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墩古城遗址

唐朝墩古城遗址

唐朝墩古城遗址

古城位于奇台县城东北角,与县城紧紧相连,东临水磨河,西南方紧连居民区,北靠菜园子(蔬菜生产基地)。该古城东西宽315米,南北长490米,为一长方形城郭,四面有城门、城垛,北城墙上有烽火台,目前,残存北面城墙。解放前,人们常从遗址中拣到唐朝时代的器皿,解放后,且文物管理所陆续从遗址内采集到红陶侈口平底盆,灰陶平底三耳大瓶,灰陶单耳罐,宋青瓷器残片,元代双鱼镜,元代察合台银币……,奇台县城得名—古城。1962年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为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唐朝墩古城久远,据史料记载,此城为唐代北庭都护府属轄的四个县中的蒲类县城,始建于唐贞观十四年(640年),设县于唐长安二年(702年),是北庭都护东路的咽喉重镇,丝绸北道的必经之地,也是长安至碎叶城的国际通道。元代归别失八里元帅府所轄,是其属下的五城之一,明代永乐十五年(1417年)蒙古迁徙伊犁,蒲类城与别失八里同时废弃。清代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军西进,成为天山北麓重点军屯兵之处。现代人据其唐代城墙高大,远望似墩的特征,称之为唐朝墩。

据老人回忆,清代末年该城还比较完整,方圆几十里都可看到城郭,人们都以贯为地物标志来辨别方向,解放后,在此建立硝厂,刮故城里的土炼硝,爽直了古城原貌,六七十年代人民公社在城内挖土积肥,再一次破坏古城。

目前,从东北角看,昔日的雄关威姿依稀可见,它的北墙高8米,厚4米可辩板筑层,2007年沿西载了一道树林做为隔离带,东门尚存轮廓。

解放后,县文管所采取了各种保护措施,由于该城与县城紧连,被居民区所包围,人们不断抽古城靠近,古城保护与市建设难以调解的矛盾。加之保护经费不足,所以保护不利,千年古城未能发挥出应有的潜力,随着文化事业的发展,人们已经到保护古城的深远意义,文管所拟定以下几个方面的开发利用的措施。

2020年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发掘记

唐朝墩古城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城东北部。城址东临水磨河,北距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约20千米,南距天山东段博格达山约40千米。唐朝古城于1957年被公布为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建档,2009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复查,2013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城保护状况较差,不仅自然风化严重,还受到居民区、城区道路的扰乱,其文化内涵多年来都不甚明确。

为探明唐朝墩古城遗址的整体面貌,摸清城址的规模、形制、年代序列和文化内涵,响应丝绸之路沿线遗址文化遗产保护、展示与利用的号召,自2018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人民大学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连续三年对唐朝墩古城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等工作。2018~2019年,人大考古在唐朝墩古城的工作收获颇丰,探清了城址建制及规模,发掘揭露出唐代院落遗址、高昌回鹘时期罗马浴场遗址、城墙门道等重要遗迹,出土陶器、瓷器、铜器、玻璃器等种类繁多的珍贵文物。基本确认了唐朝墩古城遗址性质为唐代庭州蒲类县县城,始建于唐贞观十四年 (640) 前后,沿用于高昌回鹘时期,至公元14世纪的蒙元时期逐渐废弃。

2020年,人大考古队梅开二度,对古城中心的高台遗址展开新一轮的发掘工作。本次发掘工作由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魏坚教授担任领队, 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博士生王晓丹担任执行领队,参与发掘的队员包括 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硕士生8人、考古技师2人。

图一 2020年奇台县唐朝墩古城遗址人大考古队合照

考古工作始于2020年9月下旬,至10月底田野工作基本结束。本次 发掘面积600m²,共布方7个,包括5个10×10m²探方、2个10×5m²探方和1条探沟。清理出灰坑14个、房址1处、墓葬7座,出土遗物包括陶器、瓷器、铜器、铁器、木器、骨器、动物骨骼等。此外,我们还对南城墙进行了勘探调查,并在魏坚教授的带领下考察了吐虎玛克城址等周边遗址。

2020年9月12日魏坚教授和博士生王晓丹先行赴新疆昌吉州奇台县考察,安排2020年度唐朝墩古城遗址发掘工作。与县博物馆、文旅局等相关领导共同检视前期工作成果,商议并确定了2020年度对古城遗址发掘的具体工作内容,探讨未来对大遗址保护的计划。2020年9月18日,博士生于柏川、硕士生常宏伟抵达奇台县博物馆,布置 布方、打点、测量等前期准备工作,并做好驻地的后勤保障。

