陂石古樟包佛像

考亭陂石千年古樟包佛像景点:

该景点距离建阳市区约4.5公里，经考察鉴定陂石古樟树已有一千二百多年历史，相传在朱熹逝世后，约在780年前，朱子理学深入人心，人们为纪念朱子，特在古樟树主干树裂缝中塑一神像，以表慎终追远之情。经年代的流逝，现今古樟树裂口已愈合了，形成现在奇观。

信息来源：建阳区人民政府

考古学・​成都万佛寺石造像

成都万佛寺石造像

万佛寺的细砂岩石雕佛教造像，包括南朝宋、梁和北周、隋、唐等历代纪年作品。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西门外万佛寺遗址。自清光绪八年（1882）以来陆续出土，总数达 200 余躯，已大部破损。现主要收藏在四川省博物馆，是研究中国南朝及四川地区佛教雕刻的重要实物资料。万佛寺相传创建于东汉延熹年间，梁时称安浦寺，梁武帝子、鄱阳王萧恢乃曾于该寺造释迦像一躯。唐称净众寺，宋称净因寺，明称净因寺、竹林寺、万佛寺、万福寺等。明末寺毁未再重建。据北宋初黄休复著《益州名画录》，知该寺曾遭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废佛之厄，宣宗时再造。出土石像大都少头断臂或无身，有纪年者除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尊胜幢 1 件外，均在会昌五年以前，说明石像毁于这一事件，并在此后予以瘗埋。

造像题材

可判定题材的实例不多，根据现有资料，其题材变化可大致分为宋──梁和北周──唐两个阶段。宋元嘉二年 （427）净土变造像，为南朝纪年的最早一例，但早已流往国外。有梁武帝纪年的石造像共 5 件，占纪年造像的首位。其中普通四年 （522）佛弟子康胜释迦文石像一躯的发愿题记中，有“愿现在眷属常安稳舍身受形，常见佛闻法，及七世父母合一切有形之类，晋同此愿，早得成佛，广度一切”之句。梁陈二代，舍身归佛思想盛行，史载梁武帝曾 4 次舍身入寺。该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舍身思想深入民间的程度。中大通元年 （529）鄱阳王世子造石像和中大通五年上官□光造石像、大同三年（537）侯朗造佛像一躯，都是释迦像。中大同三年（548）造像题记为“敬造官（观）世菩萨一（躯）□□游神净土□兜率供养佛现”，则将观世音菩萨与兜率净土信仰相结合，颇为罕见。供养主像题材单纯，缺乏北方流行的释迦·多宝、维摩·文殊与交脚弥勒菩萨等。但齐梁造像组合却较复杂。普通四年造像组合，是一立佛、四弟子、四菩萨、二天王；中大同三年立观世音菩萨的胁侍组合，也有四弟子、四菩萨、二力士。这种现象，在同一时期的中原地区少见。北周以后，万佛寺出土石造像多为观音菩萨，如北周天和二年 （576）、唐开元二十五年 （737）菩萨像等。这种单体观音菩萨像正反映了部分下层群众的信仰要求。

造像风格

齐梁石造像，面形方正，潇洒秀丽，装饰繁细，通肩衣多褶襞，无袒右肩衣，具有地方特色。普通四年释迦立像，头光及身光处各有一、二周莲花纹，外翔飞天。龛侧菩萨着靴、登履，颔下有须。龛下刻六伎乐。龛背面线刻出侍从簇拥的帝后、卧于床帐及手执拂尘的人物等供养群像，人物皆穿南朝流行的褒衣博带式冕服。这种服式，首见于四川博物馆藏茂县出土的南齐永明元年（483）“无量寿当来弥勒成佛二世尊像”，早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年 （486）服制改革而出现。大同三年释迦立像，则反映了北朝造像影响的增大，佛衣在胸前结带，下襟披覆整个佛座上，与北魏晚期龙门石窟的造像很接近。此时的菩萨像，也采用了天衣自两肩垂下交叉于腹部，再反悬肘上的做法。北周以后的造像，则糅合了北方浑厚、质朴的作风和当地的传统，形成一种面目圆润，造型丰腴挺秀的新风格。四川博物馆藏一件唐代力士像，袒露上身，胸佩颈圈，下着裙，肌肉怒张、有力。另一馆藏倚坐观音菩萨像，发辫四束披肩，头载三珠冠，璎珞粗大繁丽，坐于束腰高方座上，座下设莲花足踏，整体作风与广元皇泽寺大佛窟唐代造像相近，显示了南北造像风格的交流与融合。

参考书目刘志远、刘廷壁：《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5。

(丁明夷)

来源：《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

图片来源于网络

扩展：

成都万佛寺：一座湮没在地下的千年古刹

来源：成都日报 作者：萧易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唐代诗人杜牧的这首《江南春》，是我们打小便耳熟能详的古诗。南朝的江南寺庙林立、佛像众多，却在无休止的王朝更迭与岁月沧桑中烟消云散。

出人意料的是，自清光绪年间以来，成都万佛寺、西安路、商业街，茂汶县较场坝，彭州龙兴古塔地宫中却屡有南朝造像出土，填补了中国南朝石刻的空白，也暗示着南朝的成都与建康一样，是一个梵宫琳宇鳞次栉比、塔刹庄严的古都。

佛教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一路留下了诸多精美绝伦的石窟造像，从新疆克孜尔石窟，到敦煌莫高窟、天梯山石窟、榆林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盛唐以后，北方石窟相继衰落，学术界的观点则是“唐盛宋衰”，认为石窟艺术到了宋代业已衰落，再无值得一提的佳作。

谁能想到，接过中国石窟艺术接力棒的，却是巴蜀。2010年，“天下成都”人文地理栏目推出“佛祖入蜀”栏目。作为“佛祖入蜀”续篇，“佛祖入川”分成都万佛寺南朝造像，巴中南龛、北龛、水宁寺，旺苍佛子崖、广安冲相寺、营山透明岩、乐山大佛与它的孪生兄弟等章节，进一步为读者勾勒出佛教石窟进入巴蜀的路线。

如今，敦煌、龙门、云冈石窟早已盛名在外，游人如织，充足的收入与良性的循环使得当地文管部门有更多资金用于石窟保护与研究，而巴蜀石窟大多藏于深闺，常年见不到一个游客，更谈不上系统研究与维护了。北方的石窟，是中国上半部石窟史，是一部皇家石窟史，而巴蜀石窟，则是中国石窟史的续传，是一部民间的石窟史，也是一部至今不为人所知的历史。希望这些抛砖引玉的文字，能唤起大众对巴蜀石窟的发现与解读，不再让它们在终年的凄风冷雨中慢慢变得模糊，乃至消失，最后被遗忘。

万佛寺，一座湮没在地下的千年古刹

清光绪壬午年（1882年）的一天，成都西门外半里万佛桥，有个农民在地里劳作，突然，“咣当”一声，锄头碰到一个硬物。挖出来一看，原来是个残破的佛头。这天，农民总共挖出了百余尊佛像，这件事很快就在成都城中炸开了锅，官吏、文人、洋人、古董商、看热闹的百姓蜂拥而至。

