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楼

介 绍 这是戈壁上方圆千里之内矗立起的第一座楼房，它开创了格尔木历史的新纪元。1954年春节刚过，慕生忠将军带领他的运输总队经过五天跋涉，来到了格尔木河畔。这里满目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却没有街道，树木和房屋。将军带着他的部队在这里安营扎寨，在荒原上建起了一间间的窝子。

1956年，居民们才开始打坯、烧砖造房子，建造了这座将军楼。从此，格尔木告别了古老的蛮荒，有了改天换地的伟业。由茫茫的戈壁，由几顶帐篷，变成了今天“半城绿树半城楼”的青海第二城市格尔木，戈壁滩上的海市蜃楼终于变成了现实。

青海格尔木

老成都留下的一座将军楼

如今，在成都市人民公园附近，蜀都大道旁，有一座西洋风格，色调暗淡，窗棂斑驳，看上去已年久失修的宅邸，常年正门紧闭，无人问津。若走近观之，那气势逼人，不由得让人望而却步，感到她定有不同寻常的来历，更平添了几许神秘，不然的话，何以孤零零地兀自矗立在那儿，甘愿默默无闻，守望着寂寞，从不与周边的仿古街巷，伪造的民国大院争宠。她就是她，无需流于平庸，无需追逐红尘，一座承载了太多历史华章的巴蜀将军楼。

据老成都人回忆，这座楼建于1931年。民国年间的最早主人是原国民党四川省主席，抗日川军上将王缵绪，后传给他的长子王泽浚，也是民国政府时期的行伍出身，官至中将，那时这座楼称作王公馆，门口还有驻军把守，非公莫入。1949年以后，曾长期作为成都军区后勤部幼儿园。笔者的大学同学董红教授也告知，“这座楼在60年代曾是我读书的学堂，当时名叫成都市金河小学，外墙爬满了青藤，楼里面是红色木地板，客厅里有壁炉，共有三层，有若干教室，还有寄宿生的寝室。外面是一个足够大的院落，有花木树丛，还有一个小池塘。”从这生动的描述，可见当年的那一道人文风景。虽然飘荡着浮萍的水榭早已不存在，但我似乎还能闻到她昔日散发出的青涩芳香，挥之不去。

这里就是王缵绪一家在成都的故居。如今的年轻人可能对这段历史十分陌生，王缵绪在现代四川历史上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曾坐镇一方，对四川的教育及社会发展多有贡献。他是四川西充人，于1885年出生，1960年在成都死于至今难以言说的非命。他的幼年师从一位饱学举人，曾考取秀才；1904年考入顺庆 (今南充) 中学，与蜀中军阀刘湘和杨森等人同窗；1906年考入四川陆军弁目学堂，后转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炮科。毕业后从事军政工作长达40年之久，先后任川军和国军的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战区副司令长官，卫戍区司令、集团军总司令等职。由此可见，在当年四川的江湖绿林中，王缵绪的资历确实非同一般。

抗战初期 (1938年) 刘湘病逝，由蒋介石提名，南京民国政府行政院决议，王缵绪代理四川省主席。其时，王缵绪已率部出川抗日，遂致电蒋，恳请收回代主川政的成命，国难当头，继续在外抗战。甫久，蒋致电王：“成都王主席治易兄，感电悉，情殷抗战，具见忠怀，至深嘉佩。惟此次决定川中军政人选，以此最为相宜。吾兄向以中央意志为意志，应即遵令就职，勿再谦辞。”据传当年王缵绪返回四川后，在省主席任上的时间并不长，多次请缨，后来终于得到南京批复，方才再次领军出川抗日。

王缵绪将军，出川抗日的领军人物

回望历史，王缵绪曾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川军将领，力拒日军于大后方四川之外，稳定了全四川的局面，确保了民国政府及陪都重庆之安定和安全。他效命沙场多年，抗战时期，他继任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第九战区及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及重庆卫戍总司令，被誉为抗日名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最后死得不明不白，从未“定性”，至今仍被刻意“遗忘”和“尘封”。如今，第二次反法西斯和抗日战争已结束70多年了，往事并不如烟，对于这样一位忠于并捍卫民族大义，对四川的教育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的人物，有必要还原历史真相，以慰将军英灵，以正国人视听。

史料记载，1938年5月8日，王缵绪通电就任四川省政府代主席职。8月1日，正式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同任四川省保安司令兼任四川肃清私存烟土督办公署督办，立即推出一系列新政。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支持抗战所需之人力、物力、财力。王将军凭他的智慧和毅力，不断推出新政，使整个四川省出现了万众一心，生机勃勃的抗战局面，从而极大地增强了民国政府在抗日主战场上的力量。这些新政措施包括：“一、裁撤骈冗机关，节省公帑；二、整理财政，彻底清查过去账目，严惩贪污；三、减征田赋，决定二十七(1938)年度减为一年二征，二十八(1939)年度减为一年一征；四、地方附加亦将严为规定，俾得减轻人民负担。”除此之外，王缵绪还大力推出禁烟土(鸦片烟) 措施。其宗旨是：“肃清私土，绝毒禁种。”这些亷政与爱民之举措与政绩。即使放在今天也是十分进步和开明的。

1939年9月19日，国民政府公布：“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缵绪，志切抗战，请缨出川，恳辞主席职务，英勇卫国，殊堪嘉尚。王缵绪应准率部驰赴前方，悉力御侮。”10月1日，王缵绪通令全川各县县长，指示后方防务工作要点：“一、各级地方军事政治训练机关，应即加紧训练整理，用备整编补充；二、积极组训民众，开发生产，加强军政联系，以增厚抗战力量；三、坚定必胜信念，毋为流言所惑，照常推行政令，用奠后防，藉固前线。”

