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塬遗址

史家塬遗址

甘肃古遗址丨马家塬遗址

马家塬遗址位于天水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木河乡桃园村马家塬,距县城17公里,遗址发掘于2006年,面积约80万平方米,其中核心范围约3万平方米,被评为“2006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2013年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该遗址北依马家塬山梁,东、西两侧为地势较高的杜渠梁和妥家梁,形成中部低凹平缓,两边高陡的簸箕状地形,避风向阳。在这山凹中分布有大面积属常山、齐家类型的文化遗存,地面上到处可见到横篮纹泥质红陶片和夹砂红陶片,从断崖上可见到大量的灰坑遗迹和房屋遗迹,遗址地表为农田。以马家塬为中心,向东、西各延伸200米的地形的范围内有较为密集的战国中晚期墓葬分布。

自2006年以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持续对马家塬西戎墓地进行发掘和保护工作。期间共发掘出土墓葬70余座、祭祀坑3个、车辆遗迹60余乘,包括金、银、铜、铁、锡、铅、陶、骨、玻璃、玛瑙绿松石等各类质地的文物万余件,分为日常生活用具、武器、工具、车马器车马饰及人体装饰和服饰等功能。

马家塬西戎墓地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大量设计考究、工艺复杂的随葬车辆。马家塬遗址发掘出土的车乘同中原考古所见的车乘相比,除了车身基本的构造相同之外,车辆的装饰和车厢结构则风格迥异、独具特色,其用贵重金属装饰的豪华程度更是前所未见。车轮及车厢侧板均以金花饰、银花饰、铜花饰、错金铁、玛瑙、釉陶串珠、贝壳装饰;在车厢侧板上还有铜质大角羊、银箔质大角羊、金箔质虎等动物饰件及包金铜泡装饰。所有随葬车乘富丽堂皇、美轮美奂,可谓异常奢华,其豪华程度不但为甘肃省首次发现,在全国也极为罕见。

马家塬遗址是包括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和战国时期祭祀坑、墓葬群的大型遗址,文化内涵丰富。战国墓地发现的阶梯式墓道竖穴偏洞室墓是新发现的一种墓葬形制,不见于以往的考古发现中,为战国时期西戎文化以及秦戎关系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考古故事:回忆姜寨遗址和史家遗址的发掘

1968年陕西考古所解散,考古所员工有的下放“五七”干校或工厂,有的分流到文管会或博物馆。文管会接管全省考古与文保工作,古生物、古人类及史前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由半坡博物馆负责,历史时期考古发掘工作划归省文管会。

1971年,周 恩 来总理做出“文革”中要注意文物保护的指示,此后全国文博事业逐渐恢复,其中陕西省恢复得最快,陕西作为文物大省,得到了中央的特别重视。当时我在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古代史,家属在西安工作,我经同学推荐,向主管部门申请照顾家属关系调动工作,1972年我如愿调派至半坡博物馆。

姜寨遗址南部墓葬区发掘

姜寨遗址是1972年发现的,此前农民修公路、梯田时就有墓葬、文物发现,但当时县里没有文物干部,对此无人问津。直到1972年文物工作恢复,当地文物干部赵康民发现了这一情况,并逐级上报。姜寨遗址东头地势高,平整土地时遗址东部被挖去两米土垫在西部,遗址上层遗存破坏严重,下层的早期聚落竟“逃过一劫”。

1972年春冬两季,半坡博物馆依据破坏情况对姜寨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那年我刚入职半坡博物馆,又是党员,党支部安排我顶替生病的同事,暂时负责人事工作,并且每周一、三、五给年轻同志讲授历史文献,所以没能参加野外发掘。

姜寨遗址探方发掘现场

1973年国家文物局、省文化局要求重用业务干部、知识分子,原先姜寨遗址考古领队是半坡博物馆党支部书记,转业军人出身。我是西北大学考古专业1959届毕业的,半坡博物馆的业务干部都算是我学弟,所以姜寨遗址考古领队的职务就落到我头上了,张鼎玉任副队长,他是西北大学1962届的。实际上姜寨遗址大规模、正规的发掘始于1973年,此前发掘人员多是从陈列部门、群工部门临时抽调的,发掘面积也十分有限。

