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涂井汉墓群位于忠县城东北25千米处的涂井乡红赤村，由15座汉墓组成。墓内道口有一拖着大车的灰陶大马，由陶制马夫牵引着一匹红陶高马立于陶制的水井旁。墓室内各式用陶制成的俑、禽、兽、房、池、塘、田等，都配以各式银制、铜制、铁铸的器具和装饰品，形态逼真，琳琅满目。五号墓是三国时期留下的完整墓葬，其内部陈列整齐，墓内随,重庆涂井汉墓群,重庆涂井汉墓群简介,重庆涂井汉墓群-忠县重庆涂井汉墓群
“凡葬必于高陵之上” ——重庆市高新区金凤镇黑房子东汉至六朝崖墓群
黑房子崖墓群位于重庆市高新区金凤镇海兰村1组，中心地理坐标为北纬29°30′43.70″，东经106°17′21.25″，海拔317米，分布面积约2400平方米，该崖墓群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定为文物点。2021年10月至11月，为配合金凤隧道工程的建设，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施工红线范围内的黑房子崖墓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墓葬17座，留取资料6座，现将初步发掘收获简述如下。
图一 黑房子崖墓群周边环境
一、考古发现
黑房子崖墓群位于一近椭圆形的山顶上，山顶东坡有墓葬11座，西坡有12座。该墓群墓葬均被盗扰，出土随葬品较少，只能将保存较好的墓葬形制作为分期的主要依据。根据各墓葬朝向、规模大小、墓内附属设施、剩余随葬品等，将该墓群分为四个组，时代为东汉至六朝。
图二 黑房子崖墓群航拍
1.第一组墓葬
M1～M4四座墓葬，分布于东坡南部，为第一组墓葬。20世纪70年代被当地村民改造为蘑菇培养室，墓道和墓室结构均破坏严重，基本上无法判断时期。
2.第二组墓葬
M5～M11分布于东坡北部，为第二组墓葬。墓葬方向范围为68～83度。除M8总长为6.96米外，其余总长在10.80～14.66米，规模较大。M5、M6、M10、M11的墓顶为拱形顶，M7为藻井式覆斗形墓顶，M8、M9为“人”字坡墓顶。M6东北角有一灶台，M7的灶台在墓内东南角。除M8、M9无棺床，其余均有棺床。M8出土陶器较多，其余墓葬剩余随葬品极少。
图三 黑房子崖墓群东坡航拍
将较具代表性的M7的清理情况简述如下。M7由墓道、墓门、甬道和墓室四部分组成，总长约11米，方向为81度。墓道平面呈梯形，口大底小。三重门框，封门已不存。甬道平面呈梯形，墓室平面呈长方形，墓顶为藻井式覆斗形，墓顶中部凿刻“回”字形图案。墓室左右二侧及后部设有棺床，东南角有一长方形灶台和壁龛。M7后期盗扰严重，未发现葬具、人骨。墓室底部的淤积土中含有少量扰乱后的灰陶残片。根据M7的大小、墓顶和墓内附属建筑，M7的时代可能为东汉晚期。
图四 黑房子墓群M7航拍
图五 黑房子墓群M7墓室及墓顶
3.第三组墓葬
M12～M17分布于西坡北部，为第三组墓葬。墓葬方向范围为272～294度，该组墓葬规模较小，总长在3.16～5.78米。除M15墓顶为藻井式覆斗形外，其余均为拱形顶。M12无棺床，其余墓室后部均设有棺床。仅M13墓内西北角有一灶台。
M13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四部分组成，总长约5.06米，方向为294度。墓门上部、甬道及墓室顶部部分被破坏，墓道较短，壁较直。二重门框，封门已不存。甬道和墓室平面均呈长方形，墓顶为拱形，墓室后部设有棺床，墓内西北角有一灶台。M13后期盗扰也较严重，墓底的黄褐色淤积土中发现少量随葬品。有陶塘、陶房、铁剑各1件，陶鸡2件。M13规模较小，另根据墓顶、墓内附属建筑和剩余随葬品，M13的时代可能为东汉末—蜀汉时期。
图六 黑房子崖墓群西坡航拍
图七 黑房子崖墓群西坡航拍
图八 黑房子崖墓群M13墓室及墓顶
4.第四组墓葬
