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霄城，又名拱极城，位于兴文县西南与长宁县交界处，属僰王山镇，为宋时抗元名城。海拔1080米，孤峰崛起，三面峭壁，仅一路（断颈岩）可通，山顶平坦，占地60多亩。距离兴文县县城38公里。
1930年2月1日，共产党人王泽嘉、袁敦厚领导的川南革命军独立团180多人，持-140余支，以1个团3个营的队伍，进驻凌霄城，囤积粮草，利用其易守难攻的险峻地形，开辟根据地，扩大武装斗争。3月初，南六县清乡司令陈子方急令余伯珊率一个小分队赴凌霄山下堵守，同时，密报四川省政府：“川南边区0-叛乱”，请示派兵围剿。4月初，省政府指令宜宾护商队派出两个配有迫击炮的正规营，由刘文辉的师参谋长兼宜宾县县长沈眉荪率领，会同珙县、长宁、江安、兴文、筠连、叙永、古宋等县民团及附近各乡镇民团数千人集结凌霄山下，围剿工农革命军。川南工农革命军据险阻敌，击退数次进攻，激战至同年6月，在失去外援，粮弹耗尽的情况下，只好浴血突围，仅少数队员突围成功。
公路可达凌霄城侧1公里处，上面无人居住，但种有粮、树、竹、药材，现存栅门、战壕等遗迹。
“5•18”国际博物馆日：西南大学展出红军长征及川陕革命根据地文物
上游新闻·重庆晚报慢新闻记者 王渝凤 通讯员 郑劲松 西南大学博物馆供图
今天是“5•18”国际博物馆日。在国际博物馆日来临之前，西南大学博物馆举办题为“红色记忆 百年风华”的馆藏红军长征及川陕革命根据地文物展，一件件纸张发黄的繁体字红军标语、手写体油印的川陕全省党员代表大会代表证、红军家属优待证、红军战斗行动纲领、烈士遗书，还有几枚锈迹斑斑的迫击炮弹、机枪子弹、手榴弹……100余件文物，无声地诉说着伟大的长征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英雄事迹。
▲展出的迫击炮弹
100余件文物首次展出
系70多年前实地考察征集
“这批文物，主要来自70多年前的历史系师生教学考察和社会实践。”开展仪式上，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邹芙都教授说道。
邹芙都介绍，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在著名历史学者、西南师范学院首任历史系主任孙培良教授倡议下，全系师生积极响应，开始向全社会广泛征集文物，通过捐赠、调拨、购买等方式不断扩充文物收藏。
这次展出的革命文物主要来自假期民族考察和社会实践活动，是从川陕革命根据地征集而来，真实可信。邹芙都说，当时的民族考察带队老师为著名历史学者邓子琴教授，社会实践带队老师为后来曾作为西南师大副校长的杨光彦教授，还有历史系的知名专家李立新、胡汉生、骆兆伦等人。其中，民族考察主要集中在阿坝州、甘孜州和凉山州，即现在说的“三州”，也就是红军长征走过的民族地区。社会实践则主要集中在川北的通江、南江、巴中、阆中、荥经等地，主要是当时红四方面军活动范围，也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区域。通过几次定向的民族考察和社会实践，老师们不但获取了大量的革命历史教学科研一手资料，更征集到不少珍贵的文物陈列品，既有实物又有文献资料。
这些文物包括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印制的各种钱币、路票、传单、标语、红军家属优待证以及党代会代表证、决议、行动纲领等，还包括历次反围剿战役的遗留物以及红军家书、烈士遗诗遗文、红军卫生员用过的医药包，以及石刻标语等。
▲展出的文物钱币
贺龙元帅长征用过的马鞍
没有什么花纹图案和佩饰
“这件就是贺龙当年用过的马鞍。”西南大学历史博物馆馆长卞兆明指着玻璃展柜中的一件文物，对围在周边观看的学生们说。“当年带队考察的历史系孙培良教授非常严谨，不仅对这些文物进行了学术鉴定，还按文物管理规范，标注了征集或购买的地点、时间和原物收藏人。这件贺龙马鞍来源于四川巴塘县东巴柏松乡，是贺龙长征过草地途中，下令杀掉自己的坐骑后，让警卫员把这副马鞍送给当地百姓藏民的。”卞兆明说，这也是这件文物首次公开展出。
西南大学档案馆负责人告诉记者，贵州《文史天地》杂志1997年1期专门刊发了一篇《贺龙杀马》的故事，有详细讲述。1936年7月，贺龙率红二方面军进入草地。起初战士每人每天有3两青稞面充饥，可没过几天就完全断了粮。指战员们就只好挖野菜、刨草根吃，到后来就连野菜和草根也挖不着了，有的战士因过度饥饿而牺牲。贺龙爱马如命，可是为了保住战士们的生命，他强忍内心的痛苦，决定杀掉自己的枣红战马。警卫员们知道情况后，都伤心地哭起来。贺龙内心比他们更难过，但他说：“人对马亲，马也对人亲；我们爱马，马也爱我们。可是，战士、战马不可皆得啊！”
卞兆明看到这件马鞍，就发现它与当地藏民的马鞍也有明显区别，没有什么花纹图案和佩饰。
▲贺龙元帅用过的马鞍
邹芙都院长表示，这些文物全部收集于上个世纪50年代，全部入库保存，而现有的历史博物馆展出的主要是石器、陶器、瓷器、青铜器等古代的文物，现当代的都没有展出。这是因为当时的历史系，后来的历史博物馆本身办公场地有限，也就一直没有专门布展。而这次是在西南大学新的博物馆临展厅展出，10余展柜，还有大约三四百平米的展厅展墙。
文物不说话
却是最直观、最生动的党史教材