2020年9月22日,博士生王晓丹同硕士生李思佳、陈卓尔、张家宸、刘胤开、王牧贤、夏可一及两位技师抵达驻地。原本应在夏季展开的工作由于疫情影响延迟开工,参与过前两年发掘的同学们再度回归了熟悉的生活工作环境。有前两年的经验积累,队员们早已成竹在胸,对今年的工作前景充满期待。

图二 发掘现场

9月23日,2020年度唐朝墩古城遗址的考古工作正式启动。本次考古发掘的对象为唐朝墩古城的中心高台遗址,基于前期勘探工作的充分铺垫,开工当日我们即开始布方描线,确定发掘主体,对高台整体进行钻探和地表清理工作。由于高台地势高于城址地面,常年受到风沙侵蚀,墩台表面堆积较厚砂土,通过表面清理,高台西侧大面积的土坯块分层轮廓线逐渐显露且分布规律。随着层层剥茧式的发掘不断向前推进,遗址的整体面貌日渐清晰,各个发掘探方的遗迹现象衔接有序、功能联属。中部核心区的6个探方构成了遗址的核心区域,遗址的中心位置为地势最高点,高台西侧坡度较陡,往东坡度延伸渐缓。南北两侧发现的东西向条带状土坯墙构成建筑体的外墙部分,北外墙残长约28米,南外墙残长约25米,南、北外墙相距约12.3米,外墙墙体于遗址西侧绕弧线形相接,东侧北外墙向南、南外墙向北分别转折出2~3米的墙角,形成东门门道。与南、北外墙相邻靠近高台中部发现平行对称的等边南、北内墙,内外墙之间形成约直径1.65米的活动面。由此我们发现了遗址整体形制布局逐渐呈现出坐西朝东,建筑平面呈长方形的特征。遗址北部、东部南部经发掘清理露出了外墙以内的青砖面及柱础,北内墙两侧壁面亦清现了连续的壁画遗迹。综合遗址的整体面貌及遗迹现象,经初步判断,唐朝墩古城高台遗址可能为一处高昌回鹘时期前殿后塔回廊式佛寺遗址,中心顶点晚期墓位置可能为原塔基,且可能经过二次扩建或修缮。

因受疫情影响,开工时间比原计划推迟两个月,新疆疫情刚过,但防控措施依然严格,通过层层关卡的审核检验,考古队终于顺利抵达驻地。9月的奇台县正值入秋渐凉,早晚温差加大的换季时节。加之唐朝墩高台地势较高,队员们在发掘过程中时常面临突如其来的狂风大作、尘土飞扬。由于早晚气温越来越低,为了赶在下雪之前尽量完成主体工作,队员们牺牲了自己的午休时间,改至午饭结束后立即上工。虽然时而黃沙蔽日,冷暖无常,但无一人抱怨,每位队员都对自己的工作充满热情。更加幸运的是,我们的工作受到当地领导和各相关部门、科研院所的高度重视与帮助。发掘期间,奇台县委政府和文旅局的相关领导曾多次前往发掘现场视察工作,关心慰问队员们的日常生活,共同探讨奇台县文化遗产与大遗址展示、保护的未来前景。秋风虽萧瑟,但同学们感受到的是当地领导和群众对人大考古温暖如春的问候,这份感恩之情更加坚定了我们为将来奇台文博事业的蓬勃发展而不懈努力工作的决心。

图三 魏坚教授与考古队学生合影

新疆天气干燥,日照强烈,高台坡度不均,土质土色及硬度变化复杂,加之高台作为佛寺遗址的基体,与唐朝墩此前发掘的遗迹属性完全不同,稍有不慎可能就会破坏建筑结构体系的完整性,因此也给在辨别遗迹现象和发掘深浅等问题上带来了种种挑战,但是经过反复刮面确认,队员间的实时交流,互相探讨不同的可能性,同学们的自我技术和认知水平都得到了提升,良好的团队合作是发掘成功的首要前提。

图四 魏坚教授与奇台县领导视察工地

图五 魏坚教授指导学生刮面

随着发掘的推进,遗址的面貌由局部扩展到整体,遗迹现象不断发生变化,判断遗址性质的难度逐渐增加。幸而来自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相关单位的领导、专家不断莅临指导,为我们的工作思路带来不同角度的启发,为遗址属性的界定与认识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见。最重要的是,项目总领队魏坚教授、2018、2019年 连续两年在这里担任执行领队的任冠老师不仅全程指导发掘工作,还十分关注队员们的起居生活。魏坚教授前后三次前往工地考察,指出我们工作中出现的不足以及日后应该避免产生的问题,亲自指导同学们辨别人骨、遗迹现象以及绘图制表等具体工作,极大地鼓舞了大家的士气。