10月底，王缵绪辞去省政府主席职务，继任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重返前线作总指挥。他在前沿阵地向官兵训话：“各位官长、各位兄弟，莫要开口说四川，我们是中国人，努力抗战不单为四川争光，是为中华民族争生存。第二十九集团军是信崇三民主义、拥护总裁的革命阵营，是国家的骨干，是民族的灵魂，决不是私人的武力。我们这个团体要使上官爱护，莫使上官厌恶。要配做一个革命军人，连营便是我们的家庭，抗战就是我们的生活。不畏难，不怕苦，见利不先，赴义恐后，既能流汗，又能流血，忠愤耿耿，精诚团结。民族独立的金字塔，要拿我们的骨肉去砌成。要达到这个目的，非一洗过去苟且偷生、争夺抢劫、分歧错杂、自私自利、虚伪奸巧、因循腐化种种恶习不可成功。”王缵绪将军的这些掷地有声宣示和他毅然辞官，奔赴沙场的行动，不仅在当年是民族的表率，川军血染沙场的记录，也完全应当彪柄于抗战的史册。

王缵绪将军出征之后，数年驻守前线，指挥作战。为抵抗日军犯川，他的部属主要驻守湖北省境内的宜城、襄阳、樊城、桐柏、石牌、大洪山一带，经历了数年浴血奋战，坚守与阻击日军妄图攻打四川。可以说，他的部队是保证抗战大后方存在与稳固的一座用血肉筑成的长城。那年月，守住了长江三峡的水道，就守住了进入天府之国的大门，守住了战时中国的陪都重庆，确是“一将挡关，万夫莫开。” 川籍民间思想家王康先生曾有云：“没有重庆，中国早已亡国。”言之凿凿。从这一视角来看，王缵绪将军带领的川军，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镇守长江天险，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稳定了抗战的局面，可谓厥功至伟。

1939年冬，国军发动冬季攻势，第二十九集团军参加第五战区之冬季攻势，拒止北进之日军。12月中旬，于襄河东岸南下攻击钟祥洋梓敌人据点，占领王家店。1940年1月，日军13师团增兵反攻，窜占长寿店、王家店，旋经友邻部队增兵逆袭，将王家店收复。该集团军乘势推进连续猛攻，敌我双方伤亡均重，形成对峙。至3月终，冬季攻势结束，第二十九集团军推进鄂中京钟公路，直入大洪山的核山寺。王缵绪将军采取斗智斗勇的策略，与日军争夺青峰山，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坚持奋战了一年四个月，最终拖住了日军西进，粉碎了日本作战计划。王缵绪将军因此荣获“大洪山老王推磨”之美誉，成为深受全国民众爱戴的抗日英雄，一时轰动全国。是年5月，国民政府加授王缵绪陆军上将衔。

王缵绪将军英勇抗日的勋绩，就连中共阵营里的朱德也表达了钦佩之情。致书王将军称：“吾川对国家民族，殊多贡献。省中健儿在南北各战场与全国友军携手并进，以头颅捍卫国土，以鲜血换取民族的独立自由，为川人增加许多光辉。西望故土，殊令人兴奋鼓舞不置······在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任务中，今后四川将肩负更重大之责任。吾兄领袖群伦，深信必能巩固并扩大统一战线，组织人民，动员物资，遵照抗战建国纲领与蒋委员长之历次指示，为抗战建国大业而奋斗到底。”---- 这番话语应是代表了当时中共高层的正面评价。由于王缵绪将军战功卓著，累获国民政府颁发勋章嘉奨，并当选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制宪国民代表大会和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诸多军政要职。

王缵绪将军，为国育人是先锋

王缵绪将军在战场上是英勇卫国的斗士，在地方上则是勤政爱民的好官。不仅自身亷洁，关心民众疾苦，更大力兴办学校，开启民智。1933年，他尽其个人之力，在重庆嘉陵江畔的张家花园创办了巴蜀学校，以实现他改变西南落后教育面貌，“创造新的教学制度，实行新的教育”之理想。他还筹资从上海购置了大量教学用具，聘用教育家周勖成担任校长，以及孙伯才、卫楚材、卢作孚、康心如、何鲁等教育专家主持教务，王缵绪任董事长。并制定“公正诚朴”的校训，在重启发和实践的教育理念下，采用“手脑并用，身心互通”的方针，以“儿童本位”教育原则及“教养兼施”的教育模式，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能力。几年后学校由幼稚园和小学扩展办起了初中和高中，当时在全省乃至全国已被公认为著名的学校。

（上图：1933年，巴蜀学校大门旧址）

1936年，巴蜀学生的生活照片和学业成绩曾代表中华民国参加英国伦敦国际教育博览会，获得嘉奖。著名教育家、作家叶圣陶曾任学校国文教员，为巴蜀学校作词，谱写了经典的校歌，至今仿佛还荡漾在巴蜀学校的校园里。1937年4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肯定创办巴蜀学校题赠了“成绩斐然”四个金色大字匾额，赞扬巴蜀学校办学成绩。

“七七事变”爆发后，学校即成为“战时学校”。在整个抗战中免费承担起抗战军人子女与失落儿童就学。在抗战之中，十周年校庆这一天，引发了近百名军政要员及社会名流高度赞誉及肯定，他们纷纷以亲笔题词，赞许王缵绪先生开创的巴蜀学校，到场祝贺办学成功。

