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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之奇--摩崖石刻古文字符号
,赤水镇古源村会背后龙山,散布着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褚黑色岩石,占地约800平方米,刻划着各种古文字符号。其笔迹有勾、勒、圈、点、横、竖、撇、捺,刻划痕迹清晰分明,粗放恢宏,神秘莫测。1989年1月发现后,经省文物部门古文字专家实地勘察,认为系古文字无疑。此处古文字符号面各之广、线形之古拙,堪称世界之奇,将为揭示远古人类文化奥秘,了解古文字演变,提供一部罕见的、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重大的科研价值。
新见东汉摩崖刻石文字二种
◎文/ 张驰
东汉时期,刊石立碑之风盛行,相比前汉,留下了数量颇为众多的刻石文字。近年来,由于民间文物保护者的积极参与,一些东汉时期的摩崖陆续被发现。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永初七年(公元113年)《吴房长张泛请雨铭》及甘肃省张家川县的和平元年(公元150年)《故汉阳太守刘福功德颂》便是其中的代表,这些新见的刻石文字,具有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同时也具有很高的书法艺术价值。笔者不揣浅陋,谨对上述二种刻石文字迻录并简略考释,略陈管见如下,以求抛砖引玉。
一、吴房长张泛请雨铭
该摩崖刻石(下文简称《张泛请雨铭》)位于河南省驻马店驿城区胡庙乡大韦庄村西南约4千米处的石龙山顶,东汉安帝永初七年(公元113年)造,刊于坐西朝东的石壁上,呈长方形,周刻单线边框,四角饰有简单的卷云纹,纵51cm、横59cm,崖面平整细腻,阴刻隶书,凡16行,满行13字,字径3cm,可识别者计189字。刻石内容为吴房长张泛以诏诣山请雨之辞,录文如下:
【正文】
惟永初七年十二月有闰六日戊/
戌,吴房长平阴张泛字春孙,㕥诏/
请雨。絜斋诣山,为民谒福,敬贡充/
牲,稽首震恪。上天崈远,款允不达,/
乃骘田 ,造灵作乐。天监闵照,玄/
云骈错,觚胙未终,甘雨落,庶芔/
咸茂,国赖寕乐,惟精之感,厥应孔/
遬。时与主簿,亲省余官属,攀兀/
登峻。壹慨再息,晏臻兹坐,劬劳备/
极。余来良难,君亦歉渴,率土之宾,/
此邦胡□。钦记鄙辞,㕥征百福。唯/
烝既哀,殖我稼穑。国殷民考,盖如/
斯石。/
乱曰:登斯 兮朢旋机,三光雾兮/
雪徽徽,降我穑兮育英芝,国赖寕/
兮福崇崔,永如山兮靡隤时。/
吴房长平阴张泛,其人不见史传。吴房,汝南郡属县,故城在今河南省遂平县城关。平阴,河南尹属县,故城在今河南省孟津县东。按《后汉书·志第五·礼仪中》:“自立春至立夏尽立秋,郡国上雨泽。若少,郡县各扫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长以次行雩礼求雨。”可知在汉代,郡县地方官吏可自行根据辖地内的旱情状况进行祈雨活动,而碑文中的“以诏请雨”说明,吴房长张泛的这次祈雨活动,是由皇帝下诏举行,这表明当时的旱情已经引起了朝廷的高度重视。又《后汉书·卷五·孝安帝纪》载,“丙申晦,日有食之。五月庚子,京师大雩。”《后汉书·志第十三·五行一》载:“(永初)七年夏,旱。”由此可全面反映出永初七年(公元113年),汉王朝境内发生大范围旱情,从中央到地方郡县举行祭祀祈雨的历史事实。
