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十周年纪念塔

建国十周年纪念塔是1959年全国人民在迎接建国十周年之际建设的，标志着佳木斯市建国十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它是以现代化的建筑结构与古典艺术相结合的方式建造的。造型宏伟壮观，既有浓厚的政治意义，又有较高的艺术性，是沿江公园的主体建筑。该塔造型是：塔下厅、厅塔合一，塔高33米，塔身中空，塔下为六形基座平台，基座模宽27米，高3.6米，基座内设十厅，东、西两侧设两个入口。

全塔为青色花岗岩砌筑。平台中心立塔、四周为石栏，塔底部高5.4米，为圆柱体，直径7.5米，其周围外壁为代表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古铜色人像浮雕，塔顶端支起一大四小红色五星标志国旗，星下配有“1949-1959”以示建国十周年纪念。1984年陈雷省长为其题词“一览江天大江东去”。

地址：佳木斯沿江公园内

八路军太行情报纪念馆建馆十周年大事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基因就是要传承。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经历了多少坎坷、创造了多少奇迹，要让后代牢记，我们要不忘初心，永远不可迷失了方向和道路。” 2019年是伟大的祖国建国七十周年，4月11日即将迎来八路军太行情报纪念馆建馆十周年。站在新时代，永远跟党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让革命事业薪火相传，血脉永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道路上依循先辈足迹，阔步前行，做新时代的奋斗者与担当者。 以此纪念！

八路军太行情报纪念馆

纪念馆展厅一

纪念馆展厅二

纪念馆展厅三

八路军太行情报纪念馆建馆十周年大事记 （2009年4月11日—2019年4月11日）

上图：2009年4月11日上午，“八路军太南办事处纪念馆”开馆暨“潞城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潞城市国防教育基地”揭牌仪式在潞城市成家川办事处台东村举行。

原八路军太南办事处主任李新农妻子骆行参加“八路军太南办事处纪念馆”开馆暨“潞城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潞城市国防教育基地”揭牌仪式。

潞城市委副书记、市长孙刘琳（现任长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在“八路军太南办事处纪念馆”开馆暨“潞城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潞城市国防教育基地”揭牌仪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上图：2009年6月4日下午，毛泽东弟毛泽覃的儿媳谭晓虹（开国少将、老红军谭知耕之女）代表李讷及毛主席家人，原第二任太南办事处主任、太行军区情报处长、太行四分区参谋长江涛之女江和平，在潞城市副市长史淑枝等相关领导的陪同下，前往八路军太南办事处纪念馆参观。

上图：2009年10月3日下午，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四地委书记兼太行第四军分区政委于一川同志的女儿于庆凯和家人，参观八路军太南办事处纪念馆。

上图：2009年10月15日下午，原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同志的女儿王燕秋，李钢将军、于安黎将军（原太行四地委书记兼太行四分区政委，建国后任云南省省长、昆明军区第一副政委于一川之子），在长治市委常委、政法书记马和平，长治市人大副主任李进军等陪同下参观八路军太南办事处纪念馆。

上图：2011年4月5日，原八路军太行第四、第八军分区司令员黄新友之子黄建旗参观八路军太南办事处纪念馆。

上图：2011年10月29日上午，老红军、原八路军豫北办事处电台台长胡仁寿的儿子胡爱群、胡爱工参观八路军太南办事处纪念馆。

上图：2011年11月3日下午，原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老红军、北京军区第一任政委朱良才上将的女婿陈原捷（原北空干部）参观了八路军太南办事处纪念馆。