时任四川成绵龙茂兵备道并署四川按察使司按察使的王廉生（我国著名金文学家王懿荣之父）在《天壤阁笔记》一书中，记录了整件事的原委，“乡人掘土，出残石佛像，大者如屋，小者卷石，皆无首或有首无身，无一完者。……凡百余，乃捡得有字像三：一元嘉，一开皇，一无纪元”。有字的三件，元嘉这件，雕的是经变图以及太子诞生、乘象入城等佛本行故事，开凿于刘宋元嘉二年（425年），是四川迄今发现的最早有纪年的南朝佛像，后来便不知去向，若干年后才得知已漂洋过海出现在法国一家博物馆展厅中了；开皇是隋文帝杨坚年号，这件隋代佛像被王廉生收藏，后来也下落不明了。而当年出土的百余件佛像，丢的丢，散的散，大多杳无音讯。

1937年，乡民在万佛桥又挖出佛像12尊，佛头26个。1945—1946年间，前四川理学院在万佛桥修校舍，据传挖出佛像甚众，可惜大多被砸毁，又埋入地下当地基了。1882年到1946年，六十余年间，万佛桥时有佛像出土，那些深埋地下、肢体残破的佛像，似乎想向世人讲述一座寺庙的兴衰，一个个梵音缭绕的故事，却每每欲言又止。

1953-1954年，在一次基础建设中，万佛桥又出土了200余件佛像，一件经幢上，“大唐大中元年三月七日癸卯，再兴寺大德，镇静军和衙官，试太常寺协律郎杨公□，妻赵氏，男弘度于净众寺建立尊胜幢一所”的题记犹清晰可见。而1937年出土的释迦像上，也有“中大通元年（529年），太岁乙酉……于安浦寺敬造释迦像”的题记。

中大通是梁武帝萧衍年号，这座湮没在地下的寺庙，南朝叫“安浦寺”，唐代称为“净众寺”。根据《四川通志》《益州名画录》的记载，我们最终串联起了这座寺庙的历史：古寺相传汉延熹年间就已立寺，梁时为安浦寺，唐名净众寺。唐末“会昌法难”中，净众寺被毁，时至唐宣宗年间才再次复兴。宋代更名为净因寺，明代又称竹林寺、万佛寺、万福寺，最终在明末清初毁于战火，此后再不复见于史料记载。万福桥出土佛像，后来定名为万佛寺石刻造像。

填补了中国南朝造像的空白

2009年5月，四川博物馆正式开馆迎客，万佛寺佛像也在半个多世纪后首次与观众见面，陈列在万佛寺石刻馆中。昏暗的展厅里，释迦牟尼佛的残躯，睁着杏眼、留着小胡子的阿育王头像，头戴宝冠、悬着缯带的观音菩萨、秀骨清像的佛头、小巧精致的背屏式造像在灯光下清晰可见，恍若笼罩了层层佛光。两年多来，我时常独自一人来到省博，安静地端详着一尊尊肢残体破的佛像。通常，我的身边会走过许多人，他们往往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这些并不完整的佛像会代表着四川乃至中国南朝石刻的最高成就？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唐代诗人杜牧的这首《江南春》，是我们打小便耳熟能详的诗句。这首诗描绘了一个莺歌燕舞、桃红柳绿、庙宇楼阁氤氲在朦胧的烟雨之中的江南，也道出了一个佛教空前兴盛、寺庙林立的江南。

南北朝是佛教在中国的第一个高潮，由于依附王权，佛教兴盛一时。在北魏，僧人昙曜在文成帝支持下兴建云冈石窟，著名的“昙曜五窟”更是象征着道武帝、太武帝、文成帝等北魏历史上功勋卓著的帝王；而南朝佛教之盛一点也不落下风，南朝宋、齐、梁、陈四朝，宋文帝、宋孝武帝、宋明帝，齐高帝、齐武帝，梁武帝、简文帝，陈后主无不大兴寺庙、供养佛像，又以梁武帝最甚，竟放下皇帝不当，舍身到寺庙中当杂役了，群臣花了一亿万钱才把他赎回来。

在无止境的王朝更迭与岁月流逝中，南北朝最终成为历史。北朝佛教遗迹在中国存世颇多，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天龙山石窟、克孜尔石窟、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都留存着为数众多的北朝造像与壁画；相反，南朝石刻除了江苏南京栖霞山、浙江新昌宝相寺有少量龛窟外，在中国已不多见，而万佛寺石刻诸如梁普通四年、梁普通六年、梁大通五年、梁大同三年、梁中大通元年、中大通三年等题记，填补了中国南朝造像的空白，也暗示着南朝时的成都与建康一样，是一个梵宫琳宇鳞次栉比、塔刹庄严的古都。

阿育王像

迄今只有成都出土

万佛寺石刻，有释迦牟尼佛、无量寿佛、阿育王、观音、天王、力士、伎乐、供养人诸多类别，又以释迦牟尼佛最为常见。释迦牟尼佛多为大型圆雕，身着通肩袈裟或褒衣博带式袈裟，袈裟在前面形成数道平行的圆弧纹，紧贴身体，宛如刚从水中出来一般。这种“曹衣出水”的风格，是北齐曹国人曹仲达最早创造的人物衣服褶纹画法之一，对南北朝的雕塑、壁画影响至深。

雕凿于梁中大通元年（529年）的释迦牟尼佛，也称“鄱阳王世子造像”，高约2米，赤脚站立于方形座上，佛头、双手皆已不存，背后有一通铭文：“中大通元年太岁己酉……景光（太）景焕世子侍从鄱阳世子西止于安浦寺敬造释迦像……”《南史》记载，鄱阳王萧恢普通七年（526年）任荆州刺史时辞世，世子萧范本要赴益州出任刺史，从建康出发行至荆州时，因鄱阳王辞世，暂居荆州服丧，后来才来成都上任，释迦牟尼佛就是萧范在成都任上建造的。学者袁曙光在《成都万佛寺出土的梁代石刻造像》一文中认为，古时“景焕”与“昭明”是通假字，景焕是否就是以文才著世的昭明太子萧统？正是他编纂了对中国文学影响深远的一部著作——《昭明文选》。

万佛寺还出土了7件阿育王像，其中5件残躯，2件头像，身着通肩袈裟，左手握着袈裟一角，头顶有着硕大的束发状肉髻，留着八字胡须，眼睛圆睁，带有浓烈的异域之风。所谓阿育王像，其实是古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造释迦牟尼像的简称，早在东晋年间便已在中国出现，南北朝、隋唐更是王室、僧侣信奉的神偶，又以长干寺的阿育王像最为著名。传说此像是五位西域僧人从天竺古国获得，后因战乱神秘消失，东晋咸和年间，丹阳伊高悝见张侯桥下有异光，派人下水寻找，消失的阿育王像这才重见天日。后来，这尊阿育王像辗转为陈文帝所得，天嘉年间，沿海兵乱，陈文帝向阿育王祈祷国运昌盛，据说阿育王发出道道神光，陈朝军队果然一举荡平了叛军。

