过情况很明显，只要孙司令不能及时送来援军，前线迟早要出大问题，战局的关键，在谁的反应更快。

最先反应过来的，是横山勇。

从一号打到十二号，十一军象掉在胶水里一样，走不脱也进不去。横山勇的计划本来是打下暖水街、吓唬江防军不敢南下增援，趁机向下突击常德，同南路的“奇兵”六十八师团会合。可王敬久竟然是属膏药的，甩又甩不掉、打又打不死，时不时还要搞个逆袭，十分影响鬼子官兵的情绪。如果不想点新招，等六战区的增援赶过来，这次攻势就黄了。

打自进攻开始，横山勇一直非常注意节奏，第三、十师团两路日军保持同步，动作不紧不慢，防止孙连仲猜到他的目标；否则第十、二十九集团军再怎样勇猛，也不可能顶住十天之久。现在一切都还在掌握中，只有暖水街一带的第十集团军一直打游击，死活拿不下来，在手下纷纷建议添兵进攻的时候，他却摇了摇头，在地图上画出另一道弧线。

对十一军来说，暖水街并不是核心目标，它只是一个依托，用来威胁江防军、支持大部队南下常德。既然不是真的要北上，拿不拿下这个小镇其实不要紧，只要国军不能利用暖水街反攻，就算目的达成。因此横山勇决定，北路部队抓紧时间迅速转向，暖水街方面不跟王敬久纠结了，留两个联队构筑阵地，其余主力绕过阵地南下，直扑石门、包抄常德。

横山勇的战术机动实在是漂亮，因为比起他来，孙连仲又迟钝了一步。日军在暖水街停止进攻之后，孙司令没有及时反应，只是庆幸江防军解除了威胁；六战区没有抓住时机反击增援，反而命令第十集团军就地休整、巩固江防军侧翼，一幅等着过年的架势。

当北路鬼子全力南下的时候，中路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二十九集团军节节败退，很快七十三军军长汪之斌收到命令，让他带队去后方的石门，那里有预先建好的国防工事，可以就地防御。

对上级的命令，二十九集团军司令王缵绪是有想法的。他的四十四军处境也不好，损失也很大，凭什么让七十三军跑到后方当二线，让川军弟兄们顶在一线的澧水上？

但是生气归生气，军令仍然要执行，于是川军们只能悻悻地呆在前线，看着湘军兴高采烈地撤到后方。满心不痛快的王缵绪不知道，他的部队没有后撤，实在是万幸中的万幸，因为七十三军接到命令时，他们的一只脚已经陷进了鬼门关。

当汪之斌来到石门的时候，他愕然明白了，神马叫民国政府搞的国防工事。

好点的国防工事有钢筋、有水泥，还有伪装和交叉火力点，国军情况比较差，通常也要搞个砖砌的地堡，上面铺几块木头。可战略要地石门的国防工事，只是一条随便挖的散兵壕，既没有躲避炮火的地方，也没有隐蔽火力点，纯粹就是豆腐渣工程！

虽然民国流行贪污，但贪到一线工事上，那就是要亲命了。倒霉的汪之斌刚刚赶到地方，就碰上北路鬼子绕过暖水街南下，正好跟他对撞在一起；更要命的是他前方的王缵绪闹起了情绪，竟然一声招呼都不打，把四十四军撤出了阵地，留下他一个残军，孤零零地守石门。

石门是湘西防务的中枢、日军进攻的重点，汪之斌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骤然间陷到了死地中。北路鬼子拚命要打他，中路的日军也抓住机会，立刻兵分两路，一路南下常德、一路分兵接应北路部队，准备在石门来个小会师，然后包抄常德后路。

汪之斌手头上只有一个被打残的军，他的北面、东面是两个主力师团，而军委会的任务，是依托豆腐渣工程，守住石门。很明显，任务是完不成的，石门也是早晚守不住的，一切只在于他能坚持多久、能否等到援兵。