上图：2011年11月5日，原太行四地委城工部长治工委交通站旧址盐店沟村委会领导到八路军太南办事处纪念馆参观。

上图：2012年2月23日下午，二月二龙抬头庙会采风成员约30名在八路军太南办事处纪念馆进行采风。

上图：2012年3月31日清明节，潞城市天脊小学师生约80名赴八路军太南办事处纪念馆参观开展主题日活动。

上图：2012年5月25日，潞城一中校长李怀顺带领学校共产党员参观八路军太南办事处纪念馆。

上图：2012年6月12日，陆军第12集团军“上党旅”王华（前身为原太行第四军分区部队组建的晋冀鲁豫军区第六纵队第17旅）到八路军太南办事处纪念馆参观。

上图：2012年10月2日潞城市委书记唐立浩和成家川办事处书记韩旭军到八路军太南办事处纪念馆调研。

上图：2013年6月8日，八路军太南办事处纪念馆对展室重新布展，增加一个展室。八路军太南办事处纪念馆研究员卢志良负责策划设计布展工作。

上图：2013年8月19日，原八路军太行第四军分区司令员石志本将军之子石晓光参观八路军太南办事处纪念馆。

上图：2013年 8月20日，共青团长治市委书记申秀琴、共青团潞城市委书记张勇等参观八路军太南办事处纪念馆。

上图：2013年10 月7日下午，八路军前总参谋长兼情报处长滕代远之子滕久昕、八路军潞城情报站站长李庚鑫之子李钢、八路军前方总部情报处股长柴成文之女柴渝，原第二任太南办事处主任、太行军区情报处长、太行四分区参谋长江涛之女江和平，在长治市委副秘书长常惠军、潞城市市委书记唐立浩、市长张斌、副书记陈轶群、政协主席张书平、常委办公厅主任王斌、成家川办事处书记韩旭军等相关领导的陪同下，参观了八路军太南办事处纪念馆。参观结束后，滕久昕把母亲林一（八路军前总情报处派遣科科长）使用过的印章、记号笔、相关书籍等、江和平把父亲在战争年代使用过的马背褡裢共同捐赠给八路军太南办事处纪念馆。

上图：2013年11月5日，施工人员在维修纪念馆主建筑物东窑洞外侧时，意外地发现一个小暗洞。得知信息后，李京平馆长和卢志良研究员迅速赶到现场，对现场发现的小暗洞（与窑洞一样）进行了拍照，绘制了草图，测量了相关数据，同时向施工人员进行了现场了解。

上图：2013年12月7日，滕代远（原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兼情报处长）和林一（原八路军前方总部情报处派遣科科长）夫妇之子滕久昕和爱人刘岚等一行，再次来到八路军太南办事处纪念馆参观。潞城市委领导王斌、成家川办事处书记韩旭军、八路军太南办事处纪念馆馆长李京平等相关人士陪同参观。同时接受了滕久昕捐赠给八路军太南办事处纪念馆的相关文物，还有滕久昕受八路军前方总部情报处股长柴成文之女柴渝的委托，把柴成文使用过的派克钢笔、柴成文3份回忆文章手稿捐赠给八路军太南办事处纪念馆。

上图：2013年12月12日下午，长治市交通局局长张治云、潞城市市委书记唐立浩等相关领导约20人到太南办事处纪念馆调研。潞城市市委书记唐立浩对八路军太南办事处纪念馆研究员卢志良说：这次重新布展一定要在原基础上有所突破。成家川办事处书记韩旭军等相关领导陪同调研。

上图：2014年5月9日上午，原八路军太行第四军分区司令员石志本将军之子石晓光、石磊光在潞城市委领导王斌等相关人员的陪同下，参观了八路军太南办事处纪念馆 。参观结束后，石晓光、石磊光把父亲的照片与相关资料，捐赠给八路军太南办事处纪念馆。

上图：2014年6月15日上午九时许，原八路军前方总部情报处派遣科女干部， 91岁高龄的路佳老人在相关人员与家属的陪同下到八路军太南办事处纪念馆参观。

上图：2014年7月13日晚上9点20分，在卢志良的陪同下，原“上党旅”（6纵17旅，12军35师）第四任旅长、八路军太行第四军分区黎城独立团政治处主任张镰斧（12军35师师长）之子张谷林参观八路军太南办事处纪念馆，一同前来参观的还有，“上党旅”第一任旅长石志本之子石磊光（曾2次到纪念馆参观）。

上图：2014年7月26日上午，原八路军太行四分区情报处谍报派遣股股长兼长治情报站站长（后为四分区情报主任）张文进之女张宇，参观了八路军太南办事处纪念馆并捐赠父亲在战争年代使用过的军用线毯。

上图：2014年8月6日，八路军太南办事处纪念馆更名为“八路军太行情报纪念馆”。

上图：2014年8月20日上午，在长治市、潞城市、成家川办事处等相关领导的陪同下，八路军军工部部长刘鼎（建国后任重工业部副部长兼兵工总局局长）之子刘文山、刘文石；八路军军工部政委赖际发（建国后任建材部部长）之子赖晓炜、儿媳韦丽朝（原解放军国防科委副主任韦统泰将军之女）；八路军军工部工程处长郑汉涛（建国后为解放军国防工办副主任、将军）之子郑云荪；八路军总部军工部三厂厂长（建国初期任长治兵工一大厂厂长）刘贵福之子刘建国、媳郭惠玲；八路军军工部黄崖洞兵工厂财务科科长潘光之子潘海鹏；八路军军工部子弹厂厂长沈丁祥之子沈白路；八路军军工部子弹厂副厂长马德昌之子马强；八路军军工部化学厂厂长张浩之子张建国、儿媳叶燕彬、及孙子；八路军军工部化学厂政委冯义彬之子冯小平等，参观了八路军太行情报纪念馆。纪念馆研究员卢志良作了解说。