图六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文瑛、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郭物等同魏坚教授检查工地

图七 魏坚教授同吐鲁番研究院武海龙、张海龙研究员讨论遗迹现象

田野工作结束后,随即开展室内整理工作,检查、校对并整理归档了各探方的发掘日志、图纸、遗迹、遗物登记表等基础资料,分类整理田野发掘的影像资料,完成航拍图三维建模;将采集文物分类整理入库保存,挑选遗物标本并完成了拍照记录工作;将数据录入并上传至遗址数字化管理系统等。对发掘出的浴场和佛寺遗址进行了临时性保护加固,人工铺盖保护棚布垒砌沙袋,防止遗址因风霜、雨雪造成的冻融和坍塌对本体造成破坏。

图八 2020年唐朝墩古城高台遗址发掘航拍图

终章即序曲,2020年奇台县唐朝墩遗址考古田野发掘工作告一段落,三年的考古工作揭开了唐朝墩古城遗址的神秘面纱,古城建制证明了中央对边疆管辖的悠久历史,浴场的重大发现证实了古丝绸之路中西文化交流的繁荣气象,中心高台遗址的新收获体现出佛教对新疆北部产生的深刻影响。

巍巍天山绵延不绝,很多工作尚待完成。未来的工作计划亦将有序开展。这一曲秋季合奏,留给人大考古队员们的是满载的青春回忆、丰富的考古经验和深厚的情谊。

图九 考古队生活照

图十 考古队工作照

图十一 发掘后保护措施

图/文:王晓丹

转载自 人大考古

新疆唐朝墩古城遗址2021年发掘

唐朝墩古城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南临天山博格达山东段,北接古尔邦通古特沙漠,西距北庭故城30公里,为唐代庭州下设的蒲类县县治,也是丝绸之路新北道上一处重要的交通枢纽,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2018年-2020年已对古城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调查、勘探及发掘工作,厘清了城址的形制规模、始建年代、沿用情况等,并清理出一系列重要的考古遗存。

图一 唐朝墩古城位置图

为了继续深入了解唐朝墩古城遗址文化内涵,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对唐朝墩古城遗址开展了2021年度的考古发掘工作。本次考古发掘领队为中国人民大学魏坚教授,执行领队为中国人民大学讲师任冠,参与发掘的工作人员主要为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研究生,包括博士后1人,博士生3人,硕士生12人,另有考古技师3人。

考古工作开始于2021年7月初,至10月中旬田野发掘基本结束,转入现场保护和室内整理阶段,目前仍有考古队员在文物库房对出土文物进行整理。整个发掘为期三个半月,完成发掘面积1200平方米,主要清理了一处寺院和一处院落。共发现灰坑152个、灰沟4条、水井2口、房址3处、墓葬7座、灶址3处。出土小件包括陶器82件、瓷器1件、铜器16件、铁器8件、石器23件、骨器43件、建筑构件9件、玻璃器1件、贝类9件、琉璃器1件、玉器1件,另出土壁画469块(单独编号25块)。在发掘的同时,对出土的文物进行了及时的现场加固和科学提取。

图二 唐朝墩古城平面图

图三 考古工地航拍图

一、往年的考古工作

2018年发掘面积共600平方米,初步探明了城址总体布局、城墙构筑方式、年代序列、地层堆积和文化面貌,并发现和清理了1处浴场遗址的主体部分。

2019年发掘面积共600平方米,在发掘的同时,对城内开展了全面的考古勘探,并对新疆天山北麓唐代城址进行了考古调查。本年度完成了浴场遗址的发掘,发现并清理1处唐代院落遗址的东部,发现并清理东墙门址,基本摸清了城址的形制结构,加深了对城内遗存文化面貌的认识,并初步梳理出当地唐代至元代陶器演变序列。田野工作结束后,随即开展室内整理工作,完成了2018~2019年考古发掘简报。

2020年发掘面积600平方米,主要清理城址中心的夯土台基,确认为1处坐西朝东前殿后塔式佛寺遗址,佛寺遗址内部分墙面绘制有壁画,但由于疫情原因,对壁画采取了回填保护,尚未完全清理。在考古发掘的同时,进一步整理往年考古发掘的资料。