“文物虽然不能开口说话，但它们却是最直观、最形象、最真实的党史学习教材，它们在无声地启示我们，教育着我们。” 重庆市历史学会会长、西南大学党委副书记潘洵教授在本次展览开展仪式中说，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资料，不仅再现了红军长征和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所经历的艰苦岁月，更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特殊时期的斗争策略，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和现实教育意义。
该校文学院2020级学生周灵发言：“最让我动容的文物就是贺龙元帅用过的马鞍，观看展览，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红军长征路上的艰难困苦，也更加明白了革命胜利果实的来之不易。作为新时代大学生，我们自当努力学习，传承长征精神，为中华之复兴而读书，为中国之富强而不懈奋斗！”
▲展出现场，大学生是参观主要群体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长江南岸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
3月1日，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讲解员在给学员们讲根据地的故事。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唐俊 摄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陈奕樊
【铭刻】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钳制和吸引了围剿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几十万军队，有力地策应和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还让红二、六军团有了战略依托，使其发展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的红二方面军。这是中央红军长征后长江南岸的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亦是中国南部苏维埃运动发展中重要战略区域。
【追寻】
2月28日，烟雨迷蒙，坐落在张家界市永定区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在一方闹市中，静静伫立。
推门步入纪念馆右侧的省委礼堂旧址，166位曾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战斗过的将帅的照片全部陈列于此。87年前，就在这座礼堂里，任弼时、贺龙等向战士们传达中央指示，正式开辟湘鄂川黔苏区，一场轰轰烈烈策应中央红军的运动从此展开。
1934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向湖南进行战略转移，计划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然而，蒋介石在红军前进的方向上，调集了40万兵力，设置了四道封锁线，妄图将中央红军消灭于湘江与潇水之间。在这种严峻形势下，红二、六军团最紧迫的战略任务，就是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在任弼时、贺龙的率领下，红二、六军团对国民党发动了为期2个月的湘西攻势, 相继占领永顺、桑植、大庸（今张家界）等地，一片拥有40多万人口，纵跨400里、横跨240里的湘鄂川黔根据地全面形成。
1934年11月26日，湘鄂川黔省委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在大庸成立，任弼时任书记，贺龙、关向应等为委员，正式开启了长江南岸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的历史序幕。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建立后，省委开始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让处于国民党军重重包围中的红色阵地得以进一步巩固。”纪念馆讲解员杜双介绍，当时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开展土地革命。
湘鄂川黔边区地处武陵山区，封建势力顽固，地主恶霸、土豪劣绅同官僚军阀相勾结，对农民群众大肆搜刮，百姓生活苦不堪言。1934年底至1935年春天，湘鄂川黔省委连发3个土地革命文件，在根据地中心区域广泛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斗争。
湘鄂川黔省委吸取了以往土地革命的教训，对一些具体政策进行了修正和创新：只没收富农的土地，不没收其房屋、财产；道士、和尚、牧师等人，同样分配土地；对地主家属，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对工商业者，采取保护政策……这样既活跃了根据地经济，又扩大革命统一战线。据记载，仅大庸、永顺、桑植、龙山四县就有近15万人获得土地。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纪念馆里一张印有“当兵就要当红军”的歌词照片备受瞩目。“在当时，参加红军是根据地最为光荣的事情。”杜双解释道。
