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遗址

陶寺遗址

广袤富饶的山西晋南地区,地处黄河中游,东凭中条之峻,西依吕梁之险,南临黄河之堑,一条汾河纵贯,蕴育出自远古旧石器时代丁村人以降的悠久历史和丰富多彩的文化,更有“尧都平阳”、“夏墟”、“虞叔封唐”的传说,历来都集聚着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目光。数十万年悠悠岁月,在晋南大地上留下了多少珍贵的文化遗产。陶寺城址就是这些珍贵文化遗产中最璀璨的一颗明星,吸引着一辈又一辈的考古学家孜孜以求,辛勤探寻。

一、二十世纪的收获

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位于襄汾县城东北7公里处,汾河以东7公里,上个世纪50年代文物普查时发现,是一个面积为300余万平方米的超大型遗址。1978-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第二工作队协同临汾地区文化局,为了寻找历史上夏王朝的踪迹,探索夏文化,对陶寺遗址的普通居住址和早期大贵族墓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取得了巨大的成绩,陶寺文化得以确立,九座早期贵族大墓0土了一批精美的彩绘陶器、木器、玉石器等,其中彩绘龙盘、陶鼓、石磬、木仓形器、木豆形器、玉、玉戚(圭)、玉壁、玉琮等都是有可能代表着王者地位的礼器。另还发现了红铜铃和朱书文字等。这些发现不仅确立了陶寺文化,建立了陶寺文化的年代标尺,更使陶寺文化的文明曙光愈发夺目。1988年1月13日,经国务院批准,陶寺遗址被列为“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二、近年的收获

随着国内学术对夏文化讨论的日益深入,尽管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的研究与夏文化的探索相渐远,但是1999年至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与临汾市文物局在陶寺发现了陶寺文化中期城址(约公元前2100-前200年),学术界的目光再次投向陶寺。陶寺中期城址北、东、南三面城墙已经确定,城址平面为圆角长方形,方向315°,即北偏西45°。北墙与内道南墙之间长度约1800米,城内宽度约1500米,城内面积约270万平方米,另加上两道南墙之间的中期小城面积约10万平方米,陶寺文化中期城址总面积约为280万平方米。

2002年至2003年,国家科技部启动了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陶寺作为重点聚落被纳入“聚落反映社会组织”的子课题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合作发掘陶寺城址,初步探索陶寺城址布局概况。我们在陶寺中期城址内东北部,确定了陶寺文化早期城址(约公元前2300-2100年)。早期城址内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560米(从Q4至中梁沟东岸),面积约56万平方米,方向角315°。

早期场址的南部西小区是一片居住小区,总面积在1.6万平方米左右。已探出面积稍大的夯土建筑多座,建筑结构简单,多为正方形或长方形。这里的建筑相对周匝密集,房子周围垃圾坑、窖坑环绕,居住环境相对较差,等级似乎不很高。但是,较大规模(300平方米)的基坑建筑方式、相对考究的白灰面房子表面处理、有最大的白灰面浅半地穴式单体房子或双连间房子、以及小区内垃圾坑里浮选出来足贵弥珍的大米粒等信息,都说明这里的居民也不是普通的平民,而更有可能是上层贵族。

陶寺城址早中期的宫殿区位于是期城址的中南部,约5万平方米。我们在陶寺城址早中期宫殿核心建筑区天然生土台基地北部边缘、围壕IHG9的南岸清理出宫殿区附属建筑的夯土台阶IFJT2,时代为陶寺文化早期。夯土台阶IFJT2面宽7.9、纵深7.5,南高5.8,北高0.6米,方向角130度。台阶顶部系用12块大小不等的夯土版垒砌建成。台阶表面残留“之” 字形坡道,坡道20度,保留着较好的踩踏路面,从沟底盘桓上至台阶顶部,进入核心建筑区。IFJT2基坑的北端有一豁口,平面呈“ㄈ”形,口冲北偏西,与北部围壕IHG9内底界面上的两个东西向排列的夯土墩相互对应,可能用于搭木板小桥。两个桥头墩间距0.65、与豁口底高差约0.7米。桥墩边长0.3、高0.5米表面各有一个锅底形柱窝,用以立木柱。陶寺早期夯土台阶IFJT2在陶寺文化中期偏早废弃,被宫殿建筑垃圾所填埋,形成坡道,有一条路面,清理长7、残宽0.9-3、踩踏面厚0.02米。