二、发掘过程

2021年6月29日的下午,本年度第一批考古队员到达了奇台县博物馆,这里是唐朝墩考古队居住过三年的地方,队伍中既有熟悉环境的老同学,又有新踏足此处的新面孔,大家马不停蹄的安顿驻地,有怀念,有紧张,更有对新生活的期待。

7月1日,恰逢建党100周年的日子,唐朝墩古城遗址的考古工作也正式打响。由于有前三年工作的基础,发掘工作的开始进行的十分顺利。结合以往的发掘情况,我们在2019年发掘的唐代院落西侧和北侧布设了3个10×10㎡探方和1个5×5㎡探方,以揭露其完整形制。同时在城址北侧靠近墩台处布设了4个10×10㎡探方,目的在于发掘早前勘探所知的房址遗存。

图四 唐朝墩考古队合影

7月6日,第二批考古队员顺利到达驻地,队员们熟悉了工地详情后便立即投入发掘工作中,考古队全员到齐,考古工作也紧锣密鼓地铺展开来。也是从当天开始,北侧发掘区逐渐揭露出一排排整齐的土坯墙体,墙与墙之间组合连接,构成了一处大型建筑的几条轮廓。当时没有任何一个考古队员会知道,一处震惊中外的寺院遗址将出现在自己的手铲和毛刷下。

7月7日,魏坚教授到达考古工地,查看了土坯建筑的保存情况,对现场发掘做出了指导,向考古队员明确了考古发掘和记录的标准,并安排了本年度的工作计划,为2021年的考古发掘奠定了良好的基调。

图五 魏坚教授现场指导工作

随着考古发掘的进行,土坯建筑的各个墙体逐渐显露,建筑的结构变得复杂起来,这一度让考古队员们一头雾水,不知所然。由于最初在这里布设探方的目的在于发掘一处方形夯土房址,但目前清理出的土坯建筑范围已远远超过勘探房址的实际范围。本着考古发掘就要清理出遗迹完整面貌的原则,我们对土坯建筑进行了扩方,没想到这一扩就扩出来一处大型的寺院遗址,并发现了许多残留的壁画。这让考古队员们兴奋不已。

图六 学习布方

图七 给小件写标签

图八 清理坍塌堆积内壁画

图九 出土壁画室内修复

接下来的就是对寺院遗址的堆积进行仔细的清理,以及进行年代上的辨别。根据对遗址以往陶器的研究,寺院堆积内出土的陶瓮、陶壶、陶盆、陶罐、陶盘、陶盏等陶器,大致可分为高昌回鹘和元代两个阶段,在地层上连续叠压。同时我们也发现有元代土坯墙打破高昌回鹘墙体白灰面的现象。我们在高昌回鹘时期的活动面上发现有灰坑,灰坑内出土有大量的唐代莲花纹方砖残块及小石子,表明该活动面以下存在唐代的建筑地面。因此可将该发掘区分为唐代、高昌回鹘、元代三个时期,墙壁上遗留的壁画与文字,经观察也年代属于高昌回鹘-元代。

三、成果与收获

本次发掘最大的收获即是北侧发掘区景教(东方叙利亚基督教)寺院F9的发现和清理。

图一〇 景教(东方叙利亚基督教)遗址航拍图

寺院建筑总体布局坐东朝西,目前清理出的区域东西长约32米,南北宽约24米,南北两侧墙体向东仍有延伸。西部为寺院中殿,北侧中殿中部有一处长方形祭台,南侧中殿东侧同样设有祭台,并于北、西、南3面贴靠墙体垒砌长条形土台,推测为长椅,中部还发现1口水井。东部为多间土坯垒砌的房间,布局对称。寺院遗址的墙体和坍塌堆积中发现较丰富的壁画遗存,壁画内容以人物为主。人物发饰、服饰等与常见佛教壁画人物形象有所区别,供养人形象与新疆其它地区发现的高昌回鹘时期供养人形象存在较大的一致性。此外还见有数个疑似髡发的人物形象,可能与西迁的契丹人相关。面积最大的两幅壁画中均发现十字架形象,分别位于人物胸口所带神像上、两飞天中部、及中北部祭台的东壁南侧骑马神像的帽冠和权杖头等处,为较典型的景教图像。另发现有“也里可温”榜题、权杖、棕枝等具有景教特征的元素,以及有以金箔片、石珠贴饰的壁画残块。

