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营造学社旧址

中国营造学社旧址位于四川省宜宾市李庄镇上坝村月亮田，为两个相连的小院，占地面积1480平方米，建筑面积349平方米。包括学社办公室、梁思成先生办公室、卧室及莫宗江、刘致平、罗哲文等人的居室。营造学社的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陈明达、刘致平、莫宗江、罗哲文等中国建筑史学界的前辈在1940～1946年期间，都曾在此工作、学习和生活，他们以先进的研究方法和严谨求真的治学精神，为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营造学社的李庄经历，对我们研究中国建筑史和抗战文化史，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2006年，中国营造学社旧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6年9月入选“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

保护范围：占地范围外延20米。

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范围外延50米。

建筑史话︱中国古建大师的“黄埔军校”——营造学社

讲了那么多期的建筑大师，我们似乎总也绕不开一个神秘组织——中国营造学社。营造学社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团体呢？它的主要功能有哪些？他对中国古建研究做出了哪些贡献呢？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好好唠一唠~~

中国营造学社

中国营造学社（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是中国私人兴办的、研究中国传统营造学的学术团体。学社于1930年2月在北平正式创立，朱启钤任社长，梁思成、刘敦桢分别担任法式、文献组的主任。学社从事古代建筑实例的调查、研究和测绘，以及文献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编辑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46年停止活动。中国营造学社为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作出重大贡献。

▲营造学社创办人：北洋政府时期的交通系大员朱启钤

朱启钤曾官至代理国务总理，后因为支持袁世凯复辟而饱受非议，并因之退出政坛。其后，朱启钤专注于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与保护，并最终投资创办了中国营造学社。中国营造学社发轫于中国建筑学者在美国庚款资助下于1929年开始的关于《营造法式》的系列主题讲座。后来渐成气候，从松散的个人的学术讲座发展成有组织的学术团体。

营造学社成立之后，以天安门内旧朝房为办公地点，营造学社内设法式、文献二组，分别由梁思成和刘敦桢主持，分头研究古建筑形制和史料，并开展了大规模的中国古建筑的田野调查工作。从1932年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间的短短5年中，学社成员以现代建筑学科学严谨的态度对当时中国大地上的古建筑进行了大量的勘探和调查，搜集到了大量珍贵数据，其中很多数据至今仍然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营造学社被迫南迁，辗转经过武汉、长沙、昆明，最终落脚在四川宜宾的李庄。大后方的营造学社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古建筑调查与研究，期间出版了大量专业著作。

▲宜宾李庄中国营造学社旧址

抗日战争胜利后，营造学社迁回北京。但经历了战争的蹂躏，作为一个民间学术团体，营造学社资金日渐紧张，学社的创办者朱启钤先生也已经家资散尽，无力维继，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社只能在朱先生私宅办公，在社会上的影响日微，渐渐不为人知而于1946年无声地消失了，这不能不说是建筑学界的一大憾事。2006年，位于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李庄镇的中国营造学社旧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宜宾李庄中国营造学社旧址

营造学社的书稿、照片、图纸等资料现在多保存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图书馆，目前部分资料已经完成数字化保存和编目工作，并有内容描述和小图在网上提供检索服务。

来，跟着小编，

具体了解下营造学社的

营造学社的发展历程

1922年，刘敦桢先生在日本东京高工建筑系学成归国。

▲刘敦桢

1925年，陶湘出版《李明仲营造法式》。

1927年，梁思成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建筑硕士学位。

▲梁思成

1930年2月，朱启钤获得张学良的资助，与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刘敦桢等人成立了中国营造学社。这是我国第一个专门从事古代建筑文化遗产研究的学术机构。

1931年，刘敦桢加入学社。学社维修故宫南面角楼。

1932年，单士元、邵力工、莫宗江、陈明达、刘致平等先后加入学社。3月《清式营造则例》脱稿。同年春，梁思成首次赴蓟县调查独乐寺。梁思成、刘敦桢、蔡方荫受故宫博物院委托，拟定文渊阁楼面修理计划，并按计划进行修葺。梁思成为内城仅存之东南角楼拟定修葺计划、为故宫博物院南董殿拟定维修计划。同年，在北平市政府主持下，学社与各文化机关共同组成圆明园遗址保管委员会，共同议决保管章程十四条，交工务局执行。