一切是显然的，孙连仲没有给汪之斌派援兵。

横山勇转向的时候，是十一月十二号，汪之斌遭到夹击，是十一月十三号。仅仅一天时间，六战区形势急转直下，眼看就要被各个击破，成为鬼子横行的修罗场。

应该说蒋委员长还是有点头脑的。此时他马上要去埃及见罗斯福，百忙之中还不忘作战指挥，指示孙连仲马上把部队集中到慈利一线，准备决战。可是孙连仲反应着实迟钝，面对突然出现的变化，他并没有及时安排对策，甚至连第十集团军也没有给一点增援，更不要说南面的慈利了。

孙连仲不肯动作，因为六战区一提到半年前，日军攻破北面长江防线时的险情，大家就全部头痛。所以他坚持认为，长江防线实在太敏感，不能轻易调动江防军，再搞一次历史回放。

战区司令如此不够意思，中线的王缵绪自然也不会够意思，眼看自己要面对前后夹击，索性带着四十四军逃出了澧水，把阵地全部扔给横山勇，不带走一片云彩。当鬼子兴高采烈地穿过战线后，石门的七十三军立刻落入了包围中，如果要突围，路上横着一条澧水河，而河的对岸，悄无声息地布满了日军。

仗打到这个时候，不光六战区司令部惊慌失措，连军委会也是乱成一团，个个知道要出大事，却没有任何人能做主，谁都不敢趟这汪浑水。最后是军令部次长刘斐一咬牙，眼看七十三军要全军覆没，他站出来充了一把好汉，违反指挥原则越过了孙连仲，直接给王缵绪发电报，允许汪之斌立刻突围至慈利。

由于在几年后那场内战里，刘斐充当了共谍的角色，不少人对他在抗战中的表现也是大加抹黑，恨不得把他同汪精卫之类人物并列。但实事求是地说，刘斐的本意，是不想看着七十三军白白被歼灭；而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汪之斌无论撤不撤，七十三军都不会有救，因为应该守在前面的四十四军已经溜之大吉，鬼子从三个方向上，封住了所有退路。

十一月十四号晚上，汪之斌率领七十三军从石门开始撤退。按照计划，四十四军还守在澧水，他们只要趁着夜色渡过大河，就能顺利突出重围、南下慈利。然而涉水半渡的湘军们没有想到，河对岸突然响起密集的枪炮声，鬼子早就布好了阵地，正在岸边象打靶一样消灭每一个移动目标；加上正面的日军跟着发起进攻，措手不及的七十三军顿时大乱，在交叉火力下伤亡惨重，尤其是负责殿后的暂五师，几乎全军覆没，师长彭士量也战死在一线。

在漫长的抗战历史中，有不少师长军长战死，特别点出暂五师师长彭士量，是因为他的师比较特别。

暂五师最先在国军序列里露脸，是郭汝瑰当师长的时候。这个师本来是湖南保安部队改编的，不少人自已就是土匪出身，全“师”缺额严重。郭汝瑰上任后兢兢业业，狠抓训练风纪，不肯贪污一分钱，硬是把一个土匪师变成了主力师，还在长沙会战中立下汗马功劳。

以郭汝瑰的能力，当一个师长显然是屈才了，很快他就获得高升，成为国防研究院研究委员，为蒋介石解决战略问题。而暂五师并没有因为他的离去而重新堕落，失去郭师长之后，他们重新迎来了新的领导：彭士量。

作为黄埔四期毕业的老资格，彭士量早在三二年就进了中央陆大深造，是根正苗红的嫡系人物。他在抗战中表现极为勇猛，先后多次立下战功，并且和郭汝瑰一样不贪污、不捞钱。以他的资历，本来是不用去一线当师长的，可却在高升的时候主动要求上前线，挑起了暂五师的大梁。七十三军奉命守石门，他就写下遗嘱死守阵地，七十三军奉命撤退，他又主动承担起殿后重任，希望能用生命为主力争取撤退的时间。

