漈头石牌坊群

漈头石牌坊群

漈头石牌坊群位于屏南县漈头村村北通往旧县城双溪镇的古道两旁,现有公路从牌坊群北侧一百多米经过。

俗称石坊岔,据资料包括有10座贞节石牌坊,夹古道而立。最早的建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最晚的建于光绪十四年(1888)。有一间二柱二楼式,三间四柱三楼式两种,通高约6米,通宽3.1~4.9米不等。坊额上方竖镶“圣旨”,正中则有“彤映崇徽”等大字匾,下方有皇清旌表等字样。

现场所见,牌坊群立有8座不同程度残缺的牌坊,另有1座构件散落在地未立,对比资料尚有1座不知在何处。

据屏南史志记载,清乾隆五十年(公元1719年)到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9年)间,漈头村张氏家族先后建造了11座牌坊,除一座为木牌坊外,其他10座均为上等花岗岩建造的石牌坊。在短短的170多年间,一座人口数百的村庄,居然能建起如此规模的牌坊群,这不但是全省仅有的,在全中国范围内亦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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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棠樾村石牌坊群后面的故事

文:岳爱国

位于安徽歙县城西7.5公里处的棠樾村,因聚集了七座石牌坊而闻名天下。有人这样评述棠樾村石牌坊群,誉之为:固体的史书,徽文化标本,徽商的丰碑。从电脑上查阅了360百科,其中这样评述道:

“棠樾牌坊群,位于安徽省歙县郑村镇棠樾村东大道上,为明清时期古徽州建筑艺术的代表作。棠樾的七连座牌坊群,不仅体现了徽文化程朱理学‘忠、孝、节、义’伦理道德的概貌,也包括了内涵极为丰富的‘以人为本’的人文历史,同时亦是徽商纵横商界三百余年的重要见证。每一座牌坊都有一个情感交织的动人故事。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曾大大褒奖牌坊的主人鲍氏家族,称其为‘慈孝天下无双里,衮绣江南第一乡’。”

对上述说法我的观点是:评价得过了!

透过七座高大石牌坊的廊柱间隙向遥远而虚幻的深处望去,我分明觑到了石牌坊上未曾雕凿出来的隐图暗文,史书上未敢言明的虚情假意……

建造石牌坊群是一个十分浩大的系统工程,虽然当初这七座石牌坊是跨越400年的时间先后建造起来的。在这里,我不是说一个石质的牌坊有多么难建造,对当年徽派建筑的能工巧匠们来说,要建造这样的一座石牌坊简直是雕虫小技,无足挂齿。我要说的是,这其中隐藏着诸多复杂的人际关系,需要打通直至朝廷的一层层关节,远比建造一座石牌坊要复杂得多,假设没有鲍氏家族前期综合实力的充分铺垫,要想建造这样一组我们今天可以见到的石牌坊群是万万不可能的。而其中所需三大要素,包括:显赫的权势、丰厚的财力、夺人眼球的创意,三者缺一不可。

有财力、有创意,假设没有权势——没戏

棠樾村的鲍氏先人原为山东籍,后因躲避战乱,于宋建炎年间迁移至此繁衍生息。明嘉靖八年(1530年),鲍氏十六世孙鲍象贤得中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因政绩显赫,卒后赠工部尚书。

鲍氏家族何止鲍象贤这一个位高权重之人。在几百年的岁月中,鲍氏家族出了一个个富有权势的达官要人。元代有状元鲍同仁,明代有翰林编修鲍颖、进士户部主事鲍楠、知府鲍献书、州府同知都转盐使司鲍孟英,清代有官商钜户鲍志道、鲍漱芳、鲍勋茂、进士编修鲍文淳、进士户部主事鲍功梅、工部主事鲍国琛,清进士民国专员县长鲍庚,等等。

正是有了这样一代代的达官要人做支撑,鲍氏家族才能有显示家族气派的底蕴与张扬。假设鲍氏只是单纯的古徽州富商家族,他们还能七拐八绕地与当时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搭上关系吗?也许能,但比登天容易不到哪儿去。

