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交民巷使馆建筑群

东交民巷使馆建筑群

东交民巷使馆建筑群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形成于1901年至1912年,是一个集使馆、教堂、银行、官邸、俱乐部为一体的欧式风格街区。

现存建筑有法国使馆、奥匈使馆、比利时使馆、日本公使馆和使馆、意大利使馆、英国使馆、正金银行、花旗银行、东方汇理银行、俄华银行和国际俱乐部及法国兵营等。现存建筑均保留原状保持二十世纪初欧美流行的折衷主义风格,用清水砖砌出线脚和壁柱,砖拱券加外廊,木结构角檩架,铁皮坡顶。

东交民巷使馆建筑群,是北京仅存的二十世纪初的西洋风格建筑群,也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实物遗存和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

2001年06月25日,东交民巷使馆建筑群作为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东华流韵|东交民巷使馆建筑群-比利时公使馆旧址

这里,本是天子脚下的治国重地,规划中央院署、坐拥五府六部;这里,也是大运河依托旧京水系,调运漕粮的江米巷……近代史的车轮滚滚驱前,大时代的潮流浩浩荡荡,东西列强全面的冲击,洞开了千年古国的国门。

这里,是“城下之盟”造就的“城中城”、“国中国”;这里,影响国史兴衰,促成“西风东渐”,是中华民族历经霜雨洗淬、迎来社会开化、实现制度变革、步向自强新生的必经阵痛。

这里,就是令人唏嘘神往的东交民巷。当四季的暖阳抚慰鳞次栉比、千姿百态的多元建筑景观时,一瞬光影交织,氛围静谧凝重;移步换景,一幢幢异域风情历史文化遗产,仿佛在向过往路人,倾力演绎这里的史构钩沉和百年沧桑 ……

比利时公使馆旧址

旧址位于东城东华门街道崇文门西大街9号,是二十世纪初,东交民巷使馆区受“义和团运动”冲击后,比利时重新择址扩建的公使馆。2001年,其被纳入“东交民巷使馆建筑群”,整体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860年11月,俄国与清政府签署《中俄北京条约》,并于次年在东交民巷设立公使馆,此后,包括比利时在内的东西方列强,都以“利益均沾”为由,陆续效仿建馆。参考《北京近代建筑史》,最早的比使馆, 始设于1866年,原址不在东交民巷,而在其东口之外,择崇文门大街路东划地而治。参考《清史稿·邦交七》,同治九年(1870)农历六月,比国复向清政府递呈国书,为其使臣提请常驻京城之权限,遂被获准;此时赴任的比国公使,系1865年签署 《中比通商条约》的外交官 金德俄固斯德(Auguste T’Kint de Roodenbeke)。

1900年6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参考英国记者 伯特伦·辛博森(Bertram Lenox Simpson,笔名Weale, B. L. Putnam )结合自己目击撰写的《庚子使馆被围记(indiscreet letters from Peking)》,当时的英国公使馆,委身在各使馆合围之中,占据防御上的利势(集中面西防守、其它方向无需着重顾望),是为相对安全场所。“英使馆之南及西方之半为美、俄使馆所遮蔽,其东则为法、德、奥、日本、肃王府所遮蔽。唯其余两方无蔽, 但西方为上驷院,乃一大草地,只有五六幢黄顶之房,若自此方来攻,极易以枪弹扫之,故难施攻。北方则为翰林院,乃不至于毁者(史实仍被拳民焚毁) ,故亦无虑其自此来攻。”因此,起先遭受痛击者,基本都是身处防线边缘的别国使馆,特别是当时偏离东交民巷、绝对孤立的比使馆。其特命全权公使 姚士登(Maurice Joostens)又曾属兵配合德方,射杀众多的义和团民,此举也极大激发了中国爱国军民维护国权之愤。这些因素,导致比使馆迅速成为众矢之的、是最早被焚毁的敌外势力建筑之一:“意大利使馆方失火,其防线自然废弃,予等之仇敌用火炬抛进, 以致比利时、奥大利、荷兰及意大利四使馆均已被焚。”