安帝永初七年(公元113年)的祈雨诏书不见史传,考《后汉书》有记载的皇帝祈雨诏,结合“张泛请雨铭”,可推测其内容大致相当。如明帝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夏四月己未诏书:“自春已来,时雨不降,宿麦伤旱,秋种未下,政失厥中,忧惧而已……二千石分祷五岳四渎。郡界有名山大川能兴云(致)雨者,长吏各絜斋祷请,冀蒙嘉澍。”〔1〕章帝建初五年(公元80年)诏书:“春秋书‘无麦苗’,重之也。去秋雨泽不适,今时复旱,如炎如焚……其令二千石理寃狱,录轻系;祷五岳四渎,及名山能兴云致雨者,冀蒙不崇朝徧雨天下之报。务加肃敬焉。”〔2〕质帝本初元年(公元146年)五月甲午诏书:“朕以不德,托母天下,布政不明,每失厥中。自春涉夏,大旱炎赫,忧心京京,故得祷祈明祀,冀蒙润泽……郡国有名山大泽能兴云雨者,二千石长吏各絜齐请祷,谒诚尽礼……”〔3〕
在中国古代农耕社会,稼穑之事攸关黎庶百姓的饥饱及国家的稳定。而事关粮食收成丰歉的天旱祈雨,则是非常重要的祭祀活动和政治行为。尤其在阴阳灾异说盛行的汉代,人们普遍认为旱情等自然灾害的发生是天地阴阳失调,是上天对统治者施政存在过失的警示和惩戒,涉及以“受命于天”为依托的政权的合法性,故除了皇帝下诏自谴之外,从中央到地方,还有着一整套完备成熟的礼制规范。两汉时期的祈雨活动,多见诸文献记载,但与此相关的实物资料颇为少见。“张泛请雨铭”是继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堂谿典嵩高山请雨铭”之后,迄今所发现的第二处与祈雨相关的实物遗存,对于研究东汉时期地方郡县祈雨的礼仪流程,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该刻石所在的石龙山,高约400米,东南坡较陡,东北坡较平缓,西南侧的山脊延伸至蚂蚁山下,山顶若一台地。而蚂蚁山则危峰兀立,陡峭险峻,颇为雄伟。其所在的位置在古吴房县,即今遂平县西南,直线距离约30千米处。《明史》记载,嵖岈山在遂平西南。《读史方舆纪要》亦载:“查牙山,(遂平)县西南七十里,亦曰嵖岈山。以山势崚嶒,亦名嵯峨山。”在石龙山顶及附近的山梁上,现残存有用石块堆砌的城寨墙体遗址,依山就势,从西北往东南,断断续续,连绵约数千米,规模颇宏大。这些与《读史方舆纪要》中所述:“元末土豪保聚于此,曰玲珑山寨。明初,邓愈自信阳而北,讨平之。正德间,贼刘齐等倡乱,邑人避兵山上。山形险阻,中有平地可居”的记载也颇为吻合。综上是否可推论,诸如《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史料的记载中,古人所言嵖岈山应是指今天的石龙山、蚂蚁山一带,并非现在人们所熟知的嵖岈山风景区。
石龙山及附近的蚂蚁山,在汉代时叫何名,现已无从稽考。古人又因何将这里选作祭天祈雨之所,我们从流传于蚂蚁山周边村镇的民谚或可一窥端倪,民谚云:“蚂蚁山戴帽,伙计们睡觉。”大意是只要蚂蚁山顶有云,则周围必定下雨。在全国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情况,如四川雅安周公山,“山顶云合则必雨,土人云为周公帽。”〔4〕陕西泾阳县嵯峨山,在“县北四十里……上有三峯,最东曰钵盂台,相传台上黑云起当日雨,白云起不出三日雨,天旱乡民祷之多验。”〔5〕可见,在平日里当地人通过观察钵盂台上的云雾规律,可随时进行降雨的气象预测,而一旦遇到天旱,这里则又变成他们祷天祈雨之地。蚂蚁山应该也是这种情形,以其平时在老百姓心目中神圣灵验的地位,在大旱之年,成为当地首选的祈雨之所变得理所当然,而吴房长张泛不辞辛劳,率众来此,亦在情理之中。
