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家庄遗址位于烟台市福山区门楼镇邱家庄村。年代为新石器时代。
邱家庄遗址在福山区东南兜余镇邱家庄北高丘上。1956年发现后，省、地、市文物部门进行过多次调查。1979年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和烟台地区文管组联合进行发掘。文化层堆积厚2米左右，有柱洞、灰坑和墓葬。发掘出的物品有石斧、磨盘、骨锥、骨针等。器类有鼎、筒形罐、钵、小口罐等。其中筒形罐和小口罐多有对称的蘑菇状或鸟首状把手，是胶东地区新石器时代遗物的特征。遗址与白石村二期文化相当，距今约五六千年，1987年列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6年12月7日，邱家庄遗址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山东省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019年，邱家庄遗址列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甘肃古遗址丨安家庄城址
安家庄城址位于张掖市甘州区上秦镇安家庄村，为明代军事防御城堡，清代沿用，民国时废弃。2016年被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城址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122米，南北宽101米，面积1.2万平方米。城由黄土夯筑而成，夯层厚0.08—0.12米，四角建角墩，东、西、北三面墙外各筑马面1座，坐西朝东，门开东墙正中，门外建半圆形瓮城，瓮城门开南侧，墙外中部建马面1座，东侧4米处建方形土墩1座。城外有护城河环绕，现仍有河水流淌。
(甘肃省文物局）
石家庄东垣古城遗址公园的历史遗憾
一起来做聪明人，欢迎关注杨涛有料。
备受瞩目的东垣古城遗址公园规划设计方案终于揭开了面纱，面向社会进行公示，征求各界意见和建议。
说实话，作为非专业人士，反正我看了方案之后心里就一个字“赞”，俩字“超赞”。
因为这次我们聘请的是国内顶级建筑设计机构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对东垣古城遗址公园进行规划设计。
大家都去参观过河北博物院南侧扩建的新馆吧，那种恢弘的气势、精巧的布局就是出自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之手。
还有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就是收藏商周大金面具的那个地方；还有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会展综合体；还有北京恭王府的修缮保护，那可是清代面积最大的一处王府建筑群，都是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的代表作品。
石家庄这次请他们来规划设计东垣古城遗址公园，在国内来说，这水平就到头啦。
看过规划设计图后，一个朋友跟我讲，怎么感觉光秃秃的？
我说怎么就光秃秃啦？
他说，按照周边一些历史文化景区的设计，不得修个庙啊？里面供着财神、药王、土地公公，让大家烧香祈福；
不得建个大殿啊？把什么赵云、赵佗、李杲的塑像都摆进去，旁边可以提供占卜问卦的服务；
不得整个小吃一条街呀？煎饼烤串糖葫芦、啤酒饮料矿泉水什么都有，每月光是摊位租金就不少钱呢。
其实各位想想，为什么一些以历史文化做幌子的景区，人们去一两次就懒得再去了呢？
主要就是因为假的仿古建筑太多，真的历史遗迹太少；统一批发的商品太多，有特色的体验服务太少；商业开发考虑的太多，遗址保护考虑得太少。