上图：2014年8月25日，潞城市党史办主任郭青堂到八路军太行情报纪念馆调研。

上图：2014年9月21日上午，抗日战争时期，原太行第四地委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太行第四地委书记兼太行军区第四军分区政治委员于一川之子于安黎和夫人黄棋；抗日战争时期，原中共太行区第三地委组织部部长、中共太行区第四地委组织部部长王谦之女王燕秋和丈夫丁伯坦，在潞城市市委常委王斌主任、成家川办事处相关人员的陪同下，参观了八路军太行情报纪念馆。八路军太行情报纪念馆馆长李京平、研究员卢志良对八路军太行情报纪念馆进行了解说。

上图：2014年9月24日上午，八路军研究会副秘书长石磊光(石志本将军之子)、张谷林(张镰斧部长之子)和开国中将王近山之女王媛媛，参观了八路军太行情报纪念馆。潞城市委常委王斌主任、成家川办事处张鹏斌副书记等相关人员一起陪同参观纪念馆。纪念馆研究员卢志良作了解说。抗战初期王近山将军任八路军129师386旅772团的副团长时，参加了著名的神头岭伏击战。

上图：2014年9月24日上午，延安精神研究会一行9人，前往八路军太行情报纪念馆（八路军太南办事处潞城情报站旧址）参观，纪念馆馆长李京平、纪念馆研究员卢志良进行解说。参观纪念馆结束后，原原八路军太岳军区政治部组织部代部长南静之之子南自卫、原八路军山东军区政治部敌工部部长牟宜之之女牟献献、原八路军129师政治部教育科科长白文华之女白雪、原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骑兵团政委蔡顺礼之子蔡四维等相关人员对今后进一步提高纪念馆知名度与如何建好纪念馆，深入进行了交流与座谈。延安精神研究会还向纪念馆赠送了《百名共和国将军老红军油画肖像展暨箴言书法展作品集》，书中作品曾在中国军事博物馆展出。 上图：2014年11月23日上午，长治长江支队研究会秦副会长、王秘书长以及秦理事，在八路军太行情报纪念馆馆长李京平的陪同下，参观了八路军太行情报纪念馆，馆长李京平详细介绍了情报纪念馆各展室内容，长治长江支队研究会领导对纪念馆的内涵给予高度评价。

上图：2015年5月16日上午，潞城政府办公室相关人员与入党党员，在成家川办事处党委书记王双泰、副书记张鹏斌的陪同下，参观八路军太行情报纪念馆。纪念馆研究员卢志良作了解说。

上图：2015年8月29日，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潞城解放七十周年，重走抗战路活动，约200人到八路军太行情报纪念馆参观，纪念馆研究员卢志良作了解说。

上图：2015年9月6日，潞城市广播电视台采访八路军太行情报纪念馆研究员卢志良。 上图：2015年9月24日，山西省电视台到八路军太行情报纪念馆拍摄纪录片《太行密码》取景，并采访纪念馆馆长李京平和研究员卢志良。

上图：2016年4月21日上午，原八路军129师情报处处长兼派遣科长、太行军区情报处长、晋冀鲁豫边区城工部部长孔祥桢之子孔令东与夫人许云芳参观八路军太行情报纪念。

上图：2016年5月8日上午，在纪念五五节76周年野外设台暨庆祝长治业余无线电应急通信机动分队成立之即，长治业余无线电应急通信机动分队成员约50人，参观了八路军太行情报纪念馆，纪念馆研究员卢志良作了解说。

上图：2016年6月6日，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布八路军太南办事处台东情报站旧址为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上图：2016年7月10日上午，潞城市政协主席张书平、市委常委副市长兼宣传部长元文波、市人大副主任靳玉德、市政协副主席王仁苗等一行七人登门来到北京北郊骆行（原八路军太南办事处主任李新农夫人）家接受捐献。骆行把李新农在日本留学期间购买跟随他革命生涯三十年的望远镜交给潞城市政协主席张书平。在捐献现场的还有李新农之子李火、儿媳逯化力。

