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璟碑，原在宋氏墓地，今在邢台市南郊五公里处的东户乡中学校园内。因碑为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书撰，故亦称颜鲁公碑。
碑体高２８９．５公分，宽１４９公分，侧４２．５公分。半圆形碑首，浮雕缠尾四龙，矫健雄浑。方形碑额，正中篆书阴文“大唐故尚书右丞相赠太尉文贞公宋公神道之碑”二十个大字。原有仰首贔屃碑座，上刻褡裢花纹，庄严稳重，今已逸失。碑四面皆刻，楷体盈寸，洋洋三千余言，尽述宋璟“历仕三朝，刚直不阿”的荣耀事迹。碑文题后结衔：“金紫光禄大夫行抚州刺史上柱国鲁郡开国公颜真卿撰并书”。是碑初立于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７７２年）九月，系宋璟之孙宋俨为“追念祖父德业”所建。
宋俨是宋璟第七子宋华之子，建碑时正任苏州刺史。据新、旧二唐书和碑文记载，开元二十年（公元７３２年），宋璟上疏告老，申请“致仕”，玄宗李隆基“仍令全给禄奉”，退休回洛阳养病。而后于开元二十五年（公元７３７年）十一月十九日，“薨死东都明教里私第，年七十五”。次年五月二十九日，复“归葬于沙河大尉乡丞相原之先茔”。
在唐代，立碑颂德之风极盛。唐玄宗天宝八年（公元７４９年），宋璟的第四子宋浑任御史中丞，殿中侍御史颜真卿是其部下。宋浑以顶头上司的身份与颜真卿商量为父立碑，并准备上奏玄宗，要求“御制碑文”。可是就在这时，宋浑因贪赃枉法，被贬官流谪贺州，建碑之事“缘此中止”。事隔二十一年后，到了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７７０年）十二月，宋俨重议为祖父立碑，在请颜真卿撰写碑文，并由昭义军节度观察使薛嵩主持，命权知邢州刺史封演“购他山之石，曳以百牛，潺刻字之工”。经过“半岁”，碑始成，大历七年（公元７７２年）九月二十五日，将是碑遂立于宋璟墓前。
宋璟碑碑文
宋璟碑初立时，前后两面及碑右侧皆刻文，左侧无字。在颜真卿莅任湖州时，因“尝思前文疏漏”，就又写了一篇增补碑文，想请宋俨将其补刻于碑左。但没有想到，宋璟的第八子宋衡，值此之时又因“居官坐赃”被贬谪沙州，后又在保卫敦煌的战斗中城陷被俘，此事就又被搁置。直到大历十二年（公元７７７年）十一月，唐蕃和好，宋衡被吐蕃以“二百骑尽室护归”长安。这时年已七十岁的颜真卿才又重新增写碑文，于大历十三年（公元７７８年）春，补刻于碑之左侧。
宋璟碑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历代倍受珍视。南宋学者刘子翚作《临池歌》，称宋璟碑“断碑云落翠苔村，直气英风犹可睹”。南宋学者赵明诚著《金石录》首载是碑，称其为上品。明人方思道曾将宋璟碑比之于“多宝塔”碑，言其有“四胜”：“彼演释因，此照儒躅，一也，彼代岑书，此为自撰，二也；彼尚为郎，早年之书，此已为公，晚年之作，三也；彼在名郡，拓之众者，屡经翻刻，已失其真，此在陋邦，未经屡拓，点画如初，四也”。明代金石学家都穆在《金薤琳琅》里，则誉宋璟碑人、文、字“真是三绝”。
一九八二年，国家文物出版社曾将该碑拓帖影印出版发行，引起了国内外研究中国唐史和书法的专家高度重视。
宋太祖誓碑，直到靖康之耻宋庭南迁，碑文才为世人所知
“誓碑”其意为“对其发誓的碑”！赵匡胤开国后在太庙里放置了一座碑，让后世之君登基为帝时要进太庙祭告祖先，并聆听自己的宋皇祖训。
但碑文的内容世人并不知道。直到靖康二年（金天会五年，1127年）金朝南下攻取北宋首都东京，掳走包括徽、钦二帝，还有大量赵氏皇族、后宫妃嫔与贵卿、朝臣等共三千余人北上金国，东京城中公私积蓄为之一空，靖康之变导致北宋的灭亡。
金兵把汴京抢夺一空，太庙也付之一炬。这时人们才发现太庙里有座石碑，上刻誓词三行：一为“柴氏（周世宗）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太祖誓碑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不朽的名言之一。这是在人治独裁制度下所能达到的最好的、最开明的制度安排。难能可贵的是，宋代历朝皇帝都还算听话，让太祖的这几条政策得到了切实的执行，达三百年之久，可以说这是有宋一朝三百多年的大宪章，从此古代中国便有了一个“不杀言官，开放言路”的规矩。
岱庙“第一丰碑”宋祥符碑的悠悠往事~
悠悠祥符事
泰山为五岳之首，历代碑铭题刻之多列五岳之冠，素有“露天书法博物馆”之称。泰山脚下的岱庙，作为古代祭祀泰山神的圣地，更是珍藏着不少名碑。其中，就有被称作岱庙“第一丰碑”的宋祥符碑。
宋祥符碑，全称《大宋封东岳天齐仁圣帝碑》，立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螭首龟趺，是岱庙现存最早的龟驮碑。碑阳文34行，满行80字，共计2319字，字径5厘米，行书。额篆“大宋东岳天齐仁圣帝碑”2行10字，字径15厘米。翰林学士晁迥撰文，翰林待诏尹熙古篆额并书。碑文记述了宋真宗封禅泰山后，将泰山神由“王”而晋封为“帝”以及兴修泰山神庙的过程。
自唐代开始，泰山神被授予各种封号。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年），封泰山神为天齐王，意为与天相齐。宋真宗为了“镇服四海，夸示外国”的政治需要，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举行了规模空前的泰山封禅，告成之后，下诏加号泰山“天齐王”为“仁圣天齐王”，修饰庙宇。四年(1011年)，又晋神号为“东岳天齐仁圣帝”，使泰山神由“王”而“帝”，位崇至高。