所以这次市里对东垣古城遗址公园规划建设提出的要求就是“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多一些自然风光、田园风光，少一些人文建设、现代建筑”。
大家看设计图，整个东垣古城遗址公园分为历史古迹、生态农田、生态湿地、开放创新四大板块，分别对应四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千年古韵、岁丰禾稔、华郁芊莺、年高智新。
其中，历史古迹板块由三个中心遗址组成，包括东南片区的定林寺遗址、东北片区的城墙（窑）遗存、北片区的汉墓遗址。
核心部分位于东南片区，在入口广场便能看到一段东垣古城的外城城垣，讲述东垣营城建制史略，探寻石家庄历史根脉，这叫作“望城思源”。
往里走是定林寺遗址文化园，讲述东垣古城由秦汉至隋唐的兴废历程，这叫作“残阶玉砾”。
再往里走就是遗址博物馆、考古体验园，让市民有机会去触摸一段鲜活的历史，这叫作“千年凭吊”。
那些枭雄豪杰曾在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开创基业，在历史舞台上尽显风流，他们的文治武功、人格魅力，已经成为这座古城的文化符号。
定林寺遗址与城墙（窑）遗存、汉墓遗址之间通过农耕文化园、田间栈道、稻田名人堂、时光廊桥等景观进行衔接和过渡，将历史古迹板块与生态农田板块完美融合。
东垣古城遗址公园的设计亮点之一就是兼顾农田保护。
由于东垣古城遗址范围内还存在面积较大的基本农田，根据相关条例是不能毁田开发的，于是设计团队就通过种植粮油作物、药用作物和纤维作物，将其打造为“风吹麦浪稻花香”的现代景观农业，在遗址公园内不仅毫无违和感，而且还向人们展示了北方粟作农业与东垣古城一起伴河而生的发展历史。
其中有一处景观非常令人期待，就是稻田名人堂。从官方公布的效果图来看，它是结合分布于农业区内的3D全息光影平台来讲述与东垣古城有关的百位名人才俊的故事，比如赵武灵王夜梦神女、元朝李杲妙手仁心等。
生态湿地板块位于遗址公园的西南片区，主要展示的是东垣古城与滹沱河的历史渊源，不仅有生态浮岛、鱼鸟天堂、生态体验馆等，还包括本地的一些传统文化风物。
有人说了，守着这么好的资源，不开发一些文旅产业和商业街区真是太可惜啦。
这个市里也考虑到了，专门设置了一个开放创新板块，里面有研学、有文创、有产业园、有商业街，还有一些娱乐设施。
但是大家一看规划图纸就知道，这个板块是位于保护区红线范围之外，为的就是防止这些商业建筑和产业功能破坏遗址公园的在生态和文化上的完整性。
大家再仔细看看规划图，其实东垣古城遗址公园有一处最大的历史遗憾，就是西北片区的高层住宅。
按说东垣故城作为石家庄城区现存面积最大的一处古城遗址，还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其周边区域的土地开发必须要受到严格限制，不仅要控制建筑的密度、高度，还要对建筑风格、色彩、材质提出要求。
大家看看正定古城保护就知道了，方圆十里的建筑高度就不能超过城门楼，样式、色彩也要与古城风貌相统一。
可是东垣古城遗址保护红线范围内居然矗立着一大片高层住宅，感觉特别突兀了，对整个遗址公园都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干扰和压迫感。
但是没办法，人家早早就建起来了，如今都开发到四期啦，遗址公园的建设反倒成了项目最大的卖点，这就叫历史遗憾，永远弥补不了。
万幸的是石家庄还有一批风骨文人，他们为了保护文化遗产与房地产利益集团做着坚决的抗争。
据石家庄日报报道，2008年4月23日上午，石家庄市规划部门曾召开了关于建设东垣古城遗址公园的专家座谈会。
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围绕体育大街北延以及当地房地产开发等问题，对加快东垣古城保护与尽快建立遗址公园进行了激烈的探讨。当时有很多局部建筑还保存得相当完好，对于研究石家庄历史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
