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是我国汉代大辞赋家，大文学家。是继屈原之后启辞赋首创者。他给汉代和我国文学中，树以独特文体形式规范，他的“汉赋”对当时和后期、后世，都有极大的影响。一直到今天，这种格体新形文法仍是启发和效仿的特写格律，也唯之而稀贵。这种古风遗产，这位千古传留的大作家，与我梓潼有一定渊缘历史故事，我们不得不对他要深入的重温旧课和怀念。
一、司马相如其人
据“史记”及有关史资记载，司马相如生于汉文帝前元元年即公元前179年，卒于汉武帝元封六年（公元前117年）。字长卿，蜀郡成都人，少时好读书，学击剑，小名犬子，慕蔺相如为人，更名相如。初进长安用钱捐为“郎”，事奉孝景帝任为“武骑常待”（管理出行队伍）后不自愿，而景帝不好辞赋，又从梁孝王，与其一些有学问的人游景研讨文学，作成《子虚之赋》。过几年回成都，“家贫无以自业”，与“临邛（今邛崃）县令王吉相友善”，其县最大富翁卓王孙宴请县令，约他同去，饮酒间，请他抚琴，卓王孙其女“文君新寡”，在屏内窥听，相如奏“凤求凰”一曲“挑意”，文君“心悦”，相如送了小礼，通往信息后，俩夜奔回成都。而相如“家居徒四壁立”一无所有，其父大怒，说不成才的，虽不忍杀她，不给一分钱。后她们又回临邛，向她兄弟借钱开酒店，“文君当炉、相如涤器”两口买酒，通过旁人劝说，又才分给“与子同等财产”，回成都“买田宅，为富人”。
汉武帝执政间，政治稳定，喜辞赋，见《子虚赋》很赏识，“令狗监杨德意”召入京，在出城北十里“升仙桥”，立誓言：“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后为“驷马桥”。入京后，又“拜为郎”，后命平“西南夷”，抚安少数民族，功绩显赫，“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住史’之职”。后因“受金”，“失数”，误疑有贪财而“失官”，后又复召为“郎”。
“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常有消渴病，与卓氏婚饶于财”，不想-，“未与公卿国家之事，常称病闲居”，有时陪皇上去猎野，并讲些哲理从傍劝谏为君之道。后“相如拜为孝文园令”。
晚年，“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今西安北，是当时最大帝陵），因病而故，年六十二岁。
二、司马相如其著作
司马相如自幼好学勤读，善著作，因此他一生中大作如山，尤以创新文体特别一格形式的“汉赋”，更为古风大雅，给后世遗留下尚存的赋，精华的就有20余首，其中最为名篇的《子虚赋》、《大人赋》、《长门赋》等，其文有《喻巴蜀椒》、《难蜀父老》、《谏猎疏》、《封禅文》等。他在《子虚赋》里，以虚构“子虚”与“乌有”对白之式，坛述自己文思意景，尤其在《上林赋》中写道“撞石之钟，立万石之虚，建翠华之旗， ……鼓奏陶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山谷为之荡波。”其词语之豪壮，激人奋发。他觉得汉文帝好射猎，形式奢侈而误政，百姓受灾，他用很温婉言词而又代讽谏，所谓“劝百讽一”，虽然皇帝听用的少，但也激启世人的爱国之心。所以作品全部被人取尽，死后“家无遗书”。
三、司马相如与梓潼
在从成都到长安古金牛道中，长达千里之遥，对司马相中现有遗迹，除成都有“抚琴街”和“文君酒”、“文君酒家”，及城北十里的“驷马桥”而外，全国唯一以汉辞赋大家司马相如命名的“长卿山”只有梓潼，其因有故。
司马相如一生南北往返路经梓潼五次。汉景帝前元年（公元前156年）第一次游学到京都长安，过 梓潼，登山赏景，留宿于山夜读而去，五年后回四川；第三次是他《上林赋》被武帝赞赏，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被召入京路过，汉武帝元兴六年（公元前129年）受命平“西南夷”南下，武帝翔元年（公元前128年），治夷有功上京复命带夫人同又登山观景，就在这五过梓潼两次登山，并在山穴读过书，故有“读书岩”。所以才有明皇幸蜀赐名“长卿山”，延遗至今。
四、司马相如后记
根据司马相如的史资看，他不但是辞赋家及汉赋鼻祖，大文学家，而且也是一位有谋略的武将，他文武双全。尤在青年时期他和卓文君之婚，他不顾身高名贵，文君打破封建的清规戒律，自愿奔婚，给现代的“一见钟情”和自由婚姻有一定影响，他的浪漫生活史，有人称他为风流文豪。他文才杰出创新，武功显跃，可以说是真正的文滔武略之奇才，这也造就了他爱国忧民的高尚品质，他特殊的性格表现在青年“拜武骑常待”，不是他理想事业辞职还乡，又在平定“西南夷”拜为“中将建节住史”后，不愿为官，不“与公卿国家事，常称病闲居”，可谓清高风度。但有诬他“失金”（或受金）之误，这也对他不满不乐，虽后“拜孝文园令，清居茂陵，后患“消渴病”而故。虽他离去二千余年，但他的遗迹是伟大的，他这种遗痕产物是伟大的。所以司马迁给他写了长篇专辑“列传”，并称赞他为“大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