此下,在清理北口覆盖在夯土台阶IFJT2之上的大量建筑垃圾堆积中,出口了大块装饰戳印纹白灰墙丰和一大块带蓝彩的白灰墙皮。同时还清理了一些普通居住区难得见到的器物,当属宫廷垃圾。如陶甑人形、

面盆、大玉石璜、陶鼓残片、绿松石片、红彩漆器、建筑材料陶板残片(板瓦?)、尊形簋、圈形灶等,这些奢华的遗物证明,即使是这里的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的品质在陶寺城址中也都是最高的,意味着这里的建筑规格最高,居住者的地位等级最高。陶寺城址的宫殿区的确在这里。

值得注意的是,陶寺文化晚期时,宫殿区已不再作为宫殿区而存在,而被从事石器加工和骨器加工的普通手工业者所占据,同时还显现出强烈的暴力色彩。在已经不复存在的宫殿区里,一条陶寺晚期的垃圾汉IHG8里不仅出土大量石坯剥片,而且还出土了五层散乱人骨,最小个何等数总计约32个,以颅骨为多,骨盆和肢骨较少。人骨明显被肢解,许多颅骨有钝刃劈啄痕,其中人工劈下的面具式面颅就有6个之多。经我所专业人员现场鉴定,这些人骨以青壮年男性为多,同一垃圾沟底还出土一具35岁左右的女性完整骨架,被残害致死,并曾受到性摧残,阴部插着一件牛角。此沟出了大量的骨箭头,以三棱形为主,杀伤力强,残断者多见,另有一些骨针、骨锥、励石,应与骨器制作有关。

早期城址外东南、中期城址内的东部有一片相对独立的窖穴区。窖穴区长约100米,宽约10余米,面积近1000平方米,该范围内窖穴密集,以竖穴圆角方形大坑或长方形大坑为主,多数窖坑都有螺旋形坡道下至坑底,坑底呈锅底形部分坑底有几块大石头。大者窖坑边长10米左右,深4-5米,容积约400立方米;小者边长约5米左右,深4-5米,容积约100立方米。

我们在陶寺中期小城的西北角钻探出一处陶寺文化中晚期墓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左右。大、中、小型墓皆有,分布密集。陶寺晚期(约公元前2000-前1900年)只有小墓。

清理的中期大墓M22墓坑为圆角长方形,开口长5、宽3.65米,底长5.2、宽3.7米,墓底距地表深8.4米,墓口距地表深1.4米,墓深约7米。距墓口厘米深入的填土中,发现1具被腰斩青年男子人牲骨架,上半身仰身,下半身俯身。ⅡM22中心部位有一个陶寺晚期的大扰坑,直捣木棺,正好将棺木上部大半毁坏。原有棺盖板和红布棺罩均被扰坑毁坏。扰坑底残着留随意抛弃的人颅骨5个,而墓主的头骨则残留在棺的衬板尸床上。扰坑底西部斜坡上残留着被拉上来的棺盖板,伴随着扰乱的棺内随葬品玉1件、玉残块1片、玉饰品和绿松石嵌片等20余件。ⅡM22棺由一根整木挖凿出来的船形棺,长约2.7、宽1.2、残高0.16.-0.3、板厚0.03米。墓室里棺周围随葬品没有扰动痕迹,出土随葬品72件(套),其中包括彩绘陶器8件,玉石器18件套,骨镞8组,漆木器25件(不包括6件玉石的漆木柄),红彩草编物2件,另有猪10头,公猪下颌1件。

陶寺遗址门票 陶寺古城遗址

1. 陶寺遗址门票

2018年9月18日上午秋雨中,历经5年建设,临汾博物馆正式开放,供游人参观。

临汾博物馆位于滨河西路九州广场南端,建筑总面积32429平方米,建筑高度23.65米,设计理念源自象征“日月同辉”的陶寺古观象台。

馆内共收藏了从10万年前丁村旧石器时期到民国时期等各个历史阶段的珍贵文物14万件。文物陈展以历史传承为脉络,以专题文化为特色,包括“远古足迹”最早中国”“晋霸春秋”千秋平阳”4个专题。

临汾博物馆于2018年9月18日14:00正式对公众开放,开放时间为:每周二至周日9:00—17:00(每日16:00停止入馆);每周一为闭馆日(逢法定节假日顺延),除夕闭馆一天。广大市民可在网上进行门票预约,刷身份证即可入馆。

