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太史第

世太史第坐落在安庆市迎江区天台里街。

世太史第始建于明代，因赵氏族中自赵文楷始，赵畇、赵继元、赵曾重四代翰林，故旧称世太史第、四代翰林宅。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一月五日，生前任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名誉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诞生于此，故亦为赵朴初故居。

世太史第集古建与园林艺术于一体，占地面积4463平方米，建筑面积2773平方米。古建筑群坐北朝南，外墙青砖勾缝清水，古朴典雅。马头墙高低起伏，富有韵律。主体建筑系砖木结构，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42米，南北宽84米，分东路四进，西路三进，共七进。除西三进为三开间外，余均为五开间，面阔为20米，沿两条南北走向中轴线规整排列。每进两侧由厢房或回廊贯通。东一进、东二进，东三进、东四进，西一进、西二进之间为起采光和承接四面檐水作用的天井。后花园由六角亭、荷花池、假山、碑廊、园艺等组成，面积982平方米，似一颗碧绿的翡翠镶嵌在古建筑群西北部。

该建筑艺术讲究风水，选址巧妙。聚族而居，规模宏大。南北交融，彰显徽派。中轴对称，结构规整；一厅两厢或廊，开敞式厅堂连同狭小天井构成世太史第基本的建筑单元；砖雕、木雕、石雕技艺精湛，非常巧妙地把世太史第建筑室内外装修、装饰融为一体；点线面、黑白灰、清水勾缝外墙、-内墙、小青瓦的连绵不断组合成清新淡雅的世太史第外观形象。

世太史第风格融北方古建的恢宏、粗犷及徽州古建的细腻、精致于一体，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和历史、科学、艺术价值，也是安徽省保存较好、面积较大的一组明清古建筑群。

2006年世太史第作为明代的古建筑，被国务院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保护范围：围墙外，东、西5米、北3米，南至天台里街。

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范围外，东约24-42米，南35米，西23米，北49米至孝肃路。

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故

莫斯科保卫战 诺曼底登陆，中途岛海 慕尼黑事件

世界历史上清官的小故事(50字左右)

英国前首相铁娘子撒切尔夫人 作为一国首相曾与各国有过外交联系，发展大英帝国经济，但是在其卸任后却穷困潦倒一段时间内不得不靠写回忆录谋生。

世界史变化不断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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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上最著名的时间和事件？

大约三百万年前 地球上出现人类 公元前3100年左右 埃及形成统一的奴隶制国家 公元前3000年左右 两河流域出现奴隶制城市国家 公元前3000年代中期 印度河流域哈拉帕文化 公元前2100年左右 埃及奴隶河贫民大起义 公元前1894年 古巴比伦王国建立 公元前1000年左右 努比亚建立奴隶制国家 公元前594年 雅典的梭伦改革 公元前六世纪 居鲁士统一波斯，佛教在印度产生 公元前539年 波斯占领巴比伦 公元前525年 波斯灭埃及 公元前509年 罗马成立贵族专政的奴隶制共和国 公元前330年 波斯被马其顿灭亡 公元前三世纪 摩揭陀国统一印度大部分地区 公元前73-71年 斯巴达克起义 公元前27年 屋大维建立罗马的元首制，共和国转为帝国 公元前后 朝鲜半岛出现高句丽奴隶制国家 公元初 东非阿克苏姆奴隶制国家兴起 公元一世纪 基督教产生 公元三世纪 日本大和奴隶制国家兴起 313年 基督教在罗马取得合法地位 四世纪 北非发生阿哥尼斯特运动 378年 西哥特人在阿德里亚堡击败罗马军队 395年 罗马分裂为东西两部 410年 西哥特人一度占领罗马 476年 西罗马帝国灭亡，西欧奴隶制度崩溃 六世纪初 法兰克王国建立 622年 穆罕默德从麦加出走麦地拉，伊斯兰教纪元 八世纪中叶 阿拉伯帝国形成 646年 日本大化改新 676年 新罗统一朝鲜 九世纪早期 英吉利王国形成 843年 查里曼帝国分裂，法兰西、德意志、意大利雏形产生 九世纪 封建制度在西欧确立 962年 神圣罗马帝国建立 1054年 基督教会分裂 1066年 法国诺曼底公爵征服英国 十一世纪中叶 加纳王国全盛时期 1192年 日本幕府政治建立 十三世纪 埃塞俄比亚封建国家兴起 十四世纪 马里王国全盛时期，意大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十四至十六世纪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 1337年 英法百年战争开始 1358年 法国农民起义 1381年 英国瓦特。泰勒起义 1453年 东罗马帝国灭亡，英法百年战争结束 十五世纪 桑海兴起 十五世纪晚期 英法中央集权国家形成，圈地运动开始 1480年 俄罗斯摆脱蒙古控制 1487年 迪亚士到达好望角 1492年 哥伦布初次航行到美洲 1497-1498年 达加马开辟西欧到印度的新航路 1517年 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 1519-1522年 麦哲伦船队环航地球 十六世纪 葡萄牙和西班牙殖民者在亚、美强占殖民地 1524-1525 德意志农民起义 1588年 英国海军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 1592-1598年 朝鲜军民抗击日本侵略的卫国战争 1600年 英国东印度公司建立 十七世纪初 法国殖民者开始在北美拓殖 1607年 英国殖民者开始在北美拓殖 1632年 沙俄在西伯利亚修建侵略扩张的基地-雅库次克 1640年 英国资产阶级� �命开始 1649年 英国王查理一世被处死 1660年 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复辟 1688年 英国政变，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统治确立 1689年 中俄签定尼布楚条约 十八世纪中期 英国打败法国，成为最强大的殖民国家 十八世纪 罪恶的奴隶贸易达到最猖獗的地步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 英国工业革命开始 1773-1775 俄国普加乔夫起义 1775-1783 北美独立战争 1776年7月4日 北美大陆会议发表独立宣言，美国成立 1785年 詹姆士。瓦特改良蒸汽机作为纺纱机的动力 1789年7月14日 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 1792年8月 巴黎人民起义推翻法国君主政体 1792年9月 国民公会宣布成立法兰西共和国-法兰西第一共和国 1793年5月-6月 巴黎人民起义推翻吉伦特派政权 1793年6月-1794年7月 法国雅各宾派专政 1794年7月 法国热月反革命政变，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结束 1799年11月9日 拿破仑发动热月政变 1804年元旦 海地宣布独立 1804年 拿破仑称帝，法兰西第一帝国开始

