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渑池县坡头乡不召寨新村南侧，是我国黄河流域发现和试掘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也是一处以龙山时代遗存为主体的古文化遗址，早在1963年就被列为河南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在发掘仰韶村遗址的同时，中国学者陈德广发现了不召寨遗址。同年，安特生对不召寨遗址进行了试掘。1937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尹达先生首次指出仰韶村遗址中“含有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其本质各有不同，其时代或有先后”，“不召寨遗址是纯粹的龙山文化遗存”。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先生、武汉大学考古学教授方酋生先生等分别于1951年、1964年对不召寨遗址进行过深入调查。由于该遗址发现较早，在中国新石器时-古学文化的研究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深入研究庙底沟二期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以及周邻时期考古学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有着极其重要的文化研究价值。遗址保存完整，内涵丰富，灰层和灰坑较多，厚度2—3米，采集的标本有石斧、石锛、三棱石镞等石器，以及光面黑陶、压印方格纹、蓝纹陶等陶器，与仰韶村遗址第三期、第四期文化出土的器物基本相同或相似。国务院 2013年5月3日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距离迁西县城不远处的西寨村，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
西寨遗址位于河北省迁西县东部滦河北岸台地上，为新石器时代遗址，年代距今6000余年。西寨遗址是一处集祭祀、居住、制陶、制石、渔猎于一体的大型史前遗存，反映了滦河中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及演化序列。
遗址平面呈椭圆形，面积96200平方米。发现祭祀地、房址、器物堆积群等重要遗迹现象，出土完整或可复原的遗物近5000件。遗址大体可分两期，一期遗存年代稍晚于兴隆洼文化，而与上宅中期早段及新乐下层文化大体相当；二期遗存年代与赵宝沟文化大致相同。
祭祀地点和太阳纹刻石的发现，对研究古代宗教和艺术的产生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西寨遗址考古还展示了当时极其发达的捕鱼业。
西寨村属迁西县罗家屯镇，遗址位于西寨村东南滦河北岸的山坡上,滦河古道即在坡下,现滦河水距此600米处由西而东流过(图1、照片一)。遗址是1985年文物普查时发现,现存面积一万二千平方米。1988年8月为配合大秦铁路建设工程,对遗址又做了详细调查、勘探,在铁路建设区内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为800平方米。其中T31、T32在T1—30的东南部,相距为200米。遗址发掘过程中共发现烧土面一处,灶一个,灰坑5个。出土了完整或可夏原陶器。
西寨遗址的出土文物，根据考古学分期，可分为两期。第一期文化遗存的陶器，以夹砂粗陶为主，夹砂陶内多羼有云母或滑石粉，泥质陶很少。陶器的颜色多不纯正，以夹砂黄褐陶和夹砂红陶为主。大多数陶器外表满饰纹饰，素面极少。陶器的纹饰有压印的“之”字形纹、戳点纹、刮条纹、斜线三角纹和篦点纹等。第一期遗存的陶器以筒形罐、钵、碗为主。石器有磨光石斧、扁平石铲、石环、石球和石网坠为主；第二期文化遗存，陶器仍以夹砂陶为主，但泥质陶明显较第一期增多，羼云母和滑石粉的陶器数量锐减。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其次为夹砂黄褐陶、夹砂灰褐陶和泥质陶。陶器外表所饰纹饰减少，较前一期制作粗糙而随意，主要纹饰有平行斜线纹、“人”字形纹，压印的“之”字形纹和篦点纹等减少。