西蜀大地阿育王像的历史，或许也早在东晋。《释氏蒙求》记载，“昙翼学通三藏，为世推称，后游蜀郡，刺史毛剧依重之，忽获得阿育王瑞像一躯，日夕供养，其像每遇饥荒之时，辄见泪落如雨，似哭泣之状。”无独有偶，1995年，成都市考古队在西安路发现一个石刻窖藏，出土的8件佛像全部为南朝造像，其中一件便是阿育王像，建造于太清五年（551年）九月三十日。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阿育王像虽在史书中频频出现，造像在中国却极为罕见，仅龙门石窟唐子洞、简惠洞，敦煌莫高窟323窟中偶有发现，考古发掘的阿育王像迄今只在成都出土。自晋代以来，在中国大地上时常自现、每每以奇异光芒提醒世人的阿育王像，常被视为祥瑞之兆；而一千多年后，它们却在西蜀大地上频频出现。

释迦牟尼佛、阿育王像多为大型圆雕，似真人大小，也称为“等身像”，工程浩大，造价自然不菲，普通善男信女恐怕难以承受，一些精巧的小龛无疑是更为实惠的选择。别看佛龛不大，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就拿梁中大同三年（548年）比丘法爱为亡兄造的佛龛来说，残高44厘米，宽37厘米，厚15.5厘米，在这样一个狭窄的空间中，工匠却雕凿出了观音、四比丘、四菩萨、二明王、二狮及狮奴，二象及象奴，最下面排列着八个伎乐，背屏上还浮雕着飞天与佛传故事，象征着寺庙的殿堂背景，如此一来，小小的佛龛便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佛国胜境。

中国最早的

“褒衣博带”式造像

自1882年以来，四川各地陆续有南朝石刻出土，这其中又以1921年茂汶县出土的南齐永明造像碑年代最早。1921年，茂汶羌族自治县外较场坝中寨村，有个羌民在地里挖出一块古碑，一起出土的还有些白色板瓦，当地人把这里叫“衙门口”，传说明清年间曾是当地的土司衙门。造像碑出土后，羌民抬入较场坝“江渎庙”中供奉，1929年四川松理茂懋汶屯殖督办又将碑移入汶山公园。

1935年10月，四川军阀李家铨的参谋黄希成指使几个兵丁夜间将古碑盗走，砸成数块，将其中造像较多的四块运至成都，准备再运往上海转卖到国外。成都“新新新闻报馆”披露这一丑闻，立即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最后由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出面交涉，四川省政府才将古碑截留，后由四川博物馆收藏，并于2009年首次在万佛寺石刻馆展出。

这是一通四面皆有造像与题记的造像碑，正面龛高120厘米，宽60厘米，龛中有一弥勒坐佛；背面长方形龛高123厘米，宽53厘米，龛中有一站立的无量寿佛（亦即阿弥陀佛）；右侧雕有比丘、菩萨造像，以及一侧题记：“齐永明元年岁次癸亥七月十五日，西凉曹比丘释玄嵩，为帝主臣王累世师长兄弟父母六亲眷属及一切众生，敬造无量寿、当来弥勒成佛二世尊像……”

齐永明元年为公元483年，这也是四川现存最早的有确切纪年的造像碑。尤为重要的是，我国早期佛教受印度健驮罗风格影响，造像多着袒右袈裟，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早期造像莫不如此。南北朝年间，受世俗服饰影响，一种着宽袍、系阔带的“褒衣博带”式袈裟逐渐兴起。永明造像碑的无量寿佛、弥勒佛，皆身着通肩圆领袈裟，这也是我国最早的“褒衣博带”造像实例：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褒衣博带”式袈裟最早在南朝兴起，再从中国南方传入了北方，对中国佛教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90年，成都商业街出土9件南朝造像，其中2件有铭文，分别为齐建武二年（495年）观音成佛像与天监十年（511年）释迦像；1994年，彭州市拆除龙兴古塔，在塔内地宫中发现数十尊造像，其中一件为梁中大通年间造释迦双身像；1995年，成都西安路发现的石刻窖藏，除了太清五年（551年）阿育王像，尚有齐永明八年（490年）弥勒像、中大通二年（530年）释迦像、大同十一年（545年）释迦多宝像、天监三年（504年）无量寿像等等。

南朝造像一般面容清秀，秀眉轩昂，杏眼修长，嘴唇微翘，一副病弱清瘦的模样，即所谓“秀骨清像”。魏晋南北朝老庄玄学盛行，名士往往以自然秀美为高，欣赏一种潇洒自由、清奇飘逸之风，“秀骨清像”正是对尚玄学、重清淡的六朝士大夫的入骨刻画。公元413年，东晋大将刘裕在称帝前派部将夺取成都，直到553年西魏袭取成都，一百多年间，成都一直归属南朝，这也难怪“褒衣博带”“秀骨清像”会对成都造像艺术影响深远了。而从某种程度而言，成都的南朝石刻同样会让我们走近南朝，走近那些羸弱、却清淡不已的士大夫，走近那个动荡不安却梵音缭绕的时代。

中国古代石刻佛教造像艺术

石造像是指用石材雕刻的宗教偶像，可分为个体石造像和造像碑两种。前者直接以石造像，主像多为圆雕，大多数像身的背部、台座或碑面铭记两旁、左右侧和整个碑阴都刻满了清信士的姓名以及造像年月，据此可以判断其时代。后者是在碑形石或柱状石上凿佛拿各种造像，雕刻手法以浮雕为主；碑石高广不一，厚度常为20厘米上下；碑的正面上方刻佛拿和佛像供养人像，佛拿上方是碑额，上圆下方，刻满了纹饰。

我国现存最早的石造像是五代十六国时期的遗物。北朝是石造像的鼎盛期，造像数量极多，题材以弥勒最常见，北魏早期还出现过佛道混合的造像碑。南朝石造像的数量较少，但雕工精致。隋唐石造像主要有弥勒、观音，阿弥陀佛、释迹多宝并坐等，双身佛、菩萨并立、双身思维菩萨等尤为多见，三尊像、五尊像也常可看到。造像碑常见维摩诘等经变故事的内容。唐宋以后，石造像趋于衰微。现存的石造像以河北曲阳修德寺石造像、河南荥阳大海寺石造像、甘肃酒泉文殊山石窟的北凉造像碑等较为著称。

石造像出现的时间，大约在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以后。魏晋以来，在北方盛行的石窟造像的影响下，小型可移动的石造像也趋于流行。它们的风格特征与同时代的石窟造像和金铜佛像基本一致，鉴别时，可用石窟造像和金铜佛像作参照。如北魏早期，佛像的头部出现水波纹发髻，多是身着广袖通肩大衣，其中年代较早的纹折稀疏，线条较硬；稍晚的则纹折密而柔软。当今许多伪刻的石造像，很难与相应的时代风格特征相符。此外，传世石造像的表面有风化侵蚀所形成的锈色，表面发白，且有状似根须又似流质自内淌出的“石筋”锈痕，很难仿造，可作为鉴别石造像的依据之一。