八国联军侵华后,列强与清政府签署《辛丑条约》,比国趁机瓜分地界,迁址台基厂南口路东,重建公使馆,并将此期建筑打造为融合西方古典元素的北欧风格。新建馆署相较早期的占地面积,有了大幅度增扩,至少坐持24亩之规模,系圈占晚清 体仁阁大学士徐桐之故宅(徐桐系户部尚书徐泽醇之子、同治皇帝帝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自缢殉国),及吞并柴火栏、水獭胡同的民房而起建的;这片选址,北邻法属圣弥厄尔天主堂,南抵内城南垣,东近原美国花旗银行(早期行址)。

使馆的规划设计者、具体建造情况等,迄今仍匮乏原始档案梳理。社会机构公开的少量使馆复建影像指出,其兴工大约是在 1901至 1906年期间。如拍摄信息准确,其首批进驻人员,可以推测为全权公使 姚士登统领的班底,此后由 贾尔牒(E.de Cartier de Marchienne)、 柯霓雅(Baron A.Grenier)等人续任。

至1949年,使馆旧门牌登记是内城第七区东交民巷三十六号(1949年9月,北平市政府将原内一、内二、内三、内五、内六、内七区分别改称为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第七区;1950年5月,市政府又将内城七个区归并调整为五个区,东交民巷地区遂改隶属第五区);当时也仍旧保留着驻华领事 马蓝格(R.F. Malengean)的在住信息。1950年1月19日,《人民日报》报道:北京市军管会为维护国家主权,决定收回外国兵营地产,并征用各国占地兵营及其它建筑。馆署在旧中国半殖民地的国土上,持续根植近半个世纪的历史继而落幕。

上世纪50-60年代,旧址由外交部接手,也曾充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缅甸联邦共和国等驻华大使馆的临时周转房舍。后又改为代号14的国宾馆,由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主管。现为 国管局紫金服务中心办公、经营所在。

全院原始建筑,以纵轴北端的 主楼最引人瞩目;东西两侧, 各自分布两座独立官邸,每侧者均呈南、北平行座落。五座建筑环绕中央庭院,呈现三面围合姿态,既在规划上追求左右列序的呼应,就具体分布点位,又不刻意强调两侧的完全对称。

主楼受北墙走势影响,坐东北朝西南,通高超过17米,东西长约42米,南北宽约20米,平面基本呈横矩形;无论是在强调入口,或设置外廊、露台,或择局部体量作较小程度的凹凸处理,所有布设均严格追求前后、左右的对称关系。全楼(含阁楼)为地上三层,带一层地下室;主体面阔十一间,进深大致五间;外立面为砖石结构,内部则以砖木结构为主。