M18～M23分布于西坡南部，为第四组墓葬。墓葬方向范围为250～265度，总长在2.70～7.60米。M18、M19、M20的墓顶均为拱形，M21、M22为覆斗形顶，M23为“人”字坡顶。这六座墓葬除M21外，墓室后部均设有棺床，其中M18、M20、M21有较短的排水沟。M23的规模在这组中墓葬较大，长7.06～7.60米，墓室左右二侧及后部设有棺床，西南角有一长方形灶台。除M23外，其余墓葬规模均较小，时代可能为六朝时期。
M21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四部分组成，总长2.70～2.80米，方向为250度。墓道较短，一重门框，封门已不存。甬道和墓室平面均呈长方形，墓顶为覆斗形。墓门外顶部开凿有一道弧形凹槽，墓室前部至墓道口有一条排水沟，M21后期盗扰严重，未发现随葬品。M21规模极小，其墓室长1.80、宽1.44、高1.36米，墓葬前部有排水沟，其时代可能为六朝时期。
图九 黑房子墓群M21正视
图十 黑房子崖墓群M21墓室及墓顶
图十一 黑房子崖墓群M6出土陶俑
图十二 黑房子崖墓群M6出土陶塘
图十三 黑房子崖墓群M8出土陶器
二、收获认识
此次发掘的黑房子崖墓群墓葬数量较多，各组墓葬朝向有别、排列有序，应是有意识规划的家族墓地。有的墓葬中发现有两到三个棺床，为探讨汉代崖墓同穴合葬的丧葬形式，提供了新资料。有的墓葬墓室门口处发现有灶台，从侧面可反映出古代人们的日常生活场景，是“事死如事生”丧葬观念的体现。黑房子崖墓群分布规模较大，延续时间较长，为深入研究川渝地区东汉至六朝时期的墓葬形制、丧葬文化等增加了重要的实物材料。
参考资料：
[1]罗二虎：《四川崖墓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88年第2期。
[2]罗二虎：《四川崖墓开凿技术初探》，《四川文物》，1987年第2期。
[3]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忠县涂井蜀汉崖墓》，《文物》，1985年第7期。
[4]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江北区文物管理所：《重庆市江北区四马溪遗址汉墓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5年第3期。
[5]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潼南区文物管理所：《重庆市潼南区下庙儿遗址汉墓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4年第4期。
[6]范鹏、李大地、邹后曦：《重庆璧山县棺山坡东汉崖墓群》，《考古》，2014年第9期。
[7]孙治刚、白九江：《重庆市江津区坪坪上汉代崖墓发掘简报》，《文博》，2017年第3期。
[8]代玉彪、白九江：《重庆市永川区石坝屋基、伏岩寺崖墓群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7年第1期。
图文：冯彦萌 范鹏
责编：董永嘉
编务：刘 微
审核：林必忠
作者简介：冯彦萌，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助理馆员。范鹏，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文博副研究馆员。
转载自 重庆考古
西安张家堡汉墓群发掘获重大收获
《收藏界》 2008年04期 陕西 呼延思正
近期，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配合西安丄丄市行政中心北迁项目，在张家堡广场东侧发掘清理了440余座汉代墓葬，出土陶、铜、铁、铅、玉石、骨等各类文物近3000件。这批墓葬以小型汉墓为主，其中有3座中型墓葬，规格较高，出土器物丰富。其中甚至发现有王侯丧葬才可使用的玉衣（残片），出土了追随周代礼制随葬的九鼎，且体量较大、组合完整。这些器物在西安地区都极为少见，足以显见其墓主生前是身份地位高贵特殊、非同一般的贵族人物。