下面介绍几件精品，与大家共赏：

规格：H.322.6厘米; W.190.5厘米; D. 71.1厘米; H.含底座：348厘米

砂岩彩绘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

这尊北魏定光佛（燃灯佛）立像碑，是北魏造像的代表作之一，在有关佛像雕塑研究中被反复引用。此造像尺寸高大、气势夺人，像碑呈二面浮雕式，是北魏造像中的极品，是当之无愧的国宝。

五世纪以后 龙门石窟北魏石雕

像高 61 cm

美国安思远私人珍藏

这尊罕见而异常优雅的菩萨交脚思维像，表现的是正在沉思中的未来佛——弥勒菩萨。这尊几近完美的雕塑创作于六世纪上半叶。非常罕见的将交脚弥勒与思维弥勒形象融为一体，形成了这尊稀有的交脚思维弥勒菩萨像。只见弥勒菩萨头略向左倾，左手托腮，面露迷人的微笑。整尊造像衣饰简洁、姿态优雅，是北魏时期弥勒菩萨造像的精美之作。

北魏石雕 佛坐像五世纪

规格：73 x 43 cm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收藏

这是一尊有着1500多年历史的北魏石雕佛像，佛陀发髻高隆，发髻呈右旋式拳卷。面部略长，但饱满圆润。脸型呈汉人特征，额头高宽，眉清目秀，双耳垂肩，面露微笑，神态宁静，慈悲安详。身着通肩式佛衣，衣下摆褶皱重叠，线条流畅细腻。身材比例协调，体态修长清瘦，给人身姿飘逸洒脱之感。整尊雕像雕刻技法娴熟，衣纹细致柔和，神态栩栩如生，极其写实，充分体现出北魏后期佛造像雕刻追求神韵与风雅的艺术特征。

佛像石塔节 年代：北魏

尺寸：高40厘米，顶纵横29.5厘米，底纵横32.5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石塔节四面皆刻，呈佛龛状。正面龛中一佛二菩萨像。龛楣饰飞天，裸身，扭腰成九十度，头向右侧，二臂展开、成飞舞形态，双手抓住一条长长的飘带，随风舒卷，为常见的飞天造型。这些造像的脸庞都丰润圆满、与北魏早期造像庞的瘦骨清像已成区别，其年代已入北魏晚期。

北魏石造像碑

故宫博物院藏

造像碑中间是释迦牟尼佛，身披袈裟，右手施无畏印，表示使众生心中无所畏惧，左手施与愿印，表示能够满足众生所祈求的愿望。两侧的胁侍菩萨站在莲台之上，披帛在身前穿璧交叉。背光上线刻佛的圆形头光，内层是莲瓣，外层莲叶缠绕，最外层是火焰。佛碑两侧及背面为信众礼佛。佛与菩萨的脸上都露出淡淡的微笑，使人心生祥和与平静。

赵安香造一佛二菩萨石像

北魏( 386-534 )

郑州市西郊红石坡发现

高95厘米，寬55.5厘米，厚8.8厘米

河南博物院藏

这件北魏背屏式造像，为一佛二菩萨的组合，雕刻的可能是释迦三尊或西方三圣，因为没有铭文说明，故难以确定。主尊高圆肉髻，脸型长方略圆，高额广颐，弯眉细目，高鼻小口，嘴角上扬，略带笑意。佛的颈长，肩部较窄。这些都是典型的北魏佛像造型特征。着上衣搭肘式佛衣，内着僧祇支，胸前系带。左手施与愿印，右手施无畏印。结跏趺坐，右腿在上。佛衣垂于方座之上，衣纹左右对称。火焰纹背光正中为圆形头光，头光内为莲瓣纹和一周忍冬纹。头光之上饰五尊小化佛，施禅定印，坐于覆莲座之上。

北魏谭副造释迦牟尼佛说法像

邺城佛造像博物馆藏

此像头部残存水涡纹发髻，身穿通肩大衣，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持衣缘，跣足站立于莲花座上。胁侍菩萨站立于两侧，残存的菩萨头戴宝冠，佩璎珞，下穿贴体长裙，手中持物，所立莲花座由力士和护法狮子承托。背屏上部雕佛像头光和身光，头光由内圈的莲瓣和外圈的坐佛组成，身光处雕刻对称的飞天，边缘为火焰纹，顶部中心雕刻坐佛。在佛像和力士之间浅雕供养人，环绕佛像雕刻有供养人姓名。造像背面中间雕刻菩萨交脚坐像，两侧分别为大梵天王、难陀龙王、天帝释、跋难陀龙王、供养人及飞天像，下面雕伎乐、供养人像和造像题记。造像题记中有“邯郸县庞安兵”“ 释迦牟尼青石立像”等文字，以及对国家富强、平安的祈愿。

北魏晚期——东魏贴金彩绘石雕菩萨立像

年代：北魏晚期——东魏

质地：石

外形尺寸（厘米）：通高200、宽58、厚35厘米

文物来源：1996年青州龙兴寺遗址窖藏出土

青州博物馆内展出的龙兴寺造像中，这一尊佛像摆放在展馆入口的显要位置，名叫“贴金彩绘石雕菩萨立像”，面容和善，有蒙娜丽莎般的微笑，荣获“齐鲁瑰宝”称号；因面带微笑加之两臂折断，又被誉为中国的“维纳斯”。

西魏 一佛二菩萨造像碑

1990年甘谷县大像山文管征集

甘谷县博物馆藏

造像碑正面浮雕一佛二菩萨像。佛身后有舟形背光和双层圆形头光，高髻大耳，双眉修长，垂目俯视，嘴角略带微笑，身着通肩袈裟，胸部袒露，腰系博带，右臂上举，手已残缺，左手施与愿印，结跏趺坐于长方形须弥座上，慈祥端庄。

青州东魏贴金彩绘石雕三尊像

高浮雕背屏式三尊像，石灰石质，主尊磨光高髻，面相清瘦，表情喜悦。着褒衣博带式袈裟，胸前露出结带。双手缺失，跣足立于基座上。饰彩绘的头光和身光。二胁侍佩项圈，着僧祗支与长裙，饰帔帛。跣足立于莲台上。三尊像身后有舟形背光，背光下部主尊两侧浮雕双龙，口衔莲花莲叶，将二胁侍托起。背屏上部正中为一单层亭阁式侧面塔，两侧环绕飞天八身，呈弧形当空飞舞，采用左右对称的构图形式。二身倒悬托塔，六身手中各持笙、箜篌、排箫、钹等，烘托出欢乐和谐的气氛。龙衔莲是龙兴寺佛像的一大特点。它倒悬而立，展尾伸爪，口吐花蕾和莲叶组成托载胁侍菩萨的莲台。背屏式造像上的龙既具有装饰性，又有护法的作用。专家说“龙是中国传统的一种形象，它是从汉代画像石中的龙演化下来的，佛教典籍中记载龙是一种护法”。

六世纪东魏 石灰岩圆雕

尺寸：196.5 x 90 x 46 cm

1930年洛阳白马寺出土

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收藏

這是一件罕見的東魏時期的圓雕佛像，彌足珍貴。１９０３年春天，日本畫家兼業餘考古學者早崎粳吉和岡倉覺三曾造訪中國洛陽附近的白馬寺，親眼目睹中國人在寺中挖出此菩薩坐像。他們屢次想購買這件雕像未果，但不久此雕像便在白馬寺神秘消失。在岡倉去世前此坐像出現於巴黎。1913年波士頓藝術博物館在紐約購入此像。