当时，因媒体版面受限，《大公报》仅载题词内容及人员就有：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司法院院长居正、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社会部部长谷正纲、粮食部部长徐堪、交通部部长曾养甫、农林部部长沈鸿烈、中央宣部部长王世杰、军委会第三处处长陈果夫、国民教育辅导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朱经农、法规委员会委员余井塘、重庆卫戍司令部总司令刘峙、赈济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杨公达、社会事业专门委员会专任委员张一尘、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厅长郭沫若、财政部金融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顾翊群、重庆市教育局局长雷啸岑、重庆市社会局局长包华国、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参议员温少鹤、重庆大学理学院院长何鲁、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副议长李奎安、重庆巨商汤壶峤以及黄炎培和郭松年先生等文武百官，可见影响之大。

与此同时，孔祥熙、何应钦等民国大佬带头出资并发起《为王缵绪先生持教精神的集资活动》，并制定修建王缵绪先生兴学纪念堂，以志景仰。

（上图：巴蜀学校教学楼，由王缵绪将军创建。）

事后，由校董王缵绪将军执意将这笔巨款用作被日本炸毁学校的修复工程，未能实现众官所愿。但却体现了王缵绪将军的高风亮节。由此可见，一所私立学校，会有如此百官重视，在中国历史上纯属绝有，非同寻常，这无疑是体现了王缵绪将军的爱国情怀与忧国忧民的民族精神，以及创办了成功的巴蜀学校和办学成绩。

（上图：1947年（民国1936年）巴蜀中学川陕级学生毕业合影，前排中坐者为王缵绪校长。）

王缵绪将军，一生功德留在了四川

王缵绪将军之于四川，早年还有不少建树。例如1924年初，杨森率部攻入成都，任王缵绪兼成都市政公所督办。王缵绪将军就任后即着手拓宽春熙路、修葺少城公园；在城区大街辟设汽车站，建造公共厕所；推进义务教育，创办补习学校，令各界学子入学；在少城公园内建起万人公共体育场，并举办了全省学校第一次运动会。王缵绪因业绩昭著，激发民众曾在少城公园以树碑刻记下了他的功德。

那一年，北京临时政府还任命王缵绪为陆军第十六师师长，驻防资中、内江、隆昌、荣昌等地，逾3年之久。当年的师部设资中，王缵绪大力推行民国的新文化运动。将“劝学所”改为“教育局”，统一管理全县公、私立学校；在重龙山下东岳庙内设立县立小学，聘请接受过新式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前来任教；又将北门外农业学校改为职业学校，在校内设立民生工厂，以半工半读促使贫穷子弟入学就读；次年，王缵绪报请省政府，将资州中学升格为“省立第六中学”。他个人出资在上海购置仪器和书籍，还聘请了周能泮担任校长，以及毕业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大学及美国、日本、英国留学回国的学生担任教师。范长江、曹荻秋、廖昂等民国才俊即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王缵绪在驻守期内还将县政府闲余的西仓房改造成了“通俗图书馆”，并藏书达一万多册；还将当地重建了“重龙公园”，新建了听泉楼和江天阁，在永庆寺陈列图书和文物，供市民观赏；另外在资中建3个公共体育场。

1926年，为资中川主宫成立了“资(中) 内(江)”马路局，聘请留学法国土木工程师何庆延任坐办，集得股款20万元，建成全长60公里、宽5米的资中至内江公路，是他创下成渝公路首通车路段。王缵绪还用“驻军护商款”修善西门外大堤，并在马路局设立“蒙溪河浚导处”，解除多年洪灾。

此时，王缵绪以身兼军职继续创办了巴蜀幼稚园和重庆《巴蜀日报》。1929年11月21，《巴蜀日报》首日发刊。社址曾在商业场西三街26号(后迁入杨柳街72号)，每天出版两大张，“消息力求翔实敏活，持论一本公平直正。”除新闻外，还有副刊。聘用报社总编辑黄绶(元贲)，编辑有江凝九、蒋阆仙、何剑华、邓宰平，主笔王国源、江子愚、罗一龙，经理郭松年。该报出版四年零三个月，至1934年过年停刊。

1930年5月8日，国民政府任王缵绪为财政部四川盐运使兼四川盐运缉私局长。而盐商界内确有约定俗成之潜规则“对新上任的运使例有一笔馈赠”，王缵绪用这笔资金 (十万银元) 购得张家花园旧址，并实施了创办巴蜀学校计划。而刘湘被王缵绪投身教育所感动，曾捐助修建园舍。王缵绪为之曾在巴蜀学校内，指一园舍取名为“湘院”。这让我想起了民国时期的杨森、卢作孚、刘文彩等众多军政大员，蜀中有识之士捐资教育，兴办学校，为国家培养人才，传为世纪佳话，永存民间记忆。

（上图：王缵绪创办的巴蜀学校旧址）

1933年2月，王缵绪继创办重庆私立巴蜀小学校正式开学。他经好友黄炎培介绍延聘周勖成、孙伯才、卫楚材等教育专家主持校务，并将张家花园之街房地产租金全部交给校方作为办学经费。学校教学仪器、教具、动植物标本、挂图及史地图籍，以及校图书馆上万册图书，王缵绪另行筹款从上海购置。因此，学校的师资与设备堪称全川乃至西南首屈一指。巴蜀学校秉承了王缵绪意旨以“公、正、诚、朴”为校训，坚持“手脑并用”教育目标及“儿童本位”教育原则和“教养兼施”的教育模式。创办下了当时中国现代教育理论在西南地区的成功实践典范。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数以千计莘莘学子，造就出无数知名英才。巴蜀学校曾代表中国参加英国伦敦举办的国际教育博览会并荣获奖励，享誉全球。