史说太原第五碑 | “忠”之文化，滥觞太原

九月，晋惠公卒。怀公立，命无从亡人，期。期而不至，无赦。狐突之子毛及偃，从重耳在秦，弗召。冬，怀公执狐突，曰：“子来则免。”对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质，贰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数矣。若又召之，教之贰也。父教子贰，何以事君？刑之不滥，君之明也，臣之愿也。淫刑以逞，谁则无罪？臣闻命矣。”乃杀之。——《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研究过往史事，去疑解惑，索本求真，最有力的证据，当属史存实物，包括世存的和出土的。如果两者均无，便唯有从历史文献中寻觅和对文献进行研究了。有些史事，史载迥异，多说并存，非博采广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便无法知晓本真。就拿我国的忠文化来说，它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追索源头，极难遇到史存的实物，大多只能在繁浩的史料文献中找寻。前些年，不少专家学者，经过艰辛的研究探索，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忠文化诞生于“三代”时的商周。至于源出当时的什么地域、何许人物，尚无人阐述论求，不得而知。

忠文化源自商周说持忠文化自商周出的专家学者们，从我国最早的经典《尚书》中找出依据。他们千辛万苦寻章摘句，把佶屈聱牙的《尚书正义》中凡带有“忠”字的句子悉数录出，配以洋洋洒洒的论述，精精到到的释译，诉说忠文化产生于商初周始的原委。限于篇幅，不赘其论述，删去其释译，谨录所摘章句共飨：

1.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商书·仲虺之诰》）

2.居上克明，为下克忠；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商书·伊训》）3.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商书·伊训》）4.焚炙忠良，郀剔孕妇；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肃将天威，大勋未集。（《周书·泰誓上》）5.尔尚盖前人之愆，惟忠惟孝；尔乃迈迹自身，克勤无怠。（《周书·蔡仲之命》）6.惟乃祖乃父，世笃忠贤；服考王家，厥有成绩。（《周书·君牙》）

7.昔在文武，聪明齐圣，大小之臣，咸怀忠良。（《周书·冏命》）

《尚书》是儒家经典中的至尊，《尚书正义》是《尚书》诸版中，最权威者，所摘7句，句句有忠，虽与夏代无涉，却是商初周始忠文化之显证。如是，中国之忠文化，源出三代，发轫商周，当毋庸置疑了。然而，检索每句之出处，详读原文时，却发现，上摘7句，所出之“仲虺之诰、伊训、泰誓上、蔡仲之命、君牙、冏命”等6个篇章，均属伪《古文尚书》，无一例外。所谓伪《古文尚书》共25篇，早在清初康熙间，被时人誉为“汉学第一人”的阎若璩考实，乃魏晋间好事之徒冒作，欺世盗名千余载。如此定谳之伪作，岂能鱼目混珠，引为征用！出于慎重，又拜读《今文尚书》28篇，试图从中觅见忠字和忠文化的句段。结果大失所望，整个28篇竟无一处，无一句，无一字，与忠有所牵涉。鉴此可知，忠文化之发源，当与《尚书》无关，所谓忠文化起始于商初周始之说，顿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不是《尚书》的疏忽，而是在它成文的时代，忠意识还没有萌生，更谈不到忠文化。史实证明，商始周初之社会，还不具备孳生忠文化的环境和条件。

生命谱写的忠文化首章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着人们的意识。作为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是与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水乳交融，与时俱进的。《尚书》中没有关于忠意识与忠文化的记载，稍后于其的《左传》《国语》有否？这两部典籍，是承载东周之初春秋之际的重要历史文献。为此，又用最笨也是最有用的办法，通读两书，查寻关于忠的蛛丝马迹。读录过半，情况急转直上，录出不少事关忠意识和忠文化的句段，忠文化的发轫时代、史事，在我脑际端倪初现。恰在这时，又得到一个绝好消息，有学者在研读《左传》《国语》时，对两书所载之忠，进行过统计：《左传》中“有忠70见”，实际有71见。其中晋国居首，“达21见”，实达22见。《国语》中“有忠50见”，其中《晋语》最丰，“达28见”。春秋之诸侯国小者不计，仅按“十二诸侯年表”，另加宗主国东周，共13国，仅为1/13的晋国，其“忠”之所占率竟达41%。端的是独占鳌头。历史向我们提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文化，包括初始的忠意识，最晚在东周之春秋早期，已经在黄河、长江“两河流域”的中下游广袤土地上滥觞，而最活跃、最繁荣、最集中的中心区域，就在“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便是汾河中游的太原和其西山养育出来的大戎狐氏之族的狐突、狐偃、狐毛父子。

█ 古交狐爷山，太原昊子拍摄

穿越时空隧道，让我们回到2737年前的春秋之初鲁隐公三年（前720）。是时，诸侯国卫国准备立卫桓公之子州吁为继承人，但遭到梗直重臣石碏的反对。石碏以当时道德准则“六逆”和“六顺”，衡量“骄、奢、淫、泆，所自邪也”的州吁。这“六逆”和“六顺”正是春秋初期的道德观念之写照：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兹（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

唯独不见忠的影子，忠往往是对臣的要求，而这里倡导的却是“臣行”。不只没有忠文化，连忠意识的流动也丝毫不见。卫国是西周分封的最高等级“公”爵的诸侯国，近在周天子京畿之侧，但还没有一点忠意识的流动，更谈不上忠文化的生成了。

但是，与卫国桓公同时的二级诸侯国晋国，正是晋哀侯末年。这时的的晋国却忠意识盛行，请看《国语·晋语一》所载：

武公伐翼，杀哀侯，止栾共子曰：“苟无死，吾以子见天子，令子为上卿，制晋国之政。”辞曰：“成闻之：‘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长，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则致死焉。报生以死，报赐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废人之道，君何以训矣？且君知成之从也，未知其待于曲沃也。从君而贰，君焉用之？”遂斗而死。

这段文字说的是公元前710年，曲沃武公以庶反嫡，以小宗犯大宗，杀晋哀侯，劝正作“困兽斗”的哀侯之臣栾共子归顺自己，并诱之以高官大权。而栾共子在生死存亡之际，不为利诱所惑，奉晋哀侯于一，最终战死。全篇没有一个忠字，而“事之如一”“报生以死”“故壹事之”，都是忠意识的流动，都在表述着忠的意思。可见2723年前的晋国，忠文化虽没诞生，但忠意识已广泛流溢。这种“事之如一”的忠意识流，只差一个忠字的出现，便可完成向忠文化的嬗变。这无疑是忠文化诞生的前夜。