其立面,纵向三段划分:底部为墩台状、四面带收分的 基座,由五层巨大的灰色花岗岩块堆砌而成,最上层作周缘凸出的阶檐;地下室择一部分对称房间,辟出矩形地笼窗来采光,居中以石材直棂作纵向分割,冲外配置铁艺窗栅。中部即两层楼身,立面采用 暖红色实心清水砖为建材,按 英式砌法,采一皮顺、一皮丁间隔排砌,等比白灰砂浆勾缝;上、下层间,以一道细条状的素面石材,横贯墙身作腰线;二层偏上端,再施加两道同样的平行线脚(居间间隔五皮墙砖),其上又以多层石材勒檐,叠加出西格玛曲线状檐口,以此来承托、接合屋面。顶部为 阁楼层,屋面呈现为不同位置双坡式单元的复合形态, 各个坡面呈现较大坡度;最大特征体现在,南、北屋面居中和两端(前后各3组),又两侧屋面偏后一半的位置(各1组),全都对称性屹立着高大的 “乌鸦-阶梯式”山墙,特别是侧面分别1组,与北立面两端各1组,在建筑西北、东北转角处呈直角交接,又将南、北中央各1组、屋侧各1组者,设计得略高,对称阶台呈7级,余四隅者略低,为6级——这样合共8组砖砌山墙,在立面后方仍为双坡屋面构造,它们作为侧出式山墙,与横布的主屋面纵横交接,再追加玲珑的红色 老虎窗碎布其间,以综合的手法,追求宏观对称平衡,又优容屋面按坐向之纵深去侧重变化,其构造形态张扬富丽、高低错落,但不失主次有序、稳中求变,仿如在名为建筑的“曲谱”上,创作出古典乐章般优美的韵律。关注这些山墙的装饰细部,以南立面为例:最居中的1组,底部两端对称,为探出墙面的一对八角型 塔楼,其上半截设计为高耸的盔顶尖塔;按阶台递次攀升,至山墙约一半高度,两端又对称探出一对体态纤细、四楞菱柱状的 尖塔,尖端微微收分;延至山墙顶端,则为单独一座同型菱柱塔;各塔之尖端均采用 球形尖顶饰。山面下端居中,辟一道窗楣发券十分平缓的矩窗;窗套两侧及上方,镶嵌三块青色的、呈“品”字布局的 石饰板,偏上的一块为十字形,浮雕 比国小号国徽构图,雄壮的比利时狮以盾徽为底衬,上端刻画华美的王冠,舒展的斗篷、象征皇室权位与正义的节杖,各种元素一应俱全;偏下的左右两块为横矩形,浮雕仿如四片蝶翼形的涡卷花卉;八角型塔楼基底,朝居间水平横布着一组窗下挑台,宝瓶栏杆装饰,间中点缀11块透雕栏板,同样饰以蝶翼形涡卷花卉;阶梯式山墙的每级阶檐,均以外覆式线脚压顶,底端又全都横布石条线、贯通山墙壁面。观左右两端各1组山墙,元素做出调整,将八角塔楼替换,直接对应五座菱柱塔,不作挑台,并将三块饰版统一为十字形国徽浮雕,又择饰版两侧、对称悬挂蝶型涡卷花卉主题的铜饰(外观涂白),余下立面元素基本趋同。观屋面两侧的2组山墙,趋同南立面两端的2组。北立面3组山墙,对称趋同南立面对应位置,只是将所有饰版改为素面。参考历史照片,主楼屋面原本覆挂斜铺的 方形石片,外观应保留石材本色,也添建着不少 烟囱体;如今这些特征已不复往昔,改置亮红色的 波形彩钢板,烟囱则悉数拆弃。

在横向上,采五段划分:中央三开间,上方对应阶梯式山墙,择南立面主入口,整体作朝前凸出一间深度的处理;依次,朝两侧各展开两开间,房间跨度紧凑;再次,又各自延伸两开间,上方亦对应阶梯式山墙,跨度明显转向宽绰。中央部分在首层最居中一间,辟出内凹式的 木构门斗、以便进出;侧间砖墙封护,于前檐立面和侧立面,皆辟宽大的长窗。 入口外围,朝前接建着三连券的外廊,通体花岗岩材质,以两排、各四根大方立柱统一划分三个开间。居中一券下方,延伸出主入口的踏垛,侧面各一道发券下方,向两边延伸出低缓的 墁坡道,构成侧入路径。观察向两端分布的各段体量,在首层前部,借助基座分别设置了 横向露台,与中央外廊侧身的券门连通;两端尽头,又采相同形制,接建出 各一组对称的、开徜式的连券侧廊,均面阔四间、进深一间、采取纵向布置,其地面与前檐露台持平,联合成曲尺形,均以最靠南凸出的一间作为转角衔接,余三间笔直翼附在建筑侧立面(均于北数第二间,向地平伸出踏垛)。一对侧廊结构,只占据主楼进深尺度的前一半,后一半,则比对侧立面阶梯式山墙正下方,依照二层建设高度,对称接出 一对配房实体,均面阔两小间、进深一小间。各组外廊的顶部是平整的,都环绕宝瓶栏杆装饰的女儿墙,兼作正面、侧面二层之落地阳台;前檐露台,东北、西北角配房的顶部装修趋同。