1933年，学社开始对正定的第一次、第二次调查，并调查赵州桥。第一次赴山西调查大同古建及云冈石窟。北平市工务局修理鼓楼平座及上层西南角梁，邀学社协助设计，由刘敦桢、邵力工前往查勘，并绘简图说明书，送工务局。

1934年1月，北平市文物管理实施事务处，函聘学社为该处技术顾问。学社第一次赴河北西部调查、第二次赴山西调查晋汾地区。调查浙江古建筑。学社为故宫博物院拟修理景山万春、缉芳、周赏、观秋、富览五亭计划。由邵力工、麦俨增勘察实物，绘制图表，梁思成、刘敦桢二人拟就修葺计划大纲。于1935年12月竣工。同年，梁思成为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之邀，为蓟县独乐寺及应县佛宫寺木塔拟就修葺计划。

▲河北蓟县独乐寺观音阁

1935年，学社完成曲阜孔庙的修葺计划及建筑考察。第一次赴河南调查安阳古建筑，调查苏州、北平古建筑。

1936年2月，学社在北平万国美术会陈列室举行中国建筑展览会，陈列自汉以来历代建筑图片200幅。4月在上海市博物馆举行中国建筑展览会，展出历代建筑图片300余幅，及观音阁模型，历代斗拱模型10余座，古建实测图60余张，并由梁思成出席讲演，题为《我国历代木建筑之变迁》。学社第二次赴河南调查西北13个县，第一次赴山东调查中部11县，第三次赴山西调查晋汾建筑，第一次调查陕西古建筑，第三次赴河北、河南，第二次赴山东调查。学社应蒙藏委员会邀请，参加北平护国寺修理工程。同年，梁思成为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拟定赵县大石桥修葺计划，并赴赵县复勘桥基结构。

▲正定隆兴寺

1937年3月，学社为保护正定隆兴寺佛香阁宋塑壁，于1936年向中英庚款董事会申请专款修葺，经该会拨款4千元。由刘致平携同工匠一名再度复勘，并设计保护方案。6月由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与中央研究院负责修理河南登封告城测景台，并由刘敦桢拟就计划。学社第四次赴河南，第二次赴山西调查。第四次赴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及榆次永寿寺雨花宫。

1938年，学社进行昆明古建筑的调查。11月刘敦桢率莫宗江、陈明达二人赴安宁、楚雄、缜南、下关、大理一线进行古建考查。

1939年9月，梁、刘等人开始了他们计划已久的川康地区的调查。中央博物院聘请梁思成担任建筑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

1940年冬，学社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四川宜宾李庄。

1941年以后，学社已无力量外出野外调查，集中精力整理西南地区的调查资料。

1942、1944年，学社举办了两届建筑设计竞赛。

1943年，莫宗江、卢绳测绘了宜宾曹州坝白塔及李庄旋螺殿。因学社缺少经费，研究工作难以开展，刘敦桢遂决定离开学社到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

1944年，莫宗江、罗哲文、王世襄测绘李庄宋墓。刘致平详细调查了成都的清真寺。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学社只有梁思成、刘致平、莫宗江、罗哲文四人，经费来源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营造学社大事记

1930年2月，中国营造学社正式成立。是年，《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创刊。

1931年，学社设文献和法式两部，前者重资料收集，后者重实物测量和法式整理。

1932年春，梁思成首次赴蓟县调查独乐寺。建于辽代的独乐寺，上承唐代遗风，下起宋式营造，是研究中国建筑发展和《营造法式》的宝贵资料。

1933年，学社调查山西大同应县及河北正定赵县等古建筑，发现多处宋辽金时期的古建，包括应县佛宫寺木塔和赵州桥。

1934年，学社调查山西河北多处古建。同时，应浙江建设厅之邀，计划杭州六和塔的修建计划，并调查浙江古建。

1935年春，故宫文物整理委员会聘请学社为技术顾问，学社得以修葺北平许多古建。又筹划了山东曲阜孔庙重修计划，同年还调查了河北河南苏州北平等多处古建。

1936年，学社调查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等多处古建。同年，日寇侵华在即，学社同志将在华北地区的古建筑测毕，为中国古建筑遗产留下尽可能多的宝贵资料。