上图：2017年9月1日，原潞城情报站副站长王岩之子原忻州军分区副政委王跃刚大校参观八路军太行情报纪念馆。纪念馆研究员卢志良作了解说。

上图：2017年9月18日上午，在潞城市成家川办事处台东村村委会会议室，召开了八路军太行情报纪念馆建馆八周年红色文化研讨会。下午，“同人民在一起”潞城市文化馆群文走基层文艺汇演在八路军太行情报纪念馆馆前广场举行。

上图：2018月9月18日，八路军太行情报纪念馆建馆八周年红色文化研讨会上，潞城市成家川办事处台东村委书记李红岩给潞城在北京老乡联谊会秘书长、台东村知青代表郭再平颁发荣誉村民。

上图：2017年9月22日，潞城农商银行第一党支部主题活动日在八路军太行情报纪念馆开展活动。纪念馆研究员卢志良作了解说。

上图：2017年11月1日，山西省国安厅副厅长左莉莉一行6人参观太行情报纪念馆。

上图：2018年2月4日，偶然发现抗战时期太行第四军分区情报处潞城站情报员杨承先遗留的原始材料档案和他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战地日记本等原始笔记资料，纪念馆研究员卢志良到成家川办事处窑上村潞城站情报员杨承先之子杨瑞莲家中采访调研。

上图：2018年2月11日下午，长治市副市长郜双庆来到潞城市成家川办事处台东村八路军太行情报纪念馆，对红色文化工作进行调研， 潞城市副巿长李明等相关领导陪同调研。

上图：2018年2月22日，意外得知潞城站情报员杨承先当年的下线情报员91岁的王玉仓还健在，纪念馆研究员卢志良到成家川办事处窑上村原潞城站情报员王玉仓家中采访调研。

上图：2018年4月22日上午，八路军太行情报纪念馆志愿者，驱车前往成家川办事处窑上村，看望这位当年奋战在隐蔽战线上的情报工作者——抗战时期太行第四军分区情报处潞城情报站情报员杨承先的下线情报员王玉仓。并以八路军太行情报纪念馆的名义为91岁的王玉仓老人颁发了"迟到的荣誉书"。

上图：2018年4月24日下午，原太行第四军分区情报处潞城情报站情报员杨承先之子杨瑞莲捐赠文物仪式，在八路军太行情报纪念馆举行。

上图：2018年4月24日下午，原第二任太南办事处主任、太行军区情报处长、太行四分区参谋长江涛之女江华和李强参观八路军太行情报纪念馆，纪念馆研究员（志愿者）卢志良做了解说，纪念馆馆长李京平陪同参观。

上图：2018年4月24日下午，长治市文化旅游产业投资促进会、潞城市创业就业促进会、潞城市女企业家协会、潞城市专利成果转化促进会等协会党支部，在纪念馆开展了《贯彻十九大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党日主题活动，同时参加了捐赠文物仪式并参观了纪念馆。

上图：2018年4月24日下午，长治市文化旅游产业投资促进会党支部：书记申良玉、副书记杨春生、纪检委员姬雷明、宣传委员牛晓燕，党员张文卫、范凡人等，带着米、面、油等慰问品，前往潞城市成家川办事处窑上村，看望这位已经91岁的老情报员王玉仓，在王玉仓家里倾听了他当年送情报的故事。

上图：2018年6月26日，潞城市委副书记、市长秦书良（现任长治市潞城区书记）带领政府办全体工作人员到八路军太行情报纪念馆学习调研。

上图：2018年6月28日，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市地震局党支部、市委党史办党支部、市志办党支部三支部联合组织全体党员到台东八路军太行情报纪念馆，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接受党性锻炼和精神洗礼。

上图：2018年6月29日，潞城市政协机关党支部组织机关全体党员到八路军太行情报纪念馆参观。纪念馆研究员卢志良作了解说。

上图：2018年7月19日，潞城市广播电视台访谈文化节目《悦读》第33期推荐嘉宾八路军太行情报纪念馆研究员卢志良，记者、主持人李晨。推荐书目《书生革命》，该书作者为八路军太南办事处主任李新农。

上图：2018年8月28日下午，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曹枫深入成家川办事处台东村就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及保护情况进行调研，市委宣传部、文明办、成家川办事处、文旅局等部门负责人参加调研。