从整体看,建筑墙角通层以块状隅石修边,多采用 吉伯斯框缘的形式;门窗框套、八角型塔楼外楞、阶梯山墙外缘等,趋同。各组立面通层的门窗设计,风貌、用材、规格趋于一致:及窗,则窗楣为平缓的弧形券, 窗套轮廓呈宽大的纵矩形,内部以石材作十字窗棂, 横楣、直棂垂直相交处大多统一在偏上三分之一。除建筑侧立面在二层局部设计了一些盲窗,其余均现状添置玻璃,历史照片则显示窗内 安装百叶、用以挡风。观瞻细部,窗楣发券均为上、下两层,上层一道跨度较大,契合窗宽,为追求华丽效果,券身以一块整砖、取正面朝外立砌,邻侧取两块、都选用端面朝外,按斗砌法上、下垂直叠放——以此方式相间组合来铺砌,灰缝由此形成规律连续的“H”形,以求视觉体验上的细微变化;因直棂将窗体均分,下层又等分呼应着两个小发券,砖块均采用端面斗砌,形成分体过渡的观感;窗楣发券两端都有仿照窗耳之石材,沿着上窗框、横楣、窗台三处水平延长,均布置横贯墙体的平行石嵌条,以加大对层次的修饰感。及门,形制亦相同,只是将中央直棂的下三分之二,连同底边框剔除,以便释放空间来出入(区别十字窗的“田”字构图,形成近似日文的“円”字构图)。它们在上下、左右方向上的布局平齐对称,不乏灵活多样的细部表现,又力求彰显主楼宏观层面的严谨与规整。

四座官邸,均为带有 比利时乡村别墅风貌的独立楼宇,通高约12-18米不等。其建筑平面不甚规则、体量大小不一、朝向不同、外接构造互有差别,但均以砖木结构为主,统一采用大理岩之毛面碎岩块来磊建基座,以暖红色实心清水砖来砌造立面;主体多为地上二层,带一层阁楼,坡度陡峭的复折式屋面、覆盖红色波形彩钢板,并且设有地下室;立面择局部特征而因地制宜,多采用不同手法的修饰石材。

这些建筑,足以一争东交、西交民巷欧风建筑遗产 最美桂冠之候选。通体红墙、白石勒边,坡面陡峭、山面临街,立面瘦长、进深充足,“乌鸦-阶梯式”山墙紧凑衔接,强调凸窗一般的楼阁,辅以尖塔饰,又沿袭以荷兰北部为代表的尼德兰部分地区,素有安装百叶窗挡风之传统——既追求构造对称和层次韵律,又不讳局部多样化的奔放自如,装饰细部纷繁、兼顾有序,形成大气雅逸的表征,又营造了复杂的高大体量和轮廓。综合起来,全都是北欧尼德兰地区商业城市传统建筑风格之典型元素,既带有 尼德兰古典建筑手法,也统一张扬着 弗拉芒民族特有的建筑风格——正是在这处万国舞台昭展异邦之美、炫示民族自信的经典实例。

2017年,旧址在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帮助下,实施了系统性的修缮,恢复了全院西北、东北——两处带有阶梯山墙门头的使馆大门,也将陡峭双坡屋面、阶梯山墙装饰的正南门房一体重新。此外,四至院墙经过修补、增加了整体的围合度,为区别构造之新旧,也整饬了北界中段约50米的一通老墙。经过历次保养,在相关原始构造中,也曾发现带有阴刻 “CEMCL”款识的防火砖样本。

注释1:姚士登(Maurice Joostens,1862-1910),本名按比利时荷语,应译为莫里斯·约斯腾斯,姚士登为其汉名,他出生于比利时王国安德卫普市(Antwerp)贝尔赫姆街区(Berchem),拥有男爵爵位,是近代史上深受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Louis Philippe Marie Victor)信赖的外交家,专职起草国际条约。为便宜比国攫取殖民地利益,他被皇室委派为钦差,以特命全权公使身份进驻中华(1900-1904),同期也是暹罗全权大使(1900-1901),任内同清政府签署了《辛丑和约》;其在华时期的外交生涯,又以成功开辟天津的比利时租界而闻名,且在中西方和议期间策动的外交活动,令欧洲大国开始留意比利时商人与传教士在华的利益需求。晚年时,又兼任驻西班牙特命全权公使(1904-1910),任内签署《阿尔赫西拉斯会议决议书》,为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善后。此外,也促成《比属刚果制诰》签署,为利奥波德二世政权强行开采非洲刚果自由邦领土的橡胶和矿产,引发国际议会调查委员会介入、揭露资本主义丑闻而善后,使自由邦(今刚果民主共和国)于1908至1960年,长期成为比属殖民地。