规划专家刘秉良表示，东垣古城遗址作为省会独有的历史文化符号，在城市道路建设及房地产开发面前正在遭到破坏，其保护工作已迫在眉睫。
去年11月媒体报道，东垣古城3255亩违建区域28天拆除完毕，很多网友看了都感觉好笑，遗址保护区变成违章建筑群，这么多年是怎么混过来的？
我想说的是，如果不是一批有历史责任感的专家据理力争，遗址保护区里就没有违章建筑了，因为都被开发成商业住宅啦。
为什么要保护好古城遗址？
用梁勇教授的话讲，谁说石家庄没有历史？东垣古城就是石家庄的根，包括正定古城的历史根脉也在于此，起码有2000多年了。
咱们不妨简单回顾一下：
滹沱河浩浩荡荡，孕育了早期的人类文明。在春秋战国时期，滹沱河流域因地理和自然条件优裕，成为诸侯之间争夺的要地。
公元前300多年，中山国为了防御赵国的军事进攻，在滹沱河南岸建立了东垣邑，逐渐发展为滹沱河流域第一座较为繁华的中心城市。
后来赵武灵王灭了中山国，改东垣邑为东邑。再后来秦统一六国，把东邑改为东垣县，并在此设置恒山郡，东垣县作为恒山郡的治所，也就是政府所在地。
西汉初年，赵王在恒山郡叛乱，汉高祖刘邦派兵征伐，大败赵军，将恒山郡的治所移至元氏，也就是今天的元氏县故城村。
可到了汉高祖十一年，夏阳侯陈豨又在恒山郡叛乱了，并据守东垣，刘邦再率大军平叛，并改东垣为真定，寓意“真正安定”。
汉武帝元鼎四年，真定脱离了恒山郡，升级为真定国。东汉建武十三年，真定王国被降为侯国，重又隶属常山郡。
常山郡就是以前的恒山郡，因为犯了汉文帝刘恒的名讳，后来改叫常山郡啦。
三国曹魏时期，常山郡的治所又迁回了真定，令真定再度成为一方重镇。
北魏初年，道武帝拓跋珪登上真定城墙，眺望滹沱河北岸的一处军事堡垒，问部下那叫什么地方？部下说，那叫安乐垒。拓跋珪觉得这名字好听，寓意也好，于是脑袋一热就把常山郡迁到了安乐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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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隋朝，真定县也跟着迁过去了。至此，有着千年历史的东垣古城逐渐荒废，明清时期就改叫古城村了。
一直到20世纪初，两条铁路的交汇再次把城市的中心交还给滹沱河南岸，让石家庄快速发展起来。
在同一片厚重的土地上，在滹沱河两岸，从东垣到真定，从真定到正定，从正定到石家庄，文化渊源一脉相承。
遗址是历史信息的载体，是城市独有的文化符号。我们搞遗址保护最本质的目的就是对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继承。如果遗址消失了，历史就会逐渐淡化，一座城市就会出现文化断层。
以前我们经常说石家庄没有历史，是近代碰巧被火车拉来的城市，所以整座城市的气质就跟暴发户似的，没文化很可怕。
新领导来了为什么对东垣古城遗址公园的规划建设这么重视？把地卖了全都盖成房子不香吗？
因为一座有魅力的城市绝不是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他必须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气质。人们只有站在遗址上才能触摸历史，才能跨越千年与古人对话，才能细数这座城市的年轮，才能油然而生出一份自信。
我们要建设石家庄人自豪、外地人向往的魅力之城，气质这块是不是得好好拿捏一下？我们要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美丽省会城市，灿烂的历史、厚重的文化也必不可少。
以前我们总是把大遗址保护跟经济发展对立起来，看见什么都想拆，不盖房子就难受。现在我们终于开始反思，没有大遗址保护，没有自己的文化底蕴和城市气质，石家庄的综合实力永远差那么一截。