上图：2018年10月8日上午，原潞城情报员申玉恒90岁的妻子陈峰（原名陈秋凤）和儿子儿媳孙子一同参观八路军太行情报纪念馆。纪念馆研究员卢志良作了解说。

上图：2018年12月13日上午，山西省漳河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局，局长:罗中元、副局长:尚剑宝、余智刚，工会主席、一支部书记:李纲等20余人，在成家川办事处主任申向阳、台东村书记李红岩等陪同下，参观了八路军太行情报纪念馆。 注1：2018年11月23日，潞城市撤市设区为长治市潞城区。 注2：收集资料中，难免有错误和遗漏之处，请知情者于纪念馆联系或留言。 注3：大事记因资料不断完善，会不断更新。

配乐解说： 张 鑫 节目主持人，主持多档民生类、读书类、旅游类等节目及各类大型晚会，自办有声朗读微信公众号《闻声》，听一段声音，读一段文字，静享一段美好时光！

资料整理： 卢志良 山西省摄影家协会会员 长治市潞城区政协委员 八路军太行情报纪念馆研究员（红色志愿者）

（来源：卢山书院）（解说请在美篇中收听，谢谢）

重读《长沙发掘报告》——纪念中国考古百年和长沙发掘七十周年

《长沙发掘报告》以前读过多次，但都是为了写文章引用资料而读，读的并不完整。今年是长沙发掘七十周年，重读《长沙发掘报告》感触颇深。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长沙近郊古墓大量被盗，出土大批珍贵文物（对此商承祚先生《长沙古物闻见记》有较详细的记述）。长沙所出古物大多流失国外，包括著名的子弹库楚帛书，遂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沙近郊开始大规模建设，在基建及烧砖取土的过程中又发现大批古墓。为了抢救文物，1951年10月—1952年2月，成立刚满一年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派遣发掘团到长沙开展考古发掘工作。这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后开展的第二次大规模考古发掘（第一次是辉县发掘），是湖南省和长江以南地区开展的第一次科学考古发掘工作，从此揭开了湖南考古工作的序幕。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此次发掘人员阵容堪称豪华，队长为夏鼐，工作人员有安志敏、石兴邦、王伯洪、王仲殊、陈公柔、钟少林，此外南京博物院的宋伯胤、王文林和湖南省博物馆的程鹤轩也参加了工作。这些先生，绝大部分都是中国考古界鼎鼎大名的人物。但当时除夏鼐先生年龄稍长外，其他基本上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正是通过辉县、长沙等地的发掘和后期的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当时的这批年轻人在夏鼐先生的指导下不断成长，逐渐成为中国考古学的顶梁柱。

此次发掘共清理古墓162座，其中战国至汉代墓葬145座，唐宋墓葬15座，时代不明者2座。主要分布在当时城北的伍家岭；城东的陈家大山（包括袁家岭）；五里牌、徐家湾（包括杨家大山）；以及城东南的识字岭（图一。现在这些区域都成了长沙市的城区）。这四处地点，都是长沙古墓比较集中的区域，此前曾出土过大批珍贵文物：如陈家大山曾出土人物龙凤帛画；识字岭即子弹库所在，曾出土楚帛书和人物御龙帛画；五里牌、徐家湾一带有被认为是“长沙王后墓”的大墓，曾出土过“杨主家般”和“今长沙王后家般”。此次发掘有很多重要发现。如棺椁保存极好的M406；出土有木质车船模型和整套锡涂陶器的M203；发现有卵石排水设施，出土大量铜器的M327；以及可能为长沙王室成员的刘骄墓（M401，与所谓“长沙王后墓”相聚仅20米，也出土有“杨主家般”，还出土了金饼）。这些发现，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是非常重要的发现。

图一 发掘地点位置示意图

发掘结束后，夏鼐先生指导参加发掘的年轻人进行了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报告1956年完成，1957年8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图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二本考古报告，编号为考古学专刊丁种第二号（第一是《辉县发掘报告》）。这种工作进度，也是令我们今天很多人汗颜的。

本报告主体分为四章：壹、战国墓葬，贰、西汉前期墓葬，叁、西汉后期墓葬，肆、东汉墓葬。加上前言、附录、结束语和附表共八个部分。其中战国墓葬、西汉前期墓葬、东汉墓葬由陈公柔执笔，西汉后期墓葬、附录二 长沙203号墓出土的木船模型由王仲殊执笔，前言、附录一 长沙203号墓出土的木车模型、结束语由夏鼐先生亲自执笔，全书最后由夏鼐先生审定。