图一一 出土壁画-1

图一二 出土壁画-2

图一三 出土壁画-3

根据出土遗物,我们初步判断是一处始建于唐代(原勘探房址),沿用于高昌回鹘时期和元代的大型院落,在高昌回鹘时期至元代应为景教(东方叙利亚基督教)遗址。建筑主体结构为高昌回鹘时期,元代经过改建增补。

图一四 部分出土遗物

此外今年还出土了一批富有特色的遗物,有精美的莲花纹方砖、实用的骨笛、完整的板瓦、白色的海贝等等。这些的遗物进一步丰富了古城的文化内涵。

四、回顾与展望

发掘工作受到当地领导和各相关部门、科研院所的高度重视。奇台县委、县政府和文旅局的相关领导多次前往发掘现场视察工作并关心慰问队员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工作还得到来自新疆文旅厅、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各位专家的指导并深受启发。项目领队魏坚教授多次亲赴现场指导、安排工作,保障了发掘任务的顺利完成。

图一五 专家论证会现场考察

为深化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成果的学术研究,推进后续的发掘、保护、展示和利用工作。经主持考古发掘工作的魏坚教授提议,由新疆文旅厅(文物局)向国家文物局申请并得到批准,2021年10月9日至10日,新疆文旅厅(文物局)、奇台县委、县人民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奇台县联合组织召开了“唐朝墩古城遗址保护专家论证会”。来自北京大学、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西北大学中山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新疆文博院、新疆社会科学院等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组成专家组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唐朝墩古城遗址发掘取得的重要成果,就该遗址的遗产价值和后续工作提出建议并达成共识,形成了纪要,上报国家文物局。

图一六 专家论证会现场

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多年来围绕唐朝墩古城遗址开展的各类工作,包括考古发掘与整理工作、对周边遗址的调查工作、对相关遗存深入讨论的科研工作等,不仅厘清了唐朝墩古城的文化面貌,还初步构建了新疆天山北麓唐代至元代陶器演变序列,并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探讨了唐代天山北麓军政体系的时空框架,基本完成了“考古中国——国家管理与文化认同考古研究——新疆汉唐西域军政建置体系考古”总课题的既定目标。考古发掘的浴场遗址、佛寺遗址、景教遗址等,均反映出唐朝墩古城遗址作为丝绸之路新北道上的交通枢纽,在唐代至元代期间繁盛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景象,为考察丝绸之路东西交流,乃至当地多民族大一统格局形成和发展历程提供了坚实而生动的实物材料。

图/文 于柏川

宝墩古城遗址的古城历史

宝墩古城遗址已于2001年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国最早的文献记载是商代晚期的甲骨文记录。甲骨文中多次提到了“蜀”。这个“蜀”,应该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现的“三星堆古城”。三星堆文化分为四期,其中的第一期文化又称宝墩文化。这说明三星堆古城是宝墩古城的后继者。也就是说,宝墩古城也是“蜀”。

宝墩古城遗址的简介

宝墩古城遗址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县城西北的龙马乡宝墩村,地形奇特,在一马平川的绿色沃野上凸现出一圈不规则的脊梁似的黄土埂子。埂内阡陌纵横,沟渠交错。沟底和两侧往往会发现一些散碎的砖瓦器物。1995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系及日本早稻田大学联合对宝墩村进行考古发掘,经四个月发掘后确认,黄土埂子圈起的地方是距今约四、五千年的古城遗址,散碎的砖瓦器物是蜀地先民早在四、五千年前就进入文明的物证,比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年代还要早,属成都平原古蜀文明的最早阶段。
宝墩古城遗址系龙山时代古城遗址,对探索长江上游地区的文明起源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是继广汉三星堆藏坑之后,四川地区又一重要发现,在中外考古界引起了轰动,并在1996 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排名第三。

成都平原迄今为止能追溯到的最早考古学文化是

宝墩文化是成都平原迄今为止能追溯到的最早的考古学文化,是成都平原的一支重要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远在距今4500年左右,在成都平原就已经产生了作为蜀文化源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宝墩文化”。

宝墩文化

宝墩文化

宝墩遗址既是这一时期成都平原时代最早的古城址的典型,也是四川即将跨进文明门槛的历史见证。

宝墩文化遗址的古城建筑风格是怎样的?

宝墩文化遗址的6个古城均建在成都平原上河流间的台地上,城墙的长边往往与河流及台地的走向一致,城址均呈长方形或近方形,既有利于防洪也便于设防。其中鱼凫城保存较差,似乎近于六边形,其保存最长的南墙也与附近的现代河流遥相平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