王缵绪将军热爱乡里。当年西充经常遭遇灾害，以致“民食艰难，饿殍日多，草根树皮掘食殆尽。”王缵绪“每接乡讯，深恻于怀。虽以恭桑之谊勉竭绵薄，略谋赈济，而杯水车薪，终苦无所裨益。”1927年10月22日，会同鲜英等22人发起对川北旱灾给予赈济。1937年3月2日，王缵绪亲笔致函建设厅长卢作孚，请求他“设法为敝县安置泥石工五千人，移民就食，以工代赈。”凡有西充人上门求他，都予以“打点”。特别是灾荒年，每到部队开饭时，总有不少人找来说自己是西充人，王缵绪说：“是西充人就拿碗添饭。”有时人多了碗不够，部下向王总司令报告，他说“没得碗就用瓢。”在西充，“拿碗添饭”这句话在坊间流传至今。

1949年，民国政府机构陆续迁往台湾。王缵绪婉拒了当时蒋中正总统请其赴台之邀，12月7日，王缵绪被任命为西南第一路游击总司令；14日，他授意新编44军代理军长周青廷发出起义通电；24日胡宗南所派成都城防部队撤离成都，王缵绪以成都市治安保卫总司令部名义接管成都。第二天12月25日，与中共谈判达成了“和平解放”成都的协议，从而避免了一场使百姓生灵涂炭的战争。那一天，由王缵绪出面，在成都召开各界各人民团体会议，正式宣布四川和平解放。

几天之后，1949年12月31日，贺龙率部进入成都。王缵绪发布公告，解除成都市治安保卫总司令部职衔，全部武器移交给贺龙为首的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他掌控的军队同时接受贺龙的整编。因此可以说，他是成都“和平解放”的关键人物，应不为过。从那时起，王将军也就成了“起义将领”。在新生政权治下，历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川西文物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文史馆馆员等“民主人士”职衔。

1950年12月24日，王缵绪将创办十八年的重庆私立巴蜀学校和西充学校无偿捐献给国家。为此，邓小平曾指示“一切不变，只许办好，不许办坏。”1952年10月10日，王缵绪将其毕生收藏珍贵文物全部捐献，由西南博物院收藏。仅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保存文物中，王缵绪捐献的国家一、二级书画藏品达167件。其实，王缵绪的个人生活中常与文墨书香为伍，他爱好书法、诗词和收藏。早年他加入过上海“海上亭云书画社”，曾有部分诗词、题字传世，其中有资中永庆寺牌匾“令我见佛”、资中银山镇题“古银山县”、重庆巴蜀学校“诱诲堂”、“棫园”等。他与文化名人交往甚密，如梁漱溟、黄宾虹、黄炎培、齐白石等。王缵绪说话幽默风趣，外号“笑和尚”。文友们称赞他“私德尚好，烟酒赌均不沾，自奉亦简”。应是恰如其分的评价。

（上图：王缵绪将军在四川西充的故居，如今已破败不堪，无人问津。）

王缵绪将军，丹心何处惹尘埃

时光流逝，到了1957年，又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不期而至，王缵绪看到他身边的好友都陆续被打成了“右派”。例如台盟中央主席谢雪红、起义将领龙云、民盟中央章乃器、罗隆基、民主人士鲜英、以及连曾动员他起义的中共党员、四川省政府参事室主任高兴亚也被打成“右派”。面对如此荒诞的情形，他无法理解，于是写出了几篇反思文章，希望带到境外发表。

当年，王缵绪赴港就医申请已得到批准，择日请假前往香港。不料此事被他的秘书陈子庄告发。陈子庄为了求荣，遂向“组织”汇报此行。于是便有了在深圳罗湖桥边境布控，待王缵绪过境之时，将其扣住，押回成都的故事演绎。当年的《四川日报》曾配抓捕图片，以通栏标题发布新闻：“反革命份子王缵绪偷越国境被抓捕”，一时轰动海内外。如今想起来，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一段巴蜀旧事。

（上图：王缵绪将军摄于1954年）

抗日英雄王缵绪在成都看守所被关押期间，既不提审，也不定罪，据说奉上面指示，“终生羁押，关死了事。”与此同时，他的个人历史档案也被修订，不再记录他曾领军出川，对日作战的经历和率军起义事实，将其打入“另册”，与偷儿私娼同类。还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笔者有幸应邀参加了《成都大辞典》的编委会兼职工作，担任“政史篇”分主编，与聘请的四位四川文史馆专家讨论词条时，他们建议王缵绪的词条最好从略，因为官方尚未“定性”他的“历史问题”。从此以后，在官修的巴蜀“正史”里，王缵绪将军的一页也就不存在，或一笔带过，似乎从未有过此人，令人叹为观止。那年月，刚直不阿的王缵绪将军被羁押在成都，与世隔绝3年之久。他于1960年，因绝食抗议，饿死于四川省公安厅看守所内。一代抗日英雄赍志以殁，享年75岁。他的生命就此嘎然而止。

更令人欷歔不已的是，王缵绪将军一人之灾祸株连家族。曾与他并肩出川抗战八年的长子、国军中将王泽浚 (第四十四军军长)，在国共内战的徐州会战中，因头部受重伤被俘，后以“战犯”之罪名被关押在抚顺监狱，前后24年之久，是那年月仅有的几位未被特赦的国民党高级官员，“文革”中被活活打死于狱中。王将军之孙王复加先生曾是北京人民出版社总编审，后因家族背景，被打成右派22年，下放劳改。王复加之女王宇知，迫于政治压力，怕不能升学，甚至不敢姓王。为了能读书与生存，已改名随母姓郑。作为王缵绪将军的后人，方才有了如今的口述历史篇章，是以为志。