图二 《长沙发掘报告》书影

《长沙发掘报告》为湖南乃至整个南方地区楚汉墓葬的研究树立了一个断代的标尺，其影响十分深远。直到今天，还有同行认为出日用陶器的楚墓是战国早期以前的，出仿铜陶礼器的楚墓是战国时期的；而一些研究铁器或冶铁技术的同行将长沙地区作为早期冶铁技术发展的一个中心，也都是直接或间接受到了《长沙发掘报告》的影响。我过去读《长沙发掘报告》，基本上是以今人的标准看待前人，缺乏理解之同情，更多地看到的是其不足：如将属于西汉初的M215、M248等墓放在了战国墓中；西汉只分为前后两期；东汉墓没有分期等。此次重读《长沙发掘报告》，深感其价值被严重低估。在当时只有辉县一地材料可供参考的情况下，《长沙发掘报告》能取得如此成就，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从报告的内容来看，《长沙发掘报告》是严格按照考古学的方法来整理这批资料的。在几乎完全没有参考资料和纪年材料的情况下，认为出鬲、钵、罐、豆等日用陶器与出鼎、敦、壶等仿铜陶礼器的这两类无论是在墓葬形制还是随葬器物的组合、形制等方面都有较大差别的墓葬是属于不同时期的是十分正常的。而且在M406的发掘中，还在墓葬填土中发现了残鬲足。虽然M406因为严重被盗，没有出土陶器。但根据M406的棺椁形制和其他随葬器物，推测其与长沙仰天湖、左家公山等地战国墓时代相近，应为战国较晚期的墓。而仰天湖、左家公山两墓均出土了同类形式的鼎、敦、壶，“因此可以推知出鼎、敦、壶的墓葬较比出钵、鬲、罐的墓为晚”（P37）。至于认为出陶鬲的墓葬时代最迟不会晚于战国初期，则是顾铁符先生的观点，《长沙发掘报告》则谨慎地认为“是否属于战国初期或者更早则尚需证明”（P36）。由此可见，在判断这两类墓葬的早晚关系及时代时，《长沙发掘报告》是有依据的，且是非常谨慎的。实际上，学术界对出日用陶器楚墓时代的正确认识，一直要晚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江陵雨台山、当阳赵家湖等地楚墓中发现了一批日用陶器与仿铜陶礼器共存的墓葬，从那时起学术界才逐渐认识到：出日用陶器的墓与出仿铜陶礼器的墓更多的是等级上的差别，与时代没有必然的关系。

在目前流行的西汉墓葬分期体系中，一般是以高祖至武帝前期作为西汉早期，武帝晚期至昭、宣帝时期为西汉中期，元帝至新莽时期为西汉晚期。为什么在武帝前、后期之间（大致以五铢钱的发行）划一个界限，这完全是以考古类型学为依据的：因为在此前后，西汉墓葬无论是在墓葬形制还是随葬器物上都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这也可能是长沙发掘报告将西汉墓葬分为前、后两期的原因。西汉中、后期的划分，是后来汉代考古日益精细化的结果。从我本人工作的体会来看，西汉中、晚期之间的变化比较微小，而且属于渐变，在标本数量不够的情况下很难把握。相比西汉早、中期的变化，用考古学分期的眼光来看，西汉中、晚期的变化更像是一期之下不同“段”的差别，而不像是期的差别。因此，在当时的条件下，《长沙发掘报告》将西汉墓葬分为前、后两期是合理的。

至于东汉墓葬没有分期的原因则非常简单：墓葬数量太少（只有7座），而且保存情况不好。由于东汉墓葬多为砖室墓，容易遭到破坏，因此相对于西汉墓葬来说，保存较好、资料相对比较完整的墓葬湖南一直发现不多。到目前为止，湖南东汉墓的研究都是汉代考古的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