█ 古交狐爷山，高山雪松拍摄

四年之后，在《左传·桓公六年（前706）》，忠字第一、二次出现，其定义是：“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只有忠诚的含意，且专指“忠于民”，还没有忠于君的一点意思。又过12年的《左传·庄公十年（前684）》，忠字第三次出现，“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也没有以下对上的“忠君”之意，而是庄公关心牢狱之事，要以“人情”善待未察清的疑犯。“忠之属也”是忠于职守，含有公平、公正的意思。又过了24年，忠字第四次出现，《左传·闵公二年（前660）》，“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违命不孝，弃事不忠。’”此次忠字的出现，涉及到了狐突。狐突为什么“欲行”？羊舌大夫为什么说“不可”？这段史事出自晋献公十七年（前660），由于骊姬的长期蛊惑，献公决定废掉“大（太）子申生”。春秋之初，诸侯王要废王储太子，是举国大事，轻率不得。为出师有名，献公命申子伐东山臯落氏，且要求“尽敌而返”。命做为太子申生辅臣和老师的狐突，为其“御戎”驾驭战车。狐突明知献公的叵测之心，又知太子不识阴谋，进退维谷，欲行回避，而羊舌突大夫却说：不行。违君命是不孝，弃责任是不忠。可见在此时，忠与忠君还没有明涉，违君命是不孝，不是不忠，而放弃自己的责任才是不忠，忠于职守，才是忠的准则。忠意识正在向忠文化嬗变，和忠文化融和，这个合二而一的拐点，就发生在晋惠公崩、晋怀公立的那一年秋末。《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有载：

九月，晋惠公卒。怀公立，命无从亡人，期。期而不至，无赦。狐突之子毛及偃，从重耳在秦，弗召。冬，怀公执狐突，曰：“子来则免。”对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质，贰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数矣。若又召之，教之贰也。父教子贰，何以事君？刑之不滥，君之明也，臣之愿也。淫刑以逞，谁则无罪？臣闻命矣。”乃杀之。

这则史料，在论述忠文化的产生上，至关重要，译为今文，大略如下：公元前637年九月，惠公死，怀公即位，乃下诏命，不准追随流亡之人。并定下了“从亡人”的归期。逾期不归者，罪无赦。时狐突的儿子狐毛、狐偃，追随重耳流亡秦国，不遵怀公召回之命。是年冬，怀公拘捕了狐突，说：“召回你的儿子，立即赦免。”狐突回答：“儿子步入仕途，父亲有责任教之忠道。把名字写在简册上，委身于主人，如果再三心二意，那就是罪过。我的儿子们，追随重耳已经多年，如果召他们回来，是教他们做‘贰臣’。父亲教儿子心存二志，还怎么奉事国君？不滥用刑律，是明君之为，臣下之愿望。滥用刑律，逞一时之淫威，又有谁能无罪（意为‘欲加之罪’）？臣下听到你的命令了。”于是怀公杀掉了狐突。

狐突与怀公的这段对话，晓之以理，直率明了，道出了忠文化的最本质内涵“不二”，最核心精髓“唯一”，是早期忠文化最简朴、最精辟的诠释，是我国忠文化滥觞的标识。它就产生于春秋初期的晋国，它就发轫于太原大戎狐氏的代表人物狐突，及其子狐偃、狐毛。这是中国忠文化的启幕，是中国忠文化的源头。狐突，做为太原人的先贤，在中国忠文化的发展史上，镌刻时代，青史留名，为太原的历史文化遗产，增添了珍贵的一笔。

█ 清徐狐突庙，老李侃刀拍摄

结语

忠，作为一种重要的传统文化现象，在春秋初期经过忠意识的潜滋暗长，终于衍演成波澜壮阔的忠文化。新生的忠文化，是从西周以来血缘关系为基底的传统道德观念最薄弱、宗法制度桎梏最衰微的地方打开缺口冲出来的。但是，偌大的西周王朝，偌多的诸侯国家，成千上万的英雄豪杰，何以忠文化偏偏初萌于晋土？何以由大戎狐氏之代表狐突父子来开启？追溯史踪，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晋国在周初受封之时，由于封地在戎狄间，所以周天子给了叔虞特殊的立国之策：“启以夏政，疆以戎索”，而没有强调像其它诸侯国，以《周礼》立国。由是晋国从开国之始，宗族、宗法的桎梏就少一点，淡一点，为后来晋国庶嫡之争埋下了“祸根”，为忠文化的滥觞埋下了伏笔。

其次，西周刚刚式微，晋穆侯尸骨未寒，晋国便出现了小宗作乱，“篡夺”嫡宗侯位的“殇叔自立”事件。这实际上是新生力量向宗主势力的挑战，向宗族制度的宣战。做为晋穆侯当然继承人的晋太子姬仇，眼见自己的侯位被叔叔非法抢去，却没有力量反抗殇叔之“逆施”，晋国的公族亦噤若寒蝉。可以想见当时晋国嫡宗力量的暗弱，宗法制度形同虚设。无奈之际的姬仇，只好阴集家奴，暗召亡命，用4年之久的时间，积蓄力量，暗杀殇叔，夺回侯位。把堂堂正正的“正义”之行，阴用鸡鸣狗盗的手段完成。由是可以看出晋国正是西周王朝宗族势力、宗法制度最薄弱之地，为忠文化后来的滥觞储备着引而待发的力量。

再次，东周之初，礼崩乐坏的晋国，曲沃小宗桓叔、庄伯、武公祖孙三代，与晋侯分庭抗礼，前赴后继，坚持67年，一而再，再而三地与晋侯争锋，以庶反嫡，终以“杀五君逐一君”之战果，灭掉晋侯，贿赂周天子，逆天行事，而成正果，并将晋国二等侯爵，擢升为一等公爵，史称晋武公。晋国这次小宗灭大宗，并被周天子正式封为公爵之侯，实际上已经宣布了东周王朝宗族制度的名存实亡。当是之时，齐桓公称霸，周天子徒有虚名。忠文化虽未诞生，忠意识已四溢晋土。

最末，献公继武公为晋国君，他从小濡染于公族倾轧，血亲互斗，视宗族制度如寇仇，深知国之危，在公族而不在私家。所以临君位后，公然铲除公族，灭桓庄之后，改变了晋国国与公族的关系，培植了晋国私家与士大夫力量。当时的晋国，国君和主要臣下，已无周以来大宗与小宗、嫡出与庶出的血缘关系，建立起崭新的封建领主式的君臣关系。忠文化在这种新鲜土壤上，将萌待出。献公的老岳丈、晋国公子申生的辅臣与老师——狐突，将做为忠文化的发轫者，呼之欲出。