尾声

关于这座将军楼的老故事实在太多，泣血如歌，充满了悲壮而又凄绝的色彩，如今尚存于民间的记忆里。过来人和亲历者的口述无疑增添了叙事话语的历史真实性与可信度。成都金河路柿子巷一处小院里居住着一位80岁多的姜大爷，他回忆道，上世纪50年代之后，这里就被断断续续地被征用为成都军区机关幼儿园，“我家娃儿在这里念过幼儿园，他现在都快要60岁了。”这位老伯与将军楼为邻，伴随了他的一生，应是信史，见证了大半个世纪以来老成都的变迁，再现了这一座将军楼的历史宿命。

如今，世界各国大都市里皆有各种公立和私立的博物馆，展现本埠的历史文化，或可参照。其实，这座将军楼也完全应该修葺，辟为四川抗战纪念博物馆，与附近路口的刘开渠所作川军抗战士兵纪念雕像，街对面的努力餐，人民公园里的保路纪念碑，遥相呼应，形成这一带街区的抗战历史文化展览群落。

如今，这一座楼旁已成建筑工地，不到几米远，已深挖地基，又起高楼。令人感到困惑的是，以成都之大，为何不能把这一老成都仅存的抗战将军楼及周围的环境保存下来？绿化后建成一处纪念公园？难道今天的城区里连一块为历史存照的净土也不能保留下来？皇城被毁了，御河被毁了，贡院被毁了，皇城大门前镇城的一对硕大的石狮被毁了，那是三千年建城历史的缩影，老成都能展示给世人看的，最有历史文化内涵的建筑，最引以自豪的家当几乎都被毁完了，让位于当代城市经济的发展，中饱那些大小开发商的腰包？实在是败家子行为，何以向子孙后代交代？何以向华夏历史交代？老成都啊，你留下了这座将军楼，也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沧桑与思考。

2018年9月16日修订于加拿大温哥华枫林谷

作者简介：桑宜川，加拿大華裔學者，加拿大楓葉出版社社長。原四川師範大學外語係七七級畢業，曾在四川大學外語學院教書多年，後赴澳大利亞留學。移民加拿大後，以治學為生，研究興趣廣泛，現為加拿大多家華文報刊專欄作家。近年來與國內數所大學開展學術交流，常回國講課，並受聘為客座教授。

责任编辑 月亮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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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凤楼：被遗忘的“护国将军”

“邂逅”韩凤楼，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

初春，在我生活的城市郑州，有家都市报以整版的篇幅刊发了一则题为《即将逝去的故居》的报道，说在郑州下辖的荥阳市老城南关索河，有座“五峰将军”韩凤楼的故居，因年代久远而破败不堪，亟须尽快加以保护和修葺。说实话，当时我也没怎么在意，毕竟像这样的历史人物的故居、祠堂以及祖宅等，随便找个地方就能揪出一大把来。但此后不久，我进京办事，顺道拐了个弯，前往棉花胡同参观蔡锷故居，不想却在看蔡锷介绍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一段话，说当年蔡锷被袁世凯软禁北京时，是他的心腹爱将韩凤楼想方设法护送他秘密逃出了北京城，而韩凤楼的故乡正是在荥阳。

于是乎，扒拉史料，寻访故地，在日复一日的梳理中，韩凤楼这位已被遗忘的“护国将军”渐渐浮出了水面。

从失意到得意

韩凤楼，字五峰，1885年9月出生于河南荥阳城南关，其父韩乐道在当地开了一家中药铺，并有田地四十亩，因而家里生活富裕，衣食无忧。不想，十一岁那年，家道中落，韩凤楼一夜之间从云端跌落地上，从此过起了穷苦日子。

韩凤楼自入塾学习成绩就一直特别优异，父亲不忍因经济拮据让他辍学，就一点一点变卖家宅供其继续念书，希望他尽早考取功名以便出人头地。但没能维持多久，家里很快又陷入困境。还好，私塾教师王仙洲先生与韩乐道是至交，亦怜惜韩凤楼的好学与才识，特准韩凤楼免交学费，继续随班学习。这让年少的韩凤楼感激涕零，愈发埋头苦读。

1903年，韩凤楼投考荥阳县立汴源学堂，以“最优等第一”的分数高中榜首，引起县长张煦初的关注。开学那天，韩凤楼刚放下包袱，张煦初就亲自登门找了过来：“早闻先生学底深厚，今日特来拜会，还请在方便之时移步小衙，为犬子做个伴读……”得称“先生”，且被父母官诚意邀为“伴读”，这在旧时是对有才学的年轻人最高的褒奖，韩凤楼由此扬名荥阳的大街小巷。一年后，十九岁的韩凤楼成了荥阳县最有学识的才子，又得张煦初赏识捐了一个监生，韩凤楼对仕途充满了希望。但当他兴冲冲地进京投考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时，却意外地落榜了。却是为何?原来，当时正值张之洞、袁世凯等人推行“新政”(即逐年递减科举中额，并在科举考试中增加算术、法学等新学内容)，地处内陆的河南民气尚未全开，学堂教育亦保守和封闭，像法学、化学、物理这样的西学学科几乎闻所未闻，更别说开课讲授了。结果尽管其他功课成绩优异，但韩凤楼还是因算术成绩一塌糊涂而无缘中举。这真可谓是时也命也。

受此打击，韩凤楼心灰意冷，郁郁地返回了荥阳。韩凤楼原以为会就此在家终老一生，但没想到转机很快就出现了——时值袁世凯广罗人才，尤其对老家河南籍的能人义士青睐有加。在张煦初的担保和河南巡抚陈夔龙的推荐下，韩凤楼被保送至北洋练兵处，先入洋文班进修日语，后被选派为赴日留学生——初就学于振武学校，不久转入赫赫有名的陆军士官学校，专习军事。

在日留学期间，韩凤楼不仅在学业上是冒尖的，同时也是各种激进活动的活跃分子。早在上第一堂课时，他就对日本师生歧视中国留学生的言语和举动非常愤慨，留日学生抱团举办的一些大型对抗活动总是由他主持。与此同时，痛感于个人所受之待遇与国家民族盛衰荣辱息息相关，他又常常同李烈钧、唐继尧、张翼如等人聚集开会，或探讨救国大计，或争论治军策略，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共识：国事维艰，想要富国强兵，唯有推翻腐败清廷!