其书法,结体在篆隶之间,高古质朴,方整端直,字多长方,不拘疏密,浑然天成。用笔沉厚,方圆兼备,笔力遒劲。尤其是文末的“时”字,垂笔甚长,是典型的简牍章法,若点睛之笔,潇洒飘逸,天趣盎然。由于文章内容是祷天请雨之辞,书者当神气内敛,毕恭毕敬,使得通篇呈现出庄重静穆,气韵浑厚的书法风貌,文末“时”字之最后垂笔,似有祈雨成功之后的如释重负之感。性情与形质兼而有之,虽为小制而气象宏大,有咫尺千里之势。(图1-图3)
图一《张泛请雨铭》外观 (二〇一一年叶辛卯先生拍摄)
图二《张泛请雨铭》外观 (二〇一五年笔者拍摄)
图三《张泛请雨铭》拓本
二、故汉阳太守刘福功德颂
该摩崖刻石(下文简称《刘福功德颂》)位于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县城东25千米处的恭门镇河峪村,东汉桓帝和平元年(公元150年)造。刊于坐北朝南的石壁上,呈不规则长方形,纵130cm、横102cm,崖面粗糙,中下部脱落。阴刻隶书,凡15行,字径6cm,原碑行5至17字不等,共计203字。现残存行3至14字不等,可识别者114字,存疑者19字,脱落不辨者70字。刻石内容系当地吏民为故汉阳太守刘福所刊功德颂,录文如下:
【额】
汉
【正文】
和平元年岁庚寅□□□□□/
故汉阳太守,刘君讳福字伯寿,赵□□□也/
其先汉景帝少子,封昴毕野,君□□□浮□/
令,幽州刺史,所在有济民之□□□□宽仁,/
有虑深远之筴,藻尔难迨,□□□□□遵,萌/
忿瑕荒之不柔,数离怨旷□□□□□不脩,/
乃睠西顾,命君守之,于是□□□□□□□/
术怀远人,岁豊靖而有□□□□□□其后/
吏民追思渥惠□□□□□□□□□□□/
伊君德,洞绝旅,播□□□□□□埶以怀远/,
合功实配往古,勒□□□□□□□□□,唯/
□□□子/
公素俭约/
□财费因邽/
陇赵亿建造/
刘福其人,史传不载,据碑文可知其为汉景帝少子刘舜的后裔。景帝中“五年夏,立皇子刘舜为常山王。”〔6〕常山郡,原名恒山郡,高帝三年(公元前204年)置。吕后执政时期,公元前188年,置恒山国。公元前180年,吕后卒,恒山国废为郡。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因避文帝刘恒讳,更名常山郡。景帝中五年(公元前145年),复置常山国,以刘舜为常山王。碑文中“封昴毕野”,即《汉书·地理志》中所载:“赵地,昴、毕之分野。赵分晋,得赵国。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7〕即言刘舜出封之地常山国属赵旧地。关于刘福的籍贯,第二列碑文第13字似为“赵”字,结合残留碑文上下文分析,或是赵国之意,即至刘福这一代,已为赵国下属某县人。
刘福在赴任汉阳太守之前,先后任浮□令,幽州刺史。刘福所在的赵国,属冀州刺史部,故其起家的第一个官职“浮□令”,极可能是赴同属冀州的渤海郡浮阳侯国出任。刘福任职汉阳郡守的时间在和平元年(公元150年)之前,且吏人刊铭当在其去任后不久。考史料所载顺帝、桓帝之际的汉阳太守,汉安二年(公元143年)“夏四月庚戌,护羌校尉赵冲与汉阳太守张贡击烧(当)(何)羌于参䜌。”〔8〕知汉阳太守时为张贡。永嘉元年(公元145年)“以汉阳太守张贡代为校尉。”〔9〕知其转任护羌校尉一职。而公元145年至公元150年间的汉阳太守史书阙载,刘福领太守事或正在此时,试浅述如下:
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西北爆发了且冻、傅难种羌的反叛,并最终演化为东西羌联合的大规模叛乱,时间长达6年之久,直至永嘉元年(公元145年)纔完全被平定。史载:“五年夏,且冻、傅难种羌等遂反叛,攻金城,与西塞及湟中杂种羌胡大寇三辅,杀害长吏。机、秉并坐征。于是发京师近郡及诸州兵讨之,拜马贤为征西将军,以骑都尉耿叔副,将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诸州郡兵十万人屯汉阳……于是东西羌遂大合。”〔10〕这场因为并州刺史来机、凉州刺史刘秉等人“到州之日,多所扰发”〔11〕的施政苛暴引起的羌乱,使得自东汉以降,西羌叛服无常,兵燹频仍的陇右诸郡县,民生凋敝,社会更加动荡不安。碑文中“□□□□□遵,萌忿瑕荒之不柔,数离怨旷□□□□□不修,乃睠西顾,命君守之,于是……”的记载,从侧面印证了当时颓败不堪的社会现实状况。
由于来机等人赴任之后,未从大将军梁商“戎狄荒服,蛮夷要服,言其荒忽无常,而统领之道,亦无常法,临事制宜,略依其俗”“其务安羌胡,防其大敌,忍其小过。”〔12〕的告诫而导致的这起叛乱,使得朝廷对于后续选任西部边郡的官吏,必然要更多的从其以往施政宽仁的角度去考虑,刘福从幽州刺史转任汉阳太守,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从碑文中“君□□□浮□令,幽州刺史,所在有济民之□□□□宽仁,有虑深远之筴,藻尔难迨……”可知其为官宽仁,深得百姓爱戴,有良好的政声。陇右羌乱初定,人心思安,朝廷此时选任其为汉阳太守,可谓官得其人。而刘福下车之后,亦不负朝廷期望,政绩斐然,正如碑文云:“术怀远人,岁豊靖而有□□□□□□其后/吏民追思渥惠……”
汉阳郡,东汉明帝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由天水郡改置,治冀县(今甘肃甘谷),领冀、阿阳、陇、上邽、西等共十三县。张家川,为陇县故地,是关中西进陇右的重要门户,著名的陇关道横亘其境内。刻石所在的恭门镇,位于关山西麓,是陇关道上的重要节点,从碑文中:“伊君德,洞绝旅,播□□□□□□埶以怀远,合功实配往古”来推测,刻石的建造初衷或与刘福任汉阳太守时缮治陇关道有直接的联系。考从陇县固关镇出发向西翻越陇山抵达张家川恭门镇的陇关道一段,大致有南北两条线。北线从固关镇向西北行,经上、下关厂,沿千河的支流后河到达后河上游,经秦家原到白石窑,再折向西南翻越皇家坡梁头,抵达天河的上游羊肚子滩,然后再沿天河的支流大河向西南继续蜿蜒行进,经张风台、石爷庙,过《刘福功德颂》摩崖刻石所在的河峪村,最终到达恭门镇。这条道俗称古道,开通较早,为秦人当年翻越陇山、放牧转场的重要通道。南线从固关镇西南翻越陇山,经佛爷崖、三桥、老爷岭到达马鹿乡下山,再折向西行经阎家乡,至恭门镇。这条道开通时间较北线要晚,且海拔较高,地形险峻,但至今仍然沿用。依据《刘福功德颂》摩崖刻石所在地理位置,再结合碑文的记载,可推知刘福当年“洞绝旅”之举,应指缮治疏通北线一事。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在刘福任汉阳太守时,北线早已弃置不用,或虽仍有通行但道路并不顺畅,并非主要通道;二是作为主要通道的南线在当时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短期内无法恢复,导致无法通行,只能重新启用北线。如前文所述,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夏,且冻、傅难种羌等举兵反叛之后,大肆寇略,甚至危及京师安全,而连接陇右与关中的陇关道自然也被波及,史载“且冻分遣种人寇武都,烧陇关,掠苑马。”南线阻隔,或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关于道路缮治的财物费用来源,碑文中有“财费因邽”之说,“邽”即“上邽”的省写,说明相应的财费均由上邽县提供。