大戎狐氏是久居太原西部边山的姬周遗支。有说为叔虞封唐后，入于戎狄的裔支；有说是周人本源自北方白狄，而大戎狐氏，乃白狄别支，当古公亶父率众南下西岐时，大戎狐氏乃遗留于故地的一支。但不论何说，都不悖狐氏出自姬周之说。狐氏之族虽长年繁衍于狄，久居古太原西山，但族群优秀，尤其是族群中佼佼者狐突太伯，及其养育出的狐偃、狐毛、狐姬等优秀子辈。晋献公所以能娶狐突之女狐姬为妃，亦非偶然，最少揭示出晋国公族与大戎狐氏的交往当非一日，而狐突一支绝非大戎狐氏中的泛泛之辈。狐突家族的实例，正好破除长期以来“戎狄必落后于华夏”的陋蔽之识。狐突所以能成为忠文化的发轫者，有其社会环境和个人修为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客观上晋国公族多内耗，公族各宗为扩大势力，使晋国私家实力渐入佳境；晋国松宽的民族融和，使大戎狐氏上层的狐突家族有条件与晋国上层姬氏公族结为政治联姻。随着女儿嫁于献公，狐突、狐偃、狐毛父子。离开故土进入晋国上层，同时不可避免地陷入晋国公室的激烈内讧。性情梗介的狐突及深受其影响的偃、毛二子，在献公、骊姬、申生、夷吾、重耳的繁杂倾轧中，保持政治上的坚定和沉稳，慎重地选择，始终如一地奉行，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不朝秦暮楚。尤其是狐突，在最终毫无回旋余地的关头，当仁不让地讲出自己行为准则的肺腑之言，成就忠文化的滥觞，完成了历史交付的责任，书写下忠文化发轫的铿锵之言，为我们的太原，为太原的历史留下一笔丰厚的遗产。

晋家争立衅谁开，霸业中衰未可回。诸子为君从患难，当时谋国总贤才。丹青遗像忠魂在，香火空山祀典来。自古英雄常死节，不须重起后人来。

——明·乔宇《狐突祠》

█ 清徐狐突庙

碑前链接：是先周之后？还是叔虞之后？

史学界对创建西周的周人之起源，说法不一，归而纳之，有“东来说”“西来说”“本地说”，以及后起的“北来说”。东来说，持周人源之于山西之“晋南”。西来说，以为周人源之于甘陇之“氐羌”。本地说，则坚称周人就起源于陕西之渭水流域，本不存在什么“西来”或“东来”。然而，就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争论中，又增加了一种“周人源出白狄”之“北来说”。

所谓北来说，始出已故著名史家翘楚徐中舒先生。徐先生以专攻先秦史而饮誉域中，他在其代表之著《先秦史论稿》中，率先提出“周人出自白狄”之说。徐先生的“白狄说”，是在细研“东来说”“西来说”“本地说”的基础上，以先秦史料为基石，以终生学识为功本的研究成果。之后，沈长云先生循徐氏“白狄说”之思路和论说，“结合有关文献及考古资料”，进一步提出：“周人起源于我国北方”，即“周人北来说”（以上引言均出自《上古史探研·周人北来说》中华书局2002年）。其实，早在沈氏“北来说”之前，已有学者、专家更早地提出先周文化与太原“光社文化”密切相关。考古专家刘军社先生所著《先周文化与光社文化的关系》，便是以出土文物为据，把周人创建西周之前的“先周文化”与太原的“光社文化”联系在一起。刘氏在《先周文化与光社文化的关系》中是这样说的：

光社文化类型，是以太原北郊光社遗址发现而得名。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约夏代晚期至商代早期；中期下限不晚于殷墟早期，即武丁前后；晚期约殷墟文化晚期。

光社文化陶器，尤其是光社类型的陶器与先周文化陶器有一些相似因素：（1）器类方面，均有鬲、罐、豆、簋、钵、盆，锁链文腰的甗。（2）饰文方面，均有绳纹、方格纹、方格乳钉纹、云雷纹及齿状花边等。（3）联裆锥足鬲、圆肩平顶罐等，也有一些相似之处。……从陶器的比较分析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先周文化与光社文化，有过一定接触、联系，这种联系可以从历史学的角度得到更确切的解释。据《史记·周本纪》等记载，古公亶父因受到戎狄压迫，才迁于岐下。我们虽不知道戎狄确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其中与光社文化不无关系：众多学者认为，在光社文化分布区域内，有甲骨文中的方、土方、鬼方等，而这些文化中的一部分，就是周秦时期的戎狄文化。

现已知，光社文化朱开沟类型的下限在殷墟二期，光社类型中期下限不晚于殷墟早期，即武丁前后。是时，光社文化的中心区，已经由太原转向陕东北、晋西黄河两岸。这一转移与武丁讨伐鬼方的战争有关。《易·既济》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止。”《易·未济》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武丁石器的甲骨卜辞亦见鬼方之名：甲3346“己酉卜内……鬼方易……五月。”乙6684“己酉卜宾贞，鬼方易，亡□？五月。”这说明光社文化，在殷墟武丁前后，迫于殷商压力，中心逐渐向晋西、关中转移，使先周人不得安身，古亶父被迫迁岐。同时先周人的抵抗，也遏制了光社文化向关中腹地深入。古本《竹书纪年》《后汉·西羌传》，都有关于先周王季时期，周族势力崛起，有“季氏遂伐西落鬼戎”（《西羌传》注），“武丁三十五年，周季王伐西落鬼戎”（同上），“太（文）丁之时，季历伐燕京戎，戎人大败周师”（同上），“后二年，周人克余无之戎”（同上）的记载。陈家梦先生更认为：“周王季所伐之西落鬼戎，即西落鬼方之戎；所伐之余无之戎，即是鬼方一支；所伐之燕京之戎，当在太原一带。这些地方恰好都在光社文化区域。

综合刘军社先生所论，陈家梦先生首肯，以及徐中舒先生的“白狄说”，沈长云先生之“北方说”，再对照历史文献《国语·周语上》之“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戎狄间”；《史记·周本纪》“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国语·晋语四》“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实生重耳”等诸说，清清楚楚地告知我们，先周文化及周人自不窋以来，或源出于戎狄，或融于戎狄，或有一支自叔虞封唐始融于戎狄，都与久居古太原之白狄部族，包括鲜、肥、仇由、燕京戎、大戎狐氏等白狄各支系，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尤其是大戎狐氏，经史家考实：“狐氏出自旧族，与周同姓，姬太伯（狐突）居于戎，故以狐为氏。”（见《中国史研究·论春秋中山与晋国关系》）古老的太原盆地及汾河中上游的河谷、山地、台原，即后来所说的太原西山，应该就是先周文化与先周部族早先繁衍、生存的地方。而大戎狐氏，或原本就是周人族源，遗留故址的一支，或是没有追随古亶父迁岐，遗留于故地的周人后裔，或是自唐叔以来重奔戎狄间的姬姓之族，总之，都是生存在太原，繁衍于太原的周人支系。