姜寨遗址瓮棺群清理

1973年至1979年姜寨遗址的发掘工作主要由我主持,那时候就已经强调领队负责制了。我在考古队住处挂了一张“指挥图”,每天新发现的各种遗迹都要及时标在图上,并统一编号。工地上人很多,算上民工经常是上百号人,西北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学生都来实习过,还有工农兵学员及各县市文物干部。因发掘人员专业水平参差不齐,为对全体队员提出起码的工作要求,我专门设计了一套遗迹单位登记表。

经过数次发掘,逐步揭示了环壕内五组房屋朝向中央的聚落布局,但聚落中央并未发现与房屋同时的遗迹,却揭露出了姜寨二期合葬墓,对这批墓葬文化属性的探索,最终导致了史家遗址的发掘。我当时暗自忖度,姜寨一期聚落中央到底有没有大房子、广场或图腾柱?刚好搞民族考古的林耀华、李仰松及宋兆麟等先生来参观,我就向他们请教民族学的问题。此外还有很多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来考察,和我讨论问题,我从不有所保留。石兴邦、严文明、张忠培、曾骐等先生也多次来指导发掘,使我很受启发。陕师大历史系斯维至教授年逾六旬,要求在工地上观摩考察、参与发掘,令人十分感动。

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在西安召开,夏鼐先生带着一大帮与会学者先后去了兵马俑和姜寨遗址。在兵马俑发掘现场夏先生发了一顿牢骚,要求查看发掘记录,也拿不出来。到了姜寨遗址,夏先生及其他学者都对发掘情况表示满意。夏先生征询苏秉琦先生的意见,苏先生说,全国都还没发现过保存得这么好的史前聚落,发掘的科学性也强。会议结束后,我邀请夏鼐、苏秉琦、邹衡、张忠培等先生去半坡遗址博物馆,看看近几年其他遗址的发掘材料。在座谈会上,苏秉琦先生十分兴奋,说他想在这里住上一个礼拜慢慢看,苏先生还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让我把小口尖底瓶从早到晚排个队。安志敏、石兴邦、邹衡、张忠培等先生对姜寨遗址的发掘十分满意,对半坡博物馆的考古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在姜寨遗址的发掘过程中,我们对周边地区尤其是西安以东的史前遗址进行过多次调查。1973年至1975年我去渭南湭河流域调查了三次,湭河两岸遗址分布特别密集。1973年我与张鼎玉、张瑞岭从渭南县沿河沟向南踏查,史家村恰好位于湭河支流交汇处。我们在史家村发现了两片墓地,一片为庙底沟墓地,另一片就是史家墓地。史家村南修公路,在白庙村旁翻出了一片庙底沟类型墓葬,被破坏得很可惜,很多陶器直接被砸烂垫路。濒临湭河有一大片竹园,史家墓地就在竹园旁边。农民在种庄稼的过程中使得部分墓葬、遗物暴露出来,其中就包括葫芦瓶残片。其实,早在1958年张忠培先生就曾调查过这一地区,并发现了白庙遗址等,可能是由于那片竹园的遮蔽而错过了史家遗址。

史家遗址发掘的原因还得说到姜寨遗址,1975年姜寨二期墓葬发现后,我已经察觉姜寨二期与一期的文化面貌存在明显差异,葫芦瓶具有典型性,小口尖底瓶略有区别,器物组合也不尽相同。我们希望发掘一处与姜寨二期内涵相似且遗存更加丰富、典型的遗址,史家遗址无疑是当时最好的选择。

1976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我带着左忠诚、王仲纪就去了史家村。那时候,史家村很穷,农民吃不饱,一个劳动日才值五分钱,有些农民甚至白天步行35华里路到县城去要饭。村里没办法接待,考古队派不上饭,也没地方住。我们就驻扎在附近的庙里,那个庙原来是村小学,由于没有老师,学校关了,房子也就空下了。把课桌集中到墙角,铺上床板,就解决了住的问题。我们到阳郭公社粮站买粮,一半苞谷面,一半白面,后来找不到社员做饭,就把王仲纪的老婆请来烧煮。王仲纪夫妇住在庙里,我和左忠诚又搬到了村长家里,村长的兄弟在考古队当学员,村里的妇女、老人在工地上干活,春天挖了三个月,秋天挖了一个多月,年底生产队给农民结算时,一个劳动日能分到两毛钱。