现在高水平的规划设计图已经有了，接下来就期待东垣古城遗址公园早日惊艳亮相。
山西绛县周家庄遗址2007—2013年周代遗存发掘简报
选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03期中国国家博物馆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运城市文物保护研究所
内容提要：
自2007年开始，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单位在周家庄遗址开展了连续多年的考古发掘工作，旨在探索龙山期遗存，为研究早期国家起源等问题提供实物资料。除获取大量龙山遗存外，还发现了一些其他时期的遗迹与遗物，本文主要介绍2007—2013年在周家庄遗址发现的周代遗存。周代遗迹大都为居址堆积，包括房址、灰坑等；另有少量瓮棺葬。依时代不同，可将周代遗存分为西周、东周两个时期。西周遗存的数量较少，仅见少量灰坑，另在一些地层中发现少量西周陶片。但西周遗存的内涵较丰富。据初步分析，可知其包含商、周两类因素，为探索商周关系等学术问题提供了资料；东周遗存的种类相对丰富，文化面貌也比较清楚，时代约当春战之交，属典型的晋文化遗存。
周家庄遗址位于山西省绛县横水镇周家庄、崔村之间（图一），兼有仰韶、庙底沟二期、龙山、二里头、二里岗及周、汉、宋等时期遗存。2007年以来，在重点探索龙山期遗存的同时，我们还获得了其他时代的遗迹与遗物。本文重点介绍2007-2013年间发现的周代遗存。周家庄遗址的西周遗存数量较少；东周遗存则在多个地点发现，数量相对丰富（图二）。下文分别予以介绍。
一 西周遗存
2012年春季，在周家庄新村附近布设探沟解剖大型环壕，于TG12内发现了西周时期的遗迹单位，即ITG12⑥和3个灰坑。2013年春季，在周家庄村北进行发掘，于ITG15的地层中发现了少量西周陶片。这里主要介绍2012年春季发现的西周遗存（图三）。
（一）地层堆积
以ITG12南壁为例（图四）。
①层：黄褐色土，土质疏松，厚0.13-0.3米，包含大量植物根茎，出土塑料袋、铁钉等物品，为现代耕土。
②、③层：分别为黄褐色与浅黄褐色土，土质较疏松，分别厚0.1-0.27、0-0.45米，出土少量碎瓦块、青花瓷片及铁钉等，是近现代人类生活的堆积。
⑤层：灰褐色土，土质疏松，层厚0-0.31米，出土少量陶片。
⑥层：浅灰褐色土，土质疏松，层厚0-0.5米，出土少量陶片。
⑦层：黄色土，土质疏松，层厚0-0.31米，出土少量陶片。
⑧层：灰黄色土，土质致密，层厚0-0.6米，出土少量陶片。
⑤、⑥、⑦、⑧层所见陶片的时代多为二里头或西周。
⑧层下开口的遗迹有H260、H261、H268。这三个灰坑均出土大量陶片，其中一些陶片的时代为西周时期，其他均属二里头时期。
⑨层：浅黄色土，土质较致密，分布于探沟东部，厚0-0.1米，不见出土物。⑨层下开口的遗迹有G6（龙山期大型环壕）。
（二）遗迹
共3处，均为圆形袋状平底坑。以H260、H261为例，简介如下。
H260开口于ITG12⑧层下，打破G6。口径2.5-2.8、自深2.6、底径3.25米（图五）。坑内堆积可分三层：①层为浅黄褐土，土质较疏松，夹杂少量碳粒，未见出土物；②层为浅红黄花色土，土质较疏松，夹杂少量料礓石，出土少量陶片，可辨器形有鬲、罐等；③层为浅褐色土，土质较致密，夹杂少量料礓石，出土少量陶片，可辨器形有鬲、罐、豆等。
H261开口于ITG12⑧层下，打破G6及生土。口径约2.7、自深1.75、底径2.4米（图六）。灰坑内堆积可分两层：这两层分别为浅黄褐色土、黄褐色土，①层土质略疏松，夹杂木炭和料礓石；②层土质致密，包含料礓石。两层均出土少量陶片，可辨器形有鬲、豆、罐等。
（三）出土器物
出土器物均为陶器，兼有泥质、夹砂二类。多为灰陶，此外还有少量红陶；纹饰以绳纹为主，素面次之，此外还有弦纹等；器类包括鬲、豆、罐等。
鬲均夹砂。据口沿差异，分二型：