1909年，韩凤楼学成回国。世事难料，昔日的恩公袁世凯业已“倒台”(被摄政王载沣撵到安阳“养病”)一年有余，他只好怀着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苦闷接受了清廷的发配式派遣，前往千里之外的桂林出任广西陆军干部学校工兵科长，一年后又被调往昆明担任云南新军工程队第十九营管带——就此成为同在新军任职的蔡锷的部下。孰料，正是这次外派，让韩凤楼的命运发生了一个巨大转折：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地纷纷响应，蔡锷率唐继尧、刘云峰、韩凤楼、雷飚、黄永社等一干新军将领发动兵变，一夜间攻占昆明全城，成立“大汉军政府”，被军政学商各界集会公推为“大汉军政府云南都督”。在这场战斗中，韩凤楼不顾生死冲锋陷阵，连破数道火线，深得蔡锷的赞许，事后被提拔为步兵第五团团长。同月30日，蔡锷宣布云南独立并自认督军，继而整军进发桂、川、黔。在诸路军中，韩凤楼率第五团为先锋随唐继尧北上贵州——一路上，他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横扫一波又一波阻击之敌，直令敌军谈韩色变，为大汉军快速进入贵州立下汗马功劳;这还不算，在进入贵州之后，针对当地哥老会联合围攻的严酷态势，他果断出击，或合兵破之，或许利诱之，或设计瓦解之，在极短时间内即将哥老会平定，为贵州的安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蔡锷惊喜不已，当即签署委任状任命韩凤楼为贵州督署参谋长兼贵州卫戍司令。

在韩凤楼声名鹊起的同时，袁世凯也在辛亥革命后经南北议和于1913年成功当选中华民国大总统。可想而知，在为巩固政权将“西南王”蔡锷笼络进京后，袁世凯自然不会放过韩凤楼这么一员能征善战的干将，遂一纸调令将韩凤楼也调了过来，先委以北洋政府将军府参军兼讲武堂堂长，继而授予陆军中将军衔，不久又破格任命其为陆军混成模范团副官——可别小瞧这个陆军混成模范团，它是北洋政府下大力气培养出来的一支类似禁卫军性质的部队，虽规模不大，但规格甚高，团长由大总统袁世凯亲自兼任，王世珍、袁克定、张敬尧是办事员，蔡锷任教官，而韩凤楼任职副官，可以说是相当高的提拔(后来“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经人多方打点和疏通，也才进入模范团当个学员)。这一年，韩凤楼二十九岁，与十年前的应试落第相比，真是风光无限。

变乱中的辉煌

来到北京，韩凤楼感到一身轻松，他期盼着能够为实现国富兵强的梦想贡献自己的力量。但不久他就发现，恩公袁世凯已与之前判若两人，非但没了往昔推行新政以救国的凌云壮志，反而频频流露出对皇权的迷恋和向往。至1914年时竟悍然下令解散国会、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改内阁制为总统制。

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韩凤楼坐不住了，他不想眼睁睁看着民主共和之花始一绽放就被肆意摧残，更不愿跟着袁世凯行违背民意之举，就跑到棉花胡同找老上司蔡锷商量对策——其时，因不满袁世凯的倒行逆施，蔡锷被袁软禁于棉花胡同六十六号院，四周更有暗探监视，难得离开半步。从蔡锷嘴里，韩凤楼获悉袁世凯要称帝，他拍案而起：“不行，决计不能让他这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如愿得逞，咱必须筹划一下，进行反对!”蔡锷当然赞同。

进入1915年，袁世凯称帝阴谋昭然若揭，心急如焚的韩凤楼已暗自有了初步的打算。10月10 日，韩凤楼在自家摆了一桌宴席，以欢度国庆为名，高调邀请蔡锷过来小坐以叙旧。这一招实在高，负责监视蔡锷的暗探找不出拒绝的理由，也不敢得罪韩凤楼这位高高在上的副官，遂对蔡锷给予放行。于是，席间，在觥筹交错中，韩凤楼和蔡锷悄悄商定了一个逃出北京的计划。说来，蔡锷的出逃，流传最广的说法当属其与小凤仙的故事：在青云阁，蔡锷意外邂逅京城名妓小凤仙，演绎一段真挚感人的爱情故事，并于关键时刻在小凤仙的掩护下成功离京。这段离奇的故事后来(20世纪80年代)还被拍成了电影《知音》，红遍大江南北。然而，从种种史料看，加之对当时境况的分析，最接近真相的事实是这样的：从宴席上回来后，自1915年10月下旬开始，蔡锷就以身体不适为由不断试探性地向袁世凯告请病假——当时蔡锷确实有病在身。三番五次过后，或许是看到蔡锷的病情后于心不忍，又抑或是蔡锷老在眼前晃悠让他觉得烦躁，袁世凯终于准许蔡锷可以在有人“陪伴”时自由活动了。于是，11月的一天，韩凤楼借口一起外出游玩，带着蔡锷左钻右拐了几条胡同，摆脱暗探的盯梢，直奔北京东火车站——那里，早有韩凤楼安排的人事先买好了前往天津的车票。就这样，蔡锷在火车鸣笛开动前的一刻，随着蜂拥的人流挤上了火车，抵达天津，随后取道日本，辗转回到了滇军大本营云南昆明。蔡锷走后，韩凤楼亦没有闲着，第二天就化装逃出了北京，转道香港追随蔡锷来到了昆明。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恢复君主制，接受皇帝之尊号，并在23日着衮冕于天坛祭天，下令次年改年号为洪宪元年。25日，蔡锷通电全国云南独立，宣布组织护国军武力讨袁，以维护中华民国民主共和制度。蔡锷将护国军兵分三路：第一军出滇入川，由他自己亲自率领;第二军进击两广，由李烈钧任总司令;唐继尧任都督府都督兼第三军总司令，负责留守云南。而后三军会师武汉共同北伐——为表救命恩情，同时亦怕韩凤楼有所闪失，这次举兵时，蔡锷没让韩凤楼上前线，只是安排他担任第三军参谋长兼第一梯团团长。然而，到底是血性军人，韩凤楼虽感念蔡锷的特殊关照，但也为没能亲上前线杀敌救国而坐卧不安、茶饭不思。看到广西、四川等地的战事进展顺利，他再也按捺不住了，于1916年5月径直率部经贵州直捣湘西，准备给主政湖南的袁世凯的心腹大臣汤芗铭以狠狠一击。韩凤楼身先士卒，第一梯团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一路过来直打得汤芗铭的部下跪地求饶，缴械投降。