2. 陶寺古城遗址

石峁遗址比陶寺遗址年代更早。

3. 陶寺遗址门票优惠政策

地址: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滨河西路临汾市博物馆

开放时间:09:00-17:00(16:00停止入馆),每周一闭馆(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门票:免费

在这座美丽的博物馆里,拥有馆藏文物14万件(套),其中尤以铜器、陶瓷器、水陆画、木版年画等最具特色。依托丰富的馆藏,博物馆布有四大基本陈列,从远古到民国,以时间为轨迹呈现临汾的特色历史文化。

4. 陶寺遗址门票多少

无门票。

陶寺遗址是中国黄河中游地区以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为主的遗址,还包括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少量的战国、汉代及金、元时期的遗存。华夏文明的源头之一,为华夏族先民所创造。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东西约2000米,南北约1500米,面积280万平方米。是中原地区龙山文化遗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处之一。

经过研究,确立了中原地区龙山文化的陶寺类型,近年来在对于陶寺遗址的发掘中,结合了磁力仪和探地雷达物探、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孢粉、浮选、选种)、人骨分析、DNA分析、天文学等多项科技考古手段,包括碳十四测年技术在内的年代学探讨,进一步判断陶寺文化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至1900年之间。同类遗址在晋西南汾河下游和浍河流域已发现70余处。

陶寺遗址对复原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社会性质、国家产生的历史及探索夏文化,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发现了规模空前的城址、与之相匹配的王墓、世界最早的观象台、气势恢宏的宫殿、独立的仓储区、官方管理下的手工业区等。

有许多专家学者提出,陶寺遗址就是帝尧都城所在,是最早的“中国”。根据发掘的成果来看,陶寺社会贫富分化悬殊,少数贵族大量聚敛财富,形成特权阶层,走到了邦国时代的边缘和方国时代。

除陶寺类型的遗存外,遗址还包括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少量的战国、汉代及金、元时期的遗存。陶寺遗址的发现,对于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尧舜时代的社会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5. 陶寺遗址公园

关于这两个考古开发,专家经过研究,推测三星堆古遗址大概于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1200年。

陶寺遗址大概于公元前2300年至1900年之间。

三星堆出土的世上最早、树株最高的青铜神树。具推断可能为古神话传说中扶桑树。年代之久远可想而知。

陶寺遗址出土的最早的测日影天文观测系统。还发现了到遗址发掘为止最早的文字。发现了中国最古老的乐器。发现了中原地区最早的龙图腾。发现了到遗址发掘为止世界上最早的建筑材料——板瓦,发现了黄河中游史前最大的墓葬。史前中亚最大 城址,世界上最古老的观象台,比英国巨石阵早500年。

但随着三星堆的不断发掘,时间已经从原来的公元前3000年往前推测到了公元前5000年左右,虽然陶寺遗址为华夏族先民所创造,华夏文明的源头之一。

但显然,三星堆文明更早一些。

6. 陶寺遗址旅游

寺和国家概念相联系的考古学家是苏秉琦先生。陶寺遗址在晋南地区,位于襄汾县城东北7公里,面积达300万平方米,上世纪为了寻找夏以前的都城对它进行了发掘,当时发掘了两片工作区,一片是在西部,有大量的平民居住区,在东南部则发现大量早期的王族墓地。

早期的考古收获是建立了三期的文化分期,现在通过一些新的手段将最早年代更新到距今4400年左右,最晚的可能是到3800年,但还需要很多数据进行支撑。1999年,考古学者并没有定义它为夏都还是尧都,但将它定义为都城,现在基本上确定了陶寺城址的发展阶段。陶寺早期城址并不大,考古学者认为是一个宫城,后来发现的所有大型夯土台基都在这个区域里,只有13万平方米,最初在南部的下层贵族居住区建起了城墙,所以将宫城和外城围起来了。宫城和外城构成了早期的城址,面积只有20多万平方米,但是有祭地的礼制建筑,这个区域外有大量的平民居住区和仓储区,都加起来的话整个面积有160万平方米。

7. 陶寺遗址开放时间

尧庙位于侯马北60余公里处,距临汾市南约三公里。尧庙汉魏时代始建于汾西古平阳城,晋惠帝元康年间徙尧庙于汾东原上。唐显庆三年(658)徙庙于城南今址。历代修葺,屡遭战乱,今存山门、五凤楼、广运殿、寝宫等,棂星门、仪门已毁。

