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担岗遗址

五担岗遗址

五担岗遗址位于安徽马鞍山霍里镇丰收村,是当地文物部门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进行文物普查时意外发现的。是长江中下游著名的文化遗址。该遗址紧邻著名的濮塘风景名胜区,周边地区地貌多样,古遗址有明显的“湖熟”文化风格,有典型南方气质,与当时的中原、江淮文化不同。

五担岗遗址总面积10万平方米,村落里有多个功能区,发现了40多件商朝和西周时期的器物和一处墓葬,其中墓葬区约7000平方米。2002年,安徽省考古研究所主持抢救性发掘其中的生活区2500平方米,出土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兵器等三大类近400件石器、陶器、铜器、原始瓷器和骨制品文物。出土文物表明,早在3500年前,这里的手工业、农业、捕鱼业就十分发达,是中国大地上的中心城市之一。

五担岗遗址的一个重大成果是水井。水井开口直径约在13米至14米左右,底径约1.2米,均近圆形。水井除上部稍有破坏外,其它保存均非常完整。水井中心为近圆形的石圈,最初直径约95厘米,往下直径逐渐变大,到井深8米时竖井直径达1.2米左右,然后往下又逐渐变小至85厘米直至底部。水井外缘东南壁有一排纵向的脚窝,应为当时修筑时攀援所致。在这口古井一百多米处就是当年的护城河,这里的先民为什么好好的河水不用,非要花大力气挖井取水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车广锦教授介绍说,因为当年长江中下游的居民长期被血吸虫病困扰,为了预防血吸虫病,他们不得已而为之。

水井外圈填土中发现耒、木、铜镞、兽骨等文化遗物。井内发现丰富的文化遗物,以陶器为主。从清理过程分析,井内回填土的来源为五担岗遗址文化层,性质为人工搬运。出土的卜骨、桃核、鹿角、断剑(铜)等文化遗物表明,水井利用的初期也是取水最集中的时期。而且,井内回填土的时间段应不晚于春秋末,这说明该聚落晚期居民那时已不再利用这一处水源。

相同规模、相同类型的水井在国内前所未见。水井出土的文化遗物,宛如一部生动的百科全书,将商周时期人们的社会生活如实展现于世人面前。水井出土的陶器分期明显,为以后对于这一聚落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文化发展序列。特别是部分陶器非常精美,如高领罐、印纹硬陶器,这说明当时陶器的烧制已达到很高水平。出土的部分印纹硬陶表面施青釉,特别是原始瓷器胎质非常细腻、胎体坚硬、吸水率低、施釉均匀,证明当时马鞍山先民原始瓷的烧制工艺已经很成熟。印纹硬陶和原始瓷是后来中国成熟瓷器发展的基础,此次发掘提供了很多相关完整的器物,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值得一提的是,水井内13.3米深处出土了3件卜骨,如实反映了中原文化向江南的渗透情况。

沉睡五千多年的老淮安青莲岗遗址——原始文化的烙印

淮安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远在五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在这里辛勤劳动,繁衍生息,并形成了江淮流域最早的原始文化——青莲岗文化。它是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分支,属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阶段,它分布极广,“因饵放后首先发现于老淮安青莲岗而得名。据测定,青莲岗文化遗址距今约5360年”(郭沫若《中国史稿》)。

青莲岗文化遗址是在1951年12月由当时治淮文物工作队发现的1958年《考古学报》第1期的一篇专题文章中定名,后来得到越来越多的史学家的公认,从此便载入了史册。

在青莲岗文化遗址发掘出的文物中,有翻上用的石铲,收割用的石刀,砍伐用的石斧,加工谷物用够石举、歹舜等众多的石器工具82年,有关部门又对青莲岗文化遗址进行了考察,发现拼作层以下2米处有大量黄沙,从沙中伴有大量贝壳、木块看来, 7000年以前这里是紧靠大海的沙堤。这一新印发现,对研究我省海岸演变规律,为综合开发利用现有海洋线提供了新的论据。