当时半坡博物馆考古队有十几个队员,我同时负责四个考古工地,还有调查任务,但主要还是在姜寨遗址、史家遗址间来回跑。我由西安坐公交车到渭南县,有时步行去史家遗址,有时骑工地上的自行车。最怕遇到下雨天,小腿上裹一层烂泥,自行车也推不动,只能中途寄存在农户家。很多来姜寨遗址参观的学者想去史家遗址看看,大多因为交通原因未能遂愿。

史家遗址探方一开,就让人激动得不行,遗址很单纯,和姜寨二期面貌一致,除了边缘少许墓葬被破坏,大多保存完好,共发掘了43座合葬墓。此后一系列类似的遗存也被识别出来,如铜川吕家崖、合阳吴家营等遗址。后来,我陪安志敏先生去考察蓝田泄湖遗址,当地兽医站掏窑洞,窑壁上恰好暴露出一座与史家遗址类似的墓葬。北京考古界获知史家遗址的发现后,催促我赶紧把发掘资料整理出来,1977年我将简报寄给《考古》编辑部,第二年发表后,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我在写文章时,将这类介于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之间的遗存称之为“史家类型”,也有学者称其为“姜寨二期类型”或“半坡类型晚期遗存”。(中国文物报 巩启明/口述 唐博豪 肖宇/整理 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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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拍渭南史家遗址:仰韶文化史家类型的诞生地

渭南临渭区阎村镇史家村西北的田野中,曾经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的墓葬遗址区,被称为“史家遗址”。经过考古学家的研究,这是一个单一的典型的文化内涵的遗址,所以后来被命名为“仰韶文化史家类型”——

1973年,西安半坡博物馆和渭南县文化馆在沋河流域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了这处遗址;1976年,为了配合当地农田基本建设,对遗址的墓葬区进行考古发掘,总共发现4个窖穴和43座墓葬遗址,出土大量的陶器、石器、骨器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

2011年8月22日,这里被临渭区人民政府公布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3月2日傍晚,我和同事们来到史家遗址,操作自己的无人机对这里进行了航拍。

赶在太阳落山前,我们穿到史家村。在村子西侧的山坡上,有一块2017年5月竖立的渭南市临渭区文物保护单位碑。无人机从这里升起后,环绕遗址飞行一圈儿,周围的景象一览无余。

这里位于渭南市区南约15公里的沋河西岸的二级台地上,沋河源秦岭北麓,由南向北注入渭河。沋河两岸为秦岭余脉形成的东塬和西塬,沋河夹在两塬之间,形成多个河边台地,地势较高,面积广阔。

史家村西侧

从北向南拍摄

从空中俯瞰,史家遗址平面呈长方形,西侧是一层层的梯田,东、南、北至山沟边。地势西高东低,地表种满庄稼,东西长约300米,南北宽约200米,面积约6万平方米。如今,这里依然可以看到大量的陶片,断崖上偶然暴露出一些灰坑和文化层。

当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只开了8个5×5米的探方,加上扩方面积只有250平方米,便发现保存较好的43座墓葬,引起全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未来,如果再进行考古发掘的话,一定会有更加重大的发现!

从东向西拍摄

从南向北拍摄

这里发现的墓葬以多人二次合葬为主,有的墓内将若干个个体排成一排或者数排,有的墓内将数十个个体分作几层几排排列。每一个个体的骨骼,都将头骨放在中间,四肢和其他骨骼放置于头骨两侧或者下方。

这些墓内的随葬品以生活用品陶器为主,也有随葬生产工具的,数量大多为1至5件,包括陶钵、陶罐、葫芦瓶、带盖罐等器物。其中,葫芦瓶最具代表性,泥质红陶,种类各异。

跟仰韶文化其他类型的墓葬相比,史家遗址的墓葬制度和随葬品都显得差异很大,绝大多数为多人二次合葬墓,随葬品的数量极少,而且大多为新器形。因此,被称为“史家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