写到这里,我们先把鲍家显赫的身世放在一边暂且不谈,而将牌坊所要表达的忠孝节义故事单摆浮搁地介绍一二。实事求是地讲,那些故事也还是很感人的,甚至可以说其中的一些故事还是具有一定的正能量的。仅举慈孝里坊一个例子。

慈孝里坊为旌表宋末处士鲍余岩、鲍寿逊父子而建,是皇帝钦批“御制”的。史书记载,元代歙县守将李达率部叛乱,烧杀掳掠。棠樾鲍氏父子被乱军所获,并要二人杀一,让他们决定谁死谁生。孰料父子争死,以求他生,感天动地,连乱军也不忍下刀。后来朝廷为了旌表他们,赐建此坊。牌坊上还铭刻了明永乐皇帝的《慈孝诗》曰:“父遭盗缚迫凶危,生死存亡在一时。有子诣前求代死,此身遂保百年期。救父由来孝义深,顿令强暴肯回心。鲍家父子全仁孝,留取声名照古今。”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听到这个故事后,也很感动,又拨银将“慈孝里”牌坊重新修缮,并刻御题对联于其上。一座牌坊被几朝皇帝加封,这在中国历史上也不多见。

感动之余,我又有话要说了,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少仁慈孝义的好故事,如果每发生一个值得表彰的故事都要由朝廷或地方树牌坊一座以示褒奖,恐怕在今天的中华大地上我们见到的就不再是青山绿水,而是密如森林的石牌坊群了。

远的不讲,就拿距离歙县仅几十公里的黎阳古镇贾日华的故事来讲。民国十八年,土匪在火烧屯溪老街后,扬言要继续将与屯溪一桥之隔的黎阳古镇放火烧光。黎阳士绅贾日华自愿留下与土匪周旋,以死抵抗,最终被杀。土匪感其仁义,遂撤出黎阳。其实,类似贾日华这样的故事在中华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俯拾皆是。可是,从棠樾村的石牌坊群来看,似乎从元代到清代的几百年间,中国只发生了七个动人的故事,不免让众多的国人极其失落。

悲乎!

有权势、有创意,假设没有财力——没戏

当年的鲍氏家族之所以能够上通国家最高领导,除了朝中有做高官的以外,如果没有丰沛的银两铺路搭桥,恐怕要想连接起从古徽州的一个小村落到北京朝廷这么长的关系链是万万不能的。

鲍氏家族的官运亨通带来的是经济上的发迹,且好运连连,到了清代乾隆、嘉庆时期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鲍象贤九世孙鲍志道任两淮盐运使,长达二十年;其子鲍漱芳继任此职。

古语云:两淮盐,天下咸。可见两淮盐运使的地位之高。清代全国共有十一个盐区,两淮盐区规模最大,每年可赚银1500万两之多,上交盐税600万两以上。鲍氏盐商成了当时最富有的徽商之一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年的鲍漱芳又当官又经商,垄断了扬州城的盐运市场,家中自然藏镪百万、富比王侯。这个时候的鲍漱芳开始有想法了——老祖宗已经建造了“忠、孝、节”各两座牌坊,到了我这里,该为自己建造一座什么样的牌坊呢?经与高人探讨,决定在“义”字上下功夫,做点捐钱捐物的义事,为自己立上一座“义”字牌坊,反正家里有的是钱财,即使捐出一些也不过九牛一毛。此事恰巧传到了嘉庆皇帝的耳朵里,于是暗示鲍漱芳,安徽、江苏浙江三省军饷匮乏,需要有人赞助。鲍漱芳乐得拍皇上的马屁,连眼皮都不眨地为三省发放了三年的军饷。之后,鲍漱芳又先后为黄淮水患捐了两笔款项,所捐白银动辄数百万辆。正是因为花钱如流水,终于获得朝廷恩准,为自己讨得个“乐善好施”的牌坊。

由此可见,鲍氏家族的石牌坊群基本是靠钱买来的。

哀乎!