注释2:“CEMCL”砖款,即开平矿务局缩写(The Chinese Engineering & Mining Company Limited),俗称滦砖。开平矿务局是清末洋务运动时期,官督商办的大型新式采煤企业,也为辅助晚清的军事工业而运营,位于滦州开平,即今唐山开平区。随中国半殖民地化日趋深化,矿务局经营矿权逐渐为外商控制;而在建矿同时,也引进国外先进的制砖机器,开窑烧制各种砖材。《开滦史鉴》记载:“到1900年左右,开平矿务局在唐山矿、林西均建有砖厂,全局共有砖窑17座,年产砖60万块。1912年,开平矿务局与滦州矿务局联合成立开滦矿务总局后,原有唐山、林西两矿砖厂已不能满足矿山和市场的需要,为此,开滦与启新洋灰公司磋商,于1917年达成永租启新洋灰公司马家沟砖窑的合同,在此基础上于1925年扩建了马家沟砖厂。” 由此一定历史阶段,中国本土最早的机制砖,质量上乘、设计美观,广泛营销中外机构,诸如大批量应用在钢铁厂、铁路蒸汽机车燃煤锅炉上的防火砖,铺设市政道路、工程营建的高强度建筑砖等,外国来华兴建、维修公署,乃至承包民用建设,也时常采购。以外商建筑为例,在今东交民巷11号的法商大丰洋行,建筑顶部原女儿墙,也曾装砌这种款识的砖料。

鸣谢: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特别研究员刘亦师先生指导勘察,国管局紫金服务中心提供部分资料。

来源:东城区文旅局文物科、东城区文物管理所

东华流韵|东交民巷使馆建筑群-俄国兵营旧址(俄国使馆武官处)

这里,本是天子脚下的治国重地,规划中央院署、坐拥五府六部;这里,也是大运河依托旧京水系,调运漕粮的江米巷……近代史的车轮滚滚驱前,大时代的潮流浩浩荡荡,东西列强全面的冲击,洞开了千年古国的国门。

这里,是“城下之盟”造就的“城中城”、“国中国”;这里,影响国史兴衰,促成“西风东渐”,是中华民族历经霜雨洗淬、迎来社会开化、实现制度变革、步向自强新生的必经阵痛。

这里,就是令人唏嘘神往的东交民巷。当四季的暖阳抚慰鳞次栉比、千姿百态的多元建筑景观时,一瞬光影交织,氛围静谧凝重;移步换景,一幢幢异域风情历史文化遗产,仿佛在向过往路人,倾力演绎这里的史构钩沉和百年沧桑 ……

俄国兵营旧址

原俄国使馆武官处也称俄国兵营,位于东华门街道东交民巷29、31号。2013年被公布为东城区未核定等级的不可移动文物

1860年11月,俄国以调停战事争端为借口,迫使清政府签署《中俄北京条约》,结合历史上位于东交民巷西段路北俄罗斯南馆界址,拆旧更新,改设俄国公使馆,并于1861年正式投诸使用。

八国联军入京后,根据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第七款规定:“大清国允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中,亦可自行防守……中国国家应允,诸国分应自主,常留军队,分保使馆。”由此,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在东交民巷修复使馆,同时派驻军队维系治安。俄国遂在公使馆西侧划地,添建兵营、设置武官楼。该文物所在,比照日本国际观光局于1920年绘制的《北京地图》,即明确对应着俄国使署和兵营的占地范围与位置关系。这片占地亦广,与英国公使馆几乎平分了江米巷、西河沿、户部街、东长安街四至以内的地界,翻改了清太医院、钦天监、兵部、工部,充为俄方建设用地。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对应公使馆区域的驻军开始分批撤返。1924年后,旧兵营部分地权交还中国,但大部分占地仍归当时的苏联使馆及武官处延续使用。