道俗九十人造像碑

东魏武定元年（543年） 石灰石

高200厘米 宽80厘米 厚22厘米

新乡市博物馆早年征集

河南省博物院藏

道俗九十人造像碑为螭首扁体造像碑，首身一体。碑首为弧形，雕六龙盘绕，龙首向下口衔碑身两侧上沿。碑阳正中雕一尖楣圆拱形大龛，龛楣两端各雕一龙口衔上卷的龛粱，其外侧各刻一伎乐天人。龛内雕一佛，高肉髻，面相饱满圆润，着褒衣博带式袈裟，内着僧祗支，腰束带打结，双手分施无畏、与愿印，结跏趺坐于束腰仰覆莲座上。龛柱外雕二弟子二菩萨，弟子双手合十，菩萨头戴花冠，袒上身，披帛穿璧交叉，下着裙，均立于莲花上。主尊座下雕一莲花化生双手托举博山炉，炉旁刻忍冬、荷叶，其外雕护法狮子及力士。碑额雕维摩诘经变，右侧维摩诘戴高冠，手持麈尾上扬，面左而坐，左侧文殊菩萨手握经卷屈肘上举，面右端坐。

石雕如来立像

時代：北周～隋時代・6世紀

東京国立博物館藏

北周只存在了25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间，然而佛造像却处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期，为隋唐佛像的辉煌奠定了基础。北周和隋初造像尚多一致之处，北周的造像与北齐造像的显著不同之处是造像多浑厚，一般呈头大身小，体驱略显笨重。

北齐大理石雕刻弥勒像

像高 44.2 cm

产地 中国河北曲阳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

这是一尊中国南北朝时代流行的半跏思维菩萨雕像，主尊半跏思维菩萨安住雕像中央，两侧各有一尊胁侍菩萨立像。思维菩萨两侧各有一棵大树，各有一条盘龙柱，这似乎象征着弥勒佛在龙华树下说法的寓意。

一佛二菩萨二弟子龙树造像石龛

北齐 石佛像 高40cm

此尊石雕造像，中部雕有一主佛，旁各饰两佛相依，造像顶端亦雕数佛盘旋于上似飞天之势。主佛头部为磨光式肉髻；面相方圆，但略瘦，额头较宽，大眼横长；身着袒右肩式大衣，呈U型对称分布，衣纹深刻线条隆起；手作施无畏印，结跏趺坐于圆形莲座上，背光亦呈圆形。衣摆褶皱重迭，线条流畅细腻，较好地表现出丝绸的质感。佛座前中间有一摩尼宝珠，两侧各有一只护法狮子。其造像整体姿态之优美，神态之恬静，结构之准确，手法之简洁，整体纹饰繁华清远，给人以飘逸洒脱神圣之感。此时的造像，大多宽肩丰润，面态较圆，菩萨的造型着长裙、戴宝冠胸前饰交叉式璎珞或是帔帛，衣纹平行下垂。从整个雕造工艺和风格特征明显，同类作品当参考山东青州地区的石佛像体系。此件保存完好，透射出不俗的体魄造型与沉静的神态和高雅的气质，历经千年，一切皆为历史沧桑的赋予。

临漳出土北齐弟子造像

这位弟子应该就是阿难尊者。其身披红色袈裟，手持莲蕾，站立于莲花座上，圆形头光的内圈饰莲瓣、外圈饰莲纹。尊者的面部、手、足雕刻得圆润细腻，突显北齐造像柔美圆润的特色。

北齊 彩繪石雕觀音菩薩像

北齐（550-577）

像高419.1厘米含基座高449.6厘米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中国展厅内，有一尊巨大的北齐彩绘石雕观音菩萨立像，像高竟达419.1厘米，在博物馆室内展出的如此高大的圆雕石像世所罕见。博物馆资料显示此像出自山西，不知是否来自云岗石窟。但从面部特征来看似乎有云冈石雕的特点。菩萨面形清秀消瘦、长颈、肩窄且下削，这种造像为北魏晚期推行“汉化”改革，出现的一种清新典雅“秀骨清像”的艺术形象，成为北魏后期佛教造像显著特点。

北齐 石雕释迦佛五尊立像

尺寸：119厘米 材质：汉白玉

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这件定州系白石造像，保存的十分完整，雕工精湛。中间主尊释迦佛面如满月，双手作说法状。两侧二菩萨与二弟子身上的彩绘保存的尚清晰，足下有龙衔莲图案。背光上部雕十尊飞天，中间拱卫着一座多宝佛塔，表达这尊造像与《法华经》的关系。

四面造像塔

北齐(550~577)-砂岩-高241.3公分

美国纽约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此四面塔塔身每面开拱形塔门，门上方左右相对有两条飞龙，门两侧分立金刚力士像，形式对称。每面塔身上端开六个小佛龛，龛内有坐佛。塔内置中心塔柱，柱前雕有结跏趺坐佛，造型丰厚饱满，头部已残，保留有头光。塔的造型规整严谨，规模宏大，刀法细腻，雕工精美。

《弥勒思维半跏像》

时代：北齐 材质：大理石

规格：33×17.5×15.4cm

美国史密森尼博物馆藏

这尊菩萨像面型丰腴，眼低敛，细腻地表达了菩萨思惟的情态。整个躯体丰满圆润，上身素袒，没有饰物，是北齐时远承印度萨尔那特式余风的体现。下垂的大裙纹褶曲折往复，很为生动流畅，富有写实味道。

河北 北齐时代交脚弥勒佛像

整体尺寸：86.4 x 50.8 cm

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收藏

这是一尊十分少见的以佛身现交脚形象的北齐时代交脚弥勒佛石雕像；弥勒佛面相圆润、神态安详、法相庄严，右手当胸结无畏印，左手施与愿印，交脚安住在法座之上，二侧有二弟子和二菩萨侍立。头光上方是七佛围坐，舟形顶上方二侧有飘曳长裙，飞舞彩带的六位飞天。下方有二力士正在托着弥勒佛的双足，二侧为卧狮，最下方是供养人浮雕像。整尊雕像制作精美，浮雕和透雕相结合，使造型的疏密虚实、生动变化、精巧入微、玲珑剔透，是我国早期佛像雕刻中的精品之作。

石灰岩菩萨立像 高257.5

北齐时代 天保3年(552)

中国山西省长子县附近

东京国立博物馆

此菩萨立像的莲瓣形光背采用了近乎整雕的表现形式，头戴豪华宝冠，右手呈施无畏印，左手结与愿印。近似矩形的容貌，眉目清秀的细眼、高挺的鼻梁、刚劲饱满的人中、嘴小唇薄，面部造型虽较为僵硬，却呈现安详沉静的表情。帔帛掩住双肩，于腹前打结后垂至膝下，而后再绕过双肘顺着身体外侧垂下。从整个形体的平衡性来看，此座菩萨像给人一种头部、手、足被放大的印象。但是菩萨像已经摆脱了北魏洛阳龙门宾阳洞本尊的僵硬古拙的造型感觉，显示出充分展现菩萨慈悲形象的精湛娴熟的造型技术。