墓地的形成年代及性质
据市考古所副所长程林泉等介绍，这批墓葬位于汉长安城东侧，距离长安城仅2500米，墓主生前应为长安城内的居民。墓葬形制有长方形竖穴墓道土洞墓、长方形竖穴墓道砖室墓，尚未见东汉时期流行的多室墓。从出土器物来看，均为西汉时期墓葬常见器物，陶器以红彩陶器和釉陶器为主，器类以鼎、盒、壶、仓、奁、灶等为主，不见东汉时期新出现的井、案、盘、耳杯、猪、狗、鸡等模型明器。墓葬年代以西汉中、晚期为主，少量为西汉早期和新莽时期，可知该墓地是从西汉早期开始埋葬，新莽以后不再使用。
三座中型墓葬的年代
编号为M110、M114、M115的3座墓葬规模较大，形制特殊，出土物丰富。墓葬形制均为长斜坡墓道竖穴土坑砖室墓，其中两座墓墓室积沙，两座墓墓道有耳室。积沙墓流行于战国晚期至西汉晚期，东汉时期基本不见，主要为防盗所设。长斜坡墓道带耳室的竖穴
土圹单室墓在春秋战国时已出现,西汉时期继续沿用，东汉时期趋于消失。从出土器物来看，M110和M114均岀土大体量的黄釉陶器,这种陶器在西安地区汉代墓葬中的出现稍早于绿釉陶器，流行时间较短暂，主要盛行于西汉中晚期，新莽以后不见。M110出土钱币均为五铢钱，M114出土一枚大五铢和两枚小五铢,小五铢钱主要流行于西汉中晚期，综合其墓葬形制、出土器物和铜钱的特点，这两座墓的年代应为西汉中晚期。Ml 15墓葬形制与M114基本相同，所出陶器有绿釉小陶鼎和侈口短束颈矮圈足小陶罐。出土的小陶鼎形制与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陶鼎相同，出土的小陶罐也多见于西安地区新莽时期的墓葬中。尤为珍贵的是，在盗掘严重的墓室内残留一枚“大泉五十”铜钱。“大泉五十”铜钱是王莽居摄二年（公元7年）改制所始铸，终止于地皇元年（公元20年），具有明确的年代指示作用。综合以上各种因素，判断Ml 15的年代应为新莽时期。
墓主身份地位高贵特殊
程林泉等专家介绍,M115上有封土,墓道宽1.45米，墓室平面呈长方形，土圹残长10.6米，宽4.8米，砖室长7米,墓道和墓室土坊均有台阶,出土器物多达200余件，其中包括5件大型铜鼎和4件大型釉陶鼎,非一般墓葬所能相比。据《周礼》记载，西周时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Ml 15的墓主追随周代礼制，使用九鼎随葬，凸现出墓主特殊的身份地位。另外根据之前发现的基本确定为列侯的墓葬，如西安沙坡新安砖厂利成积炭墓、长安邮电学院列侯墓等，墓葬形制均为“甲”字形，其规格都较M115大。从九鼎的数量和墓葬规模综合分析，M115墓主可能是高级贵族，也有可能高至列侯。Ml 14墓葬形制大小与M115相近，出土的黄釉陶器较一般小型墓葬陶器数量多、体量大，制作也十分规整精良，墓主应当具有一定级别，根据墓葬形制规模推测墓主可能是高级贵族。
M110墓葬规模较M114和M115略小，葬具为一棺一椁，出土釉陶器大小与M114相同，另外该墓还出土有较多精美玉器和玉衣片。根据《后汉书》记载，皇帝、诸侯、列侯、贵人、公主等皆可使用玉衣，目前出土玉衣的墓葬级别多高达王、侯一级。从M110墓葬规模和棺椁数量推测，墓主的身份地位应接近M114和M115的墓主，使用玉衣可能是因其有特殊贡献而被赐用。
追循礼制的铜鼎和奇特的铜蒸馋器
M115出土的5件铜鼎，大小基本相同，器形宏伟，口沿下装饰比较疏朗的窃曲纹，通高44.5厘米，重约20.5千克。4件大釉陶鼎，形制、纹饰与铜鼎相同，通高40厘米，重约9千克。5件铜鼎是西汉晚期铜鼎的形制，但装饰的窃曲纹则是仿照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纹饰。西汉中期至晚期不流行随葬铜器，即使出土有铜器也多为实用器，器形较小、器壁很薄。此次出土的铜鼎从制作、保存现状和装饰纹饰来看，并非实用器，应是用于享祀的青铜重器。
