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官殿遗址位于合肥市庐江县，年代为新石器时代、周。
2019年，三官殿遗址被安徽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汉长安城地区铸钱遗址与上林铸钱三官（四）
（四） 窝头寨铸钱遗址
1962年，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对长安县窝头寨铸钱遗址进行了调查。该遗址西距沣河1公里，北距渭河6公里，包括窝头寨、黄堆村、金家村，面积较大。在此发现大量五铢钱范，还有许多西汉砖瓦，包括“上林”瓦当，黄堆村还曾出土过“上林农官”瓦当。发现的钱模有穿下半星、穿上一横及无记号三种。钱范上有4、6列钱模，范模上有“元凤”年号铭文。铸钱时间应为汉武帝至西汉末年。遗址在上林苑范围内，应为上林三官的一处铸钱工场，但具体属于哪一官，尚需进一步的考古资料证实。2012年，阿房宫考古队又进行了调查与发掘，出土一块带“地节五年三月丙子造”铭文的范模，明确为宣帝时期铸钱的遗物（图四）
（五） 其他铸钱遗址及钱范出土地点
汉长安城内及其周围地区还发现多处铸钱遗址，如好汉庙遗址、郭家村遗址等，都是王莽时期的铸钱遗址。
以往好汉庙遗址发现很多新莽钱范，但具体位置比较模糊。陈直认为在三桥镇北五里，这里出土的陶范多长方形阳文正书的范模，浇铸以直流合范为主，是王莽时期的铸钱遗址。党顺民曾做过实地调查，认为好汉庙在孙围墙村学校的高台上，民国时台上有一块石碑，上刻“汉曝衣阁”，庙建在曝衣阁的遗址上。因周围的北沙口、新军寨、孙围墙、吕围墙和双楼寺五村共结为庙社，所以这五个村都称为好汉庙。这一区域位于汉武帝建章宫西南面，发现大量王莽时期的钱范。目前因没有发现建章宫宫墙，因此范围不清。有的学者把好汉庙归到建章宫区域铸钱工场范围内，很不恰当。从发现的钱范看，二者铸钱时间不同，建章宫区域是汉武帝太初元年以前的铸钱遗址，好汉庙是王莽时期的铸钱遗址。
郭家村遗址位于汉长安城东部，包括郭家村、三九村、张家堡和尤家庄等几个村庄。1958年，郭家村发现内含大泉五十陶铸范的窑炉，窑中除王莽铸范外，还有铜环、刀削、车马饰等陶铸范，并在其西北方探出一个窑址。1986年，西安北郊三九村发现一座放置大泉五十陶铸范的窑炉，窑内放置成包的叠铸范，每包叠铸范，铸范层层相叠近50层，一次可铸150枚铜钱。郭家村、三九村均位于汉长安城外东部，且相距不远，所出均为椭圆形阴文叠铸陶范。报道说两窑都是烘范窑，说明这里是一处铸造铜钱及其他铜器的作坊。有学者认为，这里的钱范可能是供给好汉庙铸钱作坊的，说明制范与铸造不在一处地点。这种认识应有误，好汉庙位于汉长安城外西南部，郭家村位于汉长安城外东部，二者相距较远。好汉庙所出钱范有大量范模，这些范模本来就是用于制作铸范的，不太可能舍近求远到汉长安城东部取范，而且汉长安城东部的陶范也是处于待浇铸状态的铸范。
汉长安城内还有几处钱范出土地点，如石渠阁、桂宫、柯寨、何寨、直城门大街等，发现大量陶背范，但罕见范模，更未见铸钱遗迹，可能是相家巷钱范被转移到了他处。2001年，西安雁塔区三召村北岭发现一处新莽“小泉直一”制范遗址，出土百余件小泉直一陶范模，大部分钱范被掩埋在路基下。
汉长安城地区铸钱遗址与上林铸钱三官(五）
（五） 其他铸钱遗址及钱范出土地点
汉长安城内及其周围地区还发现多处铸钱遗址，如好汉庙遗址、郭家村遗址等，都是王莽时期的铸钱遗址。
以往好汉庙遗址发现很多新莽钱范，但具体位置比较模糊。陈直认为在三桥镇北五里，这里出土的陶范多长方形阳文正书的范模，浇铸以直流合范为主，是王莽时期的铸钱遗址。党顺民曾做过实地调查，认为好汉庙在孙围墙村学校的高台上，民国时台上有一块石碑，上刻“汉曝衣阁”，庙建在曝衣阁的遗址上。因周围的北沙口、新军寨、孙围墙、吕围墙和双楼寺五村共结为庙社，所以这五个村都称为好汉庙。这一区域位于汉武帝建章宫西南面，发现大量王莽时期的钱范。目前因没有发现建章宫宫墙，因此范围不清。有的学者把好汉庙归到建章宫区域铸钱工场范围内，很不恰当。从发现的钱范看，二者铸钱时间不同，建章宫区域是汉武帝太初元年以前的铸钱遗址，好汉庙是王莽时期的铸钱遗址。