做为姬姓狐氏之族——大戎狐氏，留名史册的仅有姬太伯狐突和其子女狐偃、狐毛、狐姬。自晋献公娶狐姬为妃后，他们重归于姬晋。至于狐氏究竟是太原何方人氏？史册勿勿，没有留下清晰的确载，只是笼统地反映其势力与活动区域在今吕梁山脉中段从介休、孝义到交城、古交城、清徐一带。唐朝人在《元和郡县图志》中确认狐氏地望在交城，其书《卷十三·太原府·交城县》载：“狐突山，在县西南（西北之误）五十里。”又载：“本汉晋阳县地，开皇十六年（536），分晋阳县置交城县。”我国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太原府》亦载：“狐突山，（交城）县西北五十里，亦名狐突岭，有春秋晋大夫狐突及其子舅犯（狐偃）坟庙在焉。”说到狐氏祠庙，古太原府最多，交城县、古交城县、清源县、徐沟县、文水县、祁县、太原县、阳曲县等等，凡太原府属县，多有构建，少者一两座，多者三五座。唐之前古建尽圮不去追记，明清后所建稍晚不记，仅宋金元所建者便不下十余处。现存的清徐狐突祠，初建于宋宣和五年（1123），重修于元至元初，现为国保文物。可见，狐氏地望确在汉以来太原之晋阳，隋以来太原之交城，当是毋疑之事。现今，古时的狐突山，在传承中已称狐偃山、狐爷山，地属太原市古交，即交城县初创时的县治。这些遗存至今的狐氏坟茔、庙宇、祠堂等古代建筑，以及出自古人的条条缕缕的历史文献记载，都在向后人昭示：古之大戎狐氏之祖籍地望就在古太原。用时下的话说，出自古族姬姓的大戎狐氏，青史留名的狐氏父子狐突、狐偃，乃太原人也。（注：文中□处为缺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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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说太原第十三碑 | 边塞诗风，壮色太原

盛唐边塞诗的价值，首先在其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热爱自己的祖国，向往和平安定的生活环境。一旦祖国遭到外来侵凌，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为了祖国就是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孰知不问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

——《中国文史百科·文学卷》

盛唐的边塞诗和边塞诗风、边塞诗派，形成于武则天临朝称帝至玄宗李隆基的“开元盛世”。当是之时，东起辽东，西至青海、新疆，万里烽烟，战事频仍。就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边塞诗”应运而生。这种诗、诗风，乃至于诗派，最突出的当世价值与历史价值，在其豪迈的英雄主义色彩和爱国主义精神，展现了盛唐时期所出现的以身许国的文人情结，以及描写和揭示了边战的壮阔和悲凉。同时也揭露了统治者穷兵黩武，征伐好战，不惜民生的一面。唐代太原籍诗人王翰、王之涣、王昌龄，或为边塞诗派之先驱，或为边塞诗派中之中坚，或为边塞诗派中之圣手。他们创作的边塞诗，构成盛唐时期的一股强劲诗风，成为当时的一个豪迈诗派，不仅为唐代的文化，尤其是诗歌，作出了重大的奉献，也为他们的故乡——北都太原，大壮声色。有研究者称这三位“太原王氏”之裔，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为盛唐的边塞诗派的形成、发展壮大，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为太原的历史文化留下了丰厚的遗产。

边塞诗派先驱者王翰王翰是盛唐边塞诗派的先驱者，唐北都太原晋阳（今晋源）人。生于武氏则天称帝前的垂拱三年（687），卒于玄宗开元十四年（726）。他开启盛唐苍凉悲壮、豪迈壮阔之诗风，以长于边塞诗而名满天下，著名于史的《凉州词》便出于他之手，“一曲凉州，千载饮誉”，便是对他边塞诗作的最准确的评价。他的诗作，存史不多，虽有文集十卷遗世，却失传。今可见到的也只有寥寥十四首，收于《全唐诗》。他正是以这十四首诗作而名标青史，壮色唐诗，壮色太原。

史称，王翰出身望族名门“太原王氏”之族，家资豪富巨贵，“枥多名马，家有妓乐”。少年时代的王翰，敏有逸才，举止放浪，常出礼法绳墨之外。逮至长成，更是嗜酒纵马，性格豪放，长于诗赋，善舞能歌，从不受世俗礼矩之约束。是时在太原作长史的张嘉贞，极为赏识其才华性格，相待甚厚。这使王翰异常感激，曾撰写乐词抒发知遇感戴之情，并在宴筵之上，自唱自舞，洒脱开放，神气豪迈，一时在太原城中传为美谈。

可能正是在张嘉贞的举荐下，约于中宗神龙年间（705-707），王翰尚未得功名，便从军塞上，客游河西（今甘肃河西走廊）。在边塞，十七八岁的王翰，身临朔气金铎，寒光冷月，流汗洒血，挞伐征战，写下了苍凉悲壮，笑看生死，酣畅淋漓，脍炙人口的传世名篇《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所谓《凉州词》，属宫调曲，即“凉州歌”的唱词。古之俗称为“凉州破”，是西晋末季，西凉一带传唱的融汉末魏晋时之汉族旧乐与西部羌胡之声于一炉的曲调，因其广传于汉羌杂居之凉州，故称“凉州破”。王翰的这首《凉州词》，既没有正面描绘边塞的肃杀悲凉，也没有正面描绘战场的刀光剑影与血溅尸横。而是独辟蹊径地描述了战后军中的饮酒场面。葡萄、美酒、夜光杯，一连三个名词词组，色彩斑驳的美酒，别具一格的酒杯，如此和谐、优美的饮乐，引人入胜，哪有一丝刀光，哪见一缕剑影？然而，笔锋一转，一个“欲饮”，告诉我们，酒并没有喝到口中，却传来了“马上”的“琵琶”声。过往多人将“欲饮琵琶马上催”一句，释为：琵琶声在催促征战之人入帐宴筵。我却以为这种解释，望文生义，误解了王翰此句诗的本意。试想，催人入宴，何用“马上”的“琵琶”，应该是帐中琵琶或营中琵琶。王翰此时是匠心独用，他要用“马上”的“琵琶”声，催人征战，“马上”的“琵琶”声，不是饮宴的“乐曲”，而是征战的“号角”。当日的边塞战斗频仍，刚刚结束战斗，刚刚举起酒杯，但是，酒尚未入口中，新的战斗又来了，“马上”的“琵琶”声，催人带酒参战。于是，才有了“醉卧沙场”，而不是“醉卧军帐”；于是才有了“君莫笑”，才有了全诗之“眼”，“古来征战几人回！？”边塞诗前驱王翰，全诗无丝毫争战之气氛，无丝毫争战之痕迹，无丝毫争战之场景，却在“葡萄美酒”“夜光杯”和“琵琶”声中，隐喻了战事的紧张、急迫、频仍；在“醉卧沙场君莫笑”中，表达了边关将士豪迈中的悲凉，视死如归中的哀伤。尤其是末句“古来征战几人回”的试问，笔锋直指，所向披靡：罪恶嗜血的战争何时才能结束？活脱脱地展示出唐代太原人豪放落拓的性格，坦荡无忌的胸怀。