“青莲岗、一名东岗,在北岗东里许,地名土城,岗颠松三株,远近识之,数百年物也”(《续纂山阳县志》卷十四),它位于老淮安东北,“废黄河”以南二里许的宋集乡青莲村,距老淮安城七十余里。青莲岗是因为“早年在岗上有一所青莲寺,寺旁有水名夕霞汪,以盛长莲花著称”(《考古学报》1955第九册),因而以寺得名为“青莲岗”。

青莲岗文化遗址,虽然解放以前早经当地群众发现,但国民党政府没有重视,直到解放后,当时的华东文物工作队配合治淮工程,在1951年底、1952年初、1953年冬先后作了四次调查清理,发现了距今五千余年的新石器遗址和许多汉代墓葬,说明了青莲岗一带包含有两种不同时代的文化层。1958年2月南京博物院再次组织了一个十三人的工作队,配合当地群众积肥,又一次进行了调查和清理,进一步证实了青莲岗为新石器时代人类遗址。从青莲岗文化遗址发掘的遗物,表明了我们的祖先“吸收了其他地区不同文化的优点,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他们过着定居生活”(《考古学报)1955第九册),早就辛勤劳动、繁衍、生息在老淮安大地上。

青莲岗文化遗址的出土遗物说明,我们的祖先有了相当进步的手工制造技术,能够制造精美的石器(生产工具),并用这些石器来劳动生产。这些石器都是用坚硬的花岗岩石和石英岩石制成的,有精致的砍伐用的扁平带孔石斧、石凿、石锛,翻土用的石犁,收割用的石镰,加工谷物用的石盘等石器工具,反映出原始方式的农业生产在青莲岗文化氏族部落整个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青莲岗的发掘物中还发现了炭化后的籼稻粒,说明当时这一带“雨量充足,气候温润,生活在这里的青莲岗文化氏族部落开辟了草木丛生的沼泽地带、成为水田,普遍栽种水稻。”“水稻的栽种。从此也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主要生活资料,也为后来发展这种作物奠定了基础。”(郭沫若《中国史稿》)。

从遗址中集中放置的猪的下颌骨、牛牙床、鹿角和骨刺鱼镖以及陶网坠,说明了“渔猎和采集经济,并没有因为农业、牧业的发展而被排挤掉,它作为人们谋取生活的一种补充手段,这时仍继续进行并有着不同程度的发展”(郭沫若《中国史稿》)。

遗址中芦席上的“人”字形图案,与今天农村一些农民仍在使用的芦柴席的图案几乎没有什么两样,说明当时青莲岗人类的编织技术和审美观念已经相当高明。从青莲岗遗址清理发掘和采集到大量的陶器、陶片,说明了这时期的制陶业已相当发达,技术上已能使用轮制,但手制的方法仍然保留着,制陶工具有陶杵、带有纺织纹的陶印模。

这时期的人类喜在陶器上加装饰,泥质陶多采取表皮上施彩的方法,简单的是在陶器上普遍涂一层红色,使颜色鲜艳;较复杂的是在陶器内壁彩绘图案,分红、褐、紫等数种。砂质陶多采用刻划纹、压印纹、附加堆纹的装饰方法装饰在陶器的肩部,并也用动物的形象来装饰陶器的耳部;在泥条上切压成绳索纹的装饰方法也很流行。

当时人类用来作为日常生活用具的陶制容器有:盌、缽、带柄陶杯、盘、鼎、带咀陶壶、高足陶豆、甑、平底盆、扁柄勺、平底扁足器、圈足器、盖盌两用器等。陶器中还有陶制纺轮,说明了当时的人类已经掌握了使用纺轮来纺织的技术。陶珠和陶管的出土,说明了当时人类已很喜爱装饰,具备了一定的审美观点。