无论上级指挥如何，力战身亡的彭士量尽到了军人的本份。

虽然暂五师作战很勇猛，但七十三军仍然还是在交叉攻击下覆灭了。从火网冲出来的汪之斌拚命收容散兵，最终只收容到十六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其他人马都在横山勇的攻击下损失殆尽；鬼子十三师团甚至派出了汉奸队，在毛家山吹响集合喇叭，骗散兵前来集合，随后一举消灭。

以下是十三师团在石门的战果记录（注意第三师团战果不算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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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二吨

米：一八三吨

遗尸：三零九三

俘虏：一五九四

溺死：三零零

山炮：十一

步枪：三四四

手枪：五

刺刀：一四六

炮弹：七一六一

迫击炮：十八

重机枪：二四

轻机枪：十八

掷弹筒：二十四

手榴弹：一三八二六

步枪弹：三二三四五零

掷弹筒弹：九八五

鬼子一贯喜欢浮夸战绩，但对这个数字，我认为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因为，七十三军确实在石门损失殆尽了。只是步枪的缴获数量偏低，有点不合常理，极可能是鬼子同随行的汉奸伪军们达成了协议，让他们取走步枪作为奖赏。因为十三师团和三师团随后接连进攻，没有时间清剿石门的败兵，而汪之斌收容到的部队极其有限，中间差的人去哪了，很可能就是那些汉奸队在使坏。

蒋介石也对石门之战恼怒不已，后来索性把汪之斌一撸到底，赶回老家去种田。新任军长知道他冤枉，派人带了巨款去安慰他，他却只说了一句话：报国无门，要钱何用！

必须要说明的是，虽然七十三军伤亡很悲惨，他们都是奉上级军令打仗的，后来还依靠十几个残连向横山勇努力进攻，一直坚持到战役结束。汪之斌虽然是湖南小个子，精力却特别充沛，善鼓动讲话，深得军心，每逢会战，部将肯替之生死，石门之败，非战之过。

四十四军跑路，七十三军覆没，孙连仲顿时面临着巨大的难题，是如何派人截击横山勇，保卫常德城。

前面说过，六战区有三十多个师守在长江防线，只有十二个师部署在湖南南部的二线阵地，其中北线第十集团军有五个师，中线第二十九集团军有七个师，南线的七十四军，平时并不归六战区指挥。

第十、二十九集团军都在鄂西会战里吃过大亏，把他们放到湖南南部的次要阵地、去产米区休整练兵，本意是对他们的爱护。做一个简单的加法就会发现，孙司令在一线只摆了两个集团军，后方没有留任何预备队，也没有给任何增援。按照孙老头的说法，鬼子机动兵力最多两万人，正好凑两个乙等师团，以国军的战斗力，一个集团军能对抗一个师团，所以南面有两位王司令在，肯定万无一失。

因为孙连仲的万无一失，常德终于要万一有失了。

虽然七十三军打得很英勇，但战败就是战败，从石门失陷的那一刻起，横山勇已经拿到了常德的通行证。十一军前进的大路通行无阻，胜利的号角已经快要吹响，接下来仿佛只是时间问题。

图注：蓝色部分是11月5日到15日的日军动态图。

最北面39师团依然执行牵制任务，把握节奏向前进攻，既不能孤军深入，又要威胁渔阳关。11月15日，它们到达仁和平北面，同孙连仲派出的援军第18军先头部队遭遇，39师团立刻集中安藤部队（步兵232联队第2大队主力）、吉武部队（步兵233联队主力）一部，连同古贺支队（13军约两个混成大队）共同击退之，随后同三十三集团军八十六军第十三师反复拉锯。由于十八军在鄂西会战损失很大，此刻尚未恢复元气，三十九师团对它的评价是“战力贫弱”。很明显，没有一个集团军以上的增援，王敬久是无法在暖水街达成突破的。