1937年，学社继续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地开展调查。其中，山西的五台山佛光寺大殿被确认为唐代建筑，其发现意义重大。

1938年2月，学社临时迁往昆明。10月，对昆明古建进行考察。11月，学社赴滇西北部进行考察。

1939年9月，学社开始计划已久的川康地区调查，调查古建包括汉阙、崖墓、摩崖石刻、乐山大佛等。这是学社同仁最后一次野外考察。

1940年冬，学社随中央研究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四川宜宾李庄。

1941年以后，学社无力组织野外考察，集中精力整理资料，其中梁思成编写了《中国建筑史》和《图像中国建筑史》。

1944年，梁思成率罗哲文编写《战时文物建筑保护目录》，使许多古建幸免于难。

1945年抗战胜利，学社经费来源已经枯竭。教育部建议将学社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或中央博物馆合并。梁思成遂决定到清华大学创办建筑系，刘致平、莫宗江、罗哲文也随梁思成到清华大学。

营造学社的历史贡献

1、学术贡献

在成立之后的短短5年间，营造学社成员先后调查了全中国137个县市，1823座各类古建殿堂房舍，详细测绘建筑206组，绘制了测绘图稿1898张，经他们调查被重新发现的珍贵建筑遗存上起汉唐下至明清各历史时期均有分布，整理出了清晰的中国古建筑发展脉络。许多现在名扬海内的珍贵古建筑如应县木塔、蓟县独乐寺辽代观音阁，均系中国营造学社成员经田野调查和详细测绘研究而被人们重新认识的。从这一角度讲，中国营造学社作为一个民间学术团体，对中国传统建筑研究和保护所作出的贡献是空前绝后的。

▲观音阁南立面图

2、人才培养

营造学社不仅在学术上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资料，而且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建筑专业人才。其不同于一般的学术团体，一般的学人，若想加入营造学社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进入营造学社后还需经过专业训练，这使得营造学社不仅仅是一个学术团体，同时更加像一所专门学校，因而培养了大量建筑专业人才，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罗哲文等许多建筑学界的重量级人物均出自中国营造学社门下。

▲罗哲文书写的中国营造学社

3、出版专著

中国营造学社还有大量专业著作刊行，共撰写和出版了有关我国古建筑专著30多种，包括：

《中国建筑参考图集》

清 李斗著 《工段营造录》

梁思成编订 《营造算例》

明 计成著 《园冶》

梁思成著 《清式营造则例》等珍贵资料。

此外，营造学社的会刊《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也是研究中国传统建筑的重要史料。

住建局召开纪念建党98周年暨“七一”表彰大会

2019年6月公租房保障资格公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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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寺的发现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历史贡献回顾

今年是中国先驱建筑家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发现山西佛光寺80年。80年前，也就是1937 年（民国26年），中日战争爆发的那年，梁林二人根据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所著的《敦煌石窟图录》（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 第61 窟的唐代壁画的五台山全景，见到图录上不但有寺庙，且每座寺庙下注有名称，佛光寺也是其一。他们于6月20日与中国营造学社的人员一同到山西五台山，找到佛光寺。几天后林徽因爬到梁柱上发现纪年“唐宣宗大中十一年（857）”，是有题记的中国最早木造建筑，离今1160年。

敦煌莫高窟第61窟西壁五台山图大佛光之寺

佛光寺远眺

佛光寺的重大发现，反驳了日本建筑史学者关于中国没有唐代木构建筑的结论，是中国古建筑史学术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为了纪念中国先驱建筑家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发现山西佛光寺80年，本刊特别延请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的长孙梁鉴先生，回顾了与此发现相关的众多历史关联域。