第二期遗存的陶器数量有所增加，主要有夹砂陶质的简形罐、钵、碗和泥质的红顶碗、红顶钵。石器除了磨光的石斧、石铲、网坠外，还出现了小型的石雕像等，显示出当时人们思想观念和审美观念的进步。西寨遗址是河北省冀东地区滦河流域发现的较早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它的文化内涵与辽宁西北部、内蒙东南部同时期的文化遗存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既有同时代的共性，又有地域之差别。表明了早在6000多年前，滦河流域就有了人类活动，且已创造出了较为发达的文明，在考古研究上，填补了河北省滦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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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峁遗址的发现，以及与陶寺遗址不得不说的关系
▲视频：孙周勇在“晋界”讲坛所作的讲座
2020年9月20日，
山西博物院“晋界”讲坛第七期
“追迹文明”系列第二讲
他的讲座题目为：
“黄土、石头与城——
公元前第三千纪的晋陕高原”
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向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王朝——夏王朝
过渡的关键时间节点上，
对于研究区域文明进程与国家起源
具有重要意义。
接下来推出的是，
本次讲座的摘要。
▲孙周勇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石峁遗址发掘领队。
研究领域：新石器时代考古、青铜时代考古。
1
石峁遗址
（一）石峁遗址的发现
1958年3月至11月，陕西省开展文物普查工作，发现石峁龙山文化遗址，包括三套城。报告建议责成农业社负责保护，并请求文化主管部门勘察。
196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西北大学共同对陕北榆林、神木、府谷等地的长城沿线调查时踏查并记录了“石峁山遗址”，判定是龙山文化遗存，面积约10万平方米。1976年石峁遗址正式进入学术视野，1976年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戴应新先生调查遗址并征集了一批玉器、陶器，其中玉器127件（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引人注目，在这批玉器中20多件牙璋最具特色，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与广泛讨论。
后许多国外博物馆及学术机构收藏的同类玉器多被追溯至陕西神木石峁遗址。
（二）发现石峁古城
2011年7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开始对石峁遗址进行调查，基本探明了石峁古城的范围，2012年开始对石峁古城进行发掘，发掘工作主要集中于外城、内城、皇城台。石峁城址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重结构构成，城门、墩台、马面、角台等附属城防设施形制完备、保存良好，总面积达400万平方米以上，是目前发现龙山时代晚期最大的城址。
1.外城
石峁古城外城利用内城东南部墙体，向东南方向再行扩筑的一道弧形石墙，绝大部分墙体为高出地面的石砌城墙。外城城内面积约190万平方米，现存长度约4200米，宽度亦为2.5米左右，保存最好处高出现今地表亦有1米余。
东门址是外城重要发现，东门址南北发现墩台，南、北墩台中间形成主门道，进入门道后，南墩台西北继续修筑石墙，向西砌筑18米后北折32米，形成门址内侧的曲尺形“内瓮城”结构。石峁瓮城的发现，将中国所知最早的瓮城考古发现提早了两千年左右，此外还发现了具备防御功能的马面。
石峁城址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一是藏玉于墙，最早在瓮城中发现一件石头与草拌泥中间夹住的玉钺，后来又在城墙考古工作中发现了几十件玉器，如玉钺、玉铲、牙璋等，部分是经过改制而成。这种藏玉于墙的现象应该是伴随城墙的修建而发生的，这一现象是否来源于古人早期玉门瑶台宗教信仰，也值得进一步思考。
第二个重要现象是在城址中发现头骨坑，可能与当时杀戮祭祀有关。祭祀坑女性明显多于男性，且不见未成年个体。部分头骨有明显的砍斫痕迹或创伤，个别枕骨和下颌部位有灼烧迹象。东门址附近所见集中埋藏的头骨，均位于早期地面之下或石墙墙基之下，应与城墙修建时的奠基或祭祀活动有关。
石峁东门址不仅是一座建构技术先进、结构复杂、防御体系完整的建筑屏障，更是石峁居住者强大有力的精神安全保障。