13师团已经占领暖水街，一路向西冲到太平街、子良坪，但是始终无法消灭王敬久，于是在构垒防守后，主力大举南下，从西北侧包抄石门；同时第3师团从王家厂西侧集结后，也扑向石门；116师团从澧水向西进攻，一路人马分兵临澧。

理想的战场情况，是七十三军和四十四军紧守澧水北岸，为南线前来救援的王耀武争取时间，同时孙连仲给王敬久派一个集团军援兵，加强北线的侧击。这样横山勇南下受挫，北面后勤又面临切断危险，大军在湖泊山地进退两难，多半会师老无功。但是这就意味着，整个二十九集团军要在十一军三个师团及配属部队夹击下，承受全军覆灭的代价。面对这样的态势，王缵绪带着四十四军直接渡过澧水，躲过了第三、一一六师团的夹击，虽然在对岸受到追击损失惨重，却逃脱了被围歼的命运；而此举的代价，是七十三军迅速灰飞烟灭，王耀武在慈利立足不稳被击退，通往常德的通道门户洞开，整个战役再也无法收拾。

对于常德会战前期发生的一切，大都是这样评论的：横山勇很凶恶，王缵绪很狡猾，而孙连仲很迟钝。老实巴交的孙老汉猜不到鬼子的花花肠子，军委会作战指导又缺乏魄力，所以这一仗没打好。总之，不是国军无能，而是日军太狡猾。

我最开始也相信这种说法，直到后来对着地图仔细琢磨，才发现里面有很大的问题：横山勇确实蛮勇，军委会也实在疲萎，但要说孙连仲廉颇老矣，却未必是真的。孙司令打仗向来风行虎掠，早在西北军的时候就威名赫赫，明知日军作战序列和番号，却坚持反应迟钝，里面多半有文章。

几个月前，在鄂西会战的时候，孙连仲曾经想确保长江防线，结果蒋介石把他的兵调到常德，直接导致江防要塞被攻破；如果不是横山勇兵力不足的话，鬼子一路直攻重庆，保不齐就能把国民政府一网打尽。所以在随后的部署里，六战区严格贯彻了一个原则，就是务必保证长江防线的安全，不惜代价。

当王敬久、王缵绪在南面布防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六战区给出的预案，其实就是最终方案：敌军在两万以内，你们自己解决；敌军超出两万，保证江防要塞为先！

这是绝不会形诸于文字的规则，用现在的话讲，应该叫潜规则。孙连仲派两个集团军进攻最北面的三十九师团，并不是围魏救赵，而是消除对江防军的威胁；只有百分百保证北线的安全后，江防军才会抽调南下，援救常德。在此之前，援军不会越过暖水街一步。

当然了，这样的打法，也就意味着，一旦横山勇全力进攻常德，十、二十九集团军将面临灭顶之灾。但是身为军人，奋战到最后一刻本来就是他们的职责，既然踏进了这个大杀局里，就只能自求多福了。

事情还不止这样简单。六战区坐拥四十个师、二十多万大军，却打算在敌军攻击南线时坐不援救，听任两个集团军覆灭、产粮基地抢掠一空，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明说的。否则不光是王敬久和王缵绪军心不稳，政治上也说不过去，湖南老百姓会丧失信心，甚至倒向鬼子一边。所以一旦南线有失，军委会必然要抓几只替罪羊，作为丧师失粮的借口。

类似的设想，绝不是凭空诬蔑。事实上，蒋介石和孙连仲，以及军委会全体成员，都是多年征战的军事家，绝不可能拿到敌军计划、反复确认番号后，反应还如此迟钝。而在打完仗后，损失惨重的汪之斌固然被撤了职（王缵绪是川军背景，二十九集团军抗战爆发时六万六千余人，中间补兵四万五千，抗战结束剩不到两万，事关四川后方又屡次付出重大牺牲，不能随便处分），连奋战到底、表现突出的王敬久也挨了批评，军委会硬是说他不该及时出击、攻破暖水街之敌，从而导致渔洋关的援军无法南下，对战局不利负有重要责任。