梁鉴先生认为，佛光寺的重大发现看似是梁林二位偶然所得，实际上源于营造学社建立者与社员长期的学术研究积累，故为营造学社这一重要学术机构的共同成果。他将在本文中对佛光寺的发现与营造学社的学术成就作简略回顾，以示对发现佛光寺这一重要历史时刻及对中国古建筑史作出重大贡献的先驱者们的纪念。

1 中国营造学社成立前外国学者对中国古建筑之研究

最早将中国古建筑放在文化范畴考察的并非是中国人自己，而是肇始于西方汉学家的研究。西方人沙畹①是世界上最早开始整理研究敦煌与新疆文物的学者之一，作为法国敦煌学研究的先驱，此后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与马伯乐都出自其门下。沙畹将中国最著名的史学著作《史记》以及《后汉书》有关西域的部分翻译成了法文。1909年出版的《北支那考古图谱》（两卷）记录了泰山、岱庙、曲阜、西安大雁塔、山东嘉祥武梁祠、昭陵六骏等，研究了古代中国对于泰山的崇拜，结合了考据学以及田野调查，开启了欧洲现代汉学的先河。

沙畹

《北支那考古图谱》

德国人恩斯特・鲍希曼②是第一位全面考察中国古建筑的德国建筑师，也是第一位在中国进行古建筑测绘的西方人。鲍希曼在1906-1909年（光绪三十二年-宣统元年）间穿越了中国的十二个省，行程数万里，对中国古建筑进行全面考察，拍下了数千张古代皇家建筑、宗教建筑和代表各地风情的民居等极其珍贵的照片。回国以后，他根据这次考察所获的资料，连续出版了至少六部论述中国建筑的专著。经过历史的变迁与岁月的沉淀，鲍希曼的这些论著已经成为中国古代建筑史领域的重要里程碑。

恩斯特・鲍希曼

进入20年代后，西方汉学家对于中国的研究进入了成果较为丰富和集中的阶段。伯希和③于1920年出版《敦煌石窟图录》。谢阁兰于1923-1924年出版《考古图谱》（两卷）。喜龙仁于1924年发表《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两年后发表《中国北京皇城写真全图》（三卷），1930年发表《中国早期艺术史·建筑卷》，1945年发表《中国园林》。这些重要的研究文献构成了西方汉学家对于中国研究的重要积累，也为后续东亚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中国建筑》（两卷）

伊东忠太④从1901年开始了中国古建筑的考察之旅，成为在紫禁城进行测绘的第一人，更第一个向世界介绍了云冈石窟的艺术价值，他的研究带有探寻日本古建筑源头的目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1902年，伊东忠太对应县木塔进行了考察，并根据塔下碑刻记载，断定其为辽清宁二年建，断代准确。1928-1932年，他与关野贞、塚本靖合著了《支那建筑》图集。他的《支那建筑史》一书，虽仅写到南北朝为止，并不是完整的通史，但已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伊东忠太

《支那建筑史》插图

紧随伊东忠太之后，他的学弟关野贞⑤也于1906年开始了中国古建筑考察。他曾先后十次考察中国，足迹同样广阔，并且发现了鲜为人知的太原天龙山石窟，并对辽金建筑进行了专门研究，甚至去了梁思成、刘敦桢等都未能考察的义县奉国寺，著有《辽金时代的建筑与其佛像》一书（与竹岛卓一合著）。关野贞著述颇丰，最具代表性的是《支那佛教史迹》和《支那文化史迹》，后者堪称日本学者编纂的中国建筑大全。常盘大定、关野贞在《支那文化史迹》一书中刊登了佛光寺大殿远景及内部塑像、寺内经幢的数张照片，但没能辨认出大殿是珍贵的唐代木构遗物。以至日本建筑史学者最终得出中国没有唐代木构建筑的错误结论。

关野贞

《支那文化史迹》

《支那文化史迹》中的佛光寺远景

《支那文化史迹》中的佛光寺大殿内景

① Édouard Émmannuel Chavannes爱德华·埃玛纽埃尔·沙畹，1865年10月5日－1918年1月29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上最有成就的汉学大师之一，有“欧洲汉学泰斗”之誉。