也真应了“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老话，韩凤楼横插的这一杠子，竟成了护国军武力讨袁的一个转折点——韩凤楼兵临城下，汤芗铭无力回天，为求自保只好宣布湖南独立。而湖南战场的瞬间逆转，对满怀希望的袁世凯又是致命一击：“唉，人心已变，大事已不可为。连汤芗铭都离我而去了，还有什么可倚重的呢?”之后忧愤成疾，至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而病逝。

眼看“洪宪帝制”闹剧随着袁世凯的死去而收场，韩凤楼欣喜不已，他认为在蔡锷的带领下，护国军荡平“各地复古余孽”，继而推行民主共和制度，指日可待。但所谓“恨东风，不借世间英雄”，韩凤楼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倾心追随的蔡锷将军竟会在袁世凯死后不到半年，也因病离世而去。唐继尧继任蔡锷职务成为“西南王”后，虽然还高喊着“民主”“共和”的口号，并且积极参与这个“护法”、那个“讨逆”，但其所作所为已不再是为国为民，而是蜕变成满足私欲的利益争斗者。韩凤楼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但苦于不能左右局势，最后只好沉湎于主持云南讲武堂的工作中。

云南讲武堂始建于1907年，系清廷为编练新式陆军和加强边防而设的军事学校，与北洋讲武堂(设在天津，创办于1906年)和东北讲武堂(设在奉天，创办于1908年)并称大清三大讲武堂。辛亥革命后，蔡锷主政云南，即选派能征善战且具留日背景的韩凤楼为云南讲武堂校长，主事高素质军事人才的培养和训练。韩凤楼没有让蔡锷失望，他走马上任后，既果敢探索又勇于尝试，对讲武堂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摈弃清廷的“忠君”思想，以爱国主义的“民族气节”为宗旨，提倡“军人武德”;多方联络往昔一起留日的同窗同学，延聘其担任学监和教员;在原有步兵、炮兵、骑兵、工兵、辎重五兵科的基础上，又根据实战要求，先后创建了飞行及空降兵科以及学习军事学科，学习地形学、筑城学、兵器学、军制学、卫生学等，同时要求学员在学习兵科教程的典、范、令等之余，必须自选国文、伦理、器械、算术、史地、英文或者法文、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勤务令、工作教范、野外演习等课程中至少三门以上的课程;仿效早先留学日本的陆军士官学校，制定严苛的规章、纪律和制度等。

在种种“治军先治校”的改革下，韩凤楼治下的云南讲武堂一改过往慵懒、拖沓的习气，代之以令行禁止、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从这里走出来的毕业生组建的作战部队，在战争中战绩辉煌——事实上，护国战争中，蔡锷之所以能指挥滇军一路高歌进入川、黔、桂、粤、湘数省，及至后来唐继尧鞭及滇、川、黔、鄂、湘、闽、桂等南中国大部地区，均得益于有这支令人生畏的生猛力量。故而，在民国初期的中国，云南讲武堂声誉日隆，威名远扬，引得数省众多有志热血青年纷纷来昆明投考求学，这其中就包括后来的共和国元帅朱德、叶剑英，民国将军王柏龄、朱培德、盛世才、龙云、范石生等，甚至还为朝鲜和越南培养了一批高级将领，比如后任越南人民军总司令的武元甲大将等。

解甲后的韩凤楼

不过，冲锋陷阵的战功和锐意治校的功绩，并没有使韩凤楼“心绪平静”。那时候，他满心希望早日结束内乱，好让国家尽快走上富强之路。但滇军最高统帅唐继尧却不这么想，在和直系军阀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孙传芳等人进行了一系列“分赃”之后，唐自作主张改组护法军政府，让韩凤楼大失所望。与此同时，由于急剧扩张，滇军势力遍布南方八省，加之缺少有效的管束，大部分士兵军纪涣散，时不时侵扰地方、欺压百姓，“今日之滇军已非当年护国运动时期蔡锷手下那支军纪严明的威武之师”，这又让韩凤楼痛心至极。

1920年，三十五岁的韩凤楼，眼看报国无门，更不愿意继续和那些军阀同僚为伍，便萌生了急流勇退的念头。恰在这时，韩凤楼接到父亲的书信，信上说荥阳大旱，颗粒无收，问能否设法接济贫困亲邻。于是，韩凤楼不再犹豫，一边收拾行装，一边四处筹款，而后只身踏上返回荥阳的路途。