A型 侈口，卷沿，沿面起隼，沿外侧素面，腹饰粗绳纹。标本H260③：1，灰陶，残高6.5厘米（图七：2）；标本H260③：2，口径24、残高4.8厘米（图七：1）。
B型侈口，折沿，沿外侧绳纹被抹，腹饰交错绳纹。标本ITG12⑥：1，口径26、残高7.2厘米（图七：3）。
豆标本H261②：2，泥质红陶，弧盘，深腹，盘外侧有一道弦纹，粗柄。盘径18、残高6厘米（图七：4）。
罐 标本H261①：2，泥质灰陶，直口，圆唇，领较矮，沿外侧绳纹被抹，微鼓肩，腹饰绳纹。口径16、残高8.4厘米（图七：1）。
二 东周遗存
2007年，第一次在周家庄新村北地点发掘时，就发现了东周遗存。此后又于2011、2012年在此地点发掘过3次，均发现了数量较多的东周遗存。2009年春季，在周家庄村北发掘，也发现了一些东周遗存。此外，2012年解剖东部环壕时，发现了一些东周陶片。周家庄村附近的东周遗存以新村北地点最为丰富，也最具代表性，本文将这一地点的东周遗存做一简介。
（一）地层堆积
在这一区域近现代活动层和龙山层之间，存在一层较为连续的东周期堆积，遗迹类型除地层外，还有灰坑、房址、瓮棺葬等。以IT1107北壁为例（图八），介绍如下。
①层：浅褐色土，土质疏松，厚0.2-0.3米，包含少量青花瓷片、铁钉、塑料袋等物，是现代农耕土。
②层：浅黄褐色土，土质疏松，厚0.2-0.3米，出土少量青花瓷片、布纹瓦碎块等，是近现代人类活动堆积，本层下开口的遗迹有
H130（东周时期）等。
③层：浅灰褐色土，质地较疏松，厚0-0.3米，出土大量陶片，可辨器形有鬲、豆、罐等。从出土陶片来看，本层为东周时期人类活动的堆积。③层下开口的遗迹有H148、H151、M43等。
④层：深褐色土，土质疏松，层厚0-0.7米，出土少量陶片，可辨器形有鬲、折肩罐等。
⑤层：浅黄色土，土质疏松，层厚0-0.3米，出土大量陶片，可辨器形有鬲等。⑤层下开口的遗迹有H169、H186等。
⑥层：黄色土，质地疏松，层厚0-0.3米，无出土物。该层下开口的遗迹有H199等。
（二）遗迹
东周遗迹包括灰坑、房址和瓮棺葬等。
1.灰坑
按照形制，分为圆形直壁坑、袋形坑、锅底形坑、长方形坑、不规则形坑等，分述如下。
（1）圆形直壁坑
开口线呈圆形或近圆形，坑壁较直，底径与口径同大或非常接近，有些较为规整，或为窖穴。以H133、H303为例介绍如下。
H133开口于IT1007③层下，打破IT1007④、⑤层及H198。口径1.85、自深1.75、底径1.9米（图九）。坑内堆积按土质、土色可分四层。其中①、③层为黄褐色土，②、④层分别为灰色与浅红褐色土。①、③、④层土质较致密，分别厚0.9-1、0.5-0.62、0.2-0.22米，出土物较少，①、③层仅见少量陶片，④层无出土物；②层土质疏松，厚0-0.1米，出土大量陶片和兽骨。各层出土陶片可辨器形有鬲、盆、豆、罐等。
H303开口于IT1508②层下，打破生土（图一〇）。口径1.35、自深0.7、底径1.30
H308坑内填土为浅褐色，质地较疏松，夹杂红烧土粒、料礓石，出土少量陶片，可辨器形有鬲、盆、豆、罐等。
（2）袋形坑
灰坑开口线为圆形或近圆形，斜壁下扩，底径大于口径，多做窖穴使用。以H126、H308为例简介如下。
H126位于T1207西部偏南，开口于③层下，打破M38、H216，为一圆形袋状坑，口径约1.36、自深0.6、底径1.64米（图一一）。坑内填土可分五层，分别为青褐、浅灰、清灰、灰褐、浅灰色土，土质均较疏松，夹杂草木灰及碎小的烧土块，出土大量陶、石、骨器。
H308位于IT1508东北部，开口于IT1508③层下，打破H328及生土。灰坑口径1.7、自深2.1、底径2.75米（图一二）。坑内堆积为黄灰色土，土质较致密，夹杂草木灰、料礓石等，出土少量陶片，可辨器形有鬲、豆、盆等。
（3）锅底形坑
开口线多为圆形或近圆形，坑壁弧形内收，似锅底状。以H122、H266为例介绍如