边塞诗派巅峰王之涣仅小王翰一岁左右的王之涣，成名稍晚，没有王翰幸运。他出身于唐代中下层官吏之家，从曾祖到之涣，四代为官，除曾祖王隆官秩较高为后魏绛州刺史外，其他或为县令，或为主簿，均属中下层小吏。青年时代的王之涣，受太原世风影响，读书舞剑，酷喜优游。《唐才子传》说其“少有侠气，所从游皆五陵少年，击剑悲歌，从禽纵酒”，备受太原乡风熏冶，颇有并州豪爽风度。至于诗文则“情致雅畅，得齐梁之风。每有作，乐工辄取以被声律”，传之域中。然而，仕途却颇为不顺，终因生性爽直，不曲意逢迎，而被上司轻蔑，并遭同行忌陷，难以立足官场，最终愤然辞职，行奔江湖。他在游历蓟北辽西时，与边塞诗派著名诗人高适，适在蓟北的同乡诗人王昌龄，惺惺相惜，深交为友，击节高歌，相唱互答；饮酒赋诗，狂吐块垒。留下“旗亭画壁”的千古佳话。《集异记》所载，某日天寒微雪，三人共诣（聚）旗亭（酒楼），贳（赊）酒小饮。俄有妙妓四人，寻续而至，旋则奏乐，皆当时之名部（曲）也。三人私谓之：“我辈各擅诗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可密听诸伶所讴，若诗人歌辞多者，可为优胜。”一伶拊节而唱，乃昌龄之《芙蓉楼送辛渐》；又一伶唱，为高适之“五言古绝”《哭单父梁九少府》。昌龄、高适先后以手画壁。之涣自以得名已久，便对二人说：“前为潦倒之乐官，所唱皆‘下里巴人’……”乃指诸伶中穿紫衣、貌最美之伶官与昌龄、高适赌说：“若其不唱我之诗，此生不再与二位争高下，若唱之，则请奉我为师。”果然这位紫衣美伶，引吭高歌，所唱正是王之涣之《出塞》，且婉转流莺，前二伶所不如。这首《出塞》，正是被誉之为唐诗七言绝句的压卷之作；被称之为边塞诗的巅峰绝唱；是诸多“凉州词”中的至尊之品：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寥寥二十八字，滚滚东去的黄河之水，与天边的白云和蓝天衔连；遥远的边塞之城，像万山之海中的一片孤叶；悲咽的羌笛啊，莫要埋怨“折杨柳”之曲的哀婉；这一切都是因为和煦的春风，吹不到荒凉肃杀的玉门关。借喻、比兴、曲述，王之涣用他手中之笔，妙语双关地道出“玉门关”对“春风”的渴望，“羌笛”对“杨柳”的“埋怨”，正是久戍边关的将士，苦盼何时才是归期的希冀。一个“何须怨”，宛转深沉，含蓄蕴藉，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穷兵黩武，边陲将士的绝望凄苦。这正是王之涣所生活的那个世代对他的冶锻、熏陶之结果。当是之时，正值唐王朝文治武功的极盛时代，统治阶级热衷于开疆拓土，扩实国力。随着连绵不断的战争，国人对边塞情况日渐关心，原本就处于国之边陲的太原，年久积习，养成一方水土，重文尚武，豪爽直率，敏行讷言之民风。特别是一些失意官场，寻找仕途新路的太原诗人，把奔赴边塞，勇立战功，作为表现自己才华的新途。王之涣作为其中之一员，奔行边塞，把描写边塞生活，将士疾苦，战争残酷，作为自己诗作追求的主题，才创作出“吟行军、歌出塞”，大多� ��炙人口，流传极广的不朽名篇。他的边塞诗是这样，其它诗也是这样，那首千百年来妇孺皆知，家喻户晓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完全称得上：神采斐然，意境高远，哲理隽永，文思敏捷。是传千载而不朽，与时光共存的绝响。太原为能有这样的诗家而骄傲，而自豪。

█ 颧雀楼上的王之涣塑像

边塞诗派中坚王昌龄在唐代诗坛，太原王昌龄，以绝句而称雄，尤以“七绝”而饮誉天下，号称“七绝圣手”。王昌龄之家世生平，因史失阙，难觅全貌，唯可以从他《上李侍郎书》中自述的“久于贫贱”“力养不给”“是以多知危苦之事”，窥知他家世贫寒，早年便生活在饥寒困顿之中。太原虽是国之北都，但生存环境与自然条件，远不能与长安、洛阳，同日而语。为摆脱困厄处境，昌龄多方奔走，希冀得到一官半职。然而，仕进又谈何容易。终因四处碰壁，失望苦恼，二十岁左右的两三年中，年方弱冠的王昌龄涉水翻山，遁入中岳学道求仙。但是正值热血沸腾的年龄，身怀学识的有识之士，如何能做到“闲云野鹤”“无所作为”呢？诚如他所作《就道士问周易参同契》一诗中所述：“嗟余无道骨，发我入太行。”不到一年的学道生涯，反而更激发了昌龄向生活挑战的勇气。他愤然别嵩山，返太原。刚刚返回故乡的昌龄，正逢玄宗李隆基巡幸太原，升太原为北都，在大唐龙兴之地，宴父老，赦罪犯，镌碑石，记功绩，遂大受激励，走上了从军边塞，效命疆场的道路。

王昌龄诗作极多，名篇佳作亦不少，不似王翰遗世之作鲜见，亦不似王之涣，只寥寥六首。他的诗路很宽，主要三大类，边塞诗、送别诗、宫怨诗，而尤以边塞诗称著。昌龄在他从军边塞的年代，赴陇右、出河西、过玉门、达青海，戎马倥偬、金铎朔气，一扫往日之沉闷、彷徨。边塞的大漠、飞沙，关山的壮丽、雄浑，战斗的激越、悲壮，凯旋的兴奋、高歌，将士的厌战、思乡，人生的坎坷、沧桑……都成为他创作的源泉。他身临其境，置身其间，心领神会，感悟深切，笔触和诗作，深入到边塞的各个角落。

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写出了边塞沙场的肃穆，写出了战前战中的苍凉。无一字写将士的悲壮、骁勇，却处处流溢着嘶声、杀声。

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土谷浑。只写了战斗的时间、地点，获胜的喜悦、激奋。无一字写战事过程，无一处写战场惨烈，却处处流溢着激昂、亢奋。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是边塞将士与敌喋血奋战的誓言，这是边塞将士抱定不灭敌酋死而不返的誓言。但仔细品味，个中却流溢着对久在沙场，连年苦战，归期遥遥的悲叹。