青莲岗文化时期人类已经过定居的生活,他们居住的房屋主要为长方形或园形的地面建筑。人们死后埋葬在氏族公共墓地,一般没有明显的墓穴,行单人葬,晚期出现少数成年男女合葬,并流行以陶器、生产工具和装饰品随葬的习俗。

这些特征,构成了青莲岗文化的独特面貌。

青莲岗文化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是我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界的一件大事,青莲岗的名字也因这一文化的发现而永载人类文明的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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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名胜宗教遗址之五九:哲派教主归真处张家川宣化岗拱北

哲派教主归真处-- 宣化岗拱北

回廊花映影疏疏,

鸟唱清歌满墓庐。

碧血化鹃啼拱北,

白虹贯日比 专诸。

秋风肥马凛如昨,

夕照恋山红似初。

千古英雄归有道,

古兰经诵甚欣予。

宣化岗拱北位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城北15华里的北山查湾村,是伊斯兰教哲赫忍耶门宦第五、六、七代教主归真后安葬的地方,也是该门宦的主要活动场所之一。宣化岗拱北倚山就势而建,规模宏伟壮观,为 张家川县一大名景点

宣化岗拱北自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马元章兄弟二人在马化龙的坟墓上修建八卦墓庐开始,大规模的修建始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经过几代人的相继扩建,规模逐渐扩大,形成了古朴庄严,肃穆壮观的古建筑群。占地约70亩,其建筑是仿云南园林建筑风格,结构布局宏伟,气势磅礴,砖刻木雕,玲珑绝巧,漆彩粉染,图案雅丽。上世纪20年代初, 于右任曾赋诗赞道:“天荒地老真闲事,金碧参差宣化岗。”足见其建筑规模之宏大。

马元章(公元1853~1920年),云南人,其人博才多学,善书法诗文。他继承马化龙事业,为反抗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奔走一生。 安维峻曾有联赞他:“山中真宰相,天下大神仙。”遇难于大地震中,时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亲撰书挽联:“道力竟难回地轴,化身自应返天方。”

1985年,宣化岗拱北作为重点宗教活动场所,正式批准恢复开放。先后修建了经厅礼拜殿、拱北八卦墓庐、淋浴房、餐厅、灶房、接待室等建筑。特别是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3座八卦墓庐,成为拱北主体建筑而独领风骚。如今,拱北建筑雄伟庄严,院内花草树木成行,并收集整理了文物碑刻。对先辈们静修宗教功课的地方一一进行了修整,使拱北面貌焕然一新。初步形成了主体建筑齐全,结构搭配合理,色彩装饰典雅庄重的古建筑群。

【楹联】

求万民自由,心怀古兰,

应是先贤近真主;

为一门教派,身归化界,

每仰圣地思哲人。

双墩遗址禹会村遗址名列“十四五”国家大遗址名单

近日,国家文物局印发了关于《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以下简称《专项规划》)的通知,公布了“十四五”时期大遗址名单。安徽省6处大遗址入选,其中我市双墩遗址禹会村遗址名列其中。

双墩遗址位于淮上区蚌埠镇双墩村北,距今约7300年,是淮河中游地区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禹会村遗址位于禹会区马城镇禹会村及前郢村,因“禹会诸侯于涂山”的历史记载而得名,2020年确认一处迄今考古发现的淮河中游地区规模最大的龙山文化城址。

大遗址是实证中国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核心文物资源。目前,我国初步形成了以“六片、四线、一圈”为核心、以150处大遗址为支撑的大遗址保护格局。根据《专项规划》,大遗址保护利用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大遗址考古工作、完善大遗址空间用途管制措施、深化理论制度研究与科技应用、实施大遗址综合保护工程、提升大遗址展示利用水平、推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高质量发展、构建新时代大遗址保护利用新格局、创新大遗址保护利用体制机制。到2025年,大遗址保护利用总体格局基本成型。

来源:蚌埠日报 (记者 何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