H122位于IT1207中部，开口于IT1207②层下，打破③层、H216。H122开口线近圆形，壁面粗糙，未见加工痕迹，口径1.02-1.2、自深0.6米（图一三）。坑内填灰褐色土，质地疏松，夹杂大量红烧土、草木灰及木炭屑等，出土一些夹砂、泥质陶片，可辨器形有鬲、罐等。
H266位于ITG10中部偏西，开口于ITG10②层下，打破ITG10④层。该灰坑开口线平面近圆形，口径1.3-1.4、自深0.3米（图一四）。坑内填土为黄色，质较疏松，出土较多陶片，可辨器形有鬲、豆等。
（4）长方形坑
灰坑开口线呈长方形或圆角长方形，直壁或微斜壁，坑底较平。以H8、H226为例介绍如下。
H8位于IT1408东南部,部分延伸入探方南壁，开口于②层下，打破H11、H48和W4。开口线平面呈圆角长方形，坑壁略直，东西长2.85、南北宽1.3、自深0.52米（图一五）。坑内填灰褐色土，较致密，夹杂料礓石，出土少量陶片，可辨器形有豆、盆、罐等。
H226位于IT0808的西南部，开口于IT0808③层下，打破F30等单位。开口线平面呈圆角长方形，坑壁近直，底部不甚平整，南北长3.3、东西宽1.6米、深约0.3米（图一六）。坑内堆积为浅黄褐色土，质地疏松，夹杂料礓石颗粒、白灰片，出土较多陶片，可辨器形有鬲、豆等。此外，该灰坑还出土一件石铲。
（5）不规则形坑
灰坑开口线不甚规则，有些体量较大，或与取土有关。以H312为例介绍如下。
H312位于IT1507中部偏北，开口于IT1507②层下，打破H313、M170，平面略呈不规则椭圆形，斜壁，其中西壁陡峭，东壁为缓坡，底不甚平。开口线东西最长3.4、南北最宽1.6、自深0.36米（图一七）。坑内填浅黄褐色土，质地疏松，出土少量陶片，可辨器形有罐等。
2.房址
保存均较差。以F16、F18为例介绍如下。
F16位于IT1006西部,部分延伸入探方西壁，开口于IT1006③层下，被近代墓及W34打破，自身打破F21和H207。F16为地面（或浅穴）式房址，仅存部分地面。残存部分呈不规则长方形，南北残长2.8-3.5、东西残宽2.2-2.6米。经解剖，可知F16的地面是以料礓石为垫层，并于其上施一层厚约0.003米的白灰面。在房址之中的地面上存在一个灶面，其平面为正方形，经多次烧烤后形成坚硬的红烧土，并与地面连为一体（图一八）。
F18位于IT0907的南部，部分延伸入南壁，开口于IT0907②b层下，打破IT0907③层。F18为一浅穴式房址，保存状况较差，残存部分平面略呈长方形，东西长约1.56、南北宽约0.78米；壁较直，残深0.1-0.12米。房址为白灰地面，白灰层约厚0.003米（图一九）。房址内填土为灰褐色土，质地疏松，未见出土物。
3.瓮棺葬
以W34、W35为例介绍如下。
W34位于T1006西部，开口于③层下,打破H207、F16。平面呈椭圆形，壁近直，平底。开口线长0.96、宽0.56、自深0.75米。坑内放置以陶罐、陶鬲及陶盆残片组成的瓮棺，内葬儿童，骨架保存较好。葬式为仰身直肢，头向南（图二〇）。墓圹填灰褐色土，无出土物。
W35位于IT0906的中部略偏西南，开口于IT0906②b层下,打破IT0906③层，是一座带有墓圹的瓮棺葬。墓圹开口线为圆角长方形，坑壁略内收，底近平。长0.88、宽0.38、自深0.36、底长0.7、宽0.36米。瓮棺由陶鬲、罐的口沿、腹片扣合而成，内置儿童骨骸一具，保存较差，仅存破碎的头骨、椎骨、肋骨等，其他多处骨骼已腐朽不见。头向55°，仰身直肢（图二一）。圹内填褐色土，质地疏松。
（三）出土器物
1.陶器
兼有夹砂、泥质二类，纹饰以绳纹为主，还有弦纹，素面等，部分泥质陶器上饰暗纹。器类方面，以鬲、盆、盘豆、盖豆、钵、高颈罐较为常见，另有壶、釜、甑等器型。
鬲共41件。均夹砂，沿较窄，微束颈，鼓肩，联裆，三实足，饰绳纹。依口、肩变化，分二式。
I式沿面微凹，斜唇稍厚，斜直颈，微耸肩。标本H133②：2，红褐陶，斜方唇，沿外侧绳纹被抹，肩及上腹部饰麦粒状斜行中绳纹，下腹部饰散乱的粗绳纹，口径25、残高17厘米（图二二：1）。