作为汉阳太守的刘福主持凿通位于陇县境内的道路,财费不出自陇县及汉阳郡府库,反而由上邽县提供,这个问题还需深入探究。或说明经过大规模羌乱之后,汉阳郡下属各县,唯有上邽县廷库较为富裕,且重新开通北线,亦直接与上邽县东出陇山有关。而从北线向西南行,经恭门镇,沿天河、樊河继续西南行进,过新城乡,抵清水县,再向西南沿牛头河前行,便可一路直达天水市即上邽县。另外,2014年在恭门镇城子村古城遗址一带,曾出土过一批秦汉封泥,有 “左司空印”“阳御弄印”“采青丞印”“泰上寖印” “东园章丞”“上邽丞印”“阳陵令印”“长安丞印”“高陵丞印”“安邑丞印”“邯郸之丞”“游阳丞印”等。这批封泥的发现,具有两重重 要的历史价值,一是印证了秦汉时期,恭门镇在陇关道上所处的重要地理位置;二是 “上邽丞印”秦封泥为迄今首次发现,其略呈圆形,直径约为2.5厘米,印面呈正方形,尺寸约为2×2厘米,有田字界格。该封泥的出土从侧面说明了秦汉以来,沿陇关道,上邽县与此地频繁往来的历史事实。
摩崖刻石最后落款“陇赵亿建造”中“ 陇”即陇县,赵亿其人史书不载,有地方学者认为,该赵亿与东汉名士,著名辞赋家西县赵壹为同一人,然籍贯与名讳均不相符,此说法有牵强附会之嫌。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延熹二年(公元159年)的《甘谷汉简》中,提到了时任汉阳郡长史亿,但没有姓氏。〔13〕其与《刘福功德颂》中的赵亿,两者相距仅9年,或为同一人,存疑待考。又《后汉书·杨伦传》中有徐州刺史刘福的记载,按顺帝即位之后,杨伦就邵陵令任嘉因贪秽升迁而牵染将相大臣一事上书,其中言及“往者湖陆令张叠、萧令驷贤、徐州刺史刘福等,衅秽既章,咸伏其诛。”刘福等人伏诛之事,应在顺帝即位以前,或者即位之初。而据上文考证可知,汉阳太守刘福领太守事是在顺帝之后,冲帝永憙元年(公元145年)至桓帝和平元年(公元150年)之间,故两者并非同一人。
《刘福功德颂》比位于甘肃成县天井山麓,刊于灵帝建宁四年(公元171年)的《汉武都太守汉阳阿阳李翕西狭颂》早21年,应该是继成县西峡中段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8年)《汉将题刻》之后,〔14〕甘肃境内迄今所见早期的东汉摩崖刻石。由于地处关山深处,交通不便,久不为人所识,历代金石文献均阙遗不载。20世纪80年代以后,只有零星的文章介绍,但未有全面的释读和考证,实有遗珠之憾。刻石最早的发现者和保护者是恭门镇文化站站长王成科先生,在他参加工作之后不久,便开始积极奔走呼吁,四处筹集款项,使得原先暴露于荒郊野外,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刻石,加盖了保护性建筑,得到了较为妥善的管理,并于1987年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其书法,结体方阔朴拙,内空外满。中锋运笔,多方折直行,厚重有力,落落大方。长笔多带篆意,短笔略带楷意,波磔质朴不显,雄劲古穆。而崖面久经风化剥蚀之后字迹点画锋芒不显,更使其呈现出阳刚朴茂、端严宽博、浑厚苍茫的书法风貌,方正宏阔如军阵临敌,质重得体若博雅君子。值得注意的是,碑额的“汉”字,用笔圆劲高古,清奇散朗,与《石门颂》书风颇为接近。该刻石书法整体上属汉碑雄古壮美一路,但又不同于已见的东汉刻石,风格独特。与其他汉隶开启了舒展活泼的八分书不同,该刻石书法笔势仍然保留了内敛迟缓的篆书笔意,线条以圆笔为主,方笔较少。笔划圆起圆收,没有装饰性的蚕头雁尾。字形以匀齐方整为主,兼有圆润秀美,不作横向的夸张伸展。这种笔势篆意明显,以篆为用,以隶为体,兼有“楷变”趋向的书法特色,开启了《好大王碑》一路书风的先河,具有极高的书法艺术价值,是汉隶中的精品,值得关注的地方还有很多。(图4-图6)