此外，在 “内瓮城”东、西、南三面墙体内侧发现了成层、成片分布的壁画残块，专家推测，石峁人使用毛笔之类的软工具，将以铁红、铁黄、炭黑以及绿土四种颜色组成的各种几何图案绘制于白灰面底上，表明中国早期壁画的基本制作工艺和绘画技法至迟在4000多年前已基本确立。
2.内城
内城将“皇城台”包围其中，依山势而建，形状大致呈东北—西南向的椭圆形。城墙大部分处于山脊之上，为高出地面的石砌城墙。现存长度5700余米、墙宽约2.5米，保存最好处高出现今地表1米有余。
内城已经发掘的韩家圪旦遗址，在早期是居址，建筑遗迹主要是前厅后室的窑洞式建筑，晚期的时候这里变成一处大型墓地。墓葬的结构比较特殊，在墓壁的中间有一个半圆形的龛，而且墓葬中还使用殉人。墓葬规模差异明显，随葬品丰厚程度悬殊。玉器、铜器等体现身份及财富的随葬品大量发现。神疙瘩梁遗址M7，墓室面积达12.5平方米，随葬陶器6件， 在一些埋葬儿童的瓮棺中还发现有麻纤维，与苎麻纤维接近。
3.皇城台
皇城台是石峁遗址最核心的区域，位于内城偏西的中心部位，为一座四面包砌护坡石墙的台城，大致呈方形，台顶面积8万余平方米。
2018年在皇城台顶东部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建筑台基，其上分布大量建筑基址，称作“大台基”。皇城台大台基平面大致呈圆角方形，边长约130米，四周以石墙包砌。墙体用大小不一的砂岩石块错缝筑砌，石块之间用草拌泥粘接，墙面上还发现有多个纴木洞。在南护墙外（南）侧另有一道石墙，走向与南护墙平行，宽约1.6米、残高0.8-1.1米，与南护墙间形成宽约9米的“夹道”，夹道内地面保存较好，有断续分布的踩踏面。
在大台基南护墙墙体的倒塌石块内及部分镶嵌在南护墙墙面上，发现石雕70余块。绝大多数为雕刻于石块一面的平面型雕刻，以减地浮雕为主，还有少量阴刻、圆雕。雕刻内容大致可分为神面、人面、神兽、动物和符号五类，其中神面石雕体量最大，雕刻也最为传神，多见对称式构图，以一正视神面为中心，两侧雕出侧视神面，最大者石块长度超过2.6米。
还发现少量立柱型石雕，为两面对称的神人形象，其中一件出土时还矗立于夹道地面之上，地面高度近1米，底部还留有固定石柱的石砌围圈。
平面型石雕应为修建大台基南护墙时有意嵌入，作为大台基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石雕应与石峁遗址发现的“藏玉于墙”和人头奠基具有共同的精神内涵，体现了石峁先民对皇城台大台基的精神寄托。立柱型石雕或已具备“图腾柱”性质。
系列测年显示，皇城台大台基修建和使用年代不晚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南护墙石雕的年代也应不晚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
大台基南护墙石雕可能与中国北方地区的石雕“传统”密切相关，也可能影响了后石家河文化玉器和二里头文化绿松石龙，甚至商周青铜礼器的艺术构思和纹饰风格。
大台基的发现、确认和发掘正式拉开了探讨皇城台聚落区划和功能性质的帷幕，为论证皇城台在石峁城址内的核心地位奠定了重要而深厚的物质基础。
在皇城台东护墙北段还发现了口簧，骨制片状，由琴鞘和簧片组成，器身镂刻舌簧。结合民族学资料可知，口簧可以用来传递感情信息、狩猎或自娱自乐、沟通神灵，石峁口簧的功能可能偏向最后一种。
有学者认为，骨簧乐律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很可能对于石峁上层控制周边区域、维持社会秩序和维系区域政体稳定等，具有特殊的作用和意义。
综上可知，公元前2300年前后，以石峁城址为核心的北方地区“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形成，迈开中国北方地区走向早期国家的步伐。
秃尾河为黄河一级支流。目前已经调查秃尾河流域龙山时代遗址分布，确认了一百余处龙山遗址，其中石城聚落十余处。聚落分为10万平方米以下、10-100万平方米、100万平方米以上三个等级。其中石峁遗址为最大的石城聚落。
石峁文化以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内蒙古中南部为核心分布范围，分为早、中、晚三期，大致处在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800年之间，是一支与中原地区面貌迥然有别，分布于北方地区时代相当于龙山时代后期的重要考古学文化。
这一时期正是中国早期文明和国家起源的关键时期，石峁文化作为不同于中原地区河南龙山时代晚期、新砦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存的一个北方地区的典型代表，共同推进着中国早期国家起源和发展的进程。