II式沿面下凹，方唇厚重，矮颈微斜，耸肩。标本H254：4，红褐陶，斜方唇，饰麦粒状斜行中绳纹，口径24、残高24.5厘米（图二二：3）；标本H254：5，红褐陶，肩饰印痕较深的斜行中绳纹，口径28、残高8厘米（图二二：2）。
盆多为泥质灰陶，个别为夹砂灰陶，侈口，折沿，多深腹，平底，腹饰绳纹。依颈部差异，分二型。
A型共13件。无明显颈部。据口、肩变化，分二式：
I式宽沿，沿面中央略凹，颈部微有折角。标本H133②：9，沿外侧绳纹被抹，腹饰散乱的中绳纹，口径37、残高11.5厘米（图二二：5）；标本H269：3方唇，沿外侧绳纹被抹，腹饰纹理清晰的细绳纹，口径42、高27、底径15厘米（图二二：13）。
II式沿略窄，沿面中央凹陷，沿腹交接处较顺滑。标本T1207③：3，斜方唇，沿外侧绳纹被抹，腹饰中绳纹，口径36、残高5厘米（图二二：8）；标本T0906③：5，斜方唇，沿外侧绳纹被抹，腹饰印痕较浅的中绳纹，残高6厘米（图二二：7）。
B型共11件。束颈。数量较少，暂不分式。折沿，沿面多内凹，下腹收束略急。标本H133②：7，沿外侧绳纹被抹，上腹部饰印痕较深的斜行中绳纹，下腹部绳纹亦被抹，口径30、残高16厘米（图二二：11）；标本H256：5，沿外侧绳纹被抹，上腹部饰印痕较浅的斜行中绳纹，下腹部绳纹被抹，口径40、残高12厘米（图二二：12）；标本T0906③：7，沿外侧素面，腹饰斜行中绳纹，口径50、残高24厘米（图二二：10）。
釜共1件。夹砂灰褐陶，厚方唇，折沿，沿面微内凹，束颈，深腹，圜底，饰绳纹。标本W34：1，口径24、高35厘米（图二二：4）。
甑共2件。残存下腹及篦部。标本H308：3，夹砂红褐陶，陶胎较厚，腹饰印痕较浅的麦粒状粗绳纹，近底部绳纹被抹，残高11、底径18厘米（图二二：9）；标本H8：1，泥质灰陶，下腹部素面，残高6、底径14厘米（图二二：6）。
盘豆泥质灰陶，依整体差异，分二型。
A型共41件。豆盘折角明显，豆柄细长，整体较高，圈足。据豆盘变化，分二式。I式 豆盘略深。标本H321：1，盘外侧有数周弦纹，口径14、残高4.2厘米（图二三：1）；标本H126③：9，豆柄上有数周凸棱，口径13、残高15厘米（图二三：6）；标本H133②：4，豆柄上有数周凸棱，口径12、高15.3、底径7厘米（图二三：5）。
II式 浅盘。标本H254：6，口径12、残高8.5厘米（图二三：3）；标本H266：1，盘外侧轮制痕迹明显，口径11.2、残高2.8厘米（图二三：4）。
B型共5件。弧盘微折，豆柄多较短，整体略矮。据豆盘变化，分二式。
I式豆盘较深。标本H133②：3，器体磨光，口径13.5、高11.6、底径8.5厘米（图二三：7）；标本H126③：8，口径14、高12.5、底径7厘米（图二三：12）。
II式 豆盘略浅。标本T1007③：3，器体似经磨光，口径12、残高3.8厘米（图二三：2）。
盖豆共11件。泥质灰陶，子母口，深腹，盖皆失落，盘外侧多饰瓦楞纹。分二式。I式口内敛，子母口较长。标本H256：7，盘内饰螺旋状暗纹，口径16、残高7.4厘米（图二三：13）；标本H133②：5，盘内外侧均饰数周暗纹，口径16、残高7.2厘米（图二三：14）。
II式敛口，子母口略短。标本H254：7，盘内饰螺旋状暗纹，口径16、残高9.2厘米（图二三：11）。
钵共7件。泥质灰陶或灰黑陶，折沿，斜唇，多束颈，弧肩，鼓腹，平底。据口沿变化，分二式。
I式 沿面较短。标本H126③：6，束颈，腹饰凸弦纹，口径21、残高8厘米（图二三：15）；标本H256：8，腹饰凸弦纹，口径40、残高20厘米（图二三：16）。
II式沿面更短。标本H303：1，束颈，腹底交接处转折圆缓，平底，素面，口径20、高13.5、底径10厘米（图二三：18）；标本T1107③：5，微束颈，腹饰凸弦纹，素面，口径19、残高9厘米（图二三：17）。
高颈罐共4件。泥质灰陶，尖唇或尖圆唇向上凸起，沿外侧绳纹被抹，鼓肩，有些肩部饰弦纹，腹皆饰绳纹。标本H269：5，沿外侧似经磨光，肩饰旋断绳纹（图二三：8）；标本H302：5，沿外侧素面，腹饰印痕较浅的斜行绳纹（图二三：9）。