图四 《刘福功德颂》外观 (二〇一四年拍摄)
图五《刘福功德颂》拓本 (原碑拓本)
图六 陇县固关镇至张家川恭门镇陇关道一段,南北两线示意图。
关于该摩崖刻石的命名,有学者认为,因刻石地处关陇古道的恭门镇河峪村,可命名为《河峪颂》,与位于甘肃陇南成县的《西狭颂》摩崖石刻互为姊妹篇,可称为甘肃摩崖石刻南北“二颂”。此命名的逻辑,无视碑文本身的内容,强行与《西狭颂》发生关系,虽简单易记,但却有失科学和严谨。如果碑文的内容残泐无法通读,碑主名讳及立碑年代等均失记不存,以归属地命名倒无可厚非,关键是该摩崖刻石虽然文字脱落大半,但建造年代、碑主身份和名讳,以及刻碑主题都很明确,且碑文中并没有与“河峪”相关的任何文字内容。故笔者认为,依据碑文的内容,该摩崖刻石当定名作《故汉阳太守刘福功德颂》,简称《刘福功德颂》。
笔者于2014年10月,2015年4月、8月,分别对《刘福功德颂》和《张泛请雨铭》进行了实地寻访调查。其中《刘福功德颂》虽然早在1987年就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又于2016年6月升级为甘肃省第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但由于地处偏远,保护工作力有不逮。除了刻石表面因山体渗水出现起皮鼓胀现象之外,在利益驱使下,有不法碑贾帖贩前往野蛮捶拓,甚至用硅胶翻模,导致崖面污损破坏严重。据笔者掌握的情况,目前市面上所见《刘福功德颂》拓本,几乎全部为硅胶翻模本。与原碑拓本相比,硅胶翻模本的线条变形严重,或粗壮夸张、僵硬呆板,或纤细绵软、毫无张力,整体神采全无。由于刻石崖面石质粗糙,且不平整,原碑搨本很难做出乌黑的效果,而硅胶翻模本则几乎全部呈现出墨色匀称、黑白分明的效果。希望通过本文,能引起金石界、书法界的重视,以正本清源。
附言:原文发表于《书法丛刊》杂志2016年第2期,本文对原文部分章节内容做了调整和增订,对于存在讹误和阙遗的铭文,亦做了更正和补充。在访碑、拓碑过程中,得到了李盘军、杨瑞民、汪晓东、石海及王成科先生的热情帮助,封泥资料由李玉明先生提供,在此向他们一并表示感谢!
作者简介:张驰,甘肃甘谷人,自署仰澍斋。现居北京,从事IT工作,业余喜好金石收藏和研究。
注释:
〔1〕(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二)·显宗孝明帝纪第二[M].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123.
〔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三)·肃宗孝章帝纪第三[M].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139.
〔3〕(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六)·孝顺孝冲孝质帝纪第六[M].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278.
〔4〕(宋)李石.方舟集(卷五)·周公帽[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一一四九册, 579—580.