对于王昌龄来说，他的边塞诗最有豪气，最为壮色者，还数《出塞》二首：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城头铁鼓声犹震，匣里金刀血未干。前一首是古今名篇，是昌龄边塞诗的代表之作。诗人借古喻今：依旧是秦汉时的明月，秦汉时的关隘，却没有秦汉时的龙城飞将。无能的唐将难御强敌，所以战火遥遥无期，征人难以得胜回还。太原男儿王昌龄，血气方刚，以诗为武器鞭剖当代，“思古正以讽今”。开元十五年（727），年近三十的王昌龄，告别军旅生涯，由边塞返京师，考中进士，补任尚书省校书郎。第二年又应博学鸿词科及第，迁汜水尉。而立之年的他，已是海内闻名的诗家，佳作名篇争唱于旗亭、乐馆，遍及皇都、州县、边塞、肆野。其中，以七言绝句成就最大，古往今来，评价极高，所谓“七绝圣手”之誉，绝非妄言。他的诗多，诗好，最好的莫过于边塞诗，成为盛唐边塞诗派的中坚。他的诗名愈来愈大，尤其是他的边塞诗；他的日子则越来越难过，多遭贬谪，多遭忌陷。逮“安史之乱”时，厌倦官场的王昌龄，弃官北归，在返还故里太原途中，为谯州刺史阎丘晓所害，一代著名诗人，就这样惨死在恶吏手中。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唐·王维《渭城曲》

碑前链接：诗家辈出百载不乏的古都

政治上的突显，军事上的持重，往往会带来文化上的繁荣。有唐一代之太原，由于是王朝的“龙兴之地”，所以，成为举国“三都”之一，政治地位大大提升。而太原与生俱来自古便为兵家必争的战略性军事地理位置，在唐时，更成为京都长安、东都洛阳的北部屏障，对于防御北方及东北方向的异族势力，保证国家北陲的安稳，尤显攸关。在政治和军事的支撑下，唐代太原的交通也至为发达，南达两都，北通蓟范，中衔中镇河中（今永济），通衢遍达。这一切都为唐代太原的文化发展，增添了动力。唐代以诗为盛，北都太原在整个唐代三百年间，可谓诗家辈出，数百载不乏其人。从诗风流派上讲，也是“田园诗”“边塞诗”“新乐府”“闺怨诗”及至于晚唐的“花间词”，应有尽有，且多为“领军”“先驱”人物。

“田园诗派”全称“山水田园诗派”，其领军人物便是太原祁人王维。他是一位在当时名压李白，不逊杜甫的杰出诗人。所谓李杜胜过王维之说，乃生之于唐宋之后的事情。王维是一位文化艺术全才，他不仅是田园诗派的领军，而且还是我国“文人画派”的开山鼻祖，饮誉“南宗之祖”盛名。说到诗，王维之诗路极宽，不仅田园诗首屈一指，举凡“送别诗”“闺怨诗”“边塞诗”也均有佳作遗世，在各个诗派中，都属佼佼者。史称，王维幼年聪慧多才，对音律尤为敏感，九岁即显露才华，十五岁优游京华长安、洛阳，写下《过秦王墓行》《洛阳儿女行》，受到上层社会的青睐。年方十七时，便以《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扬名域中，享誉盛唐：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千古吟，传至今，乃为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绝唱。王维之诗，绝在于“诗中有画”；王维之画，绝在于“画中有诗”。一首《鹿砦》：“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天成自然，语言质朴，恬情淡雅。他的山水田园诗，数量等身，为其一生各类诗篇之最。他之所以能把田园的生活描写得那么恬静、安闲，仿佛并非人间，而是“世外桃源”，产生不同凡响的诗境，风格独具的诗风，诸多研究者，多认为正是他从小受到母亲“尊佛”的熏陶和后来喜爱佛学的影响。被世人称之为“诗佛”。闲适自得的《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由“独坐”到“弹琴”，从“幽篁”至“深林”，有情有景，情景交融，尤其是末句“明月”“相照”，使“独坐”进入月下，使琴声传入月中，使“幽篁”更“幽”，使“深林”愈“深”，把静境变成了动境。看似平淡，独具匠心，使人心曳。唐诗极重用典，而看似平恬的《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全诗不用一典，淡淡随意数笔，将辛夷坞的幽静、清境，烘托于每一个读者的面前。“开且落”“寂无人”，花便是人，“开”和“落”，便是人的一生。平恬中揭示了王维的“心路”，他追求自然而然的人生。还有《渭川田家》：“斜阳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落日之余晖夕照，陋巷之归来牛羊；惦念牧童之野老，农家小院之荆扉……诗中有画，画面生动，形象逼真，栩栩如生。“落日”“陋巷”“野老”“牧童”“牛羊”“荆扉”，俨然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农家生活民俗画卷。再如《春中田园作》：“屋上春鸠鸣，村边杏花白（古韵bie）；持斧伐远杨，荷锄觇泉脉（mie）；归燕识故窠，旧人看新历（lie）；临觞忽不御，惆怅远行客（kie）。”初春之一派生机，通过“鸠鸣”“燕归”，通过“故窠”“新历”，通过伐木的“铎铎”声，流泉的“潺潺”唱，跃然纸上，动人心弦，使浪迹江湖的游子，顿生远行之“惆怅”。真是寓情于景，寓景于声，寓声于画，寓画于人，寓人于诗情。艺术上的成就，令古今叫绝。王维不仅在田园诗的造诣上己树一帜，标新立异，还独辟水墨渲染法山水画蹊径，创立了中国美术史上的“文人画”南宗画派。� �称，“笔踪措思，参于造化，而创意经图，即有所阙，如山水平远，云峰石色，绝迹天机，非绘者所及也”。他的这种绘画特色，与其诗的“空山深林，明月斜日，幽篁花草”，水乳交融在一起，达到前无古人之境界，深受时贤后人之赞叹。唐代宗对他曾有御评：“天下文宗，位列先朝，名高希代，抗行周雅，长揖楚辞。”个中虽有过誉，但从艺术成就来说，王维无愧于一代卓然大家。他为太原争得了历史的荣誉。