M115出土的铜蒸惘器为一件实用器，通高36厘米，由筒形器、铜镇和豆形盖组成，造型复杂而奇特。其中筒形器底部有一米格形算，底边有一小管状流，铜铉三蹄形足，口沿有流，豆形器盖上部呈盘形，直径与筒形器口径大小相同，柄部分为两段，相合处为桦卯结构，之间以抑钉相连，可相对自由活动。此器出土时放置有序，铜镇置于筒形器内，豆形盖置于铜镇之上，其工作原理尚不明确。此类组合的蒸馅器之前未有发现,以构造来看应是用作蒸馋药、酒之器。变构造原理之合理、技术之先进令人称奇。它的出土为汉代饮食和医药技术的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
发掘学术价值意义重大
程林泉等专家总结说，这批墓葬数量众多，时代自西汉早期至新莽时期，墓地的发掘有着极为重要的学术意义。一方面说明汉长安城东部确实是西汉时期汉长安城内居民的集中墓地，另一方面为汉代社会生活、汉长安城布局以及“市民”、“市民生活”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并进一步对解读汉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考古学资料。
M110出土的玉衣残片，为西安地区所发掘为数不多者。M114出土的大型精美釉陶器在西安地区两汉墓葬中十分少见。M115出土的九鼎，大小相近，体量较大，组合完整，在关中地区甚至其他地区新莽时期墓葬中应属初次发现。
王莽时期实行托古改制，改制包括土地制度、财政货币制度、礼仪制度等方面。王莽托古改制多见于历史文献记载,货币方面的改制从以往出土的“王莽货币”中已得到印证，但礼制方面的改制尚缺少考古材料。M115随葬的九鼎是王莽托古改制的真实物证，首次向今人展示了当时如何依据《周礼》来恢复古制的。鉴于王莽及其托古改制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所以这一点对历史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M115年代的上限不早于公元7年，下限不晚于公元23年（王莽被杀），如此年代明确的王莽时期大中型墓葬在全国也极为少见。M115及其随葬品为王莽时期墓葬的确定提供了可靠的年代学标尺，对考古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
重庆发现最大船棺葬群，墓主身份不寻常
冬笋坝遗址发掘区全景
考古队员们正在清理墓葬
去过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人们，一定见过展厅里那数米长的船棺，那是上世纪50年代在 九龙坡区铜罐驿出土的巴人船棺。可你知道吗，在这具船棺出土的附近，还埋藏着一大片属于 巴人的船棺。
近日，在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考古队员们的手中，这些埋藏在泥土里2000余年的楠木船棺，一一揭开了神秘面纱。随着一具具密密麻麻的船棺被发掘出土，重庆最大的船棺葬群也浮出水面——它就在九龙坡区铜罐驿镇——这些船棺葬和附近的巴人土坑墓，汉代砖室墓一起，从 战国绵延到东汉，共同组成了冬笋坝遗址这一时期百科全书式集群墓葬。
同时，墓葬里出土的1厘米见方青铜钮印，和每个墓室里罕见的不是陶制而是用青铜做出的炊具 随葬品，都彰显着这片墓葬主人并不平凡的身份。在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白九江的带领下，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走近了这片重庆最大的船棺葬群，聆听那些来自两千多年前重庆先民们的故事。
冬笋坝遗址出土船棺
5米左右长楠木制成的船棺是墓主人生前所用