南响堂2号窟 极乐世界变相图

规格：120.8 x 340 cm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收藏

浮雕来自南响堂山石窟，整幅画面分成三个部分，中央表现佛陀说法场面，两侧场景有佛有菩萨，但却不象通常说法图那样以佛为中心布局。二侧的佛像均为侧面，如右侧画面中的佛为侧面像，佛前有一菩萨合十礼拜，佛的右手抚摸在菩萨的头部。二侧场景中，除周边菩萨眷属围绕外，下方均坐有五位菩萨。整幅浮雕可能表现的是佛经故事。

北齐石雕观音菩萨立像

青州博物馆藏

北齐佛像的取胜在于他的线条的柔和美。脸部的微笑变得更加含蓄，北魏的佛像可以称为微笑，东魏和北齐的佛像可谓笑意。那种微笑胜似并超过了蒙娜丽莎。我更觉得蒙娜丽莎的笑才更像是北魏的那种。东魏北齐的呢，有种说不出的深藏着的内涵，无法言说。

石雕释迦牟尼佛坐像

隋代 51.4×20.3cm

美国克里夫兰美术馆藏

这是一尊一千四百多年前的隋朝石雕佛像，此雕像展示了中国当时十分娴熟的圆雕技术，雕工十分精美细腻，整体圆润光滑，保存如此完好是一件非常难得的隋代佛像精品。更为稀有的是此像的头光上出现了三位一体的三尊小佛像，象征三位一体的三世佛，亦称“三宝佛”；可以理解为纵三世佛：指过去佛燃灯佛，现在佛释迦牟尼佛，未来佛弥勒佛。亦可理解为横三世佛，即中央释迦牟尼佛，东方药师佛（另一说是东方阿閦佛，又称“不动佛”），西方阿弥陀佛。

观音菩萨立像

规格: 249 x 71 x 71 cm

中国北周或隋代石雕观音立像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隋代观世音菩萨立像”是我国隋代佛教造像的巅峰之作。

美国波士顿博物馆的注释：“圆雕造像，高249厘米，石灰岩。据传，此像1909年日人早崎梗吉出土于陕西西安古寺，今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菩萨跣足立，面形圆润，眉目清秀，表情慈善、安详，腹部前鼓，体态趋向S型，然尚不具备典型一波三折造型的自然感觉，肌肉表现力亦不甚强。菩萨左手持四莲蓬，右手亦执莲蓬。冠饰化佛、葵饰与缨络，宝缯下垂。着裙，挎披帛，戴臂钏、胸饰，佩带，挂缨络。周身敷彩，绚丽辉煌。座为束腰仰覆莲式，方形底座四角刻立、卧雄狮。此执多莲蓬形式的观音极罕见，装饰繁缛、豪华，造型较优美，系隋菩萨像之佳品。”

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 隋

高36厘米 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

河北博物院藏

右侧佛头残缺,左侧佛馒头状肉髻,方面大耳。二佛均身披双层袈裟,结跏趺坐于束腰仰覆莲座上。值得注意的是此像没有背光,只有圆形头光,而相连的两个束腰形仰覆莲座又置于同一块长方形基座上,形制非常少见。束腰形仰覆莲座在唐代较为流行,这件造像可谓夺风气之先。

阿弥陀佛大理石

时代：隋代开皇5年（公元585年）

规格：580×203 cm

来自中国河北省韩翠村崇光寺

隋朝（公元589-618年）的两代皇帝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据史料记载，他们曾创造和修复了许多佛像。这尊阿弥陀佛大理石像（又被称为西方极乐世界的佛陀）就是其中的一件作品。根据莲花基座上的铭文可知，这尊大佛于开皇5年（公元585年）被供奉在河北省韩翠村的崇光寺。佛像的双手已经丢失，但是右手臂可以向上抬升，手掌向外做出保证的手势（佛语中的施无畏印）。左手位置较低，做出慷慨大方的手势（佛语中的与愿印）。阿弥陀佛大理石像外形非常坚固，佛衣有非常平整的褶皱，具备隋朝佛像的典型特征。

隋代《邴法敬造像碑》

此碑又称“隋代四面造像”，雕于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原立于滑县大吴村隆教寺，宋朝时由于河水泛滥，寺废碑存。这方造像碑十分罕见而奇特，方柱形的碑身上每面各凿三个佛龛，内雕维摩经变、涅槃经变、无量寿佛、阿弥陀佛等，雕工精美，形象生动，重数吨，堪称“国宝”。此造像碑命运多舛。1929年曾被奸商盗运至天津准备出售。也许这件宝物确有灵性，不愿离开故土，冥冥之中将不幸遭遇“传”与国人，盗卖行径遂被发觉并受到告发，幸被法庭判归河南领回，藏于开封博物馆。

隋 石灰石加彩菩萨头像

高度：36 公分

来源：山中商会，纽约，1943年

苏富比拍品

石雕菩萨头像，雕工娴熟细腻，展现菩萨庄严华贵，仁慈沉静，属隋石雕工艺之最。菩萨面容纤腴合度，凤眼低垂，秀眉与鼻梁相连成一道柔弧，长发后挽成高髻，缀以云头法轮宝冠，萃集隋代经典佛相于一体。

隋 石灰石雕觀音首像

高度：41.3 cm

本品觀音首像，雕工細膩，造型雍雅，集大成之作，足見當時佛雕之成熟，匠者工藝之卓絕。觀本像，面容慈寧，神態平和，貌趨自然，冠飾繁縟，具隋風，亦承前朝遺韻，盡顯佛顏莊嚴殊胜。

十一面六臂观音石立像 唐

1976年荥阳大海寺旧址出土

膝以下残缺，残高1.71米。高发髻，面相丰满圆润，有白毫。发髻正面刻8个小头像，最上面的是高肉髻佛像头，其下7个作菩萨装束。左耳后刻凶相面，右耳后刻善相面。上身穿衫，饰项圈，戴臂钏、手镯，腰束长裙，挽结于腹前。肩雕六臂，其中两手合十于胸前，作说法相，两臂下垂于体侧。雕刻细致，肌肤丰满，体态严肃大方。

唐代飞天浮雕

河南安阳修定寺塔出土

飞天石雕来自中国河南安阳附近的修定寺塔内，修定寺塔位于河南安阳市区西北35公里的清凉山南麓一座华丽壮观的古塔，俗称“唐塔”，门楣上镌刻三世佛，故名“三生宝塔”。

尺寸：97.79 x 39.37 x 22.86 cm

浅灰色砂岩雕刻着色

出自太原天龙山石窟

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收藏

这是一尊来自山西天龙山石窟第17 窟东壁右首的游戏坐菩萨像，菩萨头部顶梳成高贵的发髻，饰宝珠花冠，缯带飘垂肩旁。脸部丰满端美，双眉弯曲纤秀，眼睛半睁垂视，鼻直而端正，小嘴微抿，形如菱角。双耳下垂，神情恬静安祥。菩萨的肌体丰腴，体格匀称，表现出筋肉的柔软富有弹性的感觉。衣薄透体，衣褶自然流畅，清晰感觉到衣内肌肤的起伏变化，生动写实。戴璎珞项链及手钏，下穿轻薄贴身的长裙，衣褶贴身流畅。胸宽腰细，姿态优美，腰微侧扭，半跏坐姿，一腿盘屈，一脚下垂，意态闲适而自在，是唐代典型舒相坐胁侍菩萨像。