② Ernst Boerschmann柏石曼，亦译作伯希曼、鲍希曼等，1873-1949，著有《中国建筑和宗教文化》（三卷，1911-1931年）；《中国的建筑与景观》（1923年）；《中国建筑》（两卷，1925年）。

③ Paul Pelliot伯希和，法国汉学家，著有《敦煌石窟图录》（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

④伊东忠太，日本著名建筑史家，1867-1954，除了著有《支那建筑》（图版加解说，与关野贞、塚本靖合著，1928-1932年），《支那建筑史》（1931年），还有《支那建筑装饰》（五卷，1944年）。

⑤关野贞，1868-1935。著有《支那佛教史迹》（与常盘大定合著，全六册，附解说，1925-1931年）和《支那文化史迹》（与常盘大定合著，全十二册，附解说，1939-41年）。

2 中国营造学社的成立与主要学术成就

1919年，朱启钤先生赴上海出席“南北议和会议”，途径南京，在江南图书馆发现宋《营造法式》抄本，次年即影印行世，即“丁本”。随后，朱启钤请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陶湘等人利用文渊、文溯、文津三阁《四库全书》本汇校，于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仿宋重刊本李明仲营造法式》，即“陶本”，此版刊行后，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古代建筑的重视和研究热情。

朱启钤

《营造法式》（陶本）

《营造法式》（陶本）插图之一

《营造法式》（陶本）插图之二

1928年3月，营造学会在北平中央公园（社稷坛，今中山公园）举办中国古代建筑展览会，展示了学会历年收藏的古代建筑图书、图纸和模型等，遂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重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决定对古代建筑研究给予资助，这就直接促成了中国营造学社的成立。

1930年1月，中国营造学社在北平东城宝珠子胡同7号朱启钤寓所内成立，为区别此前朱启钤私人资助的营造学会，起名为营造学社。朱启钤在中国营造学社成立的演讲中指出了创办学社的目的：

“吾民族之文化进展，其一部分寄之于建筑，建筑于吾人最密切，自有建筑，而后有社会组织，而后有声名文物……总之研求营造学，非通全部文化史不可，而欲通文化史非研求实质之营造不可。”

营造学社成立之后，梁思成、刘敦桢先后于1930、1931年加入学社，并分别担任法式部主任、文献部主任，成为学社的研究骨干。此后，单士元、邵力工、莫宗江、陈明达、刘致平等陆续加入学社，在梁思成、刘敦桢的带领下组成了强有力的、效率极高的研究团队。

学社通过文献的梳理和实物的调查发现，采用科学的方法分析研究，并在理论上加以提高，写出一批具有高度学术价值的论文，为中国建筑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七卷）及其他相关研究成果的发表，在中外学术界的影响巨大。此外，学社更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人才，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卢绳、叶仲玑、王世襄、罗哲文等学社的成员后来都成为中国建筑史、文物建筑保护等方面的著名学者。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一卷第一期刊载的朱启钤演讲词

2.1 对中国古代营造典籍与文献的系统搜集、校勘、出版

回顾营造学社的学术成就，首先在于对中国古代营造典籍与文献的系统搜集、校勘、出版。中国营造学社初创，遵从朱启钤提倡 “以匠为师”、“沟通匠儒”，将访问“大木匠师、各作名工及工部老吏、样房、算房专家”作为工作方法，聘请熟悉清代建筑的老匠师，绘制大木结构详图、彩画图样，从而掌握、识别实物、熟悉专门术语，编纂营造辞汇，将古籍中的营造名词加以考订、注释，形成的一系列经典性的学术成果。在宋《营造法式》、清《工部工程做法》等中国最重要的古代营造典籍与文献的系统搜集、校勘、出版之外，对匠作工程籍本进行了搜集、整理和研究，包括清代“样式雷”图档的抢救性搜集、整理和研究。“样式雷”图档作为清代皇家工程设计世家雷氏家族绘制的建筑图样、烫样、工程做法及相关文献的重要存本（存世逾两万件），得到了朱启钤先生的极大重视。朱启钤先生是“样式雷”图档研究最早的倡导者，开创了“样式雷”世家的研究专题，并安排刘敦桢先生以圆明园作为个案展开研究。