第十集团军的表现，应该是十分合格的。但是产粮区被蹂躏、后勤发生困难，以及无数平民陷入敌人铁蹄之下，光拿一个湘军军长出来顶罪，显然说不过去，所以黄埔一期的王敬久必须跟着打板子，才能一碗水端平。虽然王司令没有受什么处分，但是对他的批评，却黑纸白字记到了文件里，等于在史书上永远扣了一口大黑锅。

很明显，蒋介石对这一切，心里十分有数，只要看他发的电报就明白。石门危急，鬼子将攻慈利而取常德，他看得清清楚楚；但是在他发的电报里，只是含混地说要增援慈利，却不肯明确指示江防军立刻南下，故意逃避了关键点；而孙连仲也是心领神会，继续让江防军跟三十九师团在北面胶着，听任常德城陷入危急，只调了南面七十四军两个师及九战区的一零零军，命令他们赶到慈利一线堵漏。

这样做的后果，是常德城固然陷入重围，但将来评定责任的时候，没有人会指责蒋介石；反而都认为蒋公高瞻远瞩，只是孙连仲魄力有限，不敢调出江防军，这才导致战局危急。当然了，作为一名合格的党国军人，孙连仲懂得默默地承担下一切，作为对领袖声名的支持。

王敬久和横山勇都不知道这条潜规则。但是，横山勇的战术素养不是吹的，他第一时间发现，国军对南线战事反应迟钝，于是只留少数兵力在暖水街一线固守，其余人马转道南向，直扑常德。

一切都按照最坏的情况发生了。横山勇没有北上长江防线，但三十九师团在附近，让人吞不下又吐不出；孙连仲不敢南调江防军，只好听任南线门户大开，常德顿时陷入四路夹击中。此时能够指望的，只有最后一支部队，王耀武的七十四军。

这是一支重要的战略预备队。

王耀武的军事才能，大概可以用一句话概括：网上吹嘘张灵甫的神段子，很多都是王耀武的战功。

七十四军是四大攻击军之一，也就是蒋介石亲自组建的战略预备军，平时不负责具体地段的防守，专用于关键战场投入攻击，属于不折不扣的救火队。有这个军在常德，再加上九战区的一零零军策应，相当于布置了一个加强的集团军。可是问题在于，如果单纯守常德，七十四军的五十七师镇守城区、其余两个师在周边策应，确实是极好的布置；现在因为西面连连失利，不得不把王耀武的主力调出，赶去慈利救火。

石门失守、彭士量战死的时候，是十一月十五日。三天后，横山勇第三、十三师团大举南下，准备合围常德，蒋介石却离开了重庆，前往开罗参加开罗会议。

不管从哪个角度上讲，开罗会议的重要性，都比常德会战要大。但是委员长这一走，孙连仲顿时感到雪上加霜，因为这就意味着，名义上负责全国军事的军委会，要开始颠三倒四了。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事情，并不是孙连仲的级别高到没人领导的地步；恰恰相反，他的情况是领导太多，哪一个级别都比他高，可是全都有心无力，谁也帮不上他的忙。

作为中华民国的最高军事机关，军事委员会已经莫名其妙了很多年。

按照现代军队理念，应该要有一个总参谋部之类的机构指挥军队，可是军委会却没有这种部门，只有一个军令部和委员长侍从室。军委会的光杆参谋总长是何应钦上将，何总长管的却是军政部，不负责军令部；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倒是负责具体参谋部业务，身份偏偏是军委会普通成员，没有发号施令的资格；有实权的副参谋长白崇禧不是中央嫡系，主要工作是桂林行营主任，平时主管桂系相关的事情，轻易不干涉总部的业务。总之，号称集体负责的军委会，其实是集体不负责，没事都在上班，有事全管不着。