唐显庆五年比丘尼行儒造弥陀像

1979年聊城市博物馆（原聊城地区博物馆）收藏了一铺由茌平县广平乡出土的背屏式唐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比丘尼行儒造弥陀像，国家一级文物。造像通高52厘米，宽33厘米，背屏厚5厘米，下部基座厚11.5厘米，石灰岩质地。造像刻高浮雕三尊像，主佛高18.2厘米，结跏趺坐于束腰莲台之上，主佛磨光高肉髻，面型长方，容貌清癯，双目细长微睁，额头明净，双眉舒展低垂，面露微笑，上下唇角轮廓明显，表情和悦平静，脖颈刻蚕节纹两道，身着敞领袈裟，右侧袈裟覆肩从胸前垂下，搭于左臂。上身为斜纹单线刻衣纹皱褶，腰部以下为双线刻打磨呈圆弧状衣纹皱褶，袈裟下摆外侈，搭于莲座之外；内着僧祇支，上束帛带，腰部系带，衣纹细密。左手置于腿上，掌心向上，右手上举至胸口处，拇指与食指相捻做环装，施“说法印”，主尊佛像背有圆形头光，头光浅刻两同心圆，内圈饰莲花纹，外圈饰火焰纹。背屏上端略残。

唐代石雕

尺寸：50.20 x 40.40 cm

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收藏

因幢体刻有陀罗尼经文，故称“陀罗尼经幢。

西安碑林博物馆的景龙池唐观音像

观音像原置于西安市东关景龙池庙宇中。1952年庙毁移交陕西博物馆收藏。像通高73厘米。菩萨戴化佛宝珠头箍， 带飘肩而下，细发高髻，脸庞圆润，直鼻秀目，口角含情，长耳半聘，垂珠耳珰，颈显轮线，头部微倾。两手胸前执莲蕾，赤臂袒腹，身佩珠玑，束带缠胸，背挂臂飘垂挂座上，腰衣褶纹流畅。右足仰掌作跏吉祥坐，体态丰满，温慈施情，安祥高坐于圆形束腰莲台之上。座面为带蕊莲蓬，周围三层带苞半开莲瓣，瓣七均雕宝珠。束腰部分为蔓形莲茎叶蕾式浮雕，下为圆形单瓣敷形带。圆座周分六格，每格长方形有雕饰花边。格内各雕伎乐一人，分别各执排箫、横笛、腰鼓等乐器。台座雕饰浑朴晶莹完美，瑰丽大方。

十一面观音像 2尊 唐

陕西长安光宅寺七宝台

弗利尔美术馆藏

这组曾被梁思成先生称誉为“初唐中国雕刻代表作品”的石雕造像龛所蕴纳的高超艺术魅力与深厚历史价值，无疑是令其在东邻日本倍受珍视的重要原因之一。唐代是中国佛教造像艺术的颠峰期，公元八世纪初的盛唐时代又是唐代造像艺术的黄金期，长安洛阳两京更是集中了大批技艺绝伦的画工塑匠，故以佛教起家的武后所敕造的七宝台造像龛自然非同小可，其艺术魅力的高妙似乎只可意会，难以言传。早宝庆寺早年所藏的这组浮雕造像龛，原嵌于长安三年（公元七〇三年）大周皇帝武则天所建西京光宅寺七宝舍利台上，光宅寺为仪凤二年（公元六七七年）笃信佛法的唐高宗因光宅坊葡萄园内出土舍利万枚而敕建，系西京名刹。明代将光宅废寺内七宝台壁面镶嵌的三十余面高浮雕造像龛移入城南的宝庆寺（一名花塔寺）供养，清雍正元年（公元一七二三年）修缮宝庆寺之际又将部分浮雕造像龛嵌入佛殿内壁以及砖塔外壁保存，存世共计三二面，故举世皆称为宝庆寺造像龛。

年代：唐代 八世纪后半

出土地点：中国西安

材质：石雕

现藏：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收藏

这组来自中国陕西西安的唐代四大天王石雕立像，距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一组四尊石像保存完好，非常难得，对我们了解中国早期天王信仰的演变历史有着极为珍贵的研究价值。四大天王的信仰早见于佛经，如毗婆沙论云：佛初下生，四天王以天缯接天子身，置宝几上。逾城之时，四天王捧马四足。佛法传到中国，在唐代时，四天王造像极为稀有，因为当时的四天王的信仰，一直集中在北方天王的身上，直到明清，四天王的信仰才普遍开来。

普贤文殊菩萨石龛

尺寸：31.8 x 47 x 26.7 cm

美国洛杉矶县立艺术博物馆收藏

这里描绘的是普贤菩萨与文殊菩萨各乘大象和狮子，率领诸菩萨大众前往灵鹫山听释迦佛说法的途中场景。大象和狮子前各有一名御手相随。右侧刻有发愿文:“天宝元年□月廿四日解慎□□亡外男甥女大儿尚敬造文殊普贤二菩萨并业道像供养”。上面明确了此像的供养人及供养的目的和供养时间。

七世纪 唐代 龙门石窟

规格：59.1 x 52.5 x 17 cm

美国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

这尊石碑来自七世纪唐代的龙门石窟，中央主尊发髻高隆，面相圆润，神态安详，法相慈悲庄严。身着袒右肩佛衣，右手膝前结触地印，左手脐前结禅定印，双足呈金刚跏趺坐安住于莲花法座之上。二侧侍立有二菩萨，其中画面右侧的侍立菩萨似观世音菩萨。右手自然下垂持净瓶，左手上举持柳枝（拂尘？）。石碑底座中央刻有博山香炉及二侧护法狮子，最外侧各有一供养人跪像。石碑遗留有彩绘痕迹，整尊造像保存基本完好，是一件很珍贵的龙门石窟精品。

西安碑林藏唐代菩萨残像

这尊造像刻于唐代，由一整块汉白玉雕凿而成，高110厘米，出土于唐大明宫遗址范围，从其上乘的石质，体量之大，雕刻之精细能看出原应为唐代皇宫内供奉之物。

菩萨像出土时头部及双臂、双脚均残缺，但观其残身却不减那动人的曼妙身姿。这尊菩萨像上身袒露，左肩斜披一缕轻纱，下腰束露脐薄柔透体的长裙，服饰华美小腹微挺，若烟笼水洗，纹线流畅自然，匀称健美的躯体曲线暴露无遗。裸露的肌肤丰满润泽，富有弹性。长发垂肩，呈现卷状，有很明显的波斯人发型特点。体态丰腴，身体重心向左微倾，腰肢扭动呈S形，动感强烈。而两个膝盖骨透过轻纱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大小差异，是由于站立时着力点不同出现的情况，雕刻如此细腻，让人惊叹。该造像虽然胳膊、头部均已残缺，却给人留下了无限的遐思。雕刻精细巧妙，展现出了唐代雕刻技艺的高超。造型呈现出年轻女性婀娜多姿的风采，衣纹线条简洁流畅，披巾和蝉翼般的裙衣飘拂，有流水般的身体韵律，犹如被水浸湿般，呈现半透明状，追求裸露的肉体美和力量感。颈戴镶满晶莹宝珠的华美项饰，璎珞小巧精致，既华丽典雅又不繁琐，落落大方，使雕像显得更加高贵精美。