有权势、有财力,假设没有创意——没戏

有人可能以为我在说绕口令,三个小标题,只将其中的三个词汇反复掉个,就表达出了三段不同的意思。您说对了,我就是想通过对这三个方面的描述,让人们了解一个隐藏在棠樾村古牌坊群背后的真实故事。

当鲍氏家族在赚够了名声、赚足了银两之后,忽然别出心裁地想要搞点自我表扬式的歌功颂德建设了。于是开始拉关系、走上层路线,居然与当时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搭上了关系,于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1年),由国库出钱为鲍家立了慈孝里坊。牌坊龙凤板上有“御制”二字为证,意味着该坊确实为皇家兴建。

自从有了第一座牌坊,鲍家便一发不可收,于是一座一座地兴建了下去,竟一下子延续了400年,共修成了七座牌坊,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牌坊群。

不得不佩服当年立石牌坊的最初创意者,因为如果没有最初这个人倡议,在今天棠樾村的土地上,就不会赫然矗立起七座醒目的石牌坊;而棠樾村恐怕也不会被后人所关注,因为没有了石牌坊群,这里就无法成为当今的5A级景区了。

当初那位立石牌坊的最初创意者是何许人也?对这个问题,棠樾村的鲍氏后人似乎并未关注,因为这样的史实恐怕好说不好听,假设当年的创意者只是村里某户大户人家的师爷提出,这不是在打鲍氏家族的脸吗。

不管怎么说,当年的鲍氏家族以及今天鲍氏家族的后人们都该感谢这位当年立石牌坊的最初创意者。正是那位无名氏的精心策划才有了几位皇帝的垂青,才有了竖石牌坊的行动;也正是因为棠樾村有这个石牌坊群,棠樾村的村民们至今仍享受着当年立石牌坊而带来的不竭红利。

虽然棠樾村石牌坊群的建造史并不一定都是正能量的,但既然已经建造,并在棠樾村的村头矗立了220年以上的历史,我们还是应该尊重它们的存在,虽然无法将其视为“丰碑”,但将它们看作是“史书”还是有资格的。

徜徉在棠樾村石牌坊群的脚下,犹如在历史的褶皱中徘徊。前后四百年的历史,被浓缩在了七座以石为载体的、以炫耀为目的的、以自我吹嘘为实质的象征性牌坊中。望着这一切,我虽有一些稍稍的失落感,但是还是有收获的,因为我基本认识了棠樾村这个古村落的实质。

叹乎!

写于2018年9月2日

海南临高石牌坊雕刻群背后的深思

海南临高县是个国家级的贫困县,直到现在,国家每年还要拨给这个县高达数千万的扶贫资金。但是却有全国最大的石牌坊雕刻群,这些新建的,将临高县,全国人民的面前。位于县城边上的石牌坊雕刻群,长度达到1.7公里,共有87座石牌坊建筑

对于石牌坊我们比较熟悉的有,立于村镇入口与街上的、表彰节妇烈女的贞洁石牌坊、标志科举成就的家族石牌坊,还有为记功记德的功德石牌坊,总之立石牌坊,大多是歌功颂德之用,但是为什么临高县的石牌坊雕刻群满负骂名?

临高官方回应,之所以建群,是因为石牌坊能够将当地的楹联和书法文化,作为一个共同的载体,来展现临高文化底蕴。因地制宜,把当地文化与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将石牌坊雕刻群申请吉尼斯纪录、载入史册、享誉全球。听起来像是一个发展文化产业不错的思路,也许还可以在政绩单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如今石牌坊雕刻群已经盖起来了,只是效果与预期相差甚远。石牌坊雕刻工艺差,石牌坊雕刻造型重复,石牌坊雕刻纹饰艺术水平低等等,出现了种种问题。一栋栋石牌坊,就像是一个个傻大粗立在那里,没有任何价值和效益,不仅评不上吉尼斯、带不来游客和商机,还让当地村民,感到阴森和不吉利。这样的项目,更像是政府搬起来砸自己脚的石头,怎么可能拉动“文化产业”的发展。

石牌坊雕刻群受人诟病,不只是因为项目质量低,更重要的原因是,临高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同时也是一个农业县。1.7公里长的87座石牌坊,占用了村里80%的耕地,村民将补偿款用完后,生活将无以为继,只会更加贫困,给国家造成新的压力。

从目前来看,石牌坊雕刻群项目,无疑是劳民伤财的典型。因此在建造石牌坊的时候,要多方面的综合考虑,选择工艺精湛的厂家,这样才可以使石牌坊建筑,成为一个经典,永远的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