仔细阅读《长沙发掘报告》，还可以发现该报告在许多方面达到了我们今天意想不到的高度。

由于秦统治的时间较短，湖南地区楚、秦、汉初墓葬的分辨一直是一个难题，许多学者撰文进行了讨论，这个问题一直到今天都不能说是很好地得到了解决。而早在《长沙发掘报告》中，发掘者就注意到有些出土楚式陶器的墓葬同时出土有半两钱，其时代应为西汉前期；而一些我们后来认为是西汉早期的墓葬，如上面提到的M215、M248等，报告虽然将其纳入“战国墓葬”一章，但同时也注意到了其中出土器物的形制已经接近于汉墓出土器物的形制。可见在当时发掘者对湖南地区战国秦汉考古的这个老大难问题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此外，关于汉代墓葬的同穴合葬问题，此次发掘中也有关注。这个问题是湖南考古界近年通过精细发掘才逐渐引起关注的问题，可见我们和前辈学者之间的差距。

长沙发掘后来还产生了一个重要成果，但在《长沙发掘报告》中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就是开创了用考古材料研究古代丧葬制度的先河。在长沙发掘中，发掘了一批保存相对比较好的墓葬，尤其是其中的M406，棺椁结构保存完好，是研究先秦丧葬制度不可多得的实例。参加发掘的陈公柔先生有较好的家学渊源，他根据当时所能见到的考古材料（尤其是长沙的发掘资料），通过梳理《仪礼》等古代文献，撰写了《士丧礼、既夕礼中所记载的丧葬制度》一文，发表于《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上。此后，沈文倬先生撰文和他进行了讨论（《对“土丧礼、既夕礼中所记载的丧葬制度”几点意见》，《考古学报》1958年第2期）。这两篇文章开创了用考古材料研究先秦丧葬制度的先河，一直到今天，这两篇文章都是研究先秦丧葬制度的学者必看的。

长沙发掘期间，湖南省当时虽然有了相关的文博机构：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湖南省博物馆筹备处，但基本没有从事考古的专业人员。据我所吴铭生老先生回忆，省文管会的组成人员都是当时一些作为统战对象安排的宿儒和乡贤，年龄都比较大，对出土文物比较熟悉的有以前的古董商蔡季襄等人。据《安志敏日记》记载，“湖南文物管理委员会拟派委员六人参加工作，每日来一人，但皆参观性质，根本无协助之可能”（10月15日）；“文管会有委员六人来此开会，准备参加工作。每日一人，皆为五十岁以上老人，恐无兴趣。实际上当为监视工作，以窥出土何种古物。又要求古物副本留湘。夏先生答以将来由文化部文物局分配”（10月15日）。当时雇用的发掘工人，就是有名的长沙“土夫子”，这批人许多都被纳入了后来成立的“湖南省文物清理工作队”（湖南省博物馆考古部和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前身）。此次发掘规范了“土夫子”发掘古墓的操作程序和方法，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据吴铭生先生回忆：长沙发掘结束后，“发掘的文物和资料全部带回北京整理。当时的省文管会副主任陈浴新对此颇有意见，错误地认为长沙出土的文物应归本地所有，不能由考古所带走。于是，一方面写信向中国科学院告状，另一方面在未经中南文化部批准的情况下，擅自组成‘长沙市近郊古墓葬清理工作队’，雇用‘土夫子’‘挖宝’。由于当时只要文物，一不绘图、二不作文字记录，三不照相，使所发掘的墓葬受到破坏，出土的文物研究价值也缺乏科学性。这种单纯挖宝的违法行为，受到中南军政委员会的通报批评，责令当地政府做出检讨。在这种情况下，中南文化部遂从所辖各省调集文物考古干部，由文物科科长顾铁符率队来长沙支援，配合基建工程清理地下古墓葬，并进行业务培训。”此次发掘湖南省文管会的戴亚东、蔡季襄等奉命协助工作。为了培养本省的考古业务人员，借此契机将吴铭生等3名20多岁的年轻人调入，作为“学徒”培训。此次发掘，不仅清理了400余座古墓，出土大批文物；而且为湖南培训了考古工作人员，为以后独立开展工作奠定了基础。1953年1月，湖南省成立“湖南省文物清理工作队”，从各方面增调干部来充实队伍；同时正式录用10余名“土夫子”为发掘技工。1952—1955年，文化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举办了四期考古训练班（有“考古黄埔”之称），湖南省先后将吴铭生、高至喜、周世荣等10余人送入训练班学习。从此，湖南的文物考古队伍初具规模，走上发展的道路。

（图文转自：湖南考古）

责编：韩翰

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荣登2021年第3季度全国“十大热搜革命类博物馆纪念馆”榜单

版权所有 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 津ICP备19011388号-1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公园西路9号 邮编：30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