如果城址规模可以作为推断资源集中、人力控制和行政组织的尺度，石峁无疑已经具有了早期国家的必要因素及特征，石峁与其周边数以千计的中小型聚落正是早期国家形态下所谓 “国”和“野”的具象体现。这一过程导致了公元前2000年前后石峁区域政体的形成，也促成了北方地区（河套区域）早期国家形成的序幕。
2
陶寺和石峁遗址的关系
芦山峁、石峁应为两处都邑性遗址，年代基本相当，两处遗址共同描绘公元前第三千纪黄土高原早期国家形态的基本特征和大致轮廓，为探究中国北方地区的文化关系、聚落演变、社会进程和文明起源提供了重要资料。
“探讨公元前第三千纪后半叶晋陕高原的区域格局，陶寺遗址是不容回避且难以绕开的。陶寺与石峁这两大都邑性遗址，除了在‘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原则下城址建设中夯筑与石筑传统的差异外，在典型器物、筑城规划、城址结构、夯筑技术、用玉制度、彩绘图案、杀戮祭祀、铸铜技术等方面更多展示了千丝万缕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可能远非承前启后、敌我对峙等简单认识能够概括的。”
来自科技考古的成果显示，陶寺早期人群和中晚期的人群可能有不一样的来源，陶寺遗址中晚期的先民中，存在很高比例的外来移民。陶寺遗址动物骨骼的分析显示，陶寺中晚期绵羊和黄牛畜牧资源的增加，显示当时外来人口的原籍可能来自于西北方向或西北地区。
3
结语
公元前2300年前后，晋陕高原北端以石峁城址为核心“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形成。大致与此同时，晋陕高原南端面积超过200万平方米的芦山峁遗址的出现，宣告了晋陕高原南端区域政体中心的形成，或可代表了活跃在黄土高原腹地一支与石峁集团势均力敌的族群。以黄土与石料为原材料构筑大型公共设施及宫室建筑成为晋陕高原南、北两端的建筑传统，深刻影响了区域政体的社会形态乃至治理体系。
公元前两千年前后，活跃在晋陕高原这一区域的主要社会集团最少包括了以石峁为核心北方集团、以芦山峁为核心的中部集团及与石峁关系极密切的陶寺集团，在一定时期内与夏集团鼎足而立，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文化传统与发展轨迹，构建了“万邦林立”的社会图景。
陶寺与石峁，隔河遥望，南北呼应，在交流与碰撞中，共同推进了中华文明一体化格局的形成，成为黄河文明的显著标识。
“黄河文明的标识——
陶寺·石峁的考古揭示”展览
正在展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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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博物院外景
BY｜ 山西博物院
图 ｜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山西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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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红色遗址——新寨子战斗遗址
该遗址位于神木县解家堡乡新寨子村。
1935年3月22日至23日，神木县委在园条塌村召开会议，中心议题是制定新寨子战斗方案。新寨子是敌人在苏区边沿的一个大据点，兵力较强，工事也相当坚固。多数同志认为不能与强敌硬拼，应先打敌人战斗力较弱的驻花石崖的骑兵。但特委派员坚持集中兵力先打新寨子，再打花石崖，以为这样便能打破敌人的“围剿”。会上王兆相被任命为此战的总指挥。
3月26日，我方在九五会村集结红三团及游击队400多人，党政干部200多人，赤卫队员近2000人待命。29日晚上，着朦胧夜色，我方兵分两路向新寨子进发，一路由团参谋长刘鸿飞指挥，一路由代理团长王进修指挥。拂晓时分，我方发起强攻。敌人的火力配置有序，加之工事坚固，我军几次冲锋都没成功。由于红军和赤卫队混编在一起，指挥不灵，行动比较混乱。团参谋长刘鸿飞在冲锋时不幸中弹牺牲，没有作战经验的赤卫队员们不断阵亡。王兆相觉得战斗很难取胜，如果敌骑兵闻讯赶来增援，红军会腹背受敌，那样就更危险了。于是，他跟几位领导人研究后，决定迅速撤出战斗。这次冒险战斗，红军和赤卫队伤亡百人之多。
不召寨遗址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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