梁思成《清式营造则例》（1934）

样式雷圆明园“天地一家春”图样

中国营造学社初期积极收集、整理、出版涉及中国古代营造的典籍文献还包括，如《园冶》、《梓人遣制》、《工段营造录》等；对古代营造匠师、营造史料进行系统梳理，编辑有《哲匠录》、《明代营造史料》、《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等；而学社收集到的《万年桥志》、《京师坊巷志稿》、《燕京故城考》等古籍及工程籍本，也均经详加整理和校阅。

2.2 对中国古代建筑遗构的大规模调查及测绘研究

中国营造学社另一项很大的学术成就在于对中国古代建筑遗构的大规模调查及测绘研究。1932～1945年间，中国营造学社在梁思成和刘敦桢二位先生的带领下，对北京、河北、河南、山西、山东、江苏、浙江、云南、四川190个县的2738处古建筑实物遗存，展开了大规模考古调查和科学测绘，其中测绘重要古建筑206组，完成测绘图纸1898张，研究工作以调查报告的形式发表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内容包括大量的测绘图版及照片。至今，这些调查报告、测绘图版和照片，依然是中国建筑史学研究最重要的基础资料，是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珍贵原典。中国古代建筑的大量瑰宝．也由此为世人所知晓并得到重视，为中国建筑史学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营造学社古建筑考察路线图

梁思成测绘河北正定隆兴寺转轮藏殿

林徽因测绘河北正定开元寺钟楼

莫宗江测绘山西应县木塔

中国营造学社测绘图之应县木塔立面图

中国营造学社测绘图之应县木塔剖面图

对于研究中国古建筑，尤其是科学的田野考察，日本学者曾经不无傲慢地认为理所应当由日本人来做。伊东忠太于1930年在中国营造学社所做的学术报告“支那建筑之研究”中曾扬言研究中国古建筑“在支那方面，以调查文献为主，日本方面，以研究遗物为主，不知适当否？”而在其《支那建筑史》（1931）一书中，他又进一步宣称：“研究广大之中国，不论艺术，不论历史，以日本人当之皆较适当。”应该说，这些言论对于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这些刚刚加入学社的青年研究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刺激与挑战。学社之后十余年的考察与研究，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和已经取得相当成果的前辈日本学人进行的赛跑。中国营造学社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以往日本学者和西方学者的崭新研究道路，并迅速做到了后来居上。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一卷第二期刊载的伊东忠太演讲词）

1931年7月，梁思成任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1932年梁思成赴独乐寺调查测绘，这次测绘原计划1931年下半年前往考察，因当地动乱未能成行，1932年的调查后，梁思成在6月完成了他的第一篇古建筑调查报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建筑史学者傅熹年曾经这样评价，《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所体现出的通过实地调查测绘并与《营造法式》印证，进而探究古代建筑遗构中所包含的技术、艺术因素的研究方法，使之成为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引领风气之先的一篇重要论文，并为以后的调查实测和研究古建筑提供了范式。其学术水准不仅一举超过了当时欧美和日本人研究中国古建筑的水平，就实物与理论、文献结合而言，以及透过形式深入探讨古代建筑设计规律而言，也超过了日本人当时对其本国古建筑研究的深度。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二期刊载的梁思成《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一文）

梁思成绘制的独乐寺观音阁正立面水彩渲染图

梁思成绘制的独乐寺观音阁纵剖面图

刘敦桢先生主持营造学社文献部工作，在文献考证上做出了卓越贡献，其代表性成果《大壮室笔记》在现代建筑学及深厚的古文献基础上考证了汉代宫室，精密入微，发前人所未发，绝非一般文史考证所及。文献研究之余，刘敦桢也参与了大量古建筑实地调查，并完成多篇高质量的古建筑调查报告，尤其是对北京智化寺进行了调查研究，为明清建筑的调查研究树立了范式。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三、四期刊载的刘敦桢《大壮室笔记》）