这时也是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中国共产主义先驱、中国共产党北方支部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在就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期间,积极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带动进步学生、工人阶级、社会群众从事爱国救亡革命运动,期间多次遭受反动当局迫害。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京城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反动当局下令缉拿在京共产党人。3月下旬,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中共北方区委、原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当时已改称“北京特别市党部”)为应对紧张局势,计划由翠花胡同办公场所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一带寻求庇护,身为国共合作代表的李大钊,携家人同行,秘密转移至旧兵营所在的东交民巷30号院坚持国民运动。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和帝国主义公使团达成所谓“完全谅解”,悍然不顾外交惯例、国际公法约束,派遣大批军警强行赴苏联大使馆搜捕李大钊等革命志士;索人未果后,又针对使馆西侧、苏联豁子之内的武官处实施全域摸查,最终导致李大钊不幸被捕。

据1927年4月7日《晨报》登载:“昨日东交民巷内发生极重大事件,为辛丑条约设定保卫界以来,空前未有之事。昨晨十时半东交民巷东西北各路口,停留多数洋车及便服行路者之徘徊观望,过者早知有异。迨十一时有制服警察一大队,约一百五十名,宪兵一队,亦有一百名,均全副武装,自警察厅,分路直趋东交民巷,首先把守各路口,余皆集中包围俄国大使馆旁邻之中东铁路办公处……时在内者突见有许多军警趋入,闻有人向空中放手枪数响,意似报警,令人逃走……当时事出仓猝,欲逃无路,闻有藏身于烟囱者,亦有匿避于厕所者。然无一不被发见,足知搜索何等严厉矣。至被捕者之人数,报告不一,其较可信者,则俄人十四五名,华人四十五六名(中有仆役等)……唯据外人方面消息,则李大钊、路友于二人,似在其内”;“尚搜得各种物件甚多……有共产党党员名册,共产党临时执行委员会名册,共产党北京市党部党员名册,共产党政治委员全名册等。又共产党临时执行委员会方印一颗,及共产党各机关印信数颗”;“一时许,俄国旧兵营(与中东铁路办公处毗连)有人放火,军警急驰往救援,旋消防队亦赶至,至二时始扑灭。又在该处起出重要文件甚多。放火原因,据人云,系为湮没证据之故。”

此后,李大钊被押解至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关押,未经公开审判,即在同月底遭受处刑,牺牲时年仅38岁。这段史实,在李大钊长女李星华1943年撰写的《十六年前的回忆》当中有所叙及。

新中国建国后,这处旧址曾作为东城区房地部门直管公房,演变为民居大院。2012至2013年,政府部门利用北京市文物及历史文化保护专项资金,针对旧址内保留的11幢原始建筑,全面推进文物腾退、修缮,之后交付北京市委所属部门办公使用。

原址大部分为独立式建筑,呈现出装饰简化的欧洲近代折衷主义风格。个别建筑平面布局不规则,但大多数为矩形、地上一层,以三角桁架构筑坡屋面,屋顶则覆盖红色瓦楞铁皮。砖墙以灰、红相间的方砖叠砌出简单明快的几何图案,作为立面装饰;立面开辟形态多样的砖券门、窗。个别建筑在门斗上方,比较讲究地做西洋三角山花;有的在屋面边角呈现较为特别的山字型门头装饰,中央微微隆起的部分为凸字,类似钟状拱、由左右两个逆向收分的梯形叠涩,撑托着上方弯曲的小弧拱,并向两侧延展出低矮如女儿墙般的横向构筑,两端以作向上凸出的、仿四坡顶的小砖塔为结束,整体仍以向外凸出、灰红相间的砖块,交叠点缀出不同的几何装饰效果(如小弧拱采用红砖修饰,外轮廓以灰塑抹厚,拱心位置垂直向下,分布一组两个立砌的红砖修饰,以连续的倒T字图案呈现上、下重复堆叠,周围其它砖面以灰砖作为基础衬托,视觉效果对比鲜明、活泼讨巧);有的在山面上端,沿双坡的直线包覆厚重的灰塑线脚,又在略微靠下的墙面,辟出玫瑰花窗形式的砖框,推测其功能可能是一座供内部专用的东正教小教堂