帝尧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继“人文始祖”黄帝之后一位杰出的帝王,由于他奉行德政、功业卓著,使当时的社会成为古代治世的典范,受到华夏后代子孙的尊崇和敬仰。临汾古城平阳,作为帝尧长期活动的都国,不仅有史书记载,而且有丰富的历史遗迹和系统的民间传说。特别是近年来在该市襄汾县陶寺遗址发掘出土的大批文物、古观象台以及4000多年前的大型古城址等,都极大地支撑了帝尧定都平阳、建功立业的史家成论。尽管目前对关于帝尧的出生地尚有争论,但作为上古时代先进文化代表的尧文化,却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其核心精神早已融入我国的传统文化之中。对于今天全面构建和谐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石峁遗址的发现,以及与陶寺遗址不得不说的关系

▲视频:孙周勇在“晋界”讲坛所作的讲座

2020年9月20日,

山西博物院“晋界”讲坛第七期

“追迹文明”系列第二讲

邀请陕西考古研究院院长孙周勇开讲。

他的讲座题目为:

“黄土、石头与城——

公元前第三千纪的晋陕高原

陶寺遗址石峁遗址

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向中国历史

第一个王朝——夏王朝

过渡的关键时间节点上,

地理位置分属于河套地区和晋西南地区,

对于研究区域文明进程与国家起源

具有重要意义。

接下来推出的是,

本次讲座的摘要。

▲孙周勇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石峁遗址发掘领队。

研究领域:新石器时代考古、青铜时代考古。

1

石峁遗址

(一)石峁遗址的发现

1958年3月至11月,陕西省开展文物普查工作,发现石峁龙山文化遗址,包括三套城。报告建议责成农业社负责保护,并请求文化主管部门勘察。

196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西北大学共同对陕北榆林神木府谷等地的长城沿线调查时踏查并记录了“石峁山遗址”,判定是龙山文化遗存,面积约10万平方米。1976年石峁遗址正式进入学术视野,1976年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戴应新先生调查遗址并征集了一批玉器、陶器,其中玉器127件(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引人注目,在这批玉器中20多件牙璋最具特色,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与广泛讨论。

后许多国外博物馆及学术机构收藏的同类玉器多被追溯至陕西神木石峁遗址。

(二)发现石峁古城

2011年7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开始对石峁遗址进行调查,基本探明了石峁古城的范围,2012年开始对石峁古城进行发掘,发掘工作主要集中于外城、内城、皇城台。石峁城址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重结构构成,城门、墩台、马面、角台等附属城防设施形制完备、保存良好,总面积达400万平方米以上,是目前发现龙山时代晚期最大的城址。

1.外城

石峁古城外城利用内城东南部墙体,向东南方向再行扩筑的一道弧形石墙,绝大部分墙体为高出地面的石砌城墙。外城城内面积约190万平方米,现存长度约4200米,宽度亦为2.5米左右,保存最好处高出现今地表亦有1米余。

东门址是外城重要发现,东门址南北发现墩台,南、北墩台中间形成主门道,进入门道后,南墩台西北继续修筑石墙,向西砌筑18米后北折32米,形成门址内侧的曲尺形“内瓮城”结构。石峁瓮城的发现,将中国所知最早的瓮城考古发现提早了两千年左右,此外还发现了具备防御功能的马面。

石峁城址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一是藏玉于墙,最早在瓮城中发现一件石头与草拌泥中间夹住的玉钺,后来又在城墙考古工作中发现了几十件玉器,如玉钺、玉铲、牙璋等,部分是经过改制而成。这种藏玉于墙的现象应该是伴随城墙的修建而发生的,这一现象是否来源于古人早期玉门瑶台宗教信仰,也值得进一步思考。

第二个重要现象是在城址中发现头骨坑,可能与当时杀戮祭祀有关。祭祀坑女性明显多于男性,且不见未成年个体。部分头骨有明显的砍斫痕迹或创伤,个别枕骨和下颌部位有灼烧迹象。东门址附近所见集中埋藏的头骨,均位于早期地面之下或石墙墙基之下,应与城墙修建时的奠基或祭祀活动有关。

石峁东门址不仅是一座建构技术先进、结构复杂、防御体系完整的建筑屏障,更是石峁居住者强大有力的精神安全保障。

此外,在 “内瓮城”东、西、南三面墙体内侧发现了成层、成片分布的壁画残块,专家推测,石峁人使用毛笔之类的软工具,将以铁红、铁黄、炭黑以及绿土四种颜色组成的各种几何图案绘制于白灰面底上,表明中国早期壁画的基本制作工艺和绘画技法至迟在4000多年前已基本确立。