根据地建立后，为了掩护中央红军顺利长征，随时准备对抗国民党“围剿”，“扩红运动”势不可挡地开展起来：在政策上优待红军及其家属；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用少数民族语言张贴标语、文告；收编土著武装，加强对地方赤色武装的领导；纠正以夏曦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保证军队内部的团结与统一……红二、六军团迅速发展壮大，至1935年9月，达到4个师12个团，约2万人。
随着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的斗争取得节节胜利，根据地各项建设日益发展，极大地震撼了国民党政府。1935年初，蒋介石抽调四十多个团的兵力，对根据地实行六路军事“围剿”。
在反“围剿”斗争里，红军先后作战30余次，共歼灭国民党军2个整师、1个师部和1个旅，缴枪8000余支，新建立了慈桑、宣恩、龙山3个县的革命政权，牵制了湘鄂两省的大量敌军，有力策应了中央红军长征。
【感言】
87年前，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将士们带着革命理想的火种，开展土地革命、培育红军2万余人。他们在一次次绝境中重生，用坚守诠释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时代意义。一百年来，怀着坚定理想信念，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不断把为崇高理想奋斗的伟大实践推向前进。
南腰界会师大会 创建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开始
编者按：从土地革命初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在全国各地创建起多个革命根据地，建立起了党自己领导的人民军队。“九·一八事变”后，党领导人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为了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撤离长江南北各苏区，开始向陕甘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这就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世界军事史上的伟大壮举——长征。
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地处西南的重庆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在红军发展革命力量、突破敌人封锁、反击军阀围攻的艰难岁月里，三大主力红军先后进入重庆境内的渝东南、城口、綦江等地，顺利完成了各自承担的重要战略任务。红军在重庆期间，积极宣传共产主义政策，揭露军阀和地主的罪行，传播革命真理，播撒革命火种，留下了光辉的战斗足迹，铸就了红军长征史和重庆革命斗争史上的辉煌篇章。
1934年8月1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酉阳南腰界召开会议，南腰界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并决定以最大的努力去发展川东、酉阳、黔江的游击战争，与鄂川边游击战争连成一片，从而推动鄂川边苏区和川东苏区的建立。
红六军团西征，向南腰界进发
1934年8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9700多人在中央代表、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和军团长萧克、军团政委王震带领下，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命令红六军团向湖南中部挺进，与红二军团联系，为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转移担任前导的指示精神，由衙前、五斗江突围出发，经过两个多月的远征苦战，进入黔东地区。
红六军团在贵州甘溪寻找红二军团时，遭到桂、湘、黔敌军的突然袭击，被截为三段。由于甘溪一战失利，红六军团最后只剩下3000多人，已无力担负为中央红军探路和创建新苏区的任务，被迫分两路向红二军团活动的湘鄂川黔边区靠拢，以便两军会师，集中力量，再图良策。
当时，红二军团已改编为红三军，但红六军团并不知道，也不知道红三军活动的具体地点。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彼此只能从敌人的报纸上得知对方的一点消息。10月初，红六军团由湘西进入黔东后，派参谋长李达率先遣队红四十九团、五十一团，深入沿河地区寻找红二军团。红三军也急于和红六军团会合，先后派出几支部队从南腰界出发，分赴秀山、沿河、印江等地开展游击战争，以探寻和接应红六军团。