郭家村遗址位于汉长安城东部，包括郭家村、三九村、张家堡和尤家庄等几个村庄。1958年，郭家村发现内含大泉五十陶铸范的窑炉，窑中除王莽铸范外，还有铜环、刀削、车马饰等陶铸范，并在其西北方探出一个窑址。1986年，西安北郊三九村发现一座放置大泉五十陶铸范的窑炉，窑内放置成包的叠铸范，每包叠铸范，铸范层层相叠近50层，一次可铸150枚铜钱。郭家村、三九村均位于汉长安城外东部，且相距不远，所出均为椭圆形阴文叠铸陶范。报道说两窑都是烘范窑，说明这里是一处铸造铜钱及其他铜器的作坊。有学者认为，这里的钱范可能是供给好汉庙铸钱作坊的，说明制范与铸造不在一处地点。这种认识应有误，好汉庙位于汉长安城外西南部，郭家村位于汉长安城外东部，二者相距较远。好汉庙所出钱范有大量范模，这些范模本来就是用于制作铸范的，不太可能舍近求远到汉长安城东部取范，而且汉长安城东部的陶范也是处于待浇铸状态的铸范。
汉长安城内还有几处钱范出土地点，如石渠阁、桂宫、柯寨、何寨、直城门大街等，发现大量陶背范，但罕见范模，更未见铸钱遗迹，可能是相家巷钱范被转移到了他处。2001年，西安雁塔区三召村北岭发现一处新莽“小泉直一”制范遗址，出土百余件小泉直一陶范模，大部分钱范被掩埋在路基下。
二、上林三官讨论
（一） 何为上林三官
关于上林三官铸钱的记载，在《史记·平准书》及《汉书·食货志》中几乎相同，均载：“其后二年（即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赤仄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于是悉禁郡国毋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入其铜三官。而民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
何为上林三官？文献记载没有明确说明，由此引起史家不少猜测及探讨。南朝宋裴骃认为，可能是均输、锺官、辨铜，虽是推测之语，却一直被史界所引用。陈直根据发现的“锺官火丞”（图五，6）、“锺官钱丞”（图五，5）、“技巧钱丞”（图五，7）、“辨铜令丞”封泥，认为应为锺官、技巧、辨铜。此后，汉长安城及户县兆伦村遗址分别发现了“技巧火丞”（图五，3、4）、“锺官钱丞”封泥，似乎也支持陈直的观点，因此，得到钱币学界的赞同。但丁之方提出异议，认为成帝建始二年之前，确如陈直所言，上林三官为锺官、辨铜、技巧，之后省技巧而由锺官总揽铸钱之事，将负责运送铜料与铜钱的均输与锺官、辨铜，合称上林三官。
探秘 | 兵灾还是祭祀现场？肥西三官庙遗址候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考
古
探
秘
2018年7月，合肥市肥西县三官庙遗址开始发掘。随着发掘的深入，考古人员发现，这个面积不大的遗址上，竟出土了400多件物品，其中有一批高等级的青铜器，属于二里头文化时期。该遗址后被列为2018~2019年度安徽十大考古发现。 4月6日，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结果揭晓，肥西三官庙遗址等20个项目入围终评。
铜角形器
而兵器出土时的情形，以及众多遗物散落的特点，越来越耐人寻味，让考古人员直呼不正常，兵灾？祭祀？还是……一连串的疑问等待揭开。
1 小遗址大价值
秦让平是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肥西三官庙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
2018年7月，秦让平和同事们开始发掘三官庙遗址。该遗址呈台墩型，高出周围地表约5米，地表长有茂密的树木。2019年12月田野发掘工作结束。历时500余天，共发掘面积2100余平方米。
铜钺（组图）
“这个遗址比较小，发现4个房子，考虑到遗址东北部分遭到破坏，在完整情况下，这个遗址上当时居住的人家应该在十户以内；遗址上共出土小件遗物400余件，包括石器、陶器、铜器、玉器、骨蚌器、绿松石等。”
铜器残片
其中，铜器以兵器为主，共计18件，包括戈、戚、钺、凿、角形器、箭镞等。“这批铜器是安徽省首次经考古发掘出土的夏代铜器群，也是全国范围内除二里头遗址之外发现这一时期铜器最多的地点，在整个区域内同时期聚落中的地位显得尤为重要。”秦让平说，两千多平米的小台子出土这么贵重的东西，小遗址，大价值，反差很大。
陶甗
陶鼎
陶爵
陶豆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方辉教授也认为，这个遗址面积不大应当属于一个基层聚落，但以兵器为主的青铜器代表的高端因素和遗址本身不大匹配。北京大学教授徐天进则认为铜器来源可能有北方特征。
2 死因到底是什么
几户人家，临水而居，纺线晒稻，孩童嬉闹，一派田园风光。兵器散落，稻米抛撒，陶器遍布，骸骨散乱，一片废弃场景。
三官庙遗址发掘结束后航拍