如此天才的人事安排，自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精心设计的权力平衡。在这种安排下，总司令想找个跑腿的毫不困难，并且只要侍从室不发手令，军委会就没有人能做主，充分体现了分权制衡、居中控制的政治原则--当然，也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委员长不在的时候，不能干活。

蒋介石出差的时间不过十来天。而出事，也就需要十来天。

惊现日军记者拍摄常德会战原始影像，还原战争真实场面

纪念常德解放70周年专刊10一8期

最近意外发现了

日本战地记者牧野喜久男

和盟军战地记者布鲁克斯·阿特金森

都在1943年11月拍摄的

常德会战历史影像

交战双方战地记者真实影像

记录再现当时战争惨烈场面

我们还收到了彭士亮将军的后人

寄给编辑的彭士亮将军珍贵照片资料

成全出一篇全面反映常德会战的影像史料

谨以此纪念常德解放70周年

一·常德会战背景

1943年11月18日，常德会战爆发。日本中国派遣军总部提出了进攻湖南常德战役计划，其目的是消灭中国军队的主力，摧毁中国第二战区的根据地，牵制中国可能调遣到云南去的兵力，以策应日军在南洋的作战。

1943年11月，日军纠集7个师团约10万人进攻常德，国军集中了第六战区和第九战区的16个军43个师21万人迎战。中国军队依托阵地节节顽强阻击，迟滞日军进攻，给敌重大消耗，击毙日军1万余人。

常德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大规模的会战之一，也是抗战以来最有意义的胜利之一，在整个抗日战争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具有一定地位。被誉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二·中国军队进驻常德

中国军队渡沅江进驻常德城

在常德城巡逻的国军

会战之前中国士兵和市民步行通过常德商业区。1943年11月

中国军队在常德城内（龚光平翻拍）

三·日军进攻常德

日军绘制洞庭湖清晰地图（龚光平翻拍东方红博物馆）

日军侵略常德军事计划

日军进攻常德攻略（龚光平翻拍）

炮轰常德城（龚光平翻拍）

当时报纸报道常德会战情况（龚光平翻拍）

（龚光平翻拍）

（龚光平翻拍）

日军进攻常德城▲（龚光平翻拍）

日军进攻常德城▲（龚光平翻拍）

日军士兵在向常德城猛烈进攻 日本记者牧野喜久男（龚光平翻拍）

日军攻陷常德城▲（龚光平翻拍）

（龚光平翻拍）

日军攻陷常德城▲（以上图片为龚光平翻拍）

日军抬着伤员撤离常德 日本记者牧野喜久男（龚光平翻拍）

常德战役日捕获的中国士兵 日本记者牧野喜久男（龚光平翻拍）

四·保卫常德鏖战

中国士兵在冲锋陷阵日本记者牧野喜久男（龚光平翻拍）

余程万十一月二十九日向第六战区发去最后一份电报：“弹尽，援绝，城已破。职率副师长、指挥官、师附、政治部主任、参谋部主任等，固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第七十四军万岁，蒋委员长万岁，中华民国万岁。”