西安碑林藏唐代菩萨头像

高15.7cm

文殊菩萨像 高74cm 宽36cm

马头明王像 高88cm 宽55cm

不动明王像 高61cm 宽43cm

1958年在安国寺旧址出土的这十一尊密教造像很可能是在唐武宗法难中遭破坏而埋入地下的。它们造型别致，多束腰，衣纹为旋纹，流动感强，神态生动；莲花座雕饰饱满华丽，岩后座刻凿细致形象。其中，马头明王像座的莲花与岩石相结合的佛座样式以及宝生佛的马座样式极为少见。

这批造像无不为我们展现了唐代密宗造像独特的艺术魅力,是研究唐代密宗造像的的珍贵资料。值得一提的是，造像多采用汉白玉，其石质晶莹剔透，很接近玉石，今天已经很难见到这样好的汉白玉了。

唐代石雕观音势至造像碑

中国河南省像 高：163.8 cm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

二尊菩萨立像几乎一模一样，这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左右胁侍者--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画面右侧的菩萨宝冠上有一坐佛，可以确认是阿弥陀佛的左胁侍者--观世音菩萨；画面左侧的菩萨宝冠上有一宝瓶，这是大势至菩萨的重要标志。大势至菩萨是阿弥陀佛的右胁侍者，阿弥陀佛与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合称为“西方三圣”或“阿弥陀三尊”。

唐代石雕佛像

规格：51.5 x 35.6 x 32.5厘米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这是一尊难得完整的唐代石佛，除双手残损外，整体基本完好，并且身上还保留了一些彩绘的痕迹。从雕刻的风格上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天龙山石窟的佛像。不过根据记录，这尊佛像是1917年由美国人查尔斯·朗·弗利尔购得，并于1920年捐献给弗利尔美术馆。天龙山石窟被盗凿是1924年以后的事情，这尊佛像应该不是出自天龙山。不过从雕刻风格上看，也很有可能是山西的。这种圆圆的脸，薄衣贴体，尤其是双跏趺的姿势，是山西唐代石雕佛像典型的样式。

唐代观音菩萨立像 石灰岩浮雕

尺寸：246×86×108 cm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收藏

此像为唐代精美石雕造像。观音菩萨头绾高髻，髻上有化佛。斜披络腋，披帛呈波浪状垂于体侧。华美的项饰、璎珞及手镯等雕刻较浅。左手下垂持净瓶，右下臂毁损。下身著贴体长裙，双腿轮廓明显，跣足立于束腰仰覆莲台之上。身躯直立挺拔、健硕丰美，衣饰繁复华丽，显示出盛唐时期造像优美的气势与结构。此像正面及两侧皆有阴刻铭文，唐代菩萨立像刻有铭文者十分罕见。

荥阳大海寺出土辩积菩萨石造像

唐代 通高230.0厘米 身高187.0厘米

辩积菩萨密号“巧辩金刚”、“大慧金刚”，为贤劫十六尊之一。菩萨跣足立于束腰仰覆莲座上，宝珠形高髻，额前发呈双层花瓣状;面容饱满宽阔， 弯眉细目，鼻梁挺直，双唇丰厚， 面相沉静;上体袒裸， 肩有帔帛，颈饰宝珠项圈，双乳微凸;左臂下垂，戴臂钏和腕钏， 五指平伸，掌心向前;右臂残缺; 下着裙，系腰彩。阴刻线表现的裙褶舒缓圆润，有较强的艺术表现力。莲花座下足圈部刻有题记: 前兖海密荨州监军使朝散大夫行内侍省内寺伯合外置同正上:柱国赐紫鱼袋李邕奉为亡考妣神生净土合家善身保亡吉造辩积菩萨一躯。

唐代石雕观音菩萨立像

像高170.8 cm

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收藏

这是一尊真人大小的唐代石雕观音菩萨立像，系采用圆雕、浅雕、镂空雕等技法，雕工精美，结构严谨，刀法老辣，特别是那薄薄的披帛飘带也雕刻的那样线条婉转、流畅飘逸，形象逼真。菩萨头挽高髻，面颊丰润，细眉细目、双眼微垂，神态慈悲安详，别有一种睿智的和超脱的气质。上身袒露，佩项圈璎珞及挂链和手镯，飘逸的帔帛于身前下垂至膝下部。下身着贴体长裙，赤足立于莲座之上。丰满的身体和纤细的腰肢构成了优美的“S”形曲线，显现出婀娜多姿、庄重丰满的体态。其造型之优美、雕刻之细腻，实为唐代石雕之精品。

1974年郑州开元寺遗址出土的造像，现藏于郑州博物馆。

力士横眉立目，张嘴疾呼，表情愤怒夸张；头上挽髻束发，饰项圈、手镯、脚环，袒胸露乳，胸前璎珞交结、帛带环绕，腰束裙，赤脚而立；力士左手抱杵，右臂抬起，全身筋肉勃张，极富质感，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造像之上还残留有饰彩鎏金的痕迹。

舍利石棺 北宋开宝九年(976)

1977年郑州开元寺遗址出土

通高100厘米长108厘米宽68厘米

郑州博物馆藏

石棺由棺盖、棺身、基座三部分组成。棺盖呈七棱形，前宽后窄，前高后低，盖上阴刻缠枝牡丹花纹，中间有楷书题铭:“唯大宋开宝九年岁次丙子正月庚寅十一日戌寅制造毕工施主预超妻王氏男□贝新妇惠氏孙儿合子孙女花哥伴姐”48字。石棺左右两侧为高浮雕“十弟子举哀图”。棺身下雕须弥座，四角有力土柱，四周雕有十一面壶门，门内各有一个伎乐人，分持琵琶、笛子、排箫等乐器。棺身前后均雕有假门，形制相同，其中前门两侧有二力土。棺基座为须弥座，四角处各有一力士，袒胸露胸，奋力负棺；底座壶门内雕有祥瑞异兽，或猛扑向前，或仰首怒吼。基座上平面刻有修塔题记，其中有“东京左街相国寺”、“东京右街开宝寺”等关于宋初国都开封城内寺院方位的记述，还明确记载了上述寺内有“法华院”、“东经藏院” 、“ 文殊阁”、“不动尊院”“弥勒院”等寺内建置，为研究宋初开元寺提供了重要史料。

来源：岩彩壁画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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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社县化石博物馆佛像展 千古凝眸佛藏宝地

佛教自两汉由印度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千年间的榆社，山山有寺，村村有庙，人人敬佛，两次佛教发展高潮在中国佛教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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