2.内城

内城将“皇城台”包围其中,依山势而建,形状大致呈东北—西南向的椭圆形。城墙大部分处于山脊之上,为高出地面的石砌城墙。现存长度5700余米、墙宽约2.5米,保存最好处高出现今地表1米有余。

内城已经发掘的韩家圪旦遗址,在早期是居址,建筑遗迹主要是前厅后室的窑洞式建筑,晚期的时候这里变成一处大型墓地。墓葬的结构比较特殊,在墓壁的中间有一个半圆形的龛,而且墓葬中还使用殉人。墓葬规模差异明显,随葬品丰厚程度悬殊。玉器、铜器等体现身份及财富的随葬品大量发现。神疙瘩梁遗址M7,墓室面积达12.5平方米,随葬陶器6件, 在一些埋葬儿童的瓮棺中还发现有麻纤维,与苎麻纤维接近。

3.皇城台

皇城台是石峁遗址最核心的区域,位于内城偏西的中心部位,为一座四面包砌护坡石墙的台城,大致呈方形,台顶面积8万余平方米。

2018年在皇城台顶东部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建筑台基,其上分布大量建筑基址,称作“大台基”。皇城台大台基平面大致呈圆角方形,边长约130米,四周以石墙包砌。墙体用大小不一的砂岩石块错缝筑砌,石块之间用草拌泥粘接,墙面上还发现有多个纴木洞。在南护墙外(南)侧另有一道石墙,走向与南护墙平行,宽约1.6米、残高0.8-1.1米,与南护墙间形成宽约9米的“夹道”,夹道内地面保存较好,有断续分布的踩踏面。

在大台基南护墙墙体的倒塌石块内及部分镶嵌在南护墙墙面上,发现石雕70余块。绝大多数为雕刻于石块一面的平面型雕刻,以减地浮雕为主,还有少量阴刻、圆雕。雕刻内容大致可分为神面、人面、神兽、动物和符号五类,其中神面石雕体量最大,雕刻也最为传神,多见对称式构图,以一正视神面为中心,两侧雕出侧视神面,最大者石块长度超过2.6米。

还发现少量立柱型石雕,为两面对称的神人形象,其中一件出土时还矗立于夹道地面之上,地面高度近1米,底部还留有固定石柱的石砌围圈。

平面型石雕应为修建大台基南护墙时有意嵌入,作为大台基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石雕应与石峁遗址发现的“藏玉于墙”和人头奠基具有共同的精神内涵,体现了石峁先民对皇城台大台基的精神寄托。立柱型石雕或已具备“图腾柱”性质。

系列测年显示,皇城台大台基修建和使用年代不晚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南护墙石雕的年代也应不晚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

大台基南护墙石雕可能与中国北方地区的石雕“传统”密切相关,也可能影响了后石家河文化玉器和二里头文化绿松石龙,甚至商周青铜礼器的艺术构思和纹饰风格。

大台基的发现、确认和发掘正式拉开了探讨皇城台聚落区划和功能性质的帷幕,为论证皇城台在石峁城址内的核心地位奠定了重要而深厚的物质基础。

在皇城台东护墙北段还发现了口簧,骨制片状,由琴鞘和簧片组成,器身镂刻舌簧。结合民族学资料可知,口簧可以用来传递感情信息、狩猎或自娱自乐、沟通神灵,石峁口簧的功能可能偏向最后一种。

有学者认为,骨簧乐律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很可能对于石峁上层控制周边区域、维持社会秩序和维系区域政体稳定等,具有特殊的作用和意义。

综上可知,公元前2300年前后,以石峁城址为核心的北方地区“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形成,迈开中国北方地区走向早期国家的步伐。

秃尾河为黄河一级支流。目前已经调查秃尾河流域龙山时代遗址分布,确认了一百余处龙山遗址,其中石城聚落十余处。聚落分为10万平方米以下、10-100万平方米、100万平方米以上三个等级。其中石峁遗址为最大的石城聚落。

石峁文化以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内蒙古中南部为核心分布范围,分为早、中、晚三期,大致处在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800年之间,是一支与中原地区面貌迥然有别,分布于北方地区时代相当于龙山时代后期的重要考古学文化。

这一时期正是中国早期文明和国家起源的关键时期,石峁文化作为不同于中原地区河南龙山时代晚期、新砦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存的一个北方地区的典型代表,共同推进着中国早期国家起源和发展的进程。