中国军队收复常德后在废墟上 1943.12

中国军队收复常德 1943.12

五·日军俘虏

六·日本侵略者的下场

常德会战后，日本士兵尸体被集体埋葬。1943年12月

常德会战后，日本士兵尸体被集体埋葬。1943年12月

常德会战后，日本士兵尸体被集体埋葬。1943年12月

常德会战后，日本士兵尸体被集体埋葬。1943年12月

八·断垣残壁 一片废墟

会战后的常德城断垣残壁，一片废墟。

湖南省（常德），被日军炸毁的建筑物废墟。1943年12月

常德会战后，在废墟中的城市。1943年12月

常德会战中的一个炸毁的建筑物废墟。1943年12月

常德会战后，在废墟中的城市。1943年12月

这是常德会战后城里保存较完整的几栋房子

常德会战后，中国士兵站在废墟中。1943年12月

常德会战后，国军士兵进行调查的破坏情况。1943年12月

九·清点战利品

中国士兵在常德战场实地演示。1943年12月

十·返回城市 修复家园

常德会战胜利后市民返回断垣残壁的家园

经过常德城废墟的市民

常德会战后， 一个女人透过破碎的陶器碎片觅食.1943年12月

常德会战后， 城镇居民搭建临时住所.1943年12月只有在大堤边上堆砌小棚子度过寒冬

常德会战之后走在废墟的中国士兵.1943年12月

常德会战后走在废墟中的举伞女子。1943年12月

在废墟中的男孩搜寻食物.1943年12月

一名男子坐在一个炸毁的建筑物废墟中发呆。1943年12月

企业经营者在一个被炸的面料商店前面搭建临时建筑物，出售他们的产品。1943年12月

修复家园

在战争的废墟上开始了商品买卖

常德会战后，中国士兵和军事官员以及一群等待救济的市民。1943年12月

难民在聚集等待接受援助。1943年12月21日

难民在聚集等待接受援助。1943年12月21日

常德会战后， 难民在聚集等待接受援助。1943年12月21日

十一·战地记者采访

战地记者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和爱泼斯坦帮助因日军轰炸受伤记者Speight。1943年12月24日

战地记者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和爱泼斯坦帮助因日军轰炸受伤记者Speight。1943年12月24日

额头上缠绷带受伤的战地记者Selwyn Speight和同事喝杯茶休息。爱泼斯坦坐在左二.1943年12月

战地记者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和爱泼斯坦了解常德会战

战地记者试穿草鞋 1943年12月

新闻记者采访，1943年12月24日.

常德会战后，新闻记者采访捕获的日本兵。1943年12月24日.

常德会战后，新闻记者采访捕获的日本兵。1943年12月24日.

审问俘虏

新闻记者的质询日军俘虏，1943年12月24日

新闻记者的质询日军俘虏，1943年12月24日.

新闻记者的质询日军俘虏，1943年12月24日.

中国和外国新闻记者搜集常德会战的战况资讯 1943年12月

控诉日军在战斗中使用毒气弹，气急败坏的日军竟然施放毒气。由于没有防毒面具，很多官兵被当场毒死，有一个加强营上千名官兵全部中毒牺牲。

外国军事官员检查常德会战后留在战场上的日军防毒面具和设备。1943年12月

十二·祝捷胜利 公祭英烈

召开常德会战追悼会公祭英烈

后勤保障队伍

常德会战之后，国民革命军士兵和官员.1943年12月

常德会战结束后，时任国军74军军长王耀武将军为纪念捍卫国土而壮烈牺牲的将士们，决定在常德建造“烈士公墓”。公墓正门是一座高大的三门纪念牌坊，上方是王耀武所题“常德会战阵亡将士纪念坊”的横匾。

纪念坊的四根水泥钢筋方柱之间的上方架有三块横匾：正中是蒋介石所题“天地正气”，左侧为陈诚所题的“碧血丹心”，右侧是白崇禧题写的“旗常炳耀”。

以上图片为龚光平翻拍

十三·记住牺牲的8000名将士们

在常德会战中牺牲8000多名将士，这是在整理烈士遗体，一个战士在悲痛大哭。

彭士量，1904年出生，字秋湖，湖南浏阳人，黄埔军校第四期，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七十三军暂五师中将师长，1943年11月15日在常德会战外围阻击战中以身殉国，是常德会战中牺牲的第一位将军。

▲彭士量后人彭康定在台湾忠烈祠敬献花圈（照片由彭士量后人彭康定提供本文编辑）

▲湖南民政局发给彭士量妻子的抚恤证件（照片由彭士量后人彭康定提供本文编辑）

▲彭士量军官证（照片由彭士量后人彭康定提供本文编辑）

▲民政部发给彭士量烈士证明书（照片由彭康定提供本文编辑）

（收到在台湾彭老的资料后不久就再也联系不上了，但愿他老人家看到这篇文章）

常德石门县彭士量将军殉国纪念碑▲

许国璋，1897年出生，字宪廷，四川成都人，黄埔军校第五期，国民革命军第44军第150师少将师长，1943年11月21日在驰援常德战斗中牺牲，是常德会战中牺牲的第二位将军，后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中将。