〔5〕(清)刘懋官修. 宋伯鲁、周斯亿纂.重修泾阳县志(卷一)·地理上:山川[M].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9年,90—91.
〔6〕(东汉)班固.汉书(卷五)·景帝纪第五[M].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148.
〔7〕(东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M].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1655.
〔8〕(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六)·孝顺孝冲孝质帝纪第六[M].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273.
〔9〕(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2897.
〔10〕(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2895—2896.
〔11〕(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2895.
〔1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2895.
〔13〕张学正.甘谷汉简考释[A].甘肃省文物工作队.汉简研究文集[C].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 85-141.
〔14〕蔡副全.西狭《汉将题刻》摩崖略考[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23-25.
摩崖石刻景点 摩崖石刻文化
1. 摩崖石刻文化
寓意:坚韧不拔,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2. 摩崖石刻文化特色
摩崖石刻】 基本信息(拼音,读音等)
简体
摩崖石刻
繁体
摩崖石刻
拼音
mó yái shí kē
怎么读
【摩崖石刻】的意思和解释
【摩崖石刻】 是什么意思(来源:辞典修订版)
雕刻在山壁上的文字、图像等。古人通常在风景名胜处的悬崖山壁上,刻下经书或功名事蹟,留传后世。后因字迹优美,遂成为供人观赏的艺术品。如〈泰山摩崖金刚经〉。
【摩崖石刻】 是什么意思(来源:辞典简编版)
雕刻在山壁上的文字、图像等。古人通常在风景名胜处的悬崖山壁上,刻下经书或功名事蹟,留传后世。后因字迹优美,遂成为供人观赏的艺术品。如泰山摩崖金刚经。
3. 摩崖石刻文化研究的背景
摩崖石刻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物,具有重要的书法价值、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但是摩崖石刻常年经风吹、雨打、雷击侵蚀等自然破坏,对摩崖石刻进行保护已刻不容缓,且意义重大。
同时,针对石刻现存的一些问题,在进行了科学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解决方案。希望对普陀山石质文物的保护及开发利用,对普陀山佛教艺术传承、历史文化研究及舟山市人文旅游开发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4. 摩崖石刻文化的理解
摩崖石刻起源于远古时代的一种记事方式,盛行于北朝时期,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史料价值。摩崖石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摩崖石刻是指人们在天然的石壁上摩刻的所有内容,包括各类文字石刻、石刻造像和岩画。狭义的摩崖石刻是指文字石刻,即利用天然的石壁刻文记事。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史料价值。
由于石壁不能像碑石那样进行精细,字体为篆、隶、楷、草、行等,大小、长度、广狭参差错落。
摩崖有些是经过书丹的,但也有不少是直接奏刀凿刻,故其书风多自然开张,气势雄伟,意趣天成,表现出一种阳刚之美。且许多摩崖石刻为政治或文化名人所题,书法精美,具有珍贵的艺术价值。
5. 摩崖石刻文化介绍20字
摩崖石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摩崖石刻是指人们在天然的石壁上摩刻的所有内容,包括各类文字石刻、石刻造像,还有一种特殊的石刻———岩画也可归入摩崖石刻。