如果城址规模可以作为推断资源集中、人力控制和行政组织的尺度,石峁无疑已经具有了早期国家的必要因素及特征,石峁与其周边数以千计的中小型聚落正是早期国家形态下所谓 “国”和“野”的具象体现。这一过程导致了公元前2000年前后石峁区域政体的形成,也促成了北方地区(河套区域)早期国家形成的序幕。

2

陶寺和石峁遗址的关系

芦山峁、石峁应为两处都邑性遗址,年代基本相当,两处遗址共同描绘公元前第三千纪黄土高原早期国家形态的基本特征和大致轮廓,为探究中国北方地区的文化关系、聚落演变、社会进程和文明起源提供了重要资料。

“探讨公元前第三千纪后半叶晋陕高原的区域格局,陶寺遗址是不容回避且难以绕开的。陶寺与石峁这两大都邑性遗址,除了在‘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原则下城址建设中夯筑与石筑传统的差异外,在典型器物、筑城规划、城址结构、夯筑技术、用玉制度、彩绘图案、杀戮祭祀、铸铜技术等方面更多展示了千丝万缕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可能远非承前启后、敌我对峙等简单认识能够概括的。”

来自科技考古的成果显示,陶寺早期人群和中晚期的人群可能有不一样的来源,陶寺遗址中晚期的先民中,存在很高比例的外来移民。陶寺遗址动物骨骼的分析显示,陶寺中晚期绵羊和黄牛畜牧资源的增加,显示当时外来人口的原籍可能来自于西北方向或西北地区。

3

结语

公元前2300年前后,晋陕高原北端以石峁城址为核心“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形成。大致与此同时,晋陕高原南端面积超过200万平方米的芦山峁遗址的出现,宣告了晋陕高原南端区域政体中心的形成,或可代表了活跃在黄土高原腹地一支与石峁集团势均力敌的族群。以黄土与石料为原材料构筑大型公共设施及宫室建筑成为晋陕高原南、北两端的建筑传统,深刻影响了区域政体的社会形态乃至治理体系。

公元前两千年前后,活跃在晋陕高原这一区域的主要社会集团最少包括了以石峁为核心北方集团、以芦山峁为核心的中部集团及与石峁关系极密切的陶寺集团,在一定时期内与夏集团鼎足而立,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文化传统与发展轨迹,构建了“万邦林立”的社会图景。

陶寺与石峁,隔河遥望,南北呼应,在交流与碰撞中,共同推进了中华文明一体化格局的形成,成为黄河文明的显著标识。

“黄河文明的标识——

陶寺·石峁的考古揭示”展览

正在展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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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博物院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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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山西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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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山西•读历史 | 陶寺遗址:帝尧都城,最早中国

尧都城,最早中国

陶寺遗址是中国黄河中游地区以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为主的遗址,还包括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少量的战国、汉代及金、元时期的遗存。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东西约2000米,南北约1500米,面积280万平方米。是中原地区龙山文化遗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处之一。

有许多专家学者提出,陶寺遗址就是帝尧都城所在,是最早的“中国”。根据发掘的成果来看,陶寺社会贫富分化悬殊,少数贵族大量聚敛财富,形成特权阶层,走到了邦国时代的边缘和方国时代。除陶寺类型的遗存外,遗址还包括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少量的战国、汉代及金、元时期的遗存。陶寺遗址的发现,对于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尧舜时代的社会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八大最

最早的测日影天文观测系统;发现了到遗址发掘为止最早的文字;发现了中国最古老的乐器;发现了中原地区最早的龙图腾;发现了到遗址发掘为止世界上最早的建筑材料——板瓦。

发现了黄河中游史前最大的墓葬;史前中亚最大的城址;发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观象台,比英国巨石阵早500年。曾一度是国内最大史前城址,如今其规模仅次于浙江良渚古城陕西神木石峁遗址

大风泱泱,千古未绝

一般认为,国家的形成是文明阶段的标志。对于国家的形成标志,一些学者提出其标志应当包括文字、城市、大型礼仪性建筑以及青铜器等。而在分析陶寺已发现的遗存之后,可以发现这些文明因素在陶寺遗址中都可可以找到原型。而且中国古代的巫文化崇拜、祖先崇拜以及礼乐典章制度的发达也应当肇始于陶寺文化。

山西临汾襄汾县陶寺遗址,就是尧的都城,是最早的“中国”;没有哪一个遗址能够像陶寺遗址这样全面拥有文明起源形成的要素和标志,陶寺遗址已经进入文明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