长沙举行许国璋追悼大会

孙明瑾，1905年出生，号玉轩，江苏宿迁人，黄埔军校五期，国民革命军第十军预十师少将师长，1943年12月1日在驰援常德战斗中牺牲，是常德会战中牺牲的第三位将军，后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中将。

柴意新，1898年出生，号惹愚，字泽高，四川南充人，黄埔军校三期，国民革命军第74军57师169团少将团长，1943年12月3日在常德守城战中牺牲，是常德会战中牺牲的第四位将军，后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中将。

常德是一个有情怀的城市，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完整保护抗战牌坊

《常德会战》作者：孙韬

▼1943年11月20日军战地记者拍摄的常德会战珍稀纪录片

▼同盟军战地记者拍摄的常德会战珍稀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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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

渭南市不可移动革命文物——荔北战役纪念园 大荔河防碉堡群

渭南市不可移动革命文物——荔北战役纪念园 大荔河防碉堡群

李军 任晓彤/文 牛纲/图

荔北战役纪念园，位于大荔县许庄镇西大壕村。1948年10月5日,在彭德怀的指挥下，西北野战军的5个纵队全线发起攻势，与国民党军展开激战。战役持续到17日，双方共投入兵力13万余人，主战场在大荔县城北及相邻的澄城县、合阳县、蒲城县的部分区域。在西北野战军的进攻下,共歼灭国民党军2.5万多人。这次战役使国民党胡宗南的4个军基本丧失了作战能力，有效遏制了其抽兵东顾的企图，有力配合了中原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的作战。

战役结束后，当地人民群众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将西北野战军牺牲的战士择地掩埋。1953年,西大壕村人民群众自发在村北建起了荔北烈士公墓。2005年，大荔县在原有公墓的基础上庄严修建了荔北战役烈士纪念园，2014年又对纪念园进行了扩建和修缮。目前，纪念园占地41.48亩，园内有烈士纪念碑、纪念广场、纪念展室等，同时安葬着大荔县不同时期的烈士近千名。

荔北战役纪念园，1983年12月被大荔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大荔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9月被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2020年12月被陕西省文物局公布列入陕西省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荔北战役纪念园对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研究西北野战军历史等都提供了重要的人物及实物资料。

大荔河防碉堡群位于大荔县东部黄河西岸崖畔边缘，南起朝邑镇紫阳村，北至安仁镇安昌村。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及其武装力量形成统一战线，共同抵抗日寇。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日寇逐渐占领了黄河东岸的山西、河南等地区。为防止日寇西渡黄河，国民党政府在陕西沿黄河西岸一线部署防御兵力，并筑置军事工事，有力打击和震慑了日寇西渡黄河进犯的企图。

大荔河防碉堡群，始建于抗日战争时期。碉堡均建在黄河西岸二级台塬地上，南临洛河500米，东距黄河12千米，台塬面开阔平坦，整个地形北高南低，沟崖陡峭，易守难攻。每座碉堡相距约1.5-2千米，经纬度大致相同，形状、用料、大小亦相同，科学严密。大荔河防碉堡群在抗战胜利后都不同程度遭到自然破坏，现残存11处，高2.3-1.5米，厚度同为0.5米，平面呈八边形，钢筋混凝土筑置。

大荔河防碉堡群，2018年7月被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七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2020年12月被陕西省文物局公布列入陕西省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大荔河防碉堡群对研究陕西抗战历史提供了实物资料。碉堡群的发现，填补了大荔县文物点在抗战方面上的空白，丰富了抗战历史文化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