狭义的摩崖石刻则专指文字石刻,即利用天然的石壁刻文记事。 摩崖石刻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石刻艺术,指在山崖石壁上所刻的书法、造像或者岩画。摩崖石刻起源于远古时代的一种记事方式,盛行于北朝时期,直至隋唐以及宋元以后连绵不断。摩崖石刻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史料价值。
史料记载
据冯云鹏《金石索》曰:“就其山而凿之,曰摩崖。”
清人叶昌炽《语石》认为:“今人见题名,或称之为摩崖,不知摩崖不皆题名也。即桂林诸山,诗、赋、赞、颂姑无论,唐宋《平蛮》诸碑、韩云卿《舜庙碑》,非巍然巨制乎?……晋、豫、齐、鲁间佛经、造像,亦往往刻于崖壁……盖摩崖,犹‘碑’也,为通称,为虚位,亦为刻石之纲,其文字则条目也。”
文物价值
摩崖石刻不仅是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史料价值,许多摩崖石刻为政治或文化名人所题,书法精美,具有珍贵的艺术价值。同时,这些不同年代、不同民族文字的摩崖石刻,或富于天然之意趣,或体量巨大、气势恢弘,或为名家手笔,为秀美的自然风景增加了深厚的人文内涵。
6. 摩崖石刻文化自信标题
泰山。
泰山承载 着丰厚的地理历史文化内涵[40],被古人视为“直通帝座”的天堂,成为百姓崇拜,帝王告祭的神山,有“泰山安,四海皆安”的说法。自秦始皇开始到清代,先后有13代帝王依次亲登泰山封禅或祭祀,另外有24代帝王遣官祭祀72次[2][3]。山体上既有寺庙、宫、观等古建筑群29处,古遗址128处,有大小碑碣、摩崖石刻2000余处。
7. 摩崖石刻文化价值
摩崖石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摩崖石刻是指人们在天然的石壁上摩刻的所有内容,包括各类文字石刻、石刻造像,还有一种特殊的石刻———岩画也可归入摩崖石刻。
狭义的摩崖石刻则专指文字石刻,即利用天然的石壁刻文记事。 摩崖石刻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石刻艺术,指在山崖石壁上所刻的书法、造像或者岩画。摩崖石刻起源于远古时代的一种记事方式,盛行于北朝时期,直至隋唐以及宋元以后连绵不断。摩崖石刻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史料价值。
禄劝錾字岩摩崖石刻介绍 錾字岩摩崖石刻门票-交通指南
彝文摩崖讲述凤氏族后代世袭的谱系,其内讲述那个时期的政治,经济等等方面的内容。碑文用词精美,造句凝练,将一代人的活动娓娓道来。对于彝族的演变史有着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
门票:免费
位置:
开放时间:
全天
交通路线:
自驾路线:
从昆明出发进入沣源路——杭瑞高速——京昆高速——香水路——G108——秀屏路——东山路行驶150米到达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
禄劝县是昆明下辖县,錾字岩摩崖石刻,位于屏山镇发明村北侧掌鸠河西岸上,由二方汉文石刻和一方彝文石刻组成。目前发现的摩崖石刻就有发现云龙安则箐彝文摩崖、汤郎细摩崖、至都摩崖、屏山镇发明錾字岩摩崖、三台山摩崖、九龙民权摩崖等7处,其中,最有价值的是錾字岩摩崖和三台山摩崖。
錾字岩摩崖处于屏山镇发明村北侧掌鸠河西岸的山崖上,一方为彝文摩崖,另一方则为汉文石刻。
汉文石刻分别为“凤公世系”和“武定军民府土官知府凤世袭脚色记”。“武定军民府土官知府凤世袭脚色记”,楷书是刻在10米高的悬崖,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武定军民府第八代传袭土司凤英所题,宽2.1米,高1米,直书横排,共1189字,四周刻葵叶双线边框。
石刻详细描述了凤英的曾祖母,女士的大胜利,明代,直到凤英130年间,凤氏历代土知府受命袭职,朝圣到北京,受封、受赏,等等等等,凤英生活的主要政治和军事活动的时间,地点,人物和详细,清晰和生动。
明朝嘉靖十二年(1533),禄泉县知事徐进所题“凤公世系”。它描述了第十七和第十四代凤氏的主要政治事件,从黑彝族的阿而为罗婺部长至嘉靖十二年(1533)间凤氏14代17世土知府的主要政治事迹。
其中,宋 占文本的四分之一,明代占文本的四分之三,许多重大政治事件都有相当详细的记载。这两件石刻记载的史实是相当可靠的,是研究宋、元、明时期禄劝地方历史的珍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