黄色的泥土里，突兀的黑色时不时地出现在我们眼前。当你近距离看到这些深黑色痕迹的时候，很容易就可以发现，它们全部带有木纹的痕迹。没错，它们就是历经数千年岁月之后，保存到现在的战国晚期巴人船棺葬。虽然船体已经在数千年的埋藏岁月里被腐蚀，但是正是这些还残留在泥土中的印记，让船棺的大体形状得以清晰地出现在人们面前。“这些船棺，并不是专门为墓主人订制而成，它们应该都是墓主人生前捕鱼所使用过的船只。”指着不远处的长江，白九江说。这些船只都是用整木制成，而所用的木料，正是当时长江两岸非常常见的楠木，巴人先民们用火烧的方式，在楠木巨大的木身上烧制出了棺体。
2000年前，巴人们就驾驶着这样的船只，游弋在江水之中，捕捞供自己食用的鱼类。而在他们死后，这些生前驾驶过的木船，就变成了墓主人安息的棺材，带着他们生前所使用过的生活用品和武器，永埋泥土之中。
那么这些被用作棺材的木船究竟有多大呢？据考古项目现场负责人代玉彪介绍，这些船棺，最短的都长达4.7米，长的更是超过了5.5米。
船棺葬部分随葬品
在船棺葬中发现的铜钺
冬笋坝遗址出土的铜剑
随处可见的青铜器皿彰显墓主人不平凡身份
随着船棺葬一起出土的，还包括各式各样的随葬品，这些随葬品分为了生活用具和武器两大类。
但是，和往常的巴人墓葬里大多随葬的是陶制炊具不同，这片墓葬的墓主人们，大多随葬的都是青铜制成的炊具。“我们甚至在这些炊具的底部发现了烟熏过的痕迹，也就是说，这些随葬的炊具和船棺一样，都是墓主人生前所使用过的用具。”代玉彪说。在2000年前，用青铜做成炊具，并不是普通百姓可以享受的。而一枚刻有篆书汉字的铜印出土，更是向所有人表明着，这片墓主人的身份并不平凡。“这枚1厘米见方的铜印目前已经被我们请进了实验室里，目前，我们只能依稀分辨出，印章的最上端是一个‘相’字，而另外的文字，还有待我们对印章‘清洗’过后，才能辨别，届时，我们应该能对墓主人的身份有更进一步的确认。”
除了各式各样的青铜炊具外，在船棺里，照理随葬着以尚武而出名的巴人的全套兵器。“在墓主人的头部附近，是青铜矛，在墓主人的腰部，放置着他们生前所使用的青铜剑，有些还随葬有青铜钺。”代玉彪说，在部分墓葬内，他们还发现了类似“小李飞刀”一般的青铜掷剑。“青铜掷剑是巴人常用的武器之一，在以往出土的巴人墓葬里，这样的掷剑一般都是成组出现，但是在这片墓葬的107号墓里，我们却发现只随葬了一柄掷剑。”代玉彪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奇怪情况，也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去得出答案。
2000年前的铜罐驿曾是巴人的市集所在地
为什么在九龙坡区铜罐驿会出土如此大面积的墓葬？考古专家们从史书中寻找着答案。“我们在《 华阳国志》里找到了这样的记载：‘巴人立市于龟亭北岸。’文中的‘龟亭’就是铜罐驿附近长江中的一座小岛。也就是说，这个被载于史书中的市，就在这片墓葬的附近。”但是，究竟这片墓主人和这个繁华所在的 “市”有没有关系，目前，还不能被确认。“考古发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现场发掘完之后，我们还要通过后期的漫长研究，一步步从史书、出土随葬品中去寻找被时光模糊的答案。”
所以，究竟为什么巴人先民们会把这个地方作为他们的墓葬群，还有待考古专家们的进一步考证。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白九江说，这片墓葬是近十年来重庆地区巴文化遗存最为重要的发现。船棺葬的发现是1957年以来重庆地区首次集中出土，是研究晚期巴文化以及巴文化融入汉文化进程不可或缺的考古实证材料。
未来，考古专家们还将以冬笋坝遗址为基点，对其所在区域进行系统区域考古调查，重点解决是否存在冬笋坝遗址规模相当的巴人居住场所，冬笋坝遗址在这片区域内的地位等重要问题。来源：重庆晨报-上游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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