壶共1件。泥质灰陶，宽折沿，沿外侧有一周凸起，高颈。沿外侧与颈部均磨光，颈部暗纹形似弦纹。标本H133②：6，沿面饰菱形暗纹，沿外侧素面，颈部饰多道弦纹，口径14、残高10厘米（图二三：10）。
板瓦共2件。夹砂灰陶，内侧可见清晰的泥条盘筑痕迹，饰斜行绳纹。标本H321：3，残长13、残宽9.5厘米（图二四：7）；标本H302：7，残长15、残宽12厘米（图二四：8）。
筒瓦共1件。夹砂灰陶，泥条盘筑，饰麦粒状斜行绳纹。标本H256：6，残长8、残宽5厘米（图二四：9）。
陶支钉 共39件。泥质灰陶，锥状。标本H118：1，高3.8厘米（图二四：1）；H118：4，高4厘米（图二四：2）；标本H118：11，高4厘米（图二五：5）。
铜饰品共1件。标本T0907③：1，圆形，饰三个小孔，体径1.8厘米（图二五：6）。
3.石器
共发现10件，器型包括石镞、石斧、石镰、石凿和石铲等。
石镞 标本H308：1，圆锥状梃，前锋呈三棱椎形，长8.4、宽0.8、厚0.7厘米（图二五：8）。
石斧标本H317：1，长方体，双面刃，长13、宽6.2、厚4.4厘米（图二五：1）；标本T0806③：1，背部已残，制作较粗糙，残长11.3、宽5.9、厚1厘米（图二五：2）。
石镰标本T1107③：2，整体经磨光，制作精细，镰背较宽厚，穿孔近器体中部，双面刃，长14.8、宽5.1、厚0.7厘米（图二五：9）。
石凿标本T1107③：1，器体呈长方形，经磨制，单面刃，长9.4、宽3.8、厚1厘米
（图二五：3）。
石铲标本T0906③：3，打制，制作粗糙，长16.3、宽6.7、厚1.8厘米（图二五：4）。
4.骨器
共发现2件，包括一件骨镞，另一件器型不可辨。
骨镞标本H321：4，锥形梃，前锋略呈三角形，长6厘米（图二五：7）。
5.蚌器
共9件，其中3件器型不可辨，余皆为蚌刀。
蚌刀共6件。标本H118：31，整体呈新月形，弧背，器物中部有一穿孔，单面刃已残，长12.1厘米（图二五：10）；标本H304：1，整体呈长方形，弧背经磨制，穿孔近刃部，单面刃已残，长11.6厘米（图二五：11）。
三 结语
H260③:1与安阳小屯H71：4[1]、洛阳铸铜遗址H83：2[2]相似。从类型学角度看，H260③:1的时代应介于二者之间，为西周初年；H260②:2与曲村AⅡ式豆[3]近似，时代为西周早期；TG12⑥:1与曲村AaV式鬲[4]形制相似，时代为西周中、晚期之际。综上，可以推测周家庄遗址存在自初年至西周中、晚期的遗存。
目前所见的西周遗存分布于周家庄新村附近，西距横东、拱北遗址不足千米。周家庄西周遗址的存续时代与横东、拱北遗址也比较接近。已知横东、拱北遗址为横水墓地葬者生前的居址[5]，其当与周家庄西周遗址关系密切，应同属倗氏一宗。
从出土陶器来看，周家庄西周早期遗存包含两种文化因素。其一是以商式鬲（A型）为代表的商文化因素，另一类则是以联裆鬲（B型）为代表的周文化因素。这说明西周早期附近存在至少两类族群，一是周人或与周人关系密切者，另一类则与商人有关。不同于周原、洛阳、琉璃河等地，晋西南地区西周时期的商文化因素发现较少，此次发现为研究这一地区的族群构成等学术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资料。
东周遗存数量相对较多，也较为分散。其中两处堆积丰厚者，一处位于周家庄村北，另一处地处崔村南堡[6]。这两个地点距离较远，或分属不同的遗址。所见东周遗物均与侯马铸铜遗址等地所见春秋晚期及战国早期遗存的时代特征较为接近，当是这一时期的遗存。从文化面貌来看，周家庄遗址所见东周遗存属典型晋文化。筒瓦、板瓦等建筑材料的发现说明该地存在较高等级的建筑。陶支钉等制陶工具则显示这一区域存在制陶手工业遗存。
发掘由戴向明领队，田伟测绘、摄影，王文武、吕赵力绘图，田伟、戴向明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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