宋真宗的这次封禅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封禅大典，其起因竟是一次在史书上留下重要篇幅的宋辽之间的边境战争。
公元1004年秋（宋真宗景德元年），辽萧太后与辽圣宗亲率大军进犯宋朝边境。在宰相寇准的力劝下，宋真宗赵恒亲至澶州督战。后虽取得军事上的优势，但宋真宗赵恒无心再战，于是与辽订立和约，每年向辽纳银10万两、绢20万匹，史称“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虽然给宋朝带来了暂时的安定，但泱泱大朝，还要年年向“蛮夷”辽国进贡，对于以宋真宗赵恒为首的统治者来讲，终归是很没面子的事。在表面的歌舞升平之下，君臣总有不甘。大臣王钦若对宋真宗言道：“唯有封禅泰山，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但自古以来，封禅需要政通人和、“天人相应”等诸多条件，宋真宗不够格。为了达到目的，在真宗赵恒的授意下，君臣自导自演了一出“降天书” 以示祥瑞的闹剧。
为了怕别的大臣阻挠自己封禅泰山这样的“大功业”，真宗居然不惜向自已的大臣行贿。有一次，真宗宴请宰相王旦，散席之后，赵恒送给王旦一坛酒，说：“此酒极佳，你拿回去和家人共享吧。”王旦回家取坛一看，满坛竟是价值连城的珍珠。酒也吃了，宝贝也收了，王旦也只能默许了。朝中其他的大臣在封禅这件事情上也都附和，毕竟谁都不愿错过封禅这一盛典。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十月，宋真宗自汴京出发，千乘万骑，东封泰山。改乾封县为奉符县，在泰山顶唐摩崖东侧刻《谢天书述二圣功德铭》，诏王旦撰《封祀坛颂》、王钦若撰《社首坛颂》、陈尧叟撰《朝觐坛颂》，各立碑山下。
真宗封禅，因为背离了原有传统的约定俗成，所以广受后世诟病。《宋史·真宗记》评说天书封祀是“一国君臣如病狂”。明代李贽也说：“堂堂君臣，为此魑魅魍魉之事，可笑，可叹！”大概自宋真宗破了规矩以后，后世的君主们不再认为封禅是神圣之事。曾经的旷世大典就此绝尘，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
值得一提的是，宋祥符碑的碑阴刻有“五岳独宗”四个榜书大字，字径110厘米，正书，系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巡抚张允济、巡按王立贤所题，气度雄浑，堪称巨制。明代题字可谓锦上添花，游人至此，往往驻足而观，由衷地生发出对泰山的敬仰之感。
泰安市博物馆 赵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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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额由宋相蔡京题字 碑文字体为瘦金
河北新闻网邯郸电(通讯员王月红、杨晓慧 燕赵都市报记者陈正)日前，邯郸涉县文物局在该县涉城镇汽车五队家属院发掘出土了北宋大观圣作之碑。据悉，北宋大观圣作之碑存世稀少，极具史料和书法艺术价值。
古碑的发现者系涉县退休老干部马乃廷。他介绍说，“我是翻阅《邯郸地区文物普查资料》时无意中发现了大观圣作之碑的位置，于是与当地文物局联系，进行挖掘。”
从挖出的碑看，是一通三截碑，中间原来由铸铁圆柱凿洞连接。目前，三截碑找着两截，剩下一截，不知所踪。现存的两件残碑后来用水泥粘接，移立在娲皇宫北齐石刻陈列馆广场。碑身净高3.4米，因中间缺了一截，所以比史料记载的4.1米少了0.7米，宽1.52米，厚0.32米。
据马乃廷介绍，碑额“大观圣作之碑”六字系当时的太师蔡京所题，碑文由书学博士李时雍奉敕仿宋徽宗“瘦金体”摹写而成。
据悉，碑文内容为当时宋徽宗颁发的取士诏旨《八行八刑》，实际上是由当时至高无上的皇权颁布的封建教育方针和校规，是研究北宋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的重要史料。
据资料显示，河北境内，石家庄市赵县县城原赵州文庙内现存一通“大观圣作之碑”，刻于北宋大观二年，内容为北宋徽宗推行的“三舍法”和“八行取士”学校生员考试提拔制度，碑文为徽宗所撰，由书学博士李时雍仿宋徽宗的“瘦金体”摹写，碑额由蔡京题写，该碑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宋璟碑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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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誓碑，直到靖康之耻宋庭南迁，碑文才为世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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