2.3 对《营造法式》之专题研究

营造学社的第三个学术贡献主要在于对《营造法式》之专题研究。在与日本学者的学术赛跑中，学社能够实现反超，一个重要法宝就是对《营造法式》的研究。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二期，石印）的《中国建筑之两部“文法课本”》一文）

学贯中西的学术背景，使得梁思成敏感地指出《营造法式》的斗栱“材分°制”与西方古典建筑中的Order（现在一般译作“柱式”）的高度相似性，这是此前中外学者均未发现的。梁思成在《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中指出：

“斗栱者，中国建筑所特有之结构制度也。其功用在梁枋等与柱间之过渡及联络，盖以结构部分而富有装饰性者。其在中国建筑上所占之地位，犹order之于希腊罗马建筑；斗栱之变化，谓为中国建筑制度之变化，亦未尝不可，犹order之影响欧洲建筑，至为重大。”

古罗马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中有著名的关于希腊-罗马柱式（Order）的记载：希腊-罗马神庙通常用神庙立柱的“柱径”作为基本模数，而面阔、进深以及各类细部尺寸皆以此为本，为柱径的倍数或分数，一如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中的斗栱“材分°制”。

在《中国建筑之两部“文法课本”》一文中梁思成进一步总结：

“所谓‘斗栱’者是在两书中解释得最详尽的。它是了解中国建筑的钥匙……斗栱与‘材’及‘分’在中国建筑研究中实最重要者。”

“不知道一种语言的文法而研究那种语言的文学，当然此路不通。不知道中国建筑的‘文法’而研究中国建筑，也是一样的不可能。”进一步将宋《营造法式》和清工部《工程做法》称作中国建筑的“文法课本”（文法即grammar，语法）。

梁思成所绘《历代斗拱演变图》

四川汉代崖墓中的斗栱之一

四川汉代崖墓中的斗栱之二

梁思成将斗栱与西方的ORDER比较

帕拉第奥《建筑四书》中关于ORDER的插图

2.4 以宏观的“全部文化史”视野构筑中国建筑史体系

营造学社的第四项重要的学术贡献是以宏观的“全部文化史”视野构筑中国建筑史体系。

中国营造学社不仅仅关注纯粹技术层面的研究，还要全方位地探究建筑本身，以及隐涵于建筑背后的文化学意义上有形或无形的诸多层面。朱启钤先生一直所强调和尊重的文献传统与工匠传统，即是涵盖了艺术、技术、意匠、制度、法式、则例、算例、图样等诸多层面的广义的建筑观、文化观。诸如《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中国建筑艺术史》、《中国古代建筑史》等中国建筑史学巨著依然是此种学术理念“水到渠成”之延续，实际上并未超越出朱启钤先生七十余年前所擘划出的学术框架：

“言及文化之进展，则知国家界限之观念，不能亘置胸中，岂惟国家，即民族界限之观念，固亦早不能存在。吾中华民族，具博大襟怀之民族。盖自太古以来，吸收外来民族之文化结晶，直至近代而未已也。凡建筑本身，及其附丽之物，殆无一处不足见多数殊源之风格，混融变幻以构成之也。……不独吾中国也，世界文化迁移分合之迹，皆将由此以彰。……且也学术愈进步，则大同观念愈深，民族观念愈淡。今更重言以申明之，曰中国营造学社者，全人类之学术，非吾一民族所私有。”

朱启钤先生是以中西文化交融之宏阔背景为基点，去思考和关注“中国营造之学”应该如何融入世界学术体系的诸多问题。朱启钤先生对此寄予了融入世界学术体系的宏大理想，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制订的各项研究计划，因而更具有了高度的学术前瞻性。

2.5 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和修缮的理论探索和实践

营造学社还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和修缮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做出了重要学术贡献。中国营造学社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与理论探索的先行者。作为技术顾问，学社曾受聘于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依据调查、测绘和评估报告，学社审核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实施的古建筑修缮和保护工程。朱启钤、梁思成等均曾出任文物整理委员会的正式委员，并亲自参与和指导北平文物整理工程诸多重要项目的实施。