来源:东城区文旅局文物科、东城区文物管理所

东华流韵|东交民巷使馆建筑群-法国兵营旧址

这里,本是天子脚下的治国重地,规划中央院署、坐拥五府六部;这里,也是大运河依托旧京水系,调运漕粮的江米巷……近代史的车轮滚滚驱前,大时代的潮流浩浩荡荡,东西列强全面的冲击,洞开了千年古国的国门。

这里,是“城下之盟”造就的“城中城”、“国中国”;这里,影响国史兴衰,促成“西风东渐”,是中华民族历经霜雨洗淬、迎来社会开化、实现制度变革、步向自强新生的必经阵痛。

这里,就是令人唏嘘神往的东交民巷。当四季的暖阳抚慰鳞次栉比、千姿百态的多元建筑景观时,一瞬光影交织,氛围静谧凝重;移步换景,一幢幢异域风情历史文化遗产,仿佛在向过往路人,倾力演绎这里的史构钩沉和百年沧桑 ……

法国兵营旧址

旧址位于 东城东华门街道台基厂三条5号。这处兵营是法国自1901年后,布设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驻防机构,与界内散布的各国兵营、操场、军警机构,遍及使馆区四至和拱卫要道的防御工事,共同构成了一套不受中国国防主权管辖的军事体系,是旧中国半殖民地社会丧失主权独立的典型见证。2001年,其被纳入 “东交民巷使馆建筑群”,整体公布为 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东交民巷设立各国兵营,始于 《辛丑条约》之签订。条约规定:“大清国国家允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守……按照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正月十六日,即中历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文内后附之条,中国国家应允,诸国分应自主,常留兵队分保使馆。”据此,东、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包括法国,都在当时一段时期集中扩占使馆面积;同时,八国联军属国则大肆兴建兵营、圈划操场、驻扎兵力。

法国兵营总占地面积,为三十三亩六分四厘,系强占 台基厂路东头条(今改称三条)一带、西口路北之民房所建,西至台基厂,北抵二条,东达当时的高弼路(Rue Gaubil,今改称兴华路),约折合2.3万平方米。

兵营首任统帅为八国联军法国远征军总司令瓦隆(Emile Jean Francois Régis Voyron)。参看兵营南大门之历史照片,门额上方,即标注着始建年代 “1901”、“Caserne Voyron”,故此,也称 “瓦隆兵营”。参考同年绘制的营建平面图,其规模宏大,各主体建筑布局,基本呈东西对称状,若包含次要建筑应超过二十栋,又有各类功能设施散布其间。大院偏北部,兴建着两栋体量最大的建筑,是面阔达到十四间的士兵用宿舍楼,彼此呈东西并列;宿舍相夹空间略靠前,摆放着面朝大门、彰显军势震慑力的陆战炮;宿舍后身,依傍着北界墙,建有膳房、马厩、军需库等等;宿舍前部,偏东南、西南,建有副官楼各一栋;西副官楼之西南,建有医务房一栋;东副官楼之东南,建有官军食堂一栋;大院中央则辟为空阔的广场,择最南部配置兵营大门、两侧设警备门房。在大院西南、东南,又特别设置了两处独立套院,均为满足营地驻骖的高级武官所使用,其内对应建设横布式的、面阔八间的武官楼各一栋,也包含辅设的车库、厨房、水井、绿化区等等。主院西部偏南,附带一处狭长的南北向跨院,规划功能主要是作为库区来应用,偏北部建有物资管理办公楼,医务房也基本被纳入此范围内;依傍着西界墙,还营建着一段段间隔的排子房,配置大大小小的各类军需库。