1934年10月中下旬，红三军军长贺龙、政委关向应带领二十六团在贵州沿河水田坝首先与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的400多人相遇。贺龙从李达口中得知任弼时、萧克、王震还在危难之中的消息，立即与关向应、李达商讨接应任、肖、王的办法。当部队朝梵净山方向行至木松坡时，与红六军团郭鹏、彭栋材率领的五十团会合。
通过郭鹏，贺龙得知红六军团主力进入印江县境，立即率部兼程前往，进入芙蓉坝、锅厂一带。10月24日，贺龙在芙蓉坝得知红六军团主力到达木黄的消息，立即留下主力部队布防于芙蓉坝，以防敌人突然袭击。随后，贺龙与关向应、李达亲自带领手枪队在木黄与任弼时、萧克、王震带领的红六军团主力胜利会师。
当时因敌李成章、王天锡部扑向木黄，形势紧急。部队稍作修整后，于当天下午兵分两路向酉阳南腰界进发。25日，任弼时与贺龙、萧克等两个军团领导人在向南腰界进发的途中，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初步磋商两个军团集中行动的方案，并于当天电报中革军委：“以目前敌情及二、六军团力量，两军应集中行动。”“两军行动，由二军团统一指挥。”“明日进至酉、秀、印间南腰界。”
红二、六军团在南腰界举行会师大会
1934年10月26日下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所属部队8000多名指战员先后从各地到达酉阳南腰界，驻满了南腰界附近方圆20里的村村寨寨。随即，任弼时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召集两个军团领导人在红三军司令部酉阳南腰界余家桶子召开会议，贺龙、关向应等报告红三军和黔东特区的情况，萧克、王震报告红六军团的情况，任弼时传达党中央关于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实行大规模战略转移的部署以及命令红六军团担任前导来找红二军团的任务、指示精神，然后具体讨论了如何策应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转移以及两军会合后的行动方向、任务等问题。
为迅速甩开尾追之黔敌，避实就虚、保存实力，同时配合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转移的行动计划，东进湖南、牵制湘军，会议决定红三军恢复原红二军团番号，红二、六军团会合在一起集中行动，立即开展湘西北攻势，主动向敌人发起进攻，发展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
会议还决定贺龙任红二军团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红六军团由萧克、王震分任军团长和政委，红六军团政治部及保卫局编入红二军团。红二、六军团统一行动，由红二军团代行指挥职能。
10月27日傍晚，红二、六军团在酉阳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任弼时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宣读了中央为红二、六军团会师发来的贺电，并向8000多名红军指战员庄严宣布：“二、六军团胜利会师了！”
红二、六军团在酉阳南腰界会师，使四川军阀刘湘惶恐不安。他连忙电告蒋介石，同时电令川军田冠五部截堵。田冠五接到刘湘电令后，立即命令酉阳县长易元明死守酉阳县城，并派一个营配合陈翔为首的“剿共义勇大队”，两个中队前往官清、阳雀岩堵截。
10月28日清晨，红二、六军团从南腰界出发，向湘西北挺进。当晚红二、六军团宿营蚂蟥井一带，29日进至板溪洼。红二、六军团撤离南腰界时，贺龙给田冠五写了一封信，要田冠五认清形势，让出酉阳南部通道，让红二、六军团过路。
田冠五慑于红二、六军团会合后的声势和贺龙的威望，借故将该旅主力撤往龙潭，也不出兵增援酉阳县城。30日，红二、六军团进入酉阳县城，打开监狱，释放被关押人员，派宣传员在街巷刷写标语，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当晚，部队进至小坝、龙池铺一带宿营。
11月3日，红二、六军团由酉阳福经老寨蚂蟥沟出川，通过湖北的新寨沟，进入湖南招头寨。随着湘西攻势的展开，红军先后控制了桑植、大庸、桃源、慈利等县的大部地区。
为了进一步发展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贺龙、任弼时根据中央指示，于11月29日在大庸成立了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湘鄂川黔边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等领导机构。
遵义会议召开后，红二、六军团坚决执行新的中央军委的指示，利用湘鄂川黔四省边界广阔的回旋余地，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粉碎了20多万敌军的大规模“围剿”，打乱了蒋介石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部署，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完成作出了贡献。
川南工农革命军根据地（凌霄城）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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