1932年6月，梁思成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中“今后之保护”一节高屋建瓴地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与方法提出建议和设想，此或可视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献。

此后，中国营造学社在诸如《故宫文渊阁楼面修理计划》、《修理故宫景山万春亭计划》、《杭州六合塔复原状计划》等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渐次所提出的“整旧如旧”、“保持原状”、“复原”等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修缮原则。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及实践的基本理念和方向，也正是奠基于此，在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收录的大量古建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中国营造学社发现的。

梁思成的六和塔复原设计图

3 中国营造学社1937年发现佛光寺

梁思成在1944年发表的《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一文中写道：

“二十六年（1937年）六月，偕社友莫宗江，林徽因及技工一人入晋，拜谒名山，探索古刹。抵五台县城后，不入台怀，折而北行，径趋南台外围。乘驮骡入山，峻路萦回，沿倚崖边，崎岖危隘，俯瞰田畴。坞随山转，林木错绮；近山婉婉，远峦环护，势甚壮。旅途僻静，景至幽丽。至暮，得谒佛光真容禅寺于豆村附近，瞻仰大殿，咨嗟惊喜。国内殿宇尚有唐构之信念，一旦于此得一实证。”

中国营造学社一行赴五台山佛光寺途中

梁思成、林徽因一行人初见佛光寺东大殿，虽然通过自身多年来所积累的经验，认为大殿“斗栱雄大，屋顶坡度缓和，广檐翼出，全部庞大豪迈之象，一望而知为唐末五代时物也”，但是依旧急于找到确切的关于大殿建造年代之证据，所幸林徽因“素病远视”，在测绘数日后林徽因第一个敏锐地读出月梁底部若干题字，于是众人搭架子洗清梁底污垢，近距离阅读辨认，终于解开谜团：佛光寺大殿的建造时间为唐大中十一年，即公元857年，距离1937年已整整1080年！日本学者关于中国已无唐代木构建筑的论断至此宣告错误。

梁思成在佛光寺东大殿内测绘 林徽因与宁公遇塑像合影

林徽因瞻仰佛光寺东大殿内塑像

佛光寺东大殿内槽平闇

佛光寺大殿平闇上部古老的“叉手”

佛光寺东大殿正立面及纵剖面图（梁思成、莫宗江绘）

佛光寺东大殿横剖面图（梁思成、莫宗江绘）

此外，连大殿的赞助人即所谓“佛殿主”也得以留名史册，她是一位名叫宁公遇的长安贵妇人，建寺的目的是为已故的右军中尉王守澄祈福。大殿佛坛的南面居然还保留着这位女施主的塑像，作为供养人像；而亲自主持大殿修建的僧人愿诚也幸运地在殿中留下了塑像。1944年抗战末期，转移到四川南溪县李庄的中国营造学社同仁，克服重重困难，用原始的石印技术恢复了《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的出版，此卷汇刊中就有梁思成的《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一文（文字和图纸皆是手抄、手绘，以适应石印的要求），向学术界公布了佛光寺东大殿为唐代木构遗存这一重大发现。

梁思成（后）、莫宗江在李庄营造学社绘图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一期，石印）中的《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一文

佛光寺东大殿正面全景

佛光寺东大殿外观之一

佛光寺东大殿外观之二

佛光寺东大殿斗栱之一

佛光寺东大殿斗栱之二

佛光寺东大殿内槽塑像群

佛光寺东大殿塑像

因而，发现佛光寺唐代木构遗存这一事件意义重大，反驳了日本建筑史学者关于中国没有唐代木构建筑的结论。但是，如果没有营造学社建立者与社员长期的学术研究积累，对中国古代营造典籍与文献的系统搜集、校勘、出版，对中国古代建筑遗构的大规模调查及测绘研究，对《营造法式》之专题研究，以宏观的“全部文化史”视野构筑中国建筑史体系，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和修缮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梁林的个人探索过程便没有成立的条件，故发现佛光寺实为营造学社这一重要学术机构的共同发现所得。（梁鉴/本刊编辑整理）

编 辑｜潘 玥

版 面｜朱艺媛 潘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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