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祖籍太原。虽祖上为官宦，离故乡数代，但始终自称自署“太原白氏”“太原白公”“太原白居易”。唐代诗坛，名家辈出，各领风骚，佳作洋洋。白居易以其千古不朽之名作，飞舟击浪，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并驾齐驱，共誉天下。白居易之诗，求实、求俗、重现实、重客观，独辟一径，主张诗“为时而著，为事而作”，终成“新乐府运动”之领军，与元稹共为主盟。有佳话传，白居易初出茅庐之时，便诗作不凡。当是之时，京都长安人才济济，青年白居易为求深造，求教于当时名士、著作郎顾况，希冀得到顾氏的赏识、指教和提携。当顾况见到白居易时，见其一介青年书生，遂不以为然，打趣说到“长安米贵，‘居亦弗易’”。幽默诙谐与才思敏捷，尽在其中。然而，当他打开白居易奉上的诗篇，看到那首《赋得古原草送别》，读及“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联时，不禁拍案叫绝，赞赏不止，即刻对白居易刮目相看，喜悦地说：“道得个语，‘居’亦‘易’矣！”由于深得顾况之赞誉，更因为自己所具有的才识，白居易顿露头角，诗名大震，一时轰动京师文坛。白居易二十七岁步入仕途，为宦一生，漂泊一生，赋诗一生，名篇巨制，枚不胜举。长达一百二十句的长篇爱情叙事诗《长恨歌》，深刻反映农夫“力尽不知热，但希夏日长”的《观刈麦》，倾吐心中块垒的《琵琶行》，控诉“宫市”制度黑暗的《卖炭翁》，谴责“进奉”制度的《红线毯》，怒斥统治阶级的《杜陵叟》……篇篇切中时弊，首首揭露黑暗，有力地抨击和揭露了中唐以后丑恶的社会现实，都是具有高度人民性的现实主义鸿篇，是为人民而歌的千古不朽之作。最难能可贵的是，白居易为官一生，清廉一生，为民请命一生。在忠州刺史任上，他面对地处荒僻，民生凋敝之现状，简政安民，劝农垦荒；增加豪富税额，减轻贫民负担；亲自领民在荒山秃岭，植树造绿，改善环境。因而忠州百姓捐建生祠“白公祠”，永久地纪念他。在杭州刺史任上，他率众治理钱塘，兴办水利；引导湖水，灌田抗旱，所筑之西湖“白堤”，至今犹存，千年以来百姓以其姓而名堤，以示怀念。在苏州刺史任上，白氏“简条科，均赋税”，化简政事，削减工役，使苏州吏民休养生息，仅仅在任一年，因病离任时，“苏州十万户，尽作婴儿啼”。晚年定居洛阳后，还“心中为念农桑苦”，为便于舟船行驶，减轻船工役苦，个人出资开凿了龙门滩的两处险滩。以至于他谢世后，洛阳百姓和游客“每至龙门滩，思念白乐天”。

出将入相的中晚唐著名诗人令狐楚，究竟何方人氏，旧说颇纷。《唐才子传》云其“敦煌人也”。《全唐诗》又云：“宣州华原（今陕西铜川）人也。”然而，令狐楚却自云其是太原人。《全唐文》五百四十三卷所收录的令狐楚作《盘鉴阁铭记》之文末题署“太原令狐楚”便是明证。此文为宝历二年（826），令狐楚为宣武军节度使时，作于汴州（今河南开封）。而《唐才子传》出自元人之手，《全唐诗》更为清人编撰，如何及本人所述，难以为凭。当然，令狐楚自述也非孤例，《旧唐书·宰相世系表》便载，令狐楚乃唐太原人。令狐楚以其文治武备，留名于史，出道虽早，二十五岁入仕途，但大器晚成，直至五十岁时，出将入相，所任皆有善政。史家评其“为人外严重而中宽厚，待士有礼，门无杂宾”（《旧唐书》），“始自书生，随计成名”（《太原府志》）。无疑，令狐楚的仕途从政是成功的，而他的文赋诗词，亦不为人后，饮誉文坛史册。令狐楚是一位多产的诗人，作品虽多散佚，《全唐文》仍收其文五卷、二百余篇。其唱和诗代表作《游晋祠上李逢吉相公》：不立晋祠三十年，白头重到一凄然。泉声自昔锵寒玉，草色虽秋耀翠钿。少壮同游宁有数，尊荣再会便无缘。相思临水下双泪，寄入并汾向洛川。短短五十六字，状晋泉之声，摹水草之色，形象逼真；述朋友之情，忆旧日之事，细腻入微。捧来一读，“泉声自昔锵寒玉，草色虽秋耀翠钿”，似闻其声，似见其色。轻吟细咏，“相思临水下双泪，寄入并汾向洛川”，思念之情，心飞古国。其闺怨宫词，更知名一时：“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起笔自然，毫无铺陈，浅白比兴，贴切而感人，成为闺怨宫词中的名篇。《宫中乐五首》的“月上宫花静，烟含苑树深”句，一“静”一“深”，含蓄道出“宫门深似海，月烟两相依”。《长相思二首》之“朦胧残梦里，犹自在辽西”句，与“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所感怀之并非一事，却有“似曾相识”“异曲同工”之妙。唐代太原诗人最长边塞曲，令狐楚之边塞之作，堪称精致，一首《塞下曲》：雪满衣裳冰满须，晓随边将伐单于。平生意气今何在，把得家书泪似珠。写尽征人“英雄气”与“思家切”之矛盾心理，完全是一幅“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生动写照。尤其是他的《少年行四首》中“少小边州惯放狂，骣骑蕃马射黄羊”句，活脱脱描绘出自己生于军镇太原，长于军镇太原，陶冶了一身“并州少年”尚武豪爽，狂放无羁的“侠儿”性格。令狐楚身上，满载太原男儿志在四海，友遍域中的爽朗性格，与许多中晚唐诗人关系密切，惺惺相惜。号称“大历十才子”的卢纶，在令狐考中进士，与同榜状元、乡亲尹枢携手回太原时，作《送尹枢令狐楚及第后归觐》诗相赠。“诗豪”刘禹锡与令狐诗文往来四十年，辑令狐所遗诗稿编成《漆奁集》。所谓“少有一身兼将相，更能四面占文章”之誉，就是出自刘禹锡之手。大诗人元稹，尊称令狐楚为“一代文宗”。与杜牧并称“小李杜”的诗人李商隐，追随令狐楚多年，为其幕佐，深得令狐“四六骈”技法真传，曾作《谢书》一诗，衷道忘年之交的感激之情。与令狐楚同时代，年长于其的白居易，盛赞令狐楚“尽解呼为好才子，不知官是上将军”。对令狐仕途之成功，诗文之成就，白氏至为赞叹，有赞诗曰：辞人命薄多无位，战将功高少有文。谢眺文章韩信钺，一生双得不如君。

有唐一代籍出太原之诗人，名家辈出，数百载不乏。上举荦荦大家，仅其大端也。最值称道者，则是盛唐时形成的“边塞诗派”中“太原三王”：王翰、王之涣、王昌龄（以卒年为序）。他们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前赴后继，继往开来，以其爱国主义情操，英雄主义精神；以其为祖国而死，义无反顾的大无畏气魄；以其豪迈之诗风，苍凉之诗句，悲壮之诗兴，激励着当时，影响着后代，成为唐代太原籍诗人中，最为雄壮的劲旅。他们为太原的历史和文化，镶嵌了熠熠生光的璀璨之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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