相隔数千年，同一片土地，突然的灭顶之灾。
“这有一个事实，那些人是非正常死亡的。”秦让平说，现场发现了三具骸骨，比较碎，其中一个小孩的骸骨，团缩在一起；一具成年男性残缺不全；还有一具只剩下一段脊椎和下肢，是女性或少年，已经难以分辨。他们的骸骨都是倒卧在地面上的，并非埋葬，属于非正常死亡。
清理房址角落的陶鬲
超声清洗陶鼎内壁残留物
考古队员们清理红烧土房址
他们到底怎么死的？
有专家推测是祭祀，因为兵器也是礼器。但祭祀是有规制的，墓葬也是有规律的，与现场遗物的随机分布有矛盾。
绿松石（组图）
是兵灾吗？从出土的兵器来看，有这个可能。有一件铜戈，表面一处突起，是另一面阻挡坚硬的异物时产生的。但这些兵器为什么会遗留在地面上，它们应该被带走的，“这种埋藏方式不正常，全国罕见。”
陶纺轮
“现在的这个现状，说明在当时发生了一个事件，一个比较剧烈的事件，它是突发性的，带有灾难性质。”秦让平说。
植物遗存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个谜。
南方科技大学教授唐际根倾向于认为是一个兵灾现场，复旦大学王辉教授提醒注意是否有二里头的移民到达这个地方，与土著居民的关系也需要考虑。
3 桀奔南巢的猜测
18件高等级青铜兵器中，有两件尚未在国内找到同款出土文物，考古人员不知其名，有何用处，便根据形状命名为“角形器”，“这在全国都不多见”。
在确定遗址时间为二里头时代晚期后，考古人员联想到了桀奔南巢的历史事件。
秦让平讲述发掘过程
夏朝自禹建国，共传17个帝王，历时471年，桀是夏朝的最后一个帝王。 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记载：桀奔于南巢之山，汤乃即天子之位。以水承金，始居毫。
考古队员在清理遗址内的骸骨
秦让平介绍，桀奔南巢可能有两条路线，一是顺汉水到长江，沿长江至巢湖一带，另一条是顺淮河而下，再逆其直流到达巢湖一带。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这些高等级的兵器，反映出的这个事件，它可能与这个大的历史背景有一些关联。”秦让平说，这次发掘掀开了一个帘子，牵涉出了更多的问题，还需要去追踪，去思考。
“最重要的学术意义是，有助于探讨桀奔南巢的文献记载，有助于夏史的再构建，特别是在现今有没有夏朝这样一个大讨论、大潮流下，无疑是夏文化探索的重要发现，也是透物见人、重建古代史的一个生动实践和体现。”北京大学考古与文博学院院长、教授雷兴山说。
4 红烧土的缺环
遗址上发现了大量红烧土。
红烧土是由古时人类最豪华的住宅——红烧土房倒塌后堆积形成的。当时的人类用粗木和泥土混合物搭建出墙体和屋顶，再用火烘烤，直至整个房屋变成红色。
红烧土
让秦让平奇怪的是，在这夏商之际的红烧土层上面，商周秦汉一直到明代的地层都没有出现，只有清代为建庙而铺垫的土层，中间缺环很大，“这么大的空白，没有人生活过？再没有人来过？这中间的时段里没有发现任何遗迹或者遗物，这也是难以想象的。”
考古人员在清理红烧土层下的陶豆和碳化木条
据当地百姓称，遗址所在的台墩上原来有座庙叫三官庙，这便是遗址名称的由来。
三官是道教神仙体系中的神灵，指上元天官、中元地官、下元水官，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
清代庙基出土的“弥”字方砖
发掘者在清代地层里发现了一处建筑基址，同出的一块方砖，上面刻有一个“弥”字。道教“三官”和佛教“弥”字的组合，也是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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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安徽画报
审核：张建春丨 责编：艾克发丨 编辑：常燕茹 曾固叶
主办单位：中共肥西县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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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官殿遗址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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