原兵营大部分用地划分在今台基厂三条3号院,现为北京市总工会办公使用。士兵宿舍等主体建筑,均已参照旧貌实施了翻改建。

在西偏的5号院内,自南向北,保留主要建筑三栋,分别是 西副官楼、医务房、物资管理办公楼。西副官楼坐北朝南,面阔八间、进深三间。其为地上二层,暗藏小阁楼,砖木结构,以灰色清水砖来砌造立面,每一皮采三顺一丁、错缝排砌、淌白勾缝;横向上,以凸出墙面的简化方壁柱划分开间,二层柱身模仿粗块糙砌效果;上、下层与阁楼之间,均饰以横贯的多层线脚,分隔上下段式,见主体双层之间的线脚,其下端又饰有齿状叠涩;立面各层每间都辟有细长窗,窗楣为二券一伏式圆券;建筑顶部为四坡屋面,木桁架,上覆中式合瓦,檐口下带挂檐板;南立面双层均前出连廊,檐口高度略低于中心主体部分,为单坡合瓦屋面,下层与上层分别以单窗、联窗相对应(其窗扇,均设计为内外两层、铁艺材质,咬口设计为一侧呈圆凸线形,另一侧则是与前者在曲度上彻底密合的凹弧线形,当同步闭合时,几乎不会留下缝隙,从而实现高度的封闭性,以达维持楼内恒温之效果),底层两端设置拱门为廊道入口,东南隅又有木楼梯连通层面;北立面则在楼体两端建造朝北凸出的小砖楼,檐口高度略低于中心主体部分,单坡合瓦屋面,檐口下带挂檐板。医务房与物资管理办公楼,均纵向布局、呈东西双向出入,分别面阔五间、六间,为砖木结构;前者为地上一层,后者在一层基础上,又呈顶棚高擎状,自带阁楼层,它们或在墙砖排砌、窗式、屋面覆瓦与挂檐板等特征,或在壁柱、线脚装饰上,追求与副官楼建造工艺上的统一;前者为四坡顶,但在东、南立面环以曲尺形木结构外廊,廊子每开间的窗楣上端,饰以大弧度的拱形木构,内部又装饰变体亚字棂心,可谓呈现出连贯的中式木装修元素;后者则为双坡顶,采取悬山搁檩作法。

这些原始建筑,基本上带有一定的 欧洲新文艺复兴色彩,但又不拘泥某种 典型建筑风格,反以 中西元素合璧、奉行折衷主义为自身特色。

注释1:

埃米尔·雷吉斯·瓦隆(Emile Jean Francois Régis Voyron,1838-1923),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著名军事将领。他出身于法国德龙省迪约勒菲,自拿破仑一世(Napoléon Bonaparte)创建的 圣西尔(帝国)军事专科学校毕业,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晚期,曾供职于国家第一海军陆战步兵团所属殖民部队。 1870年9月普法战争时,他曾在巴泽耶战役中负伤被俘,被拘禁在莱比锡直至1871年3月获释,此后被新生的共和国授予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位。为扩张“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势力,1887年,他指挥舰队远征当时的越南,在以河内为中心的北圻、以西贡为中心的南圻,均取得卓越军功,因而在1891年6月荣升准将(général de brigade,旅团级将官)。1895年,他又以远征军第二旅指挥官之身份,推助法军巩固在马达加斯加岛的殖民权益,迫使女王拉纳瓦洛娜三世(Ranavalona Ⅲ)签署 《保护国条约》,由此晋升荣誉军团高级军官席位。 后又出任西印度群岛监察长,并在1898年荣升少将(général de division,师团将军)。1900年8月4日,法国政府应当时驻华公使毕盛(Stéphen Jean Marie Pichon)请托,联合七国列强共同武装侵华、镇压义和团运动;同时,瓦隆将军被任命为法国远征军总司令官。1901年完成任务后,他率领占领军进驻北京东交民巷,协助法政府兴建兵营护卫公使馆,事毕后经上海归国,获封 一级荣誉勋位大十字荣誉勋章。

来源:东城区文旅局文物科、东城区文物管理所