回到故乡后，韩凤楼过起了独善其身的乡野生活。

虽然身份转变，但韩凤楼报国心思未泯，在接济亲邻之后，深感教育重要性的他拿着余下的钱财找到了当年资助过他的张煦初先生，商量兴办教育之事。

在张煦初的建议下，韩凤楼先对简陋的荥阳南关小学进行了改造扩建。当时，南关小学异常寒酸，只有三间破草房，一名教师。韩凤楼购置一块新地皮，建了九间砖瓦房做教室，然后聘请周边县市的数名知名教师前来任教，并增添了一大批各类书籍，使得该校学生很快发展到一百多人。

在改造扩建完南关小学后，韩凤楼忙起了创办高中的事情。为何要创办高中呢?原来，当时偌大的荥阳只有一所县立初中，孩子们要想继续深造只能到郑州或者开封的高中去，但由于连年战乱好多人家拿不出太多的钱外出求学，最后不得不辍学回家。为此，韩凤楼就联合楚子襄、丁青云等知名士绅，利用各自在社会上的声望，或寻求亲朋好友的赞助，或拜访学有专长的教师，成功创办起荥阳有史以来第一所高中——河南私立煦初高级中学，韩凤楼任董事长，楚子襄任校长，丁青云为教务主任。而且，为确保教育教学质量，韩凤楼还仿照早先执掌云南讲武堂时的做法拟定了一套严格的管理和考评制度，一边主张和践行品德教育和文化教育两者不可偏废，一边引导和培养学生树立勤奋学习、严守校纪的良好校风。在这种办学思想的指导下，该高中先后培养了一大批品学兼优的学生，这在那个战乱频仍的年代实属不易。

如今，斗转星移，物是人非，南关小学变身成了索河中心幼儿园，河南私立煦初高级中学更名为由郭沫若亲笔题写的荥阳第一中学，但韩凤楼致力于教育的往事则依旧“存在”，索河中心幼儿园内保存完好的两块铭刻石碑即是最好的印证。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兴办教育，韩凤楼也曾有过不少“东山再起”的大好机会：1922年，老朋友刘镇华邀请其出任荥阳县卫戍司令，但当时他正忙于南关小学的改造扩建，诸事繁杂，难得抽身，因而没多久即“甚是不好意思地请辞了”;1926年，受荥阳县公推，出任郑州商埠督办，后也因离家较远、不便行事而不了了之;1927年，张学良邀请其担任奉军驻郑州总部顾问，却又因随后“中原大战”的爆发而不愿同新军阀为伍遂自行离去……自此，韩凤楼彻底不问政治，发誓再不走出荥阳半步，以至于抗战爆发后，已担任川、滇、黔等地方军队高级军官的往昔部将和学生，率军途经河南北上抗日前线时，前来拜会并且诚邀其出山，也被他当即一口回绝。

不过，虽然不问政治，但韩凤楼依然具有爱国热忱。抗战时期，他熟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加之收听收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民抗战的英勇事迹，渐渐对革命有了新的认识，于是先后多次介绍魏树漠、丁青云等荥阳当地的热血青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投身革命，更应下昔日学生、时任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请求，常常利用自己的身份，掩护过境的中共党员和组织营救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

新中国成立后，韩凤楼以开明绅士的身份被邀为河南省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特聘特别代表，1950年3月出席河南省人民代表会议，时隔两月任河南省政府参事室参事，后又出任政协河南省委首届常委。

1956年2月4日，韩凤楼因病辞世，终年七十一岁。

游上饶：江西上饶弋阳龟峰将军楼旅游景点介绍

位于四声谷附近。民国24年（1935），国民党某部师长赵观涛，在四声谷附近建一座两层楼房的别墅。房为石木结构。内有寝室、更衣室、浴室、警卫室、客厅，室外有阳台。登上阳台，可一览诸峰。抗日战争爆发，将军离去，房无人住，门破窗塌。解放后，人民政府拨款整修。

长寿成了世间人们最珍爱的语言，在中国昔人们都会用很多东西或动物来寄托长寿，比如龟，最低的年限也是从“万”起，所以龟成了长寿的祥瑞物。于是，大自然造化出的龟峰山便理所应当的成为了长寿山，江西弋阳的龟峰山亦是如此，甚至，有人说住在龟峰山就能长寿。

当年，国民党堂堂第6军，军巡航赵观涛大将军，战场的辉煌也禁不起寿命带来的懦弱，到处寻医问药，后来经专家建议去龟峰山疗养，因龟峰植被旺盛让空气纯净，负离子含量非常高，当时大将军还患有肺结核，尤其对这类慢性病有特殊疗效。当时的政府为奖励他的劳苦功高，豪拨6000大洋把治疗养病的将军别墅修造在龟峰山，借着与龟长寿的寓意让他好好疗养。

此时的别墅名为“三十六峰楼”，是在四声谷附近的一座两层楼房的别墅，低调缺不缺霸气的美式建筑风格，内部结构为石木，上下一共两层，起居都分隔的很清楚，独立的睡房、另还有更衣室、浴室、阳台，安全防范的警卫室。固然，在混乱的战期，少不聊秘密地下室及通道，一应想的非常周全。直到1941年8月，蒋介石曾登临此楼，人民政府多次出资修缮，其后称其为将军楼。

别墅除去设计风格，一览龟山风景便是最大特点。在二楼登入阳台，可一览龟峰胜景，而正对面正是神似并有趣的“尼姑恋僧人”，两座石峰上有两个透亮的小孔，犹如两人双目。这道景连起来讲又叫“尼姑恋僧人，气坏老僧人”。在后方的则是一庞大石峰，眼珠暴凸、浑身黝黑、表皮起皱，就像一只张开大嘴、向天乞食的癞